遺巷
遠眺近窺
今年10月9日，一個久未聯係的朋友從紐約發了個微信。手機裏跳出一個少年頭像，我一下就認出是切.格瓦拉，“你喜歡切小時候的樣子？”照片來的突兀，又沒有文字，我有點不解。“傳照片是因為他被殺47年了，” 她又發了一張切的相片，“喜歡他這個樣子。”
在我的記憶中，1967年10月9日是個特殊日子，那天，切被槍決，在玻利維亞一個叫La Higuera的偏僻山村裏。1967-68是狂飆年代： 中國正進入文革第二年，法國“紅五月”學生運動，英國披頭士樂隊（Beatles)，美國反越戰和民權運動，亞非拉的反殖民鬥爭......搖滾吸毒，持槍革命，造反憤青們以頹廢和暴力挑戰父輩們建立的世界秩序。多年後，我父親帶回一本書，是切的玻利維亞日記中譯本。扉頁上還有“內部參閱”的印章，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切。在那個崇尚英雄主義的年代，對少年的我來說，切的故事充滿異國情調和浪漫詩意。我當時癡迷音樂文學。彷徨苦悶時，讀切的玻利維亞日記如肖邦的夜曲，如雨果的小說，帶給我靈性美感和精神寄托。在我後來的人生途中，切，從遙遠模糊的偶像逐漸變成了理想與現實衝突之牆上的尋夢窗口。2001年，我在上海人藝劇場看了轟動全國的話劇“切.格瓦拉”。閉幕時，全體演員和觀眾起立合唱“國際歌”，我熱血沸騰。演出結束後，在朋友的“頂層畫廊”裏，我喝著啤酒，和導演張廣天熱烈討論，直至深夜。
2010年初，我在一本阿根廷雜誌上偶然讀到，玻利維亞首位原住民總統Evo Morales上任後，出於對切的尊敬，決定把他當年打遊擊的小路命名為“切之路” (Ruta Del Che)，並向公眾開放。同年8月，我動身去了玻利維亞。Samaipata是“切之路”的起點，這是個城鄉交融的小鎮。很順利地找到雜誌推薦的農莊。中年女莊主Marianna是荷蘭人，長及腳麵的印度紅裙配她高大健碩的身軀，顯得有點不協調。稍聊後發現，她對切所知甚少，好像也沒多大興趣，客廳看不到切的裝飾，書架上也找不到有關切的書籍。用餐時，我注意到菜單價格不菲，菜量不豐，不由想起國內一個好友參加“紅色旅遊”上了井岡山，吃住都被宰。革命，有時也是塊生意招牌。
第二天吃早餐時見到德國導遊Frank。 他40多歲，瘦高結實，短褲汗衫，胡子拉碴，見了麵就拿出記事本，問我有什麽特殊要求。我說我挺有彈性，但缺少耐心，處處都看沒必要，重點體驗吧。
上車後，我問Frank為何來玻利維亞。他說德國的拘束生活讓他厭倦。他父親從銀行職員做到經理，從未換過工作，他不想這樣過一輩子。他對玻利維亞一見鍾情，賺夠錢就往玻利維亞跑，花光了再回德國掙，來來去去十幾年，直到邂逅本地女人，就留下了。我問他“切之路”的客源情況，他說拉美人最多（阿根廷居首)，歐洲其次，亞洲不多，多半是日本人，我是他第一次接待的中國人。
離開Samaipata前，路過一家小酒吧，Frank進去和老板打招呼，也是德國人。出了城，兩輛摩托車疾馳而過，揚起的塵土裏，二戰德軍的鋼盔明亮晃眼。Frank漫不經意地說肯定是德國人，要不就是奧地利人。我原想和他聊聊二戰後納粹潛逃南美的話題，看他不感興趣就作罷了。
通向“切之路”的盤山公路崎嶇蜿蜒，路況很差。Frank說政府修過一次就再也不管了。老豐田在坎坷的山道上下顛簸，如浪裏行舟，我隔三差五地問當地人司機Jose是否OK, 他有點不耐煩，說了句no problem，就不再回答，然後翻出一張玻利維亞民歌CD，放大音量，一路聽到底。
玻利維亞8月是旱季，山上樹叢都已泛黃，車後塵土飛揚。我似睡非睡，腦子一直走神，想的事，時空跳躍大，邏輯關聯小，心裏哼著Simon & Garfunkel 唱的秘魯老歌”禿鷹飛去“（El Condor Pasa)。中途下車在岩石後方便時，一隻安第斯禿鷹 (Andes Condor)在上空盤旋，藍天下的玻利維亞高原，蒼涼孤寂。
車在離La Higuera 約二十多公裏的山坡口停下，“切之路”的步行段從這裏開始。我和Frank下車後，走了大半天的羊腸小道。到達山穀時已近黃昏，四周很靜，樹林裏傳來嘩嘩的小溪流水聲和零星鳥鳴。林中空曠處有個石塚，鵝卵石砌成的巨大五角星，夕陽下半隱半顯。Frank說，切的遊擊隊在這裏被政府軍包圍，9名隊員分頭突圍，渡河時全部犧牲，德國女戰士也在其中（《切，革命的一生》的作者Jon Lee Anderson 認為她是切的情人)。切和另5位戰友，彈盡糧絕，受傷被俘。當地村民為了紀念切的最後戰鬥，集資修建了這個石塚。我們都很沉默，我看著石塚，起初還能自持，不知怎麽就鼻酸梗塞了，到後來淚流滿麵，不能自已，不全是為切。
歸途上，我無意中回頭向遠處山崗望去，一層薄霧冉冉上升。Frank說那是當地農民燒秸稈的煙塵。落日餘暉下，有頭牛在草叢裏目送我們。
趕到La Higuera 已是黑夜。Frank 說這個小村隻有十幾戶人家，狗吠聲把我們引向一個圍著籬笆的小院。客棧是個法國人開的，他用英文和我寒暄了幾句，就去準備晚飯了。我和Frank走進餐廳坐下, 牆上掛著一幅無框油畫，我細看覺得很像西班牙內戰時期的一張著名照片：一個國際縱隊的無名戰士被敵人子彈擊中仰麵倒下。馬德裏保衛戰打得最艱苦的階段，海明威和白求恩都在這個國際縱隊裏戰鬥過。我轉過頭問Frank對切的看法，他緩緩地說，我不是很政治，也不認同共產主義，但對切很崇仰，他為信念戰鬥至死，對此，戰友和敵人都肅然起敬。
晚飯後，Frank在院子裏和店主烤火聊天，時而法語，時而西班牙語。夜深人靜，談興漸濃。我輾轉難眠，起身想提醒他們時間已晚。從門縫裏看到，他倆都穿著南美山民的鬥篷(poncho)，圍坐火盆，邊聊邊撥拉柴禾，火花四濺，和夜空裏晶瑩璀璨的群星遙相呼應，我轉念一想，又回到床上躺下。高原晝夜溫差很大，屋子有很多縫隙，透進絲絲涼風，盡管加蓋了毛毯，還是有點冷，心裏很飄，好像小船在夜海裏無目地遊蕩。
第二天醒來，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身心疲憊。我走出院子，清晨的街上空無一人，一條黃狗橫臥石路中央，家家戶戶的牆上，都畫著切，風格顏色各異。當年，切和他的戰友們撤退到此作短暫休整，村民們中有一人悄悄溜走，向埋伏在附近的政府軍告密。我很想知道，這些出自村民之手的壁畫裏，有多少是由衷熱愛，有多少是旅遊廣告。
切被槍決的小學教室，已改成簡陋的紀念館。裏麵存放著當年的門框和切坐過的木椅。看到切的遺物和遊客留言時，我心裏已湧不出先前的百感交集，象風暴席卷後的海灘，空蕩淩亂，脆弱傷感。
離La Higuera 幾十公裏處Valle Grande Valle的 Nuestra Señora de Malta 醫院，當年停放切屍體的水泥台依舊完好，牆上塗滿參觀者的留言。我在丹尼爾.詹姆斯(Daniel James)寫的切傳記裏讀到，玻利維亞政府軍在槍決了切後，砍下他的雙手送到阿根廷（阿根廷警方有切的指紋存檔）。美國中情局堅持要驗切的指紋，以確認是他本人。美國對此一直否認。負責對切行刑和運屍的玻利維亞軍官Felix Rodriguez多年後承認，他原籍古巴，是中情局的臥底。
Valle Grande有個更大的切紀念館。在這裏，我看到了一個特殊墓碑：和切戰鬥到最後一刻的5個遊擊隊員中，有一個中國人——胡安.帕布羅.張(Juan Pablo Chang)，死時37歲，比切小兩歲。我讀過不少有關切的書，也看過大部分切的影片（包括Steven Soderbergh 執導的長達5小時的傳記片“切”), 但我已記不起張。和切的英俊性感相比, 帶眼鏡的張, 看上去謙和普通，象個隨處可遇的鄰家男人。
空曠寂靜的展廳裏，幾隻誤闖進門的麻雀不停地撞擊著玻璃窗， 回聲四起，宛如置身於木魚敲響的寺廟。我凝視良久，突然湧起一股衝動，想緊緊擁抱這位葬在異國他鄉的中國兄弟。我蹲下，向黑色大理石墓碑上的張舉起V手形。
2008年10月9日，在張的出生地秘魯首都利馬，他昔日戀人的女兒，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你，帶著東方的微笑
從此走進了我的生活
你，在墨西哥聖馬可大學領導學運
為反抗獨裁不惜入獄
你，在阿根廷發動學生示威被捕
驅逐出境後，回到故鄉秘魯
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火種，再次入獄
有一次，在一個寒冷的夜晚聚會上
你，靦腆害羞，但講起革命故事卻變了個人
所有人都笑得如向日葵那樣燦爛
Violeta教你跳舞和戀愛
Irene，那個美麗的哥倫比亞女孩，向你學人類學
在利馬，你結識了切
在El Glitto酒吧裏討論如何發動古巴革命時
你對切說，“我不相信喝咖啡能革命成功”
當晚，一直仰慕你的Hilda終於示愛
你們的愛情，在流浪放逐中成熟
1955，你去巴黎索邦學院攻讀心理學
課餘為法新社撰稿
1956，你重返大赦後的秘魯，開始研究經濟學
記得有次在我家
你雙手抱臂，身穿藍色上裝，向與會者宣布
作為秘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我反對武裝暴動
因為時機尚未成熟
但當切和卡斯特羅決定發動古巴革命時
你毅然跳上“格拉瑪號”
衝鋒陷陣直到勝利
1967，你加入切的遊擊隊
轉戰玻利維亞直到被俘
敵人在開槍殺害你之前
奪走你的眼鏡，怕你記住他們的卑鄙膽小
我美麗的叔叔，胡安.帕布羅.張，就這樣倒下
今天，你是秘魯最神秘的人
聖馬可大學教過你的教授說，你是他最聰明的學生
你，深度近視，體質柔弱，卻是最勇敢的戰士
你和切，長眠在玻利維亞的La Higuera
1997，你們的遺體，從這裏挖起
送回你們曾戰鬥過的古巴國葬
張，你是我永遠的英雄
“切之路”結束分手時，Frank握著我的手問，你還會再來看切嗎？我說可能不會了。他沉默片刻說，他也有點心累，生意差強人意。畢竟，走”切之路“，不象走香榭麗舍大道輕鬆愉快；看切的遺跡，也不如逛盧浮宮賞心悅目，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願掏錢的。我留下電話號碼，說，你以後到美國，一定找我。
Jose知道我要去Santa Cruz，讓我搭他的車, 他正好要去看親戚。路上，我很想和他聊聊對切的看法，可惜，我的西班牙語和他的英語一樣有限，交流不暢。但我隱約感到，在粗獷簡單的外表下，他有一顆善感的心。那次我看完切的石塚回到車裏，一言不發地靠在後座想心事，他關掉了音樂，行駛中，不時從反光鏡裏觀察我。
沿途的景色越來越城市化，行人、建築、車輛，不停變幻，可切那張戴貝雷帽的頭像總揮之不去。這張堪稱不朽的照片，是古巴攝影師考達(Alberto Korda)在1960年3月5日拍下的。就在前一天，一艘法國軍火船抵達哈瓦那港，裝卸工人和士兵們迫不及待地打開船艙，美國中情局特工暗設的定時炸彈引爆了。死傷慘重，整個哈瓦那都能看到爆炸掀起的濃煙。次日，臨時召開的群眾集會上，卡斯特羅即興演講，憤怒譴責美國的卑劣。據考達回憶，作為古巴革命政權二號人物的切稍晚到場，他始終沉默，“眼裏充滿憂傷和強壓的悲憤。” 考達被深深觸動，用萊卡M2相機抓拍了這張攝影史上被複製最多的照片。考達從未考慮過收取版權費，他說，不想褻瀆切。但當英國伏特加公司Sminoff用這張照片做廣告時，考達憤怒起訴了，並將勝訴贏得的5萬美元全部捐給了古巴醫療係統。如果切活著，他也會這麽做，考達說。耐人尋味的是，年輕時的考達判若兩人，他是哈瓦那有名的攝影師和花花公子。他說，從事攝影就是為了找漂亮女人，他的妻子是當時的古巴名模。古巴革命成功後，考達成了切的忠實追隨者。這是個關於複雜人性的簡單故事——重塑信仰，超越自我。
Jose的提醒把我從思索中拉出來。在他親戚家門口，我要給他車錢，他拒絕了，我們相擁而別。
回美國後的一個下午，我坐在後院處理積壓郵件，看到朋友Roy的博客。他來自東德，柏林牆倒之後移居美國，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與我偶遇，成了朋友。Roy 獨自去古巴旅行了2個月，遊記裏流露出的極度失望成比例地反襯出他去之前的浪漫期待。我回複他，也許在消費文化裏浸泡太久而心靈麻木了，也許對人性從好奇到懷疑直至失望，也許崇高在生存意義上屬於短命的精神品質，活在今天的時代，有點像和穿速幹運動薄衣的女人做愛，一種若有若無的隔層感。Roy 隻回了一句，“革命不再時尚。”
看完郵件已是黃昏，樹葉在夕陽裏泛出秋色，晚風掠過有點涼意。回到屋裏，電視正播放“占領華爾街”的示威場麵，我思緒萬千。對當下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利弊之爭，我難以作道德評判——這不僅僅是智力問題。我在美國能有今天，其實是沾資本主義製度的光。咬喂自己的手，不僅道義虛偽，也有悖情理。意識到這點，我已難有崇高之舉。然而，殘存的理想主義，有時還會在心靈深處湧動，像餘燼尚存的死火山，期待在不意之中迸發。
大部分日子裏，我的精神之海都滯留在漲潮和退潮之間的平潮期，平靜而非寧靜，安定而非安詳，充裕而非充實。也許，美式中產階級的心態潛移默化地把我改造了，就像電影“肖申克的救贖”（Shaw’s Redemption)中，Morgan Freeman 對Tim Robbins 說的那句話，”我們都被機構化了“。(We are all institutionalized.)
我有時想，切到底是誰？殉道聖哲，叛逆之子， 浪漫騎士，戰鬥詩人，還是終極冒險家? 或許，更應該回答的問題是，什麽是切的精神？人類一切罪惡都源自貪婪，貪婪雖無法杜絕，但必須抑製，就像雜草無法根除，但不拔就會瘋長失控。切，以絕對的道德感，徹底的不妥協，無畏的勇氣，向最頑固的人性癌症宣戰，直到應驗了他離開古巴之前寫給卡斯特羅告別信中的預言：“革命隻有兩種結果—勝利或是死亡。”
今秋某天，我路過華盛頓市中心的杜邦廣場（Dupont Circle), 一個長發披肩手臂有切頭像紋身的流浪吉他手，坐在噴水池的台階上，獨自彈唱，我聽出是披頭士主唱列儂的“想像吧”（Imagine)。歌聲觸到了我內心深處的柔軟地方，我浮想聯翩，切要是還活著，能接受這個麵目全非的時代嗎？切的兒女們，還記得父親去玻利維亞之前留下的寄語嗎？
“ 你們應該對世上任何地方的非正義事情，都抱有最強烈的反感，這是一個人最可貴的品質。”
戴高樂說過，“最不可缺的人都埋在墓地裏”。耶穌基督、肖邦、帕布羅.張、以及被存在主義作家薩特稱為“二十世紀最完美的男人”的切，都不到40歲就離世了。或許，切這樣獻身救世的人，在功利自私的二十一世紀不再會出現。但我企盼，切的故事及其賦予的靈魂感召力，不會消失，因為，離了獻身精神，人類就無法自我救贖。
2014.10.30，馬裏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