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人倫中重要的道德規範之一。在中國傳統道德規範中，孝道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往往根據統治者的需求，多次被任意歪曲和篡改，一會兒說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良傳統，一會兒又被打壓成阻礙中國文化進步的封建餘毒。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運動就從“砸爛孔家店”開始，大批孝道，說得一錢不值，奇臭無比。“文化大革命”，更加肆無忌憚，摧毀了一切非共產主義思想得中國傳統文化，即所謂的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結果是，“新”樹立起來後，比“舊”得更加惡劣，毛主席的原意是“不破不立”，但適得其反，結果是“立無標準，破壞不斷。”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本來是對中國進行“改革”，向世界實施“開放”，但所謂的“改革”，實際上還是慈禧太後的思想意識：“改自己之律，革他人之命”，把偌大的國度、法律“改來改去”，就是不願“革掉自己身上的爛瘡”，“爛瘡”在流膿，卻不停地往上塗脂抹粉；“開放”更有些滑稽，門是已經向世界開放，但隻要他人的金錢，拒絕、過濾他人治國之策和人文思想。結果倒是把自家的陳舊思想“開放”了出來，“開”出來的是大膽無節製的欲望；“放”出來的是壓抑了千年人性的最醜惡的東西-自私。無節製的欲望加上極端的自私，使得環境被破環，資源被掠奪、政治體製被濫用、人民給予的權利被占為己有；人已無公德，笑貧不笑娼。於是乎，人人感到難受，渾身不舒服，全國聲討、人人譴責。但是誰在聲討，又在譴責誰呢？照鏡子一看，原來那人就是自己啊！羞愧難忍，憤怒何去？大家就想辦法找他人之原因，上至中央，下到百姓，都說“思想已爛，人心變壞”，原因是“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不夠，一場“五講四美”的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始了，其中五講指“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四美指“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這五個、那四個，無不針對當時相反的一麵：“不文明、無禮貌、不衛生、沒秩序、缺道德”和“心靈醜、語言俗、行為惡、環境差”；一如既往，幾陣春風吹盡，又見汙垢遍地。後來，一些所謂“崇拜西方“和想”全盤西化“的激進分子，開始把眼前的醜惡現象歸咎於黨和政府，於是中央就發出了反擊，就在”五講四美“之上，增加了“三熱愛”的內容。三熱愛為“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國共產黨。”後來，三個“熱愛”，還是擋不住批評，就來了個“三個代表”，“兩種意識”和“一個永遠”。就像結婚時的宣誓一樣，不管天老地荒、無限宇宙，我將是你的“永遠”，說啥都白搭。
上下忙活了幾年，效果越來越差，直到紅衛兵的一代掌權後，曆史又有了一個大轉彎：共產主義隻能做思想指導，中國傳統才是治國之寶。
牢騷發完了，話回正題，何為“孝道”？“孝道”和“孝順”有何不同？孝道，既然是儒家思想，當然離不開我們的孔夫子，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意思是說，父母養育子女，子女奉養父母，這是人類一種天性。禽獸都是父母養的，何況人呼？又說：“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這是孝敬父母的天性五種表現：在日常起居生活中以最誠敬的心情任勞任怨地服侍父母；父母生病時以最憂慮的心情照料父母；父母過世時以最哀痛的心情來料理後事；舉行祭祀時以最嚴肅的態度來追思父母。這五方麵做到，才稱得上是能侍奉雙親的孝子，也才能算是真正體現了人的孝親的聖潔本性。大家一看，這是一種純粹的人性特征，無甚非議。後來夫子又把這種“孝道”和忠君思想聯係在一起：“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意思是說，人最起碼要服侍雙親，再就是要為國君做事，最終還要為自己安命立身。老夫子這已經清楚地教育我們：服侍雙親，是人最起碼的要求，但你還能要為君王做點事情，否則，那隻是最低級的孝。最大的孝，莫過於自己安身立命，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才，這就是後來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真正儒家的做人標準，而不是像介子推那樣的孝子，為了一個假孝名，不願為國出力，還把老母藏到山上，寧願叫老母和自己一起被大火燒死，不知他有何顏麵去見自己的父親和祖先？沽名釣譽，害己害人。
孔子的偉大就在於沒有把話說死，按夫子本人的解釋就是，我隻是把道、理、禮、儀教於弟子，如何取舍，那則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會強迫別人遵從。《孝經》諫諍章第十五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大意是說：曾參問孔子：“冒昧地問您下，子女順從父母就可以說是孝嗎？”孔子立刻回答道：“這是什麽話！當父母有不義的地方，就要設法婉轉的去勸阻他們，這樣才能使他們不會陷入不義之中。如果一味的順從，使父母陷入不義之中，這樣又怎麽能夠稱為孝呢？”孔子態度十分鮮明，他反對一味盲從，反對愚忠愚孝。主張做父親的若有能諫諍的兒子，就不會陷於不義的行為之中，做兒子的若看到父親有不義的行為，就應該直言相勸；為人臣子的若看到君王有不義的行為，就應該進言勸止。這樣，才是完整的夫子之“孝道”，這些都體現了孔子的辯證思想和民主思想。
如果說孔子說的都是大話和真理，那麽他的傳家弟子孟子就說的多是實話。孟子把老夫子的孝道具體了一些，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意思是說，夫子所說的三種孝道，侍父、事君、立命，最後一個最為重要，因為沒有了“命”，無論事自己的香火還是思想，就此斷絕。但到了東漢，被注釋《孟子》的趙岐，具體化為：“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窮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意思是：為了迎合父母之意，委屈服從，結果是餡父母於不義之中，這是不孝第一；自己不努力，不願為君王做事，父母老了，你卻養不起他們，讓父母受貧窮，這是不孝之二；不願意娶妻生子，斷了給祖先祭祀的後人，是不孝第三。可以看出，直到這裏為止，儒家的孝道都是要求不能阿意曲從父母、君王，那麽那個“順“又是從哪裏來的呢？
這都得歸咎於那些後來得“大儒“們對孔孟之道得篡改，還得從董仲舒得”三綱、五常“說起。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的偉大和他所遭到得待遇，天上地下，都與他這種含糊得回答，給後人留下了無限得選擇權，我想老夫子一是故弄玄虛，以表示自己得學問；二是，給自己留有解釋權，對錯全是別人得理解問題，與我孔子無關。但他往往說事物的兩麵，卻被人家取其一而舍其二，斷章取義，叫他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反正都是聖人說的嘛。比如說，有一日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家子路問鬼神，他就說“你人事都搞不懂，問什麽鬼事？”人家又問，人為啥會死，他就回答道：“你連生都沒搞清，問什麽死呢？”就像現在有人問你，“為啥要吃飯？”，你隻能回答“為什麽不能吃飯？”一樣的廢話，又顯得自己有水平。可是就這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含糊回答，引出無限的綱常。人家夫子說，治理國家，根本就是搞好君臣的關係，就像一個家裏要搞好夫子關係一樣。夫子隻說了這種關係，又沒有說具體如何。後來，漢代就人為地把這種關係劃分開來，提出“三綱“，《禮緯•含文嘉》雲：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矣。但這個時候，儒家的平等思想還在裏麵，雖然關係有主次，但還是人人平等，誰主誰從，要看誰做得對、誰做得好。具體的解釋是這樣：君為臣綱，君不正，臣投他國。國為民綱，國不正，民起攻之。父為子綱，父不慈，子奔他鄉。子為父望，子不正，大義滅親。夫為妻綱，夫不正，妻可改嫁。妻為夫助，妻不賢，夫則休之。很明顯，人家說君主應該成為臣下的表率，父親應該成為兒子的表率，丈夫應該成為妻子的表率，身處某種位置，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正人先正己，三綱非但不是奴役壓迫，反而是對上位者的約束。這就是後來民間的父不仁，子不義，說隻有父親像個父親，才能要求兒子像個兒子。至於五常：仁、義、禮、智、信，實際上是對“五典”的解釋，即五種行為規則。[唐]孔穎達疏雲：“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對所有的人都有要求，並非“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絕對服從關係，在民間就把“道”換成了“順”字，男人可以為非作歹，任意休妻，而把女人改嫁的權利全部沒收，要求從一而終，甚至要“夫死從子”，把儒家的孝道變成了孝順，嫁禍於孔孟，讓二老背了千年的黑鍋，至今難脫。
儒家思想和其它的思想曆來是百家爭鳴，漢代雖然儒家和道家爭了幾百年，但儒家從來沒有占過上風，直到宋朝的朱熹，他和當朝的李宏誌是一類人物，創立“理學”，即把儒家文化、政治、風水、禪宗、哲學等等爛七八糟的東西，都歸到他的“輪子”即“理學”裏麵，辦學校、收弟子、建書院、寫著作，特別是把《大學》重新整理，將《論語》跟《孟子》，以及《禮記》一書中的兩篇《大學》、《中庸》，合訂為一部書，肆意篡改，定名《四書》。《四書》遂與《五經》合稱為《四書五經》，宋朝以後《四書》的地位逐漸超越傳統儒家的《五經》。朱熹發揚《大學》中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成為後世學者必宗的追求。明代學者薛瑄說：“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清代理學家陸隴其更以朱熹的是非為是非，認為“宗朱子者為正學，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學。……今有不宗朱子之學者，亦當絕其道，勿使並進”。把非朱的東西，全部抹殺，使得朱熹在學術上被提升到無比崇高的地位，特別是明朝以來，因為皇帝姓朱，天下舔屁股的文人政客就把朱熹當作儒家正統的傳承之人，甚至捧為“聖人”，後來又得到康熙的吹捧，結果，朱熹以來對男人的“三綱、五常”和對女人的“三從、四德”，把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女人的裹腳布一樣，牢牢地把人們束縛起來。“五四”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就把程朱理學，認為是封建主義的代表，是中國進步的思想障礙，後來被共產主義徹底否定。
時隔百年，那些在文革中的“打、砸、搶”分子，自己曾經大肆毀壞中國文化，批鬥父母的一幫“老壞人”，手中有了權了，就又把已經被共產黨和自己一代人砸爛、打到、批臭的儒家糟粕，又推了出來，說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切醜惡現象是國外文化的腐蝕和自己傳統文化的流失所造成的。年輕時，把自己父母稱作“牛鬼蛇神”的一代，又把“孝順”掛在了嘴上，把年輕的一代又綁架在道德的十字架上，大肆叫囂：“人不孝順，禽獸何異？”但他們從不自省，自己已經是禽獸，禽獸之後，能有人呼？
既然又要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不能和過去一樣，肆意篡改孔孟之道，斷章取義，選對自己有用的篇章，就應該恢複孔孟思想，堅定共產黨曆來的態度，不能隻要對我有利就說好，不顧後果，混亂人倫。
小子有《七絕》一首，為儒家孝道正名：
孔孟之德濟萬民，人倫孝道是其根。可惜思想千年誤，欺世盜名何日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