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專訪部隊大院子弟（多圖）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各軍、兵種紛紛在北京建立總部大院，從此，一種很特殊的“部隊大院文化”在這裏產生、延續，這些大院的子弟們在“大院文化”的洗禮下，也成為一個極特殊的社會群體——他們或直接繼承前輩的革命傳統，參軍接過父輩們的槍，或走進他們並不十分熟悉的公眾社會環境，把軍人色彩濃厚、不同於地方文化的大院文化帶入到了大院的院牆之外……
今天，我們專訪三個各具特色的大院後代，看看在他們這裏，“八一軍旗”的榮耀是怎樣一代一代傳下去的。
他們是（上圖）：
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王海的女兒王小華；
原空軍司令部科研部副部長朱寶鎏之子朱江濱；
原海軍司令部海軍通訊總站主任王效忠之子王武方。
文中的兩位被采訪者：前排左1和左2。(本博主添加的圖片)
“八一軍旗”下的北京大院後代
作者：胡誌強文/圖
北京西三環中路以北到複興路一帶，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各軍、兵種總部指揮機關“大院”聚集地，從這個地區向東沿長安街不遠，是中央軍委大樓，毫無疑問，北京這些部隊大院所在區域是中國國防事業的核心。
1949年新中國成立並在北京建都，新中國國防建設迅即在這裏開始，1950年前後在當時的翠路附近，各軍、兵種司指機構在大片農田裏劃地建設，時間不長，全軍各地、各類精英從部隊和地方雲集北京，走進一個個大院，開始履行新中國國防建設的宏大使命。
對外人來說，這些大院是神聖和神秘的，而對大院裏的軍人家庭及後代來說，因為生於斯、長於斯，在他們的心裏，大院是無所謂神秘感的“故鄉”，它的神聖是那麵八一軍旗和父輩將校呢材質的舊軍裝。大院的孩子們早期大多和父母一起來自五湖四海，所以，比院外的人更早地知道“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個道理，可他們身上“大院子弟”的印記揮之難去，將近70年之後的今天，大院子弟已經從第一代到了第二代、第三代，那種在“大院文化”背景下生成的人格特質，依然讓他們不同於院外的人。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中國有幾部以這種北京大院文化為背景的影視作品給觀眾印象深刻，比如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改編自王朔小說《動物凶猛》），電視劇《血色浪漫》（改編自都梁同名小說）。
現在，讓我們離開銀幕、銀屏，走進三個北京部隊大院後代和他們父輩的真實生活。
女傘兵王小華——原空軍司令員王海女兒
因為父親王海當時在南京軍區空軍工作，1960年王小華出生在杭州。她的哥哥出生在上海，弟弟出生在南京，都是隨著父親工作的調動到處走。1969年，父親進京到空軍司令部任職軍訓部第二部長，一家人隨行住進了空軍大院。此後，父親的工作又調任廣州空軍司令員，家人再未輾轉跟隨。
現在王小華已經當了姥姥。16歲時因為上學早所以高中畢業身高1.68米的她，按照飛行員的身體標準體檢合格，參軍到了八一跳傘隊當了一名女傘兵，幾年後，在部隊學醫成了廣空部隊醫院的一名外科醫生，直到1996年以少校軍銜轉業。轉業後，她走進大學校園學習外語，獲得了文學學士學位。現在，為了不閑得慌，她在一個朋友的公司裏幫忙，業餘時間幾乎全部用來照顧年邁的父母，陪伴在他們的身邊。
王小華現在依然身段很好，55歲了看上去還是很精幹的樣子。她比記者早了20分鍾來到約定的采訪地點梅地亞中心大堂，站在記者麵前的王小華後背背了一個簡單的雙肩背。她說今天正好有空，采訪完以後就可以回家陪父母了。“你父母的身體怎樣”記者問。她回答：“母親稍差一些，父親身體很好，90歲了還是十分健碩，他該是又一個百歲老人。”
記者告訴她，王海司令員是我們這代人兒時接受教育就知道的大英雄，與他同時代的另一個大英雄名叫張積慧。沒想到她拿出了為記者準備的幾張老照片，笑笑說：“這就是我父親和張積慧當年的合影”。
誌願軍戰鬥英雄王海（右），張積慧（左）。
這很出乎記者的意料。她說，類似照片家裏還有很多。記者說，在你們家裏，它們是老照片，可對於我們的民族和國家來說，它們是珍貴的曆史資料。王海和張積慧都是當年抗美援朝戰爭中最著名的戰鬥英雄，至今在北京的軍事博物館裏，還陳列著王海當年駕駛的功勳戰機，機頭部位繪製了9顆五角星，4顆實心，5顆空心，表示當年王海一個人擊落4架美軍戰機，擊傷5架。當年他率領年輕的中國空軍“王海大隊”與號稱世界王牌的美國空軍激戰80餘次，擊落、擊傷美機29架，榮立集體一等功；他本人因戰功卓著，先後榮立二等功、一等功、特等功，被授予“一級戰鬥英雄”稱號，並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二級國旗勳章，二級自由獨立勳章；所在大隊被譽為“英雄的王海大隊”。
王小華給記者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王海與加布裏埃爾對話”的故事。
1984年7月份，王海當時是空軍副司令員，隨同國防部長張愛萍帶領的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美國。突然有一天美國空軍參謀長加布裏埃爾通過武官提出來點名要見王海。他感到很突然。向張部長報告獲得同意後，他想，“加布裏埃爾要見我是什麽意思呢？原來沒有這個安排呀！”在駐美大使館空軍武官張偉儀的陪同下，王海到了五角大樓加布裏埃爾辦公室。在加布裏埃爾辦公室他看見桌子上擺了好多飛機模型。王海是飛行員出身，也十分喜歡飛機模型。他一看，模型裏有F-86。這種F-86飛機，是當年中國空軍在抗美援朝戰場上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對手。當年上級通報美國空軍情況時說，在朝鮮戰場上，美國空軍裝備F-86的，隻有兩個大隊，一個是第51大隊，一個是第4大隊，51大隊的飛機在兩個翅膀上噴兩條黃線，第4大隊的飛機沒有這兩條黃線。王海就跟加布裏埃爾講：噴黃線的F-86是你們美國空軍第51大隊。當時加布裏埃爾很吃驚，他說你怎麽知道？王海說在朝鮮戰場上，我們經常遇到就是噴黃線的F-86。他就問王海：你認為噴黃線的和沒有噴黃線的誰的技術好？王海說：還是噴黃線的技術好，沒有噴黃線的第4大隊不行。加布裏埃爾一聽就很自豪地笑起來了，說：我就是51大隊的，在朝鮮戰場上，我是51大隊的中隊長。這樣他們就非常隨便地談起來了，談得很熱烈。後來王海想，他為什麽要見我呢？因為他參加過朝鮮戰爭，在空中跟我們交過手，卻沒有到中國來過，更沒有見過中國的飛行員，我是中國空軍的副司令，我去了他肯定知道，他想見一見我，大概是想看看中國飛行員是什麽樣的人吧！
接下來的訪問中，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各軍兵種的將領在五角大樓一個會議室裏，和中國軍事訪問團交換意見。張愛萍給他們介紹王海說，這是我們空軍的副司令王海。加布裏埃爾馬上起身向王海致敬。在場的美國將領們非常奇怪這個一貫紳士氣十足的空軍參謀長今天為何會這樣，就問他原因，他說：“我們認識，我們交過手，我就是被他打下來的。”王海很客觀地說：“我不敢肯定就是我把你打下來的啊。”但他補充了一句話：“你們再侵略我，我還把你們打下來，我還是這個姿態。”這個時候，張愛萍說：“這叫‘不打不成交’！”
上圖：王海講述抗美援朝戰鬥故事。
王海回憶說，加布裏埃爾是被我們誌願軍空軍打下來的，這毫無疑問。但當時打他的時候，我們有四架戰機開炮，到底是誰打下他來的現在也沒有辦法考證了。
王小華和家人隨著父親搬家進過好幾個部隊大院，最終落腳在北京的空軍大院，這個搬家的過程，像是英雄父親對孩子們施教的另一種方式。軍人保家衛國，那個“家”好像總是離自己的家很遠，王小華好像很少見到父親在家。1969年，他們全家隨父親到了北京空軍大院，那時王小華9歲，她記得家裏總是沒人，送蜂窩煤的來了，不能送到樓下，都是她這個不到10歲的小女孩把煤一塊塊地先擺放到一塊木板上，再端著它爬上二樓堆放好，就為了省請人搬煤的錢。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了，時任廣州軍區空軍司令員的父親和前線總指揮許世友搭檔，擔任副總指揮，前指設在廣西南寧，春節到了，他們一家人獲準到南寧陪父親過了一個簡單的春節。那時，王小華也正在廣空的醫院工作，是外科醫生，到了離前線20幾公裏遠的地方輪戰，她已經寫好請戰術要求上前線。記者問她：“如果你真的被批準到前線去，你父親會同意嗎？”她十分肯定地說：“肯定同意，父親決不允許自己的孩子是逃兵！”
從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崗位上離休的父親最常對她講的話簡單質樸至極：“好好工作，尊敬領導，團結同事。”就是這12個字，讓王小華和哥哥弟弟一起，在部隊的大院裏成長、進步。
上圖：王小華（後排中）與八一跳傘隊的戰友合影。
16歲高中畢業當兵後，王小華因為身高優勢，在八一跳傘隊成了排頭兵，每次結組跳傘，第一個出機艙的都是她，這，讓她很自豪，覺得自己沒有給父輩丟臉。1977年在邯鄲，王小華參加了為時任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所做的跳傘表演，表演前集訓，一群17、8歲的小兵三個月沒洗澡，大人們一抹他們的胳膊就髒得掉泥條，可她沒覺得有什麽不妥，完全忘記了那時父親已經是廣州軍區的空軍司令員。還是那一年，跳傘隊在湖北又接到了到孝感的表演任務。部隊集結後在淩晨3點出發，沒想到黎明前的黑暗裏，大霧彌漫，村路難辨。一群天性未減的小兵，擠坐在軍車的車廂裏睡眼惺惺強打著精神，王小華一個人平躺著身子望著暗夜想數出星星。前一晚部隊剛剛組織戰士們看了一部外國電影，裏麵拿破侖利用大霧戰勝了對手。王小華看著大霧對小戰友說：“咱們今天就在大霧裏了，要戰勝誰啊？”突然就聽到“硄！”地一聲巨響。緊接著就聽到他們的汽車緊急製動的聲音，車身歪到了一旁。這條路他們走過，知道路旁的排水溝很深。沒見到星星卻被一聲巨響突然驚嚇的王小華立刻在心裏說，要是掉進溝裏，就見不到媽媽了。趕緊下車之後他們才知道撞了一輛公共汽車。好幾個隊員受了輕傷，隻有王小華沒出任何事。他們互相照顧著等待後麵的軍車，但沒有等到。好不容易等來了一輛小汽車，車上下來一位幹部模樣的人，一看他們出了車禍，就對他們說，後麵還有一輛和你們一樣的車，那些人也都穿著飛行服，也撞車了比你們還慘。這下跳傘隊的領導著急了！但那時候的通訊條件很差，還不到17歲的王小華自己就離開軍車，到路的前方去截車尋找外援，她還很幸運地遇到了一輛吉普車，便拉上隊長坐人家的車原路返回去查看那輛車的情況，到了現場才知道這輛車的損失更大，人員受傷情況更嚴重。隊長隻好搭車到處去找電話向上級空十五軍報告。了解了情況的上級指揮機關派了直升機來，他們則把白色的備份傘打開做成地標引導米八直升機降落，運走了傷員。這次事故中王小華因為表現勇敢機智，得到了部隊的嘉獎表揚。
隻要當兵就有可能遇到危險，無論占時還是平時。王小華同樣如此。一次在邯鄲訓練時，她就經曆了打開備份傘的危險。當時她第一個離機跳了下去，卻忽然發現自己沒有正常減速，抬頭一看，呀，主降落傘怎麽是一個長條啊？那時她已經有了50幾次的跳傘經曆，主傘沒有正常打開，她心想：“完了，這回見不到媽媽了！”她趕緊把手伸向備份傘拉環，備份傘打開了，隨後主傘也打開了。那次隻有她是主傘和備份傘雙傘降落，地麵上的老百姓很清楚地看到了她的主傘沒有打開，非常緊張。她降落到了一片麥田裏，落地後好幾個農村婦女跑過來拉著她的手放下懸著的心說：“還是個女娃啊！”17歲的她又躲過了一劫。她們跳傘時的最高速度可達70公尺/每秒，還要做出旋轉、翻滾動作。很奇怪的是，王小華第一次跳傘時也沒有絕大害怕。
談到從空軍司令員職務上退下來的上將父親“英雄王海”，王小華說，小時候自己還真不知道父親有多偉大，好像是5、6歲的時候，認識一些字的她指著家裏一本轉幀精美的《誌願軍英雄傳》畫冊裏父親的照片問哥哥：“這是爸爸嗎？爸爸還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啊？”哥哥告訴她是真的，這以後她才知道了自己的父親是那麽的偉大。王小華對記者說：“現在那麽多明星什麽的，我看哪一個都沒有我父親帥。”
文革期間，王海在杭州被鬥得厲害，就因為他強調軍訓不能放鬆，還說“江青就一個演員，她的專機來杭州為什麽我們要停止訓練淨空？”後來是空軍上層為了保護他這個戰鬥英雄，把他調到了北京。
王小華的父親王海今年已經整整90高齡，身體依然健碩，她說：“父親能活百歲！”因為都是軍人的父親母親的言傳身教，王小華至今信奉一個做人的原則：“說話必須算數。”
王小華說，當年自己其實是想當一名女飛行員，假如那個願望能實現的話，說不定現在自己還可能走進中國女航天員的行列了。在張廷發任空軍司令員，王海任副司令員的時候，她曾經求父親“跟張廷發叔叔說說讓我當飛行員唄？”父親說：“那可不行，你有什麽本事就幹什麽事。”王小華說，小時候自己拆解自行車、和麵蒸饅頭幹家務。她知道包括自己的哥哥弟弟在內好幾任空軍司令員的孩子，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在做事，不知道什麽是撒嬌。他們沒有現在很多“官二代”身上的壞毛病。八一跳傘隊的經曆和父、母親老軍人的職業養成，讓她至今做任何事情還是嚴謹、守時。她還會像母親一樣，用廢棄的降落傘材料在家為雙胞胎女兒做衣服，說起這些事情，很難讓人相信這是中國空軍司令員的後代。
當了18年兵之後，王小華以空軍少校軍銜轉業到了地方，大院生活中，小學時期的生活在她的記憶中最深刻，和小學同學的感情也最深。她的哥哥在波音公司從事芯片方麵的工作，弟弟做的是軟件專業，都很出色，他們的孩子也都畢業於哈佛等名校，個個出色。她自己的兩個孩子在國外已經研究生畢業。她說，他們家的傳統就是孩子們的事都要自己做主，家長不管。
朱江濱——原空軍司令部科研部副部長朱寶鎏之子
1958年出生在哈爾濱空軍一航校的朱江濱說：“我很另類。”另類的朱江濱在哈爾濱出生滿月之後，就被母親抱在懷裏不遠千裏進了北京空軍大院，他家應該算是在大院生活時間最長的少部分人家之一。自己祖籍是廣東，出生在哈爾濱，在北京長大；大學畢業工作、落戶的地方是山西，由此朱江濱說，很難定性自己是哪裏人了。作為典型的大院後代，朱江濱認為大院子弟一般很低調，不爭不搶，可是出了大院總覺得不是很接地氣。現在朱江濱在航空行業工程師的崗位上已經退休，他的弟弟也和他一樣讀了大學的航空專業，都是很規矩地接了父親的班，隻是兄弟二人都沒有當兵，在地方航空工業企業工作。他是1977年中國恢複高考，在海澱溫泉地區插隊時考上西北大學航空專業的，畢業後就分到了山西，至今沒有回北京，成了“純正的”有山西戶口的山西人。
這也是絕大多數大院孩子的特點——地域性的歸屬感不強，大家共同認可的就是“大院人”。
他的父親叫朱寶鎏，是1949年從上海交大入伍到空軍航空專家。
1949年建國後，中國建立海、空軍，相比海軍來說，空軍需要的的知識分子更多，到空軍的知識分子一部分來自當年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一部分是就是建國後國內著名大學大學的大學生。
朱江濱的父母都是1946年從廣東到上海讀大學的青年學生，父親在交大讀航空專業，母親在上海聖約翰醫學院讀醫學，此前，他們畢業於教會中學。他的父親朱寶鎏的家庭背景在民國時期已經不一般，朱江濱的爺爺是留美醫學博士，在孫科時代任廣州市衛生局局長，姥爺是留德的商學專業高材生，後擔任了民國歐亞航空局的局長，後到了香港任一家航空公司中方副總，他們都是民國時期留美的高級知識分子。這些背景讓這個家庭的文化氛圍很西化。對這樣的背景，朱江濱定義自己的家庭為軍內“另類”，“在父輩這代父母雙雙走進了中國共產黨的隊伍。”他說。其實，在上海的時候，朱江濱的母親就參加了中共地下黨，但他的父親不知道。朱江濱的父親是更純粹的知識分子，隻有夾著尾巴做人。1949年11月11日，中國正式建立自己的空軍，當年朱寶鎏也從上海交大畢業了，空軍到交大選大學生，來人問：“誰的身體好啊？”朱寶鎏站出來說：“我的身體好。”人家就說：“那你就到東北去吧。”很簡單地就到了哈爾濱一航校當了教員。
哈爾濱航校是訓練飛行員的學校，學員在上飛機之前一定要在理論訓練處學飛行理論和飛機結構知識，朱寶鎏教的是飛機構造。當年航校的上課製度按蘇聯方式，上午一連上6節課，共6小時，每節課之間休息幾分鍾，下午自習不上課，工作量很大很累。有一次，為趕任務，連續十天要教兩個班，下午也上課，每天12節課，3天下來朱寶鎏的嗓子都啞了。可他全不在乎，在航校除了完成正常的教學任務外，還為學校培養剛參軍的中學畢業生當助教，重點教他們大學一、二年級數學、物理及其他有關知識等，這些課還是他一個人講。為此，1954年空軍政治部給他記了二等功。因為在空軍一航校教學工作成績優異，被到哈爾濱挖掘人才的留蘇專家卜仁發現，他被選調到了北京空軍總部，開始從事軍事科研工作。那時，空軍大院還未全部建成，新組建的科研部是空軍司、政、後之外的獨立部門，意義重大。調朱寶鎏的時候，航校不願意放人，卜仁說，我是上級機關來的，你們隻能服從命令。這樣，朱寶鎏來到了北京參與籌建空軍科研部，擔任參謀職務。1955年第一次授銜時，他被授予少校軍銜。
朱寶鎏能夠在新中國空軍的核心部門工作，讓他的海外親戚很意外，也很不理解，那些親戚都是民國時期留美的高級知識分子。現在近90歲的朱寶鎏回憶自己的從軍經曆說，參軍50多年一共隻待過三個單位，即哈爾濱空軍第一航空學校、空軍科研部（後改為空司科研部）和其直屬第八研究所，但借用他幾天、幾個月以至幾年的單位就多了。空軍在北京的研究所很多，朱寶鎏可以說是這些研究所的老前輩，現在他是空軍指揮學院戰略研究部顧問，依然沒有徹底退休，不能進幹休所。他認為一輩子非常幸運，“最大的幸運不是遇到有嚴重生命危險的任務時能安然度過，也不是突發心肌梗塞被搶救過來，而是每到一個單位，都有掌握政策很好、高水平的領導，這就為一個剛出校門知識分子的成長和今後工作創造很好的條件。”
了解中國空軍科研工作的人沒有不知道朱寶鎏的，因為，他是中國空軍科研工作的代表人物，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主持工作以後召開全國科學技術大會，朱寶鎏是空軍的知識分子代表之一，《人民日報》當年專門刊發通訊《藍天鋪路人》，介紹了朱寶鎏的事跡。所以，朱寶鎏在空軍科研事業方麵，最輝煌的時期始自改革開放以後。1980年，他被任命為空軍科研部副部長，後來又調到了空八所擔任總師，“準離休”時已經76歲了，之所以如此高齡才“準離休”，不能真正離職休養，是因為在空軍科研部門，他依然不可或缺。
上圖：朱寶鎏（左）與外國飛行員在一起。
進京到了空軍大院後，朱家隨著朱寶鎏職務的變化，按照規定多次調整住房搬家，朱江濱也在空軍大院住了18年後，到1976年高中畢業插隊，後參加高考才離開了大院和北京。
當時沒能參軍的大院子弟，絕大多數都是“背景有問題”人家的孩子。說到大院孩子的分類，朱江濱說，普通幹部子弟和“小樓家庭”的子弟還是有區別的，而最大的區別可能就是那些數量很少的小樓子弟，社會接觸麵更窄，盡管平時大家都在一起玩遊戲。文革中的大院生活一點都不平靜。他記得很清楚，那時幾乎每天有穿軍裝的人莫名其妙地離開，不知去向，現在知道那些人都是被牽扯進不同的集團出了問題。林彪事件之後，林立果十分關注的空軍科研部們成為重災區，朱寶鎏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也被定為有嚴重問題的審查對象。1970年林立果要搞一個戰鬥機垂直起降項目論證，開研討會的時候，朱寶鎏因為已經靠邊站沒有參加。會後一次在大院公共浴池洗澡的時候，大家議論：“這個項目確定了，年底就要試飛。”朱寶鎏接了一句話：“夠嗆啊，來不及！”沒想到旁邊一個搞後勤的幹部聽者有心，為了自己有業績，把他的話上報了領導，朱寶鎏立刻被定性為“對接班人持懷疑態度！”，他的“暴露”也成為空軍科研部揭開階級鬥爭蓋子的第一步。很快，上級決定1971年9月中旬宣布把朱寶鎏揪出來，沒想到9月13日，林彪事件發生，朱寶鎏的問題也隨之煙消雲散。
到了科研部的朱寶鎏曾經邊幹邊提高。在空軍開始裝備空空導彈後，空軍科研部領導找了一本又大又厚的英文導彈入門書讓他脫產翻譯。幾個月過去，在書接近翻譯完的時候，由於種種原因朱寶鎏隻能停下翻譯工作去幹別的事，但這次翻譯工作為他打開了導彈知識之門，也為後來深入了解航空導彈武器打下了必要的基礎。那個時期，他經常會被外派參加入侵飛機殘骸研究、參與采購外國飛機談判和出國考察、跟隨空軍首長出國參觀訪問。這些活動又讓他學到了大量新知識。
和父親一樣，朱江濱也從小喜歡飛機。他說，我家有一個當時其他家庭不具備的條件，就是有很多國外的航空專業書籍期刊被父親帶回家裏來，“那些印刷精美的書刊強烈地吸引我。”那時的朱江濱還是小學生，父親從中學開始就收集的各國軍用飛機資料，豐富了他的業餘生活。加上父親調到空軍科研部後，除日常事務性工作外，還為《航空雜誌》和科研部編印發行的《科技資料》、《外國空軍資料摘譯》、《科技通信》等刊物，撰寫大量有關外國作戰飛機的數據和分析資料，這項工作他做了很長時間。這樣的父親和環境，直接導致朱江濱在恢複高考後堅持報考了大學的航空專業。他的中學同學說，朱江濱非常聰明，中學學曆史的時候，他做了一個能折疊和拉開的冊頁幫助記憶曆史知識，很方便，因為這個小發明他還得到了學校的表揚。
但大院孩子結夥打架的事情朱江濱也躲不開。剛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他開始嚐試拿出“北京大爺”的架勢來為同學抱不平。一次放學後他站在比自己高很多的一個同學麵前說：“不怕你，我就在這兒等你，來吧！”說完跳起來一拳打了過去，沒想到人家不接他的拳，而是抬起腳一下子就把他踢到了桌子底下爬不起來了。一瞬間他就明白了：“打架原來是這樣的啊！”從此，北京大院裏少了一個“北京大爺”，中國西北多了一個航空工業高級工程技術人員。
上圖：在軍隊和地方共同參與國家航空事業建設的朱家全家福。
和父親相比，朱江濱覺得自己的幾十年生活沒什麽可說的，除了像父親那樣讀了航空專業，也做了航空專業的工程師。“離開北京的時間太長了，除了回大院看望父母時還會覺得自己是大院的孩子之外，我的大院情結已經很淡了。”他自己退休之前已經在體製內做到了高級工程師的級別。但那個環境總讓他覺得不適應，在那個環境下他沒有條件像父親那樣做出一番事業，他選擇了知難而退。
大院的孩子因為父母都是各部隊各地方的優秀分子，所以基因裏總有一些“英雄情結”。朱江濱介紹說，他的同學中有一個叫劉誌宏，身高馬大，反應靈活。劉誌宏的父親就是小說《烈火金剛》中英雄肖飛的原型，後來擔任了空軍司令員的王海上將就更不用說了，他的英雄事跡更是在幾代中國人的心中永遠留存下來了。他和這些民族、國家英雄的後代都是同學，從小玩在一起，那種英雄情結對他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他很堅定地學父親走上了為國家航空事業盡一份力的道路。
王武方——原海軍司令部海軍通訊總站主任王效忠之子
1958年5月7日出生的王武方，經曆很有意思。
出生38天的時候，被母親抱著跟隨父親從河南的海軍通訊團到了海軍大院，父親到了海軍樞紐部工作，那時海軍大院剛投入使用時間不長。從18歲離開海軍大院當學生兵開始，到訓練10個月後分到艦艇部隊，再到最後在2013年55歲從海軍政治部正師職大校軍銜退休，從軍35年，王武方不僅和父親幹的工作很相近，而且在從基層艦隊調回北京後，還在大院裏分到了父母家臨近的房子，成了自己長大的那個單元樓的鄰居。這樣的經曆在大院子弟中並不多見。
王武方的身材很魁梧，從軍35年養成的軍人姿態已經去不掉了，這也和所有參了軍的大院子弟一樣。
他的同齡人是這樣記憶海軍大院的：
海軍大院的通信連： 我們那時稱為“三分站”；提到大院的一禮堂，我們會聯想到後勤學院和那裏的桃園；還有大院的維修隊，定期給大家換紗窗，還有70年代初“七一小學”的大火，侯俊真能幹！大院的澡堂在60-70年代位於32號樓的東側的鍋爐房旁邊，對麵是個大煤堆，至今我還能記得澡堂內熱氣奇妙的味道！還有大院的小孩食堂，它位於汽車隊和海後小院的丁字路口處；嘟嘟家是1960年遷入海軍大院的，小時候住在304樓，家中多數孩子是在海軍七一幼兒園、七一小學和七一中學度過的兒童和少年時代。那時候海軍大操場的大銀幕電影、操場邊的雙杠單杠、軍人服務社裏的水果糖、大禮堂的歌劇《紅珊瑚》、甚至大樹上的知了、樹下的螞蟻窩，想想都是那麽親切。一群和海軍一起長大的孩子們，伴隨著時代的變遷，見證著人民海軍的成長，走南闖北了一輩子也脫不了和中國海軍的那份情緣。還有和海軍結了一輩子情緣的呢，嘟嘟中學時的好友銀杏樹，生於海軍大院，長於海軍大院，嫁給海軍軍官，至今還住在海軍大院。
……
王武方和他們的記憶沒什麽異樣，同樣是司令部的黃樓巍峨挺拔而且神秘，旁邊的灰樓有趣好玩。他的家一度就住在這個作為家屬樓的灰樓旁。更特殊的地方是，他的愛人是父親擔任正營職軍事主官時，自己副營職下屬的女兒，兩家結的是兒女親家。這對兒女親家背後，父輩的關係是這樣的，王武方的爸爸把王武方媽媽的同事介紹給了自己的副營長，這之後兩家走得很近，待日後雙方有了兒女，就來了個親上加親，讓王武方娶了那個叔叔家的女兒。到今天，兩家的關係依然如故。
上圖：海軍大院的第二代，王武方一家。
但王武方說，這麽近的關係，搞好了是親上加親，搞不好的話也傷人匪淺。他講了另一對大院子弟相似的故事，同樣是父母親之間因工作關係相互介紹成親，待有兒女後又結了兒女親家，可後來，年青的一代發生了嚴重的感情問題，最終離異。孩子的離異造成了父輩們之間產生了難以彌合的誤解，兩家的關係完全破裂了。
他不知道父親是哪所中學畢業的，就知道1947年在天津薊縣的一所中學，據說那個中學是解放軍辦的一個定向培養學生的學校。解放軍的人一鍋端把學生全部帶到了四野總部通訊部隊，在總部林彪和劉亞樓等前指機關首長的身邊工作。此後，參加了解放海南島的戰役，勝利後，隨抗法援越部隊到了越南，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顧問團的首長身邊工作。1954年奠邊府大捷之後王武方的父親從越南回國，1958年到了海軍在河南的通訊團，從此與海軍通訊專業結了不解之緣，此後，他也和全家一起隨著父親從河南搬進了北京的海軍大院。王武方說，父親是海軍通訊兵的早期建設者之一，後來通訊兵大發展，很多階段都是他的父親做軍事主官負責的。
王武方的父親到了海軍大院以後，先是在樞紐部工作任參謀，後在收信台擔任營職台長，再後來到了通信總站擔任分站主任、副參謀長、參謀長等。王武方參軍後在東海艦隊也做起了和父親一樣的通訊兵工作。現在，除了衛星等手段之外，不同波段的無線電聯係依然是海軍通信部隊使用的重要通信手段，這讓王武方和父親的距離一直很近。
大院孩子的人格養成、人生理想往往和家長關係密切，盡管家長不一定插手孩子的教育。王武方從小就喜歡無線電，自己組裝電石收音機這些愛好，肯定和父親在家裏一舉一動有關。當兵第一年在東海艦隊學兵訓練團接受軍訓，10個月之後因學習優秀，王武方就以戰士身份站上了講台，1979年提幹後，1981年升為副連職的助教，1984年10月王武方被調到了艦隊司令部通訊處。這期間，他因為發明革新榮立過兩次三等功。當時，全團使用的24英寸匈牙利黑白電視很容易出故障，每個學員隊配一台，那些故障很煩人。部隊所在地是農村，修理這些電視時配件很難買到。這時，王武方的本事用上了，部隊要他主持建了一棟訓練樓，建樓時他把樓內的設備全部聯網安裝在一起，顯示出了自己的業務能力。很自然地，故障電視的修理任務就落到了他的頭上，團領導沒想到在王武方手裏這些故障手到病除，更神奇的是，領導發現王武方一到，簡單幾下就能排除故障，包括教學用的很多設備，在他手裏同樣很快就會修理好。“一身本事”讓王武方在部隊名聲大作，屢屢受獎。
在艦隊通訊處任參謀職務期間，整個艦隊三個軍、四個師、五個直屬團的通訊設備都是他的職責範圍和設備直供單位，其中，一條驅逐艦上列在裝備目錄上的的設備就有400多台套，需要軍事主管異常仔細嚴禁，王武方必須對常規需求、實時需求隨時了如指掌，及時補充撥付到位。
就在他也從艦隊調入海軍大院工作的時候，他父親的老戰友問他調回海軍大院後幹什麽工作？他說還未確定。這時他的軍銜是上尉副營職海軍軍官，碰巧大院裏一輛軍車的警燈出了故障，他三下五除二就解決了問題，見狀，父親的朋友就把他推薦到了政治部的安全部門工作了，他擔任了海軍政治部安全處第一任處長。從此以後，王武方開始了比父親還繁忙的軍旅生涯。
王武方的父親在基層部隊的時間比他長，一直擔任部隊的軍事主官，所以在業務方麵，父親對他影響非常大。因為父親一直是海軍通信工作的業務尖子，他非常欽佩自己的父親，他說，直到2008年去世前，父親的觀念一直都很超前。“父親給我的意見是，必須重視業務能力的培養，必須當尖子！”他回憶，當兵的前9年，沒在家過過一個春節。家裏的情況是，兩個弟弟中的大弟弟也參軍了，逢年過節，奶奶就到海軍大院去接上孫子回老家去過。他的母親每天騎自行車從海軍大院到現在東四環那邊原來的北京內燃機總廠上班，父親在延慶海軍通訊站，春節也不回家，所以，他們家很少有過節團聚的感受。
一次突發事件，讓部隊為王武方榮記了三等功，那次軍校正要開始新兵結束入伍訓練後的分列式閱兵，來自部隊和地方的首長都坐到了席台上，突然部隊停電了。首長萬分著急，問王武方：“你有辦法嗎？”他回答：“有！”他向首長要了一個班年輕力壯的戰士，找來一台手搖發電機，把發電機的輸出線直接接到了擴音器的放大級電路前，一下子解決了問題。首長決定為王武方記功。
王武方此後還獲得了很多榮譽——在20多年的海軍安全保衛工作崗位上，2003年，他獲得了“全軍保衛偵查工作先進個人”稱號；2008年，獲得海軍“從嚴治軍先進個人”稱號。由於至今涉及王武方獲獎的原因有些還在涉密，所以不便都說出來，他告訴記者，當年北京軍博館藏手槍被盜案就是他參與破獲的。20多年，王武方承認自己因為參與了全軍很多重特大案件的偵破，所以“有一些成就感”。
王武方和官兵的關係很融洽，這點也像他的父親。父子兩人都很在意下屬官兵的生活質量和為他們服務。在大連任軍事學院院務部部長的時候，王武方的父親在春節時經常會替戰士站崗，這點在王武方自己下連隊的時候也學會了。
現在，退休後的王武方在一家書畫藝術品鑒定公司擔任技術總監。
我們無暇講述更多大院裏的故事，介紹更多大院裏的後人，今天的三個人物，各具特點，大致代表了北京部隊大院子弟的一些特征。從這些講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們都是無意識地繼承了父輩的傳統，甚至延續了父輩的軍人使命。他們身上很少一般的市井氣息和官宦模樣，他們的後代依然在沒有祖輩、父輩蔭蔽的條件下進行著自己的奮鬥——不靠別人，不故意用家庭的特殊背景炫耀自己是他們的共同特征。
大院子弟的所作所為應該在基本人格和理想追求等層麵給我們一些啟示和啟發。我們甚至可以這樣想，能夠做到像他們那樣普通就可以了，因為這樣的“普通”恰恰是最難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