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農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晚十時許,日本關東軍島本中隊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數人,將沈陽北大營南約八百米的柳條湖附近,炸毀了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他們放了三具身穿中國士兵服裝的屍體,並誣陷中國軍隊破壞鐵路。關東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向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發起攻擊。轟動世界的日本侵華戰爭就此拉開了大幕。日本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等激進的青壯年軍官策劃了這一陰謀三年之久。這些激進的日本關東軍中下層軍官們則決心甩開日本的官僚機構和軍部,他們要直接占領東北,造成既成事實。他們認為日本文人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屈膝投降。他們的行動甚至沒有得到關東軍司令部的正式批準。
而實際統治東北的張學良,此時遠在北平。而遼寧省警務處長兼沈陽市公安總局局長黃顯聲將軍在事變之前,匯集多方情報,確認日軍將會有入侵行動。形勢危急。他特意到北平麵見張學良。張學良向他下達了“不可抵抗”的命令。但同時加了句:“你們地方武裝可加緊訓練,加強戒備。”有此命令,曾任東北軍旅長的黃顯聲開始在沈建立聯防區,並將20萬隻槍下發全省警察係統。
九一八事變事變當夜,張學良下達了“不準抵抗”的命令後,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命令東北軍“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裏,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結果北大營的8000多名守軍被隻有300多人的日軍擊潰。正是由於激進派軍官的瘋狂冒險成功,關東軍司令部開始全麵支持這些軍官。同時為了彌補關東軍隻有一萬人的缺兵少將的不利局麵,精銳的日本駐朝鮮軍無視日本內閣決議,於9月21日越境進入中國來幫助占領東三省。
918 事變之時東北軍的武器裝備遠勝日本關東軍[1] 。計有飛機200多架。這些飛機在當時世界處於先進水平而且種類齊全,頗成係列。 被日軍奪取的東北軍空軍機群,連蒙在飛機上的帆布都沒有來得及取下。日軍留下的資料中記錄:“步槍約15萬支,子彈約3百萬發,迫擊炮約6百門,炮彈約40萬發,山、野、重炮約250門,炮彈約10萬發,火藥約40萬磅。918事變之時東北軍的部隊數量也遠超日本關東軍。[2] 當時的關東軍隻有10600人,而東北軍是44.8萬,其中正規軍26.8萬,駐在平津一帶的精銳有11萬左右,駐在奉天的精銳有6萬左右,對關東軍占絕對優勢。
當時張學良執掌的東北與國民政府僅是名義上的歸屬關係,東北軍權、政權、財權集中於張學良之手。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難以真正對張學良發號施令,更動不了東北軍的一兵一卒。蔣介石後來曾說:“事實上東北在九一八以前,僅名義上歸屬於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
那麽張學良為什麽不抵抗呢?他與日本人有殺父之仇,本身對日本鬼子的殘暴有深深的體會。現在家鄉又被攻擊,家鄉父老鄉親即將被日寇蹂躪。而且東北軍官兵同仇敵愾,軍心民心都在自己一邊。又是本土作戰。國恨家仇集於一身,地利人和在握。無論從哪方麵講,都應該浴血奮戰。
但如同小孩打架找大人評理一般,張學良卻寄希望於國聯。非要擺出一副自己一點責任、一點錯也沒有,都是日本人搞的鬼,快點給我做主的樣子。
而唯一在事變發生後,奮起抵抗的就是黃顯聲將軍領導下的警察隊伍。他們不顧張學良“不準抵抗”的命令,奮勇作戰。多名警察以身殉國。
日寇攻占沈陽
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到半年時間內,相當於日本國土麵積三倍多、工農業資源極為豐富、工業基礎國內先進的東三省全部淪陷,三千萬同胞陷於日寇鐵蹄之下。
發動九一八事變並非日本政府或陸軍部的決定,而隻是日本關東軍部分激進的青壯年軍官的冒險行為。再加上關東軍和駐朝鮮軍的獨斷專行和事變成功後的大力支持。如果張學良進行堅決抵抗,那麽日本政府必然會重新考慮侵華計劃。正是由於在東北的輕易得手,讓日本軍方更加驕狂。認為可以迅速征服幅員遼闊的中國。從而改變了原來穩紮穩打的策略。九一八事變直接導致了日軍的野心膨脹和不可一世。
如果東北軍奮起抵抗,進攻北大營的區區三百日本鬼子早就被送去見天照大神了。那麽關東軍絕不敢冒險擴大戰端。如果日本意識到連東北軍都這麽難打,就不敢去與美國較量。也許日本就不會大舉侵略中國而泥足深陷,導致最後的失敗。如果評選日本人最恨的中國人,那張學良一定名列第一。他的不抵抗政策,一下子讓日本人誤以為自己武力強大到,讓有殺父之仇、滅國之恨、手握重兵、武器精良的軍閥頭子都不敢抵抗。那麽其他中國軍閥怎敢捋日本軍鋒呢?打下中國豈不是輕而易舉?隻是由於兵力不足。所以日本開始大肆擴充自己的軍隊,走上了全麵侵華的不歸之路。日本軍國主義覆亡的開端就是九一八事變。
[1] 李彥澤小博士 老照片重現918東北軍丟棄武器。360 個人圖書館
[2] 俞天任 著 《有一類戰犯叫參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