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口飛速增長壓垮的帝國（三）

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的上諭中提到：“生之者寡，食之者眾， 於閭閻生計誠有關係。若再因歲事屢豐，粒米狼戾，民情遊惰，田畝荒蕪，勢必至日食不繼，益形拮據。朕甚憂之。”

更多的人口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是清政府必須優先滿足的。尤其是糧食，從康熙朝開始；就是施政的重中之重。饑餓的百姓無疑是帝國的安全的隱憂。

貧窮的廣大百姓篤信：“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多子多福”。即使在貧窮、饑餓的生活狀態下，還是不斷地生育子女。但窮人們更深層次的驅動力是：“養兒防老。”和：“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隻要眾多子女中一人致富或顯貴，則全家都可以擺脫貧窮。今日的低收入家庭也持有同樣的邏輯，所謂越窮越生。眾人拾柴火焰高，中華大地上越來越響亮的新生兒的啼聲將帝國推向動亂的邊緣。盛世已經搖搖欲墜。

雄心萬丈的康熙雍正乾隆怎肯向勤勤懇懇地生兒育女的子民們低頭。他們“焦勞宵旰”地處理人口激增帶來的“民間穀價，有增無減”、貧民無地無以為生等巨大的社會問題。主要的措施如下。

一 鼓勵墾荒。

康雍乾盛世期間，全國開墾荒地超四十萬畝。康熙二十二年，收複台灣。閩、廣兩省隻人到台灣墾荒者眾多。雍正五年，允許各地無地之戶到雲貴開荒種田。乾隆五年，諭令：“各省生齒日繁，地不加廣，窮民資生無策。向聞邊省山多田少之區，其山頭地角，閑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雜植”，“嗣後悉聽該地民夷墾種，免其升科，並嚴禁豪強首告爭奪，俾民有鼓舞之心，而野無荒蕪之壤。”乾隆三十八年，還鼓勵各地百姓入新疆開墾土地。“內地之民爭趨之，村落連屬，煙火相望，巷陌間牛馬成群，皮、角、氈、褐之所出，商賈輻輳。至於紹興之酒、昆腔之戲，莫不坌至”。“字號店鋪，鱗次櫛比，市街寬敞，人民雜輳”。內地漢人擁入蒙古地區，所謂口外謀生。乾隆甚至放鬆了對大清“龍興之地“的關禁。“盛京可耕之土甚多，畿輔山左，無業窮氓，挈侶至者，鹹耕藝安居，久之悉成土著，日積日多。雖於本地淳樸古風有礙，然太平日久，戶口繁孳，借此以養無數窮黎，故向有禁之之例，而未曾嚴飭也。”

二 推廣紅薯、玉米等高產作物

乾隆為解決糧食危機而大力推廣紅薯、玉米等高產作物。紅薯生命力強。耐幹旱，在水澇、鹽堿地區也能生長。最重要的是產量極高。在山東、直隸、陝西的大量種植，一時間解決了糧食危機。

玉米更是遍地開花。“延山漫穀，皆種玉米”，“土 人稱為六穀”，“舂煮為糧，無異米穀”，“特此為終歲之糧”。

三 是治理黃河、淮河等水災嚴重的河流。

疏浚河道、防災利農、保證漕運。清朝設有河道總督。康熙皇帝將治河作為與平“三藩”同等重要的國務大事。他曾講：“朕聽政以來，以三藩、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書而懸之宮中柱上，至今尚存。”乾隆皇帝曾告誡大臣們：“河工關係民命。” 康雍乾盛世期間，在治理水患方麵可以說是卓有成效。

但是以上種種無法根治人口飛速增長的壓力，更無法阻止土地兼並。下圖可以看出從康熙朝開始，清朝人口就是一路上揚、不可抑製。直到太平天國之亂，人口才在頂峰下降。也就是說白蓮教起義等就是小打小鬧、無法改變大局。

道光年間的舉人汪士鐸深有感觸，“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國家人浮於地者數倍” 。他痛心地指出：“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苗洞已開深箐，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種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盡以助食，草木幾無孑遺，猶不足養，人事之權殫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