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興坊之二，東西鄰居 陶次瓦
進入餘興坊後的第三排，從大弄堂往西數的第二幢石庫門房子就是我家，第一幢住的大部分是章家人。
章家曾是紹興餘姚的大家族，也是在敵偽時期從日本人手裏逃難到上海來的。三少爺三少奶和嗣子住一樓，四少爺四少奶全家老小則住二樓和三樓亭子間。餘姚章家曾經由三少奶當家，三少奶不識字，但所有的明細賬目和家當都在她腦子裏裝著。早年從北平女師大畢業的我祖母，對隔壁的三少奶非常佩服，說三少奶是個極具天賦的人，不光大戶裏的大事都記得住，連哪個筵席上的什麽菜都記得清清楚楚。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三少奶和我祖母的關係及佳，我稱三少奶為“三阿婆”。祖母從三阿婆那裏學了不少淮揚菜式，比如“黴幹菜燜肉”、醉蝦、醉蟹、“紹興醉雞”、自製豆腐乳，豆瓣醬，四喜肉，和各色鹵味等等，我呢，鸚鵡學舌學了不少紹興話。三阿婆的嗣子名字裏有個“西”字，我就根據上海人的習慣叫他“阿西爺叔”。阿西爺叔在賽璐璐廠裏開車床，是個孝子而且力大無比，是我從小的偶像。有一天他麵色蒼白地捂著滲血的手回家，我才震驚地知道他的食指被車床軋掉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工傷，但遠遠不是最後的一次。阿西爺叔托了在律師事務所工作的兒子的福，如今也搬進了郊區的別墅了。
二樓的四少奶和四少爺我叫他們四阿婆和四阿公，他們有二子二女。住在家裏的是小兒子，名字裏有個秋字，我就按習慣叫他”阿秋爺叔”，阿秋爺叔在上海的某重點中學裏教數學。阿秋爺叔的教學本事一流，記得輪到我高考時，他說負數就不用複習了，臨考時我教你幾句口訣就一定過關。四阿公家教極嚴，他的小孫子如果背不出書來，是會被鐵火鉗抽手心的。小孫子也爭氣，如今已是上海大醫院裏的博導和主治醫師了。阿秋爺叔還有個非常頑皮的女兒，小時候有次把自己鎖在三樓亭子間裏睡著了，她爸媽大聲喊叫敲門，就是叫不醒她，全家嚇壞了。正好那天我在家，於是弄了把竹梯架在個桌子上，就像壁虎般地翻過二樓亭子間的戶外電線，從窗戶裏爬進三樓亭子間去開門。前幾年回上海時，已經搬離餘興坊的阿秋爺叔全家邀我去吃年夜飯，席間，她媽媽還問如今也已是媽媽的女兒是否還記得此事，大家會心地一笑。
第三幢石庫門房子是幾家分租戶，一樓客堂和二樓亭子間住的是個蔡姓老太太，大兒子不和她住在一起，小兒子在外地。蔡老太太有著深陷的眼睛和鷹勾般的鼻子，看上去很凶，但其實文縐縐地很和藹內向。蔡老太太是裹足，舉手投足間盡顯大家閨秀的風範，但她從不和人提起自己的身世和背景。文革後，她的小兒子調回上海，和餘興坊裏另一家，牙刷廠老板的女兒完了婚，這是幾年後的事情了。想來印象最深的還是那三樓亭子間裏，曾經住過的一母一子一女，也最為神秘。沒人知道這家人的來曆，他們也從不和鄰居答話，更未見過有親朋好友到訪。記得弄堂裏給這家人起了個外號叫“外國人”。媽媽長得有些許洋氣，兒子比我剛上中學的大姐大些，長得像媽，學校裏的外號叫“小外國人”。最突出的是“小外國人”的姐姐“大外國人”，活脫脫一個畫上的外國女郎，不用化妝，唇紅齒皓，紅撲撲白淨淨的臉上忽閃忽閃地一雙長睫毛雙眼皮的大眼睛。用現今的時髦語形容，那弄堂裏的“回頭率“勿要太高噢！小孩眼尖，文革中有個傍晚，我看到“外國人”媽媽用舊報紙蓋著一大摞高跟皮鞋，匆匆地扔到了大弄堂的垃圾箱裏。後來，不知什麽原因他們忽然悄無聲息地搬走了，也許”外國人“真去了外國了。
第四幢石庫門房子的主人姓陸，和我家一樣，也是住了整幢樓的，隻是他們將三樓亭子間分租給了一雙姚姓母女。陸家就老倆口，兩個兒子在外地。富態的陸老太太特別慈祥，她喜歡我去她家裏玩耍，家裏到處是瓷器古董和字畫。文革開始後，一夜之間那些瓷器全被砸了丟去了大弄堂的拉圾箱裏。那時抄家風剛剛開始興起，那拉圾箱裏啥都有，高跟皮鞋和小褲腳管褲子塞得滿滿地，還有各式的製服，記得一天有個搗蛋鬼撿了把生了鏽的日本軍刀，還掛在身上到處晃蕩。陸老先生寫得一筆好字。我爺爺也有位陸姓友人文筆了得，我認識的兩位陸姓上海友人，都是身家淵源，以至於我現在一聽說是陸姓，立馬就肅然起敬。石庫門房子的客堂裏原來都是打蠟地板，可後來除了保護得好的那些，大多都改成了水泥地或地磚。缺點是在上海的黃梅天裏，水泥地和地磚都會潮濕“出汗“並發黴，而地板卻不會。陸家的客堂裏就是打蠟的地板，可惜年代久了，一重踩就嘎吱嘎吱地響個不停。陸老太太裹著足，走路慢騰騰地沒關係，可我一頑童，兩腳生風踩得他家地板搖搖晃晃地，因為這，陸老先生不太歡迎我，後來就沒去了。餘興坊裏大概隻有陸家的灶披間裏，還保留有原來的土灶，可能與陸老先生夫婦的講究有關吧，據說土灶上用柴火悶的飯特別香。
第五幢石庫門房子是最後一幢，連著廂房樓，除了正樓裏的五家分租戶外，整棟廂房樓裏的住戶，大多是我外公外婆家和外婆的娘家人。我媽兄弟姐妹七人，據說我媽當年是遠近出了名的美人兒，而我爸則是個餘興坊裏人見人愁的搗蛋王。至於我爸使的啥手段“抱得鄰家美人歸”，至今仍是個秘密。我祖母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所以我爸小時候沒少挨我爺爺的藤條鞭。我爸有次一時興起給我講了個搗蛋的故事，日偽時期，後弄堂裏有個腰間老是別著把”擼子”的“地頭蛇“和我爸的幾個小兄弟作對，一看到他們在弄堂裏踢球就紮破他們的球。明著不敢惹他，等天黑後，他和對門綽號叫“丁司令”的小搗蛋，放了一包屎在地頭蛇的門口，摁了他的門鈴後躲了起來。那倒黴的家夥開門後沒看到人，就一腳踩出門去看仔細，臭烘烘的結果當然是可想而知了，告到我祖母那裏，我爸還是挨了一頓藤條。咳，扯遠了，還是說我外婆家。
我外公以前在洋行裏做買辦，英語讀寫都流利，我的英文名便是出國時外公給起的。外公除了英文好，對民樂的吹、拉、彈、奏、也是樣樣精通，在外公的輔導下，我學的是笛子，二姐學的是琵琶，大姐學的是二胡。小舅彈的是月琴，表妹敲的是揚琴，小舅媽和外公拉的都是二胡。幼時我們一起在“舅婆婆”的裏弄文藝小分隊裏表演過。舅婆婆姓陳，是我外婆的弟媳，也住在廂房樓裏。她是南京人，她和上影廠的導演弟弟一起，解放前都是中共地下黨員。自我記事起她就在裏弄裏做義務工作。和我家相反，舅婆婆從來不高聲說話，也不打罵孩子。她的獨子阿平、也就是我的表舅，和我大姐同年、同校、同級、同班。有趣的是，文革時他們上中學那年月，男女生之間不說話。有次下雨，舅婆婆叫我大姐給阿平帶去雙套鞋（上海話雨鞋的意思），結果阿平為了麵子不答我大姐話，我大姐一氣，把套鞋扔在了馬路邊上，那阿平卻也是傲然轉身自顧自走了回來，結果還是路邊糧店裏看笑話的營業員給收了起來。阿平的外號叫“博士“因為他整天就鑽書裏，把他家的書啃完後，又來我家鑽了好多年我爺爺的書。後來他在倫敦大學完成了學業，成了真正的博士。前些年他有送我一本近作“看圖說瓷”，這一晃又是好多年沒見他了。
阿平的爸爸是我外婆的弟弟，按輩份我叫他舅公公。舅公公很早就和我大舅一起跟著外公跑洋行，也是個很有眼力的人。我大舅解放前隻身去了香港，後來經商成功去了新加坡。舅公公則累於家室和時局留在了上海，卻始終也不能如意。舅公公也是唯一見識過我“鹽酸去除古董銅綠”的人，他那驚訝和冒火的眼神我至今還清楚記得。二樓亭子間裏住著外號“阿胖”的大哥哥，是我玩無線電的啟蒙者。在文革時我不到十歲，阿爹怕我去弄堂裏學壞，唯一允許我外出的地方便是阿胖家和外公家的那幢石庫門樓房。後來聽說阿胖做了上海一家造船廠的廠長。他大我五六歲，現在也該退休了吧。
餘興坊裏有不少是商賈，不是有產業就是吃著股息的；也有嫁給了小開的舞女，小開犯事坐牢後，全家鬧得餘興坊雞飛狗跳的。另外還有不少是吃公事飯的，以及少數吃手藝飯的；文革前大多數人家都是安安靜靜地在餘興坊過日子。隨著文革越鬧越大，沉渣泛濫，餘興坊也漸漸地不太平起來。
記得那年餘興坊正在大修，整個弄堂都搭著毛竹的腳手架。窗外忽然吵吵起來，有人大叫拿斧頭，拿斧頭。我連忙跑出門一看，小開的小兒子滿頭滿身是血抱頭坐在地上，有幾根手指都掛著快斷了，大兒子拿著菜刀像砍瓜似往弟弟腦袋上招呼，還好大修隊帶著右派帽子的技術員，從後邊一把抱住小開的大兒子，大修隊的小木匠還在那裏大叫：”拿斧頭！拿斧頭！“。一打聽原來小兒子從二樓廂房裏被追殺得跳窗逃出，不料奔跑時被沒係好的褲子絆倒，被大兒子追上砍了瓜。看著坐在地上，倚著腳手架的弟弟，大兒子嘴裏碎碎念著：“這下好死了，這下好死了”。鄰居圍上來問哪你媳婦呢，他說上吊了，鄰居趕快去把大兒媳解了下來，那時也沒有120，不知後來怎麽了的，居然都活了下來沒出人命，隻是哥哥進了監獄。過了段時間，我在隔壁弄堂裏還看到過大兒媳一次，蠻漂亮很會打扮的的一個年輕女人，後來據說她撇下孩子出走了。文革後，小開放了出來，我還經常會在裏弄裏看到，不過他是我爸那年紀的人了，見他與我爸打過招呼，不過好像他們小時候並不在一起玩.
餘興坊裏並不是所有人家都是衣食無憂。我家斜對麵，與大弄堂相隔的石庫門房子客堂裏，區區十六平方米住了一家九口，夫妻倆帶著七個孩子。他們是坊裏最貧困的人家了，全家就爸爸一個人有份體力活，平時家裏其它人就靠不停地拆棉紗頭，撿破爛，拾煤渣為生。我小時候去過他們家，家裏連鍋碗瓢勺都不齊，吃飯的碗是輪流著用的，爐子還是用裝柏油的鐵桶改裝了的。寒冬裏打赤腳是常事，家裏髒得簡直就無立錐之地，最小的女兒得了腦膜炎後成了癡呆，幾年後也去世了。冬天餘興坊的大弄堂裏，到處晾著他家撿來的菜幫子，用鹽醃後便是全家一冬的菜了。我祖母做菜時特別是有肉食時，經常會有意多做些，盛上飯分給他家最小的那幾個小孩，他們那種眼光我現在想起來都一陣陣地心酸。他家的大哥如今快七十了，還住在老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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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這是隔壁五豐裏，這些閑坐弄堂的應該都是我的中小學同學，可惜三四十年沒有來往，完全認不出了。
圖二，無圖湊圖，這是2004年的七寶老街
圖三，無圖湊圖，2002年的周莊
圖四，無圖湊圖，蘇州香雪海，吳昌碩留詩曰：十年不到香雪海，梅花憶我我憶梅；何時買棹冒雪去，便向花前傾一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