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四川糧食調查報告》的誕生和對廬山會議的影響

戚本禹：《四川糧食調查報告》的誕生和對廬山會議的影響

作者：戚本禹 發布時間：2016-11-09 21:40:37

來源：民族複興網

　　獲得四川糧食產量真相

　　我們接受毛主席的指令到四川種糧，是在春耕之前，一到四川，就看到沿途到處都有標語牌，還有萬斤糧、放衛星的照片。我在崇義鄉大豐公社種水稻，前後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從犁田、耙田、施肥到插秧、灌溉、追肥再到除草、間苗、其他田間管理，一直到收割、脫粒、過磅，全程都是在最經驗豐富的老農的教導和幫助下進行的，而且可以說是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肥料、最精心的護理，最後得到的水稻單產也就是 500 多斤。

　　老農還說我的產量是不低的，超過我的農民不多。我就問他們了：“你們不是報告平均二千斤嗎?” 農民回答我：“那都是幹部報的，你不多報，他怎麽升官呢?”我又問：“那萬斤糧又是怎麽回事?” 他們就告訴我：“萬斤糧就是把快熟的稻穀挖出來，十幾畝集中到一畝上，衛星試驗田都是人造的。那麽多稻子塞得滿滿的，小孩子都可以上去踩。”這與當初林克跟我說的他在天津知道的情況幾乎一樣。

　　當時，勞動模範羅世發給主席報告的也是二千斤。據農民講，人家要他報一萬斤，他不，他就堅持隻報二千斤。從這些情況來看，很明顯過去四川，甚至全國的農村，給中央的報告是虛假的，單產兩千斤不可能，早稻晚稻兩季加起來頂多也就一千多斤。那時農業技術還很落後，連雜交技術也沒有出現，萬斤糧必然是欺人之談。小麥產量比水稻低，更不可能上萬斤。但是，這隻是我的感覺和判斷，因為我得到的實際產量隻代表我這個地方，不能代表四川全省，農民七嘴八舌的說法也不能全信，還必須親自聽聽羅世發自己怎麽說，才能下結論。我決定去拜訪羅世發。

　　羅世發當時有一大堆頭銜：四川省勞模、全國勞模、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上麵去找他的人多，他都照顧不過來，他不是我這個公社的，我要自己去，恐怕也見不到他。所以，我就先要做點準備工作。

　　我先聯係了縣裏的曹書記，他是個道地的農民出身的老幹部，對知識分子很尊重。田家英是大知識分子，他很尊重，我也算個小知識分子，從中央來的，他也很尊重。我和他談得來，我們都希望國家的計劃和毛主席的指示，要符合下麵的實際。我跟他說，我這次下來就是因為毛主席想要了解真實情況。他則囑咐我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負毛主席的委托。我下來後跟他接觸了多次，覺得他是個有魄力的人，而且看得出來，他是願意讓我調查到真實情況的。他往上報的也是畝產兩千斤，但他實際是不願意這樣做的。在私底下他跟我說過：“我要不這麽報告，書記就當不了。就這樣報，我還挨批評了。因為我報的在各縣的報告中是最低的。”

　　我把想和羅世發見麵談談的想法說了，曹書記一聽，就要陪我去。我說，你是父母官，也是大官，人家見了你就不敢說話了，還是我自己去談談吧。你給他打個招呼就行。就說我是個不懂農業的知識分子，想跟他請教點有關農業的知識。曹書記爽快答應了，馬上通過電話打好招呼，還讓一個崇義的周書記同去，給我領路。

　　當時陳伯達的秘書史敬棠來四川辦事，順便看看田家英，田家英不在，就來看我，也順便看看農村的實際情況。我已經約好要去看羅世發，就讓他跟我一起去，直接向羅世發調查情況。李學謙是我科裏的科員，是我們五人工作組成員之一，我把她也帶上了。去找羅世發談，我有信心。我覺得，他隻要是黨員，是人民代表，而人民還擁護他，就有黨員的純樸之心。隻要我能講清利害，他就會說真話的。我也沒有別的意思，隻想知道真實產量，我的實驗田隻代表我這一個地方，全省的真實情況是怎樣的?有沒有虛報?知道這個就夠了。

　　我們幾個人見到羅世發後，我就感覺到這個勞動模範沒有脫離農民本色，和現在那些吃吃喝喝的書記們是不一樣。我先和他拉了一些家常，讚揚他這個農業專家對四川、對國家做出的貢獻，然後我就介紹了我自己種實驗田的詳細經過，還說自己沒有按照報上說的做密植。他聽了說：“老戚啊，你種的試驗田，我看了。”聽他這樣說我驚訝得很，問：“你這個勞模，真去看了我的實驗田?啥時候去的呀?我一點不知道。”他說：“你插秧的時候，我就去看了。上麵來種田的，我都要去看看的。都說田家英帶了個工作隊種莊稼，我就去看看是不是也來瞎胡鬧幹啥的(他說的是土話，是瞎胡鬧的意思，我自己說不上)。我還帶了幾個公社的人去。我跟他們說，這個工作隊看來真是毛主席派來的，這個種實驗田的是個內行啊。我一看就曉得，你那個插秧不是根據上麵規定的‘雙龍出海’，是按我們農民的意見插的。”他又說：“我們也沒有照省裏的密植要求做，但報告還是寫按照要求做的。真要那個密植，就要死苗了。我們都是 7、8 寸的距離，都不是雙龍出海，雙龍出海太密了，苗長不大就倒了。你們是按老百姓的搞法。毛主席派來的人就該這個搞法。”

　　聽他這樣一說，我就問：“那你怎麽那麽多?我卻這麽一點兒?才 500 多斤?”他好像有點為難了，瞪大眼睛看著我，不說話。不過我看得出，那也不是反感我，隻是不知道怎麽回答。我就說，老羅啊，你別看毛主席地位那麽高，他的計劃，他的指示，都要根據下麵真實情況來定的。下麵的情況不真實，他的指示就脫離實際了。毛主席好比一個加工廠，材料不好，出來的產品就不好。這個責任就不在毛主席。你可要說真話啊。要都是假材料，毛主席怎麽領導啊?你看，我來半年多了，種的實驗田，密植跟你的一樣，產量也就幾百斤，哪有幾千斤。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呢?

　　羅世發知道我了解實際情況，我不是瞎說產量，而且他也該看出我沒有別的意思，就是想知道個真相，就放下了包袱，說：“老戚啊，你不要問了。我就實話告訴你吧。哪有二千斤?二千斤都沒有，哪來一萬斤?我這個地就是最好的了，去年用最好的種子，就打了八百斤。他們整天都在這裏，都知道的，就是這麽說就是了。我去做報告，全國都是幾千，幾萬，我這個勞動模範隻打了幾百斤，那不是給會議抹黑嗎?不能給會議抹黑，不能給中央抹黑，我就說二千斤。二千斤都沒有，就是八百斤。”

　　“那別的勞動模範也瞎說的?”我又問。別人我不敢說，江蘇的陳永康，他報了四千斤。我問他，你怎麽打的?我們都是種地的，都知道的，誰也不能騙誰的。陳永康就跟我說，老羅啊，不問了，你都知道，你還問我，哪裏有四千斤。我問他，那你今年打多少?也就八百斤，他說。”這就是當時四川糧食單產的真相，也是全國糧食單產的真相。我們是幾個人去的，聽羅世發說出這些真相的不是我一個人。當然，這裏記錄的是談話要點，不是原原本本一字不差，年代久遠，做到一字不差是不可能了。跟羅世發談完回來，我把談的情況告訴了曹書記。曹書記說：“羅世發報的這個產量，下來的幹部都不敢去翻這個案，也翻不動的。你用了什麽法子?”我說：“也沒有什麽法子，就是實話實說，告訴他，你這個勞動模範的糧食產量，牽涉到這個國家的計劃和毛主席的抉擇。我是用誠懇打動他了。” 我又問曹書記：“將來，你要是為這事挨了批評怎麽辦?”他說：“你調查跟我沒有關係，我不承認。你別提我就可以了”。一個多好的幹部啊，那時也不得不說點瞎話。

　　起草《四川糧食調查報告》急送廬山會議

　　我親自種糧，我和老農交談，我走訪全國勞動模範羅世發!這三者相互印證當時四川糧食單產就是畝產最高八百斤。知道真相後，我馬上把我獲得真相的過程和具體結論寫成了一個報告。報告中關於我自己得到的產量，我特別強調了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肥料、最精心的護理。關於和羅世發的談話，我把我怎麽講的，羅世發怎麽說的，羅世發什麽表情，都詳細寫進去了。因為史敬棠全部聽了羅世發說的話，而且做了筆記，我把報告寫好後，就跟他說，你也聽了羅世發說的，這是給主席的報告，你也看看。他看了很高興，也同意報告內容。我說，那你也簽個名吧。他是讚成對毛主席講實話的，所以就簽了名。由於他的級別比我高，又是陳伯達的秘書，還是個抗日戰爭時期的老幹部，影響力比我大，我就讓他把名字簽在前麵。李學謙也參加了談話，我讓她也簽了字。這也算是求一種人多勢眾的效果吧。所以，這個報告是我一個人起草，但有三個人署名：史敬棠、戚本禹和李學謙。

　　【以前的材料說當時還有一個河南來的同誌也在，就讓他也簽字了。不知道這是不是和現在的兩個人的某一個是重疊的，是不是史敬棠當時是從河南過來的?或者另有其人?這裏是根據 10 月戚老給的孟繁華的文字材料整理的】。

　　我們起初是五個人下去的，分散在不同的中隊，田家英開會多，沒有時間下地，就沒有實驗田。逄先知因為是田家英的秘書，老要跟著田家英東跑西跑，說開會就走了，也實際沒有搞實驗田。駱文惠是個小姑娘，覺得自己一個人搞實驗田有困難。李學謙倒是搞了實驗田，但規模不大，也沒法像我那樣打出報告來。我是實打實想搞一個報告的。一個人成心想搞個事兒，隻要基本條件具備(有些條件要去創造)，就一定能搞成。所以，我們五個人到四川，實際種田的就是我一個人了，最後唯一的關於糧食單產的報告就是我這一份，叫做《四川糧食調查報告》。

　　報告寫完請幾個人簽字後，我就立即派人送給正在參加廬山會議的田家英。一般送主席的報告我們是一起搞的，我先送他。這次調查，就我這一個報告能讓田家英拿到廬山會議上交差，所以田家英看到後就在報告上加了一句：“這是史敬棠、戚本禹他們親自調查的。”他把史敬棠也算在工作組了。由於史敬棠毛主席也認識，田家英這樣做實際效果還是好的。在“八司馬事件”中，主席就知道我了，還和我談過話，對我也信任了，見這個報告上有我的名字，就對這個報告看得很細致。主席想象的產量就是那麽個數，我的報告一來，印證了他的想象，他就知道我的報告是可靠的，他想象的產量也是對的。

　　據田家英、林克後來告訴我，毛主席把這個報告看了好幾遍，一邊批示立即印發會議，一邊把李井泉找來，問他四川糧食畝產量究竟多少。李井泉不假思索就回答毛主席說：“有些地方一千多，有些地方二千多，平均二千斤。”主席追問：“怎麽田家英他們小組自己去種田，才隻有五百多斤?” 主席說著就把我的報告給李井泉看。李井泉看了報告上的產量就抗爭說：“這不可能。他們說的是假話。他們調查得不對。我的確下去看了，的確是二千多斤”。主席指著報告問李井泉：“你看這兩條，一條是羅世發說的話，一條是戚本禹他們實驗田的產量，對不對呀?”李井泉說：“不可能。我是親自下去的。”李井泉堅持認為這個報告裏麵有保守思想、右傾思想;還覺得我們是中央去的人，底下人就順著說，不敢多說產量。他就在主席那兒、當著主席的麵跟田家英吵，說田家英是否定大躍進，

　　是帶著框框下去的。還說田家英是拆他的台。他沒有說我什麽，因為我隻是個小科長，雖然報告是我寫的，但不是我遞上去的，我也直接遞不上去。主席說：“你看他們的報告，他們是親自去種的。親自打的，親自秤的，你去種過沒有?打過沒有?秤過沒有?”李井泉說沒有，那主席就說：“沒有你怎麽否定人家呢?”李井泉爭辯說是他派人親自去調查的，主席就要他還是好好看看那個報告再說。

　　李井泉當時是地方上最突出的人，省市裏就他和柯慶施兩個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我的報告牽涉他的政績，要是報告屬實，那就是他欺騙毛主席了，這牽扯到他的政治生死問題。他要保護他的地位，不服氣是當然的。主席對他說的話看上去就幾句話，可那其實是很厲害的幾句話。這些也都是廬山會議結束後田家英他們回來後講給我聽的。

　　真正給李井泉打擊的還不是我的產量，而是他樹立的勞動模範羅世發。他立即派人去向羅世發核實是不是我打著羅世發旗號說話。羅世發當時歸統戰部管，統戰部長是羅世發的頂頭上司，平時中央要羅世發開會，一般都是統戰部長通知的。李井泉就專派四川的統戰部長這麽一個羅世發最不敢頂撞的人去找他核實。這個統戰部長不敢怠慢，立即就先去大豐公社查看，問農民戚本禹種田有沒有那回事?產量是不是 500 多斤?農民告訴他，是的，是老戚自己種的，自己打的，自己秤的。隨後統戰部長就去找羅世發核對，還把我的報告念給他聽，告訴他李井泉說了是戚本禹欺騙主席。戚本禹說八百斤的產量是你說的，你真這麽說的?你是不是記錯了?羅世發說：“他沒有欺騙主席，我是這麽講的，八百斤是我說的。”羅世發這個人真了不起，他頂住了，說了真話。這是後來崇義鄉的周書記和羅書記來北京看我，我們一起吃飯的時候，轉告我的情況。那個統戰部長應該說也是有正義感的，心裏可能有些怕李井泉，但還是願意講真話，就實事求是根據他核實的結果，跟李井泉報告了我那個報告的真實性。李井泉這才向毛主席認了錯。

　　田家英從廬山緊急下令我們從四川撤回北京

　　廬山會議本來是反左的，我的報告毛主席批示印發給了大會，是最重要的反左材料之一，說是最重要的武器之一都可以。我的報告態度旗幟鮮明，說他們報的高產都是假的，李井泉最典型。當時李井泉是對萬斤糧吹得最厲害的人之一。還有湖北的王任重，山東的舒同，河南的吳芝圃，安慰的曾希聖，他們有的甚至比李井泉吹得還厲害。我把陳永康對羅世發說的那些話都寫在報告裏，等於是把江蘇省委也扯進去了。這在廬山會議上就是個很大的事，各省市都震動。看到李井泉挨批評了，好多省的領導都心虛了，因為他們也都虛報過產量的。

　　主席本來也是準備按照《四川糧食調查報告》寫反左的文件，但彭德懷搞了個萬言意見書，把反左的事情攪黃了，廬山會議風向也 180 度大變了。那些在會議前半截因為搞浮誇遭到批評的大區書記、省委書記們，紛紛起來積極批判彭德懷右傾，反對彭德懷，借以掩蓋他們自己的那些東西。田家英之前因為我的報告成為反左的一麵旗幟，出了風頭;之後就因為搞到彭德懷的“俱樂部”裏去了，也成了很多人攻擊的對象。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陳秉忱的電話，他說：國慶節到了，你們趕緊回來參加籌備，而且還有別的任務，一天也不要耽誤，接完電話馬上啟程。我說，火車票買不到怎麽辦?他說，你們是中央的還買不到火車票?我告訴他，火車站人擠人，真的票難買。他說，難買就坐軟臥回來，軟臥費從我的工資裏出。趕緊回來是第一，馬上啟程(我當時是科長，按規定不能坐軟臥)。

　　我當時不知道廬山會議上出了事，不知道我的報告起了那麽大作用，不知道李井泉和田家英吵架。我以為是正常的工作回調，所以不想走那麽急。工作要交代一下吧?那些幫我的老鄉，怎麽也得通知一下，握個手，話個別吧?但陳秉忱的話說得斬釘截鐵，一點沒有商量的餘地，而且都說到用自己的工資為我買軟臥票這個份上，我不立即走是不行了，何況我一向是服從組織安排，不講價錢的。我放下電話連忙收拾行李，到公社要了台破車幫我運行李到火車站。李學謙得到撤回的消息最晚，最快也隻能第二天走，我不能等她，又怕她車資不夠，就留了點錢讓人轉交她。我趕上了當晚那班火車，要再晚半個小時，就錯過了。普通車票真是沒有了，我買了軟臥上車，進包廂後幾分種車就開了。真是緊張得不行。那時不是所有車廂都有啤酒供應的，但軟席車廂有，我買了兩罐喝下去就睡覺了。

　　回到北京才知道廬山出事了。陳秉忱告訴我，田家英挨了批評，為了保護你們叫你們趕緊回來。這一點田家英是真不錯。要是把我們扔在四川不管，那我們最好的結局恐怕也得戴一頂右傾的帽子回來。如果李井泉他們向中央建議，讓我們就在底下繼續勞動改造，那就不知道什麽結局了。後來崇義鄉的周書記到北京來看我也對我說過，幸好你們走得快，否則，廬山會議的精神一下來你也是右傾。李井泉回來了，你恐怕走不了。他整了好多人，包括新華社四川分社的記者都挨整了。

　　當然，這都隻是一種推測。1962 年在開七千人大會之前中央有個會議，李井泉正式向田家英道歉，說是自己搞錯了。這說明李井泉這個人還是有點氣度的。七千人大會我也參加了，李井泉還特地到我們秘書辦公的地方來向我認錯，承認我的調查是對的。當然，那個時候，我已經因為另一個報告《關於“調查研究”的報告》在黨內有名氣了。那個報告是我在二七機車廠的時候寫的，主席批示： “戚本禹是好同誌”，讓大家討論。所以，大家都對我很客氣，李井泉也是這樣。

　　建議後人給羅世發立銅像

　　有文章說【注釋來源】是田家英調查得到 800 斤的產量，是羅世發頂下來的，如何如何。這是把我當做田家英了。我曾經去見過文章作者【大致那一年?】，讓他去問問“老宋”，就是宋德成，把情況落實清楚。宋德成跟他說了，他是和我一起幹的，田家英當時不在。文章作者說改過來。可是，我已經倒黴了，文章作者隻能那麽寫。其實這無所謂，田家英實際上也是隊長，隻要講的是基本事實，讓後人知道當時的實際產量，知道主席是怎麽樣不相信萬斤糧，怎麽知道的實情，就可以了。主席確實是沒有幾千斤、萬斤這個想法的，搞浮誇並相信萬斤糧的是劉少奇，鄧小平他們。主席是實事求是的，正因為這樣，才有我們到四川去種糧。田家英在廬山開會前的確帶給了主席一個報告，但那是其他報告，是關於公共食堂的，現在去查檔案，可能還有相關文件在。有人說，田家英在報告裏大罵公共食堂。這也不對，田家英對食堂的態度是維持。我跟他爭論過，我說食堂不能維持，維持是浪費，大家吃大鍋飯，有就猛吃，還是農民回家自己開小灶好，吃多少農民自己有個打算，不浪費。食堂是好，將來物質豐富了，就跟飯店一樣，會受到歡迎，但現在我看農民不歡迎。我不反對食堂，但你也不用說維持食堂，就把實際情況跟主席報告就行了。田家英聽了我的意見，卻沒有改。他說毛主席對食堂很重視，他要不說維持，毛主席看了報告就會反感。我說那這個報告就不送。他說，已經送了。現在大概有人把我的《四川糧食調查報告》和他那個關於維持食堂的報告搞混了，或者當成一個報告了。

　　由於田家英在廬山會議後半截是和彭德懷搞在一起的，在廬山會議之後批判和反對右傾的時候，四川省就鬥爭了羅書記和周書記，說他們是跟著田家英右傾的。據羅書記說，最後也鬥不下去了，因為我種實驗田，周書記、羅書記都是沒有參與的，都交代不出什麽。我去找羅世發談話，周書記也就是帶個路，沒說什麽，審不出名堂來。最後是讓周書記為給我帶路寫了檢查。

　　我是很感激羅世發的。他要不實話實說，那我在主席那裏的信譽就破產了。我坐牢出來後想去看羅世發，他卻已經去世。要我說，後人該給羅世發樹銅像。不是因為他救了我一個人，而是因為他把這個畝產萬斤糧的謊言給揭穿了，救了多少人啊?並且改變了曆史啊!還有那個曹書記，曆史也不該忘記的，要不是他，我也沒有可能和羅世發見麵。另外，羅書記和周書記也吃了苦，也不該被人遺忘。在這裏我也一並表示對他們的敬意。

　　來源：戚本禹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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