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上常有左右派針鋒相對的爭論。由於網絡話語的非理性特質,左派往往被右派抨擊為“五毛”,右邊則被左派抹黑成“帶路黨”。其實,任何正常的社會都離不開左右兩翼的平衡,雙方大可不必劍拔弩張。一個人有或左或右的思想傾向,一個社會的人群有左右翼之分,也再正常不過,“有人群的地方,就會有左中右”。我想告訴你,早在北宋時候,當時的朋黨已經有了左右派之分。
你若不相信,請先聽我說個小故事——建中靖國元年(1101),宋徽宗欲調和新舊黨爭,乃以“建中靖國”為年號,“建中”二字,就含有“平衡左右”的意思。但這年十一月,有一個叫做鄧洵武的起居注官,鼓動宋徽宗重用新黨,接續父兄(神宗、哲宗)的變法大業:“陛下乃先帝之子,今宰相韓忠彥乃韓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韓琦嚐論其非;今韓忠彥為相,將先帝之法更張之,是忠彥為韓琦子,能繼父誌;陛下為先帝子,不能繼父誌也。陛下必欲繼誌述事,非用蔡京不可。”(《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這個鄧洵武的父親鄧綰,也是神宗朝的新黨中人。如果徽宗有意變法,他鄧洵武自然也可發揚父誌。
為了說服徽宗,鄧洵武又獻上一幅《愛莫助之圖》。此圖畫的是自宋神宗朝以來的新舊黨任職統計表,有宰相、執政、侍從、台諫、郎官、館閣、學校七個類別,分為左右兩欄,左欄為新黨中人,右欄為舊黨中人。隻見右欄密密麻麻寫滿了名字;左欄的名字則寥寥無幾。鄧洵武想告訴徽宗,這幾十年前,朝政基本上都被保守派占據了,皇上您若要完成先帝未竟的事業,就應當起用變法派,任命蔡京為宰相。
宋徽宗年號“建中靖國”,“建中”二字,就含有“平衡左右”的意思
這裏有個細節特別有意思:鄧洵武舊黨名單列於右邊,將新黨名單列於左邊。這應是鄧洵武無意之為,但我們運用政治學光譜的知識,馬上便會發現,這個左右之分,居然非常符合今日人們對於左派、右派的界定(當然這是巧合)。
別不相信,請聽我細說——新黨力主變法,認為“祖宗不足法”,就如美國左翼領袖奧巴馬喊著“change!change!change!”上台,王安石也是以一攬子改革方案獲神宗賞識,而成為執政。而舊黨則與今日歐美的保守派一樣,更希望傳統與慣例得到尊重,他們倒不是反對改良,隻是不讚同激進的變革,就如司馬光說:“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宋史·司馬光傳》)
新黨追求國民財富分配的平等,變法的目標之一便是“振乏絕,抑兼並”。意思是說,運用國家的強製力與財政資源,救濟貧困人口,抑製兼並,阻止貧富懸殊。這一主張,跟歐美左翼政黨並無二致。而舊黨顯然更注意對富民階層的財產權保護,如蘇轍認為:“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分化,乃天經地義,你王安石憑什麽打著救濟貧民的旗號剝奪富民的財產?所以小蘇痛罵王氏:“王介甫(王安石),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誌欲破富民以惠平民,不知其不可也。”(《欒城集》卷八)觀點與今日右翼政黨如出一轍。
新黨又主張強化國家財政汲取能力,希望政府更多地幹預市場,介入市場。熙寧變法中的“市易法”,乃是國家設市易司於城市,通過“貴買賤賣”的方式控製市場、幹預物價,同時也向商戶發放二分息的貸款;“均輸法”則是設立國營貿易公司,“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青苗法”是國家成立農村小額扶貧銀行,向農民放貸收息。新黨的這些“國有化”經濟政策受到舊黨的猛烈批評。舊黨則認為,國不與民爭利,不應與商人發生角度錯位,市場的歸市場,用同情舊黨的南宋人葉適之話來說,“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水心別集》卷二)顯然,舊黨更加讚同自由經濟。
同所有的保守主義一樣,舊黨更強調道德秩序,也更願意服從道德的約束,他們每每以“君子”自任,而以“小人”攻擊新黨。新黨中的王安石本人固然品行無可挑剔,但他看起來就跟左翼自由派一樣不太關心個人品德,因為在他的陣營中,確實集合了一班品行低劣之人,如李定、舒亶、呂惠卿、鄧綰、曾布。
更能體現宋代新黨之左派色彩者,是他們的“國家福利”政策。我們現在都知道蔡京是奸臣,但未必知道蔡京執政之時,曾力推“國家福利”,《宋史·食貨誌》載:“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三年,又置漏澤園。”居養院是福利養老院,安濟坊是福利醫院,漏澤園是福利公墓,貧民的生老病老,由政府給予救濟。北宋福利製度非蔡京首創,卻是在蔡京執政期間達至鼎盛。而當蔡相罷相前後,福利製度也隨之收縮。南宋時,尊崇舊黨的朱熹則對“國家福利”表現出不信任的態度,他寧願以地方社會的力量建立公益救濟機構——社倉,並一再申明社倉的管理不可交入官府之手。
我們回過頭去看新舊黨的這些爭論,真的會覺得有點像近代議會上左派與右派的大辯論。好了,現在我們是不是可以說,宋朝的新黨好比是一個左翼黨派,舊黨好比是一個右翼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