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澤東時代計劃生育工作真相

揭秘毛澤東時代計劃生育工作真相

作者：沉默的人123456

來源：人民網
 

    列寧曾經說過：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然而，許多事實證明，人類的記憶往往並不那麽可靠，人類其實是一種非常健忘的生物，哪怕是剛剛發生過的，億萬人曾親身經曆過的事情，也不例外，因此人類經常會重複地去犯曆史上曾經犯過的同樣的錯誤。由於人類社會的複雜性，再加上種種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如果有人故意把水趟渾的話，在經過長期強大的反複宣傳及暗示的情況下，更是這樣。 有人以為：耳聽為虛，眼見為實。自己親眼見到的總不會有錯吧？ 根據實踐檢驗的結果，也不一定。例如，千百年來，人們每天都能看到太陽從東方升起，在西邊落下，因此曾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人們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陽及其其它一切星球都是圍繞著地球運轉的，誰如果不同意這一點，誰就是在主張異端邪說。當然，我們大家現在都已經知道這是一種錯誤的說法，但糾正這個錯誤卻並不容易，經曆了相當漫長的過程，並且還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正確認識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生育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需要經曆一個反複曲折的過程。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在人們的印象中，毛澤東好像是不主張計劃生育的。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日，《光明日報》發表的北京市飼料公司技術員朱相遠的文章《錯批一人誤增三億》，就是其中的典型。這篇文章的標題確實雷人，曾經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 在文章作者看來，實行計劃生育似乎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既不需要經過長期艱苦的努力，也不必考慮相關條件是否成熟，隻需輕輕喊上幾句口號就可以實現的，所以對馬寅初一個人的批判，就導致了錯誤增加三億人口的嚴重後果。

這篇文章一經發表，立即為國內外許多報刊所轉載和引用，成為社會中廣泛流傳的名言並影響至今。當時我本人作為一個沒有什麽思辨能力的高中學生，也曾經深受這種觀點的影響，因為事實似乎非常明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口確實是增加了，而且增加的幅度很大，大大超出了過去曆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這樣一種思維，對於一個不諳世事的孩子來說，倒也算不了什麽。不過，如果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者，也采取這種思維方式來進行判斷，則未免顯得過於草率、過於膚淺、過於片麵、過於武斷，過於荒唐，也過於不負責任了。由此而推導出的結論，自然也就很難經受得住曆史的檢驗。 作者朱相遠自己後來承認，文章發表後，質疑的聲音就一直不斷。然而，所有這些質疑的聲音，並沒有能夠影響該作者修正其觀點，一九八九年四月，《光明日報》再次發表朱相遠的文章：《錯批一人可糾，誤增三億難消——寫在第十一億位國民出生前夕》。這位作者後來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其實作為我個人，我倒是發自內心的希望朱相遠先生的觀點能夠成為現實，因為如果這樣的話，控製人口增長將變得極為簡單，就像擰自來水的開關一樣，想要人口增長的時候，就把自來水開關打開，不希望人口增長的時候，就把自來水的開關關上，人口增長速度快了，就把自來水的開關擰小，人口增長速度慢了，就把自來水的開關擰大，哪裏還需要像我們現在這樣如此興師動眾，勞民傷財，付出及其慘痛的代價，造成社會嚴重的不和諧呢？可惜的是，願望畢竟隻是願望，雖然比較美好，但它終究不是現實，人口增長自有它自己的內在規律，不是誰想怎麽樣就怎麽樣的，直到今天，我們仍然沒有完全弄清楚人口生產方麵的複雜機理，不知道怎樣去科學合理地應對複雜的人口形勢。比如，我們在實行嚴厲的計劃生育之後，在尚沒有完全富裕的情況下，卻突然遭遇了嚴重的人口老化危機，隻用了短短的二十多年就完成了發達國家半個多世紀甚至一百多年的人口老化過程，一方麵老年人口快速增加，另一方麵不孕不育症患者急劇增多，由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百分之一攀升到目前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對上述這些問題，不知已經當了大官的朱相遠先生有何應對之策？

 

    現在，讓我們回到原來的話題，即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生育工作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中國人口發展的艱難曆程，隻有了解了中國曆史以及世界曆史上的人口發展情況，我們才能真正深刻地認識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生育工作。

 

    中國人口的發展，同世界各國一樣，經曆了一個漫長而又艱難曲折的過程，先後經過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樣幾個階段。 據考古證實，大約在二三百萬年以前，中華民族的祖先就已經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勞動、生息和繁衍。我們知道，原始人類是沒有計劃生育之類的概念的。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人就代表了全部的生產力，人口的多少、體質的強弱決定了氏族或部落的興衰，因而原始人類最為期盼的就是人口的快速增長，世界各地原始社會普遍流行的生殖崇拜就證明了這一點。然而由於生產力水平的低下，食物極為匱乏，人類繁衍人口，期盼人丁興旺的願望長期不能得到實現。據學者估計，在約一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晚期，中國人口可能已有一百萬左右，夏禹時（大約在公元前二千一百年），全國人口為一千三百五十五萬，到公元前十一世紀的西周時期，人口仍停留在一千三百七十一萬人的規模上，一千多年的時間，人口幾乎沒有增長。到了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中國人口達到約六千萬，此後經過一千七百多年的努力，在康熙五十年（公元一七一一年）中國人口第一次突破一億，達到一億一千萬。十八世紀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國人口開始快速增長，從一億二千萬急劇增加到三億，因而被一些清史學家讚譽為“康乾盛世”。

 

    其實十八世紀以後人口的快速增長，並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當時全世界都是這樣。例如英國在十一世紀時的人口約有一百五十萬，據一三七七年征收人頭稅的資料估計，此時的英國人口不過二百多萬，一五〇〇年，增加到四百萬，到一八一〇年發展到一千零五十萬人，到一九〇一年更增長為四千五百二十三萬人。從一五〇〇年到二〇〇〇年的五百年間，英國人口增長五十三點五倍，其中本土增長十六點二倍，遠遠超過了我國的人口增長。與此相適應，原來僅僅隻是一種小小方言的英語，發展成為當代最重要的國際語言。根據蘇聯人口學家拉爾烏尼斯的估計，全世界在公元初的人口是二億三千萬人，公元一千年有三億零五百萬人，一五〇〇年有四億四千萬人，一六五〇年有五億五千萬人，一八〇〇年增加到九億五千二百萬人，一八五〇年增加到十二億四千七百萬人，一九〇〇年增加到十六億五千六百萬人。可見世界各國人口都是在十七、十八世紀先後起飛。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糧食生產的增加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西方殖民主義者在進入美洲新大陸以後，伴隨著對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殘酷殺戮和在世界範圍的掠奪與擴張，原產於美洲的玉米、紅薯、馬鈴薯等產量極高、適應性極強的農作物也漸漸向全世界擴散開來。大約在明朝萬曆年間，玉米、紅薯、馬鈴薯等農作物先後被引入我國。玉米的適應能力極強，並且容易栽培，不論是低於海平麵的盆地還是高海拔的山區都能種植，單位麵積產量居穀類作物之首，春玉米又比其它春播植物成熟早，易於填補青黃不接時候的空白，因此很快成為山區農民的口糧，後來逐漸擴散到平原地區。紅薯更是一種高產的作物，薯塊中含有大量的澱粉和多種維生素，適應性強，抗旱，耐堿，抗逆性強，喜溫暖、多光而不耐霜凍，是一種易於保收的作物。紅薯適應性強，可以在水稻、小麥不能種植的山地耕種，從而把原來大片不可耕種的土地變成可耕種的土地，同時紅薯的種植，反過來又改良了土地的土壤，使原來貧瘠的土地變成了可耕種小麥與水稻的土地。馬鈴薯是一種喜冷涼的植物，能落地生根，對環境要求不高，涼爽濕潤即可，非常適合寒冷的高海拔山區，產量極高，可達到穀物的二至四倍。

隨著這些農作物在我國的引入及漸漸推廣，過去相當大部分因無法種植小米而一直保持蠻荒狀態的丘陵和山地被充分利用了起來。新的農作物的引入，不僅開發出了大量過去無法耕種的荒地，並且這些新的作物還可以與原有的小麥，水稻等其它作物進行混種和間隔種植，不僅豐富了中國原有耕作製度的內容，而且可以更加充分的利用光熱和水土資源，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產出率。同時，混種和間隔種植可以增加土壤的肥力，保障農業生產的可持續性。此外，這種耕作方法還有助於消滅雜草、減少病蟲害，保障農業的穩產和高產。 所以有人說，所謂的“康乾盛世”，其實不過是玉米、紅薯、馬鈴薯這些農作物的功勞，而這是早在明朝萬曆年間就已經引入中國的，隻不過由於當時落後的交通以及信息交流的困難，再加上明末清初的長期戰亂，大大延緩了這些新作物在中國的傳播，待到康乾時期，湊巧趕上了這些新作物的普及而已。

實際上，在整個滿清統治時期，除了鴉片戰爭以後的被迫開放以外，自始至終奉行的都是閉關鎖國和愚民政策，這一時期基本沒有什麽科技發明，文化也不繁榮，思想更是停滯不前， 工商業受到政府的極力遏製， 明朝中國商業和手工業繁榮的景象在此時已經大為衰退，與前代相比，唯一的發展就是人口顯著增加了，從而形成了一個看似繁榮的“康乾盛世”。事實上， 清朝的落後挨打正是在這個所謂的盛世時期形成的。在明末，中國科技、經濟與西方不相上下，軍事上也可與西方抗衡。而經過了這個所謂的“康乾盛世”之後，中國就遠遠的落在了西方的後麵，隻剩下被動挨打的份了。當玉米、紅薯、馬鈴薯這些新作物的作用發揮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中國人口再一次進入緩慢增長期。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爆發前，中國人口已經達到四億二千萬，而到一九四九新中國成立時，一百五十年的時間，人口也不過發展到五億四千萬。這裏需要解釋的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曾有過一次不很完整的人口調查，從那時起，四萬萬同胞就成為中國人的代名詞，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一九四九年。開國大典的時候，中國人頭腦中的人口數據也就是四萬萬七千五百萬同胞。新中國建立之初正是百廢待興之時，摸清人口狀況，了解我國基本國情，成為開展新中國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一九五三年，全國開展了第一次普選，而選舉各級人民代表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要有準確的人口數據。普選使第一次人口普查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展開。普查結果使所有的人大吃一驚：全國人口總數為六億零一百九十四萬，這個數字刷新了多年來沿用的四萬萬七千五百萬這個估算的數字。根據普查數據，最終確定一九四九年中國人口數量為五億四千一百六十七萬。

 

    一九四九年是中國人口的一個新的發展點。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中國的人口突然開始了爆炸式的增長，人口增長曲線突然變得比過去任何“盛世”時期都要陡峭得多，由開國時的五億四千萬迅速增長到一九七八年的九億六千萬，二十九年間增加了四億二千萬，增長了百分之七十八。由於這一增長發生在毛澤東時代，所以有人將其形象地稱之為“毛澤東階躍”。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一次的人口增長，是中國獨有的現象，是在麵臨西方世界嚴厲封鎖，中國連續進行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珍寶島自衛還擊作戰的惡劣環境下出現的，就在這一時期，中國開始有效地進行人口的計劃生育工作，如果剔除這些因素，中國的人口增長速度無疑將更加驚人。就世界範圍來說，這一時期在工農業方麵並沒有取得突破性的發展，同期整個世界的人口在中國的拉動下也才增長了大約百分之四十。 由於“毛澤東階躍”，改變了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持續下降的局麵，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由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一點九上升到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二點四，現在則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二十，預計到二〇五〇年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將進一步下降至百分之十五點三三。當然，有人可能會不以為然，認為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的持續下降並不是什麽不得了的事情，中國的人口越少越好，人口越少，自己平均占有的自然資源就會越多，所以中國人口的增加不僅不是毛澤東的功績，而是毛澤東的罪責，因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口增加了，這些新增加的人口消耗了有限的資源，從而影響了自己的生活。《光明日報》發表的朱相遠的文章《錯批一人誤增三億》，就是這方麵的典型代表。一九八九年四月，《光明日報》再次發表該作者的文章《錯批一人可糾，誤增三億難消——寫在第十一億位國民出生前夕》。

其實，朱相遠在文章中表達的觀點是沒有道理的。毛澤東從一九四九年建國到一九七六年去世，總共隻有二十七年的時間，即使按照這篇文章的觀點，毛澤東時代真的“誤增”了三億人口，那麽承擔撫育這些“誤增”人口負擔的，主要也還是毛澤東時代。在毛澤東時代，這些“誤增”的人口從整體上說還未長大成人，按照中共中央公開信的說法就是：在他們不能幹活以前，就會多用錢，多用糧，影響生活的改善。當然，這些“誤增”人口影響的隻是毛澤東時代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因為在毛澤東時代要將這些“誤增”人口撫養成人，“就會多用錢，多用糧”，還需要進行教育等其它方麵的投入，這些投入需要二十年左右才能轉化為新的生產力。

恰恰在這些“誤增”人口由負擔和包袱轉化為新的經濟力，從而可以加速改善生活水平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卻離開了人世。經過毛澤東時代的撫育和培養之後，這些“誤增”的人口已經成為今天各行各業的骨幹領軍人物，是他們撐起了共和國的天空。說起來，我們更應該的是感謝毛澤東，而不是對毛澤東橫加指責。國家統計局的資料也證明了這點：在整個毛澤東時代，由於人口死亡率的大幅下降，新增人口的大量增加，人均預期壽命的快速提高，人口總撫養比持續增長，到一九八二年已高達百分之六十二點六。改革開放以後，由於毛澤東時代出生人口的不斷長大成人，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兒童人口比重下降，我國人口總撫養比持續下降，到二〇〇七年已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八，下降幅度約為百分之四十，年均下降一個百分點，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處於黃金時期。

據國家人口計生委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導師翟振武教授的測算，由於實行計劃生育，給我們帶來了四十年左右的人口紅利期，共節約撫養費約十七萬億元。這個人口紅利是從哪裏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當然不是，主要還是毛澤東時代積累起來的，隻不過當收獲這些人口紅利的時候，毛澤東早已離開了人世。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當然是前人義不容辭的責任。然而飲水思源、知恩圖報也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對前人不是心存感激，而是動輒進行毫無道理的指責，這其實是一種非常淺薄的觀點，是最沒有出息的表現。

實際上，毛澤東在一生中為子孫後代做了太多的事情。一九四九年，毛澤東接手中國的時候，中國曆經百年戰患，千瘡百孔、瘡痍滿目、國家民族貧困到了極點。一百多年來，中國遭受了大大小小帝國主義國家無數次的侵略和欺淩。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並沒有招惹其他的國家，然而列強們卻一次次地打上門來，將戰爭強加在中國人的頭上，中華民族一次又一次的被人欺淩，被逼迫著簽訂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不斷的割地賠款，使中華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災難之中，國家麵臨著極其嚴重的生存危機，人民處於極端的貧困之中。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解放戰爭實際上仍在繼續進行，廣東、廣西、四川、貴州、雲南、西康、西藏等省的全部或大部，陝西、湖南、湖北各一部，台灣、海南等沿海島嶼，約占全國總麵積三分之一的地區，仍在國民黨控製之下。大規模的土改還未來得及全麵鋪開，匪患活動猖獗，水旱災害頻繁，人民饑寒交迫……不甘心自己失敗命運的蔣介石，不僅席卷了一切可以帶走的財富，摧毀了一切可以摧毀的設施，而且預先安排布置了大批的潛伏特務，伺機進行各種破壞活動。新解放區的基層政權尚未健全，已經建立的也還未鞏固……經濟方麵，城鄉貿易斷絕，許多工廠停工，本來就不發達的鐵路交通約有一半處於癱瘓狀態。上海解放時，人民政府接管的大米僅夠全區人民吃半個月，棉花隻能維持紗廠開工一個月，煤隻夠燒七天。一九四九年，國家財政赤字達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二，從一九四九年四月至一九五〇年二月，國內連續出現四次大規模的漲價風波。以上海為例，批發物價指數以解放後的第一個月為一百，到一九五〇年二月已經達到二千零九十八，上漲了約二十倍。

新中國剛剛建立的時候，即使是最大膽的預言家也不敢想象，這個曾經是餓殍遍地、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絕大多數人口為根本不識字的文盲的“東亞病夫”，這個幾乎沒有現代工業，以致於把煤油叫洋油，鐵釘叫洋釘，火柴叫洋火，水泥叫洋灰，肥皂叫洋堿，縫衣針叫洋針，機織布叫洋布的極端貧窮落後的古老國家，居然隻用了短短的二十多年時間，就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在以美國為首的反華勢力的嚴密封鎖下，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建立起了獨立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由一個極端貧窮落後的農業國發展成為從噴氣式飛機、運載火箭到工業成套設備和所有農業機械無所不能造的工業大國。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曾形象的描述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麽？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二十二年之後，當毛澤東告別人世的時候，中國除了擁有原子彈、氫彈、戰略導彈這些尖端戰略威懾力量以外，中國大地上奔跑的有馳譽世界的紅旗牌高級轎車、解放牌汽車，天上飛的是自主製造的各種噴氣式飛機，太空有圍繞地球運轉的各類人造地球衛星，海上遊弋的有萬噸遠洋巨輪、核潛艇，工業上造出了萬噸水壓機，並且率先在世界上用人工方法合成了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質結晶牛胰島素。在信息技術方麵，一九七五年，上海無線電十四廠成功開發出當時屬國內最高水平的一〇二四位移位存儲器，集成度達八千八百二十個元器件，達到國外同期水平。農業方麵，建起了八萬六千多座大中小型水庫，培育成功並推廣了以雜交水稻為代表的一係列優良品種。以北京為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北京周邊是沒有一座水庫的，北京人喝的幾乎都是“苦井水”，解放以後，尤其是在“大躍進”時期，北京在周邊建起了八十四座水庫。北京建造的最後一座水庫是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開工，一九八三年六月竣工的白河堡水庫。此後迄今為止，北京再也沒有建造一座水庫。現在北京可以使用的水庫隻剩下約三十五座，首都人的生命之源現在全仰仗“大躍進”時期建造的密雲水庫。當前正在緊張實施中的“南水北調”工程是從丹江口水庫取水。丹江口水庫原來也是沒有的，是在毛澤東提出“南水北調”的遠景規劃後，才在漢江水係上建造的。丹江口水庫的建成，為“南水北調”工程的實施提供了可能，工程從丹江口水庫取水一路北上，沿途經過的水庫和人工水係，全部都是毛澤東時代建成的。如果沒有這些毛澤東時代的輝煌成就，今天想從零開始搞南水北調，無異是做夢。

當然，毛澤東時代所取得的成就遠不止這些：在毛澤東時代，我們根除了曆朝曆代都不能消除的匪患，隻經過短短的幾年時間就使匪患在中國大地從此徹底絕跡；消除了賣淫嫖娼、賭博、吸毒販毒以及拐賣婦女兒童等社會醜惡現象；進行了大規模的群眾性愛國衛生運動，基本消滅了麻風、霍亂、鼠疫、天花等烈性傳染病，控製了血吸蟲病、大骨節病、克山病等地方病的流行，使淋病、梅毒為代表的主要通過尋花問柳之類不良性行為傳播的性病在中華大地基本絕跡；開展了中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掃盲運動，結束了中國文盲占人口的絕大多數的曆史，這是一項史無前例的成就，其影響極為深遠，不僅大大提高了中國人口的文化素質，更為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改革開放提供了可能；毛澤東在建國伊始就發表了“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題詞，提倡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規模的群眾性體育活動，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的身體素質，徹底甩掉了“東亞病夫”這頂屈辱的帽子……我實在不知道還有誰能做得比毛澤東還要出色，我們是不是覺得毛澤東一個人應該替我們完成掉所有的工作，然後讓我們可以躺在上麵坐享其成？有些人不知道是怎麽搞的，一方麵宣傳毛澤東是人不是神，另一方麵卻要用比神還要苛刻的標準來要求毛澤東，這其實才是一種對毛澤東的神化。

 

    我之所以認為“錯批一人，誤增三億”這樣的觀點毫無道理，並不僅僅是因為毛澤東時代的成就，而是因為它根本就不符合事實。當時批判的隻是馬寅初的人口論而不是計劃生育本身，更不等同於鼓勵生育，那時一麵批馬寅初的人口論，一麵主張節製生育。無論在馬寅初遭到批判之前還是受到批判之後，中共領導人均發表有大量關於計劃生育的精辟而深刻的談話。

實際上，在毛澤東的一生中，對人口問題有大量精辟的論述。早在一九二〇年，毛澤東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就提出了反對盲目生育的主張。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毛澤東在接見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時就說：“夫婦之間應該訂出一個家庭計劃，規定一輩子生多少孩子。這種計劃應該同國家的五年計劃配合起來。目前中國的人口每年淨增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五百萬。社會的生產已經計劃化了，而人類本身的生產還是處在一種無政府和無計劃的狀態中。我們為什麽不可以對人類本身的生產也實行計劃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這個國家有這麽多的人，這是世界上各國都沒有的。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我看人類是最不會管理自己了。工廠生產布匹、桌椅板凳、鋼鐵有計劃，而人類對於生產人類自己就沒有計劃了，這是無政府主義，無組織無紀律。這樣下去，我看人類是要提前毀掉的。”同時毛澤東還提出設想：“關於這個問題，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或者設一個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因為要解決技術問題，設一個部門，要有經費，要想辦法，要宣傳。”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再次強調：“抓人口問題恐怕也是三年試點，三年推廣，四年普遍實行。十年不搞，將來又增加到八億。來個十年計劃，三年宣傳試點，再有三年推廣，過去六年了，還剩下四年，就普遍推廣。看可不可能？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我主張中學要上課，要教育怎麽樣生孩子，怎麽樣養孩子，怎麽樣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製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 ”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在和美國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談話時，當斯諾問到：“主席對中國計劃生育的進程感到滿意嗎？”毛澤東明確表示：“不滿意。在農村還沒有推廣。最好能製造一種簡便的口服避孕藥品。”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接見衛生部負責人時的談話中指出：“天津計劃生育不要錢，看來國家出了錢，實際是劃得來的，國家出點錢保護生產力是合算的。藥錢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們開展農村衛生工作後，要搞節製生育。”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同幾個同誌的談話時表示：“關於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門去，避孕藥物、器械這些東西，免費提供，挨家送，因為人家不好意思來領嘛。人體的八大係統都要研究，包括男女關係這種事情。要編成小冊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啊。”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國家計委《關於一九七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上再次批示：“人口非控製不行。”毛澤東關於人口問題方麵的論述還有很多很多，我們很難將它全部引述過來，從上述毛澤東的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感到一絲一毫的忽視計劃生育的表示嗎？我們怎麽可以將應該由我們自己解決的問題，毫無道理地完全推到毛澤東的頭上？做人，總應該講點良心吧？

 

    毛澤東不是一個隻會坐而論道誇誇其談的空談家。除了上述這些精辟而獨特的論述之外，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生育工作更是紮紮實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顯著效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代表中央召集國務院第二（文教）辦公室、衛生部、輕工業部、商業部、中央宣傳部、全國婦聯等單位負責人座談節製生育問題。劉少奇明確指出：“黨是讚成節育的。”一九五五年二月，衛生部黨組向中央遞交了《關於節製生育問題向黨中央的報告》，檢討了衛生部以前對節製生育問題的消極態度，提出了整改的意見和辦法。三月一日，中央對該報告作了重要批示。這是迄今發現的我們黨和國家同意和提倡節製生育的第一份正式文件。中央在批示中說：“節製生育是關係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政策性的問題。在當前的曆史條件下，為了國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們黨是讚成適當地節製生育的。各地黨委應在幹部和人民群眾中（少數民族地區除外），適當地宣傳黨的這項政策，使人民群眾對節製生育問題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一九五六年八月，衛生部《關於避孕工作的指示》中不僅對於黨和政府支持群眾避孕和節育的目的講得更為清楚，而且進一步指出“避孕是人民民主權利，應由人民自由使用”，並規定了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責任和義務。一九五六年九月，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提出：“我們讚成在生育方麵加以適當的節製，衛生部門應該協同有關方麵對節育問題進行適當的宣傳，並且采取有效的措施。”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公開發表的文獻中闡述節育問題。

一九五七年十月我國正式公布了毛澤東親自主持製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其中第二十九條明確規定：“除了少數民族的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製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過重的生活負擔，使子女受到較好的教育，並且得到充分就業的機會。”一九六三年十月國務院召開全國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把積極開展計劃生育列為會議主要內容之一。一九六四年一月，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下設辦公室，衛生部婦幼衛生司負責計劃生育技術指導工作。此後，各直轄市和多數省先後成立了計劃生育委員會或領導小組，並在衛生部門專設辦公室，配置了專職幹部，部分市、地、縣也設置了相應機構和人員。同年五月，經國務院批準，成立科學技術委員會計劃生育專業組，統一組織協調全國的計劃生育科學研究工作。為從經費上保證計劃生育工作的順利開展，一九六四年四月，國務院決定在全國預算科目中增設“計劃生育支出”一款，列在衛生部衛生事業費項目中，專款專用。

一九六四年是我國計劃生育工作的一個轉折點，在這之前，城市不論是出生率還是自然增長率，都遠遠高於縣及縣以下地區，這反映了城市居民的生存條件要遠遠優越於農村居民。如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八年，城市出生率為年平均千分之三十九點八，縣為千分之三十二點三四；城市自然增長率年平均為千分之三十一點三，縣為千分之二十。一九六四年之後，城市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快速下降，開始低於縣及縣以下地區，而且城鄉差距不斷擴大，這當然不是因為城市居民的生存條件的急劇惡化，以致落後於農村居民，它透露出來的是城市居民的人口生育已經得到了有效的控製，與此同時，農村居民的生存條件也得到了快速的改善。如上海市的人口出生率在一九五四年高達千分之五十二點七四，居全國首位，一九五七年出生率降至千分之四十六點〇，仍居全國首位，到一九六五年便降低到千分之十七點〇，退至全國最末一位。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城市出生率遞減至千分之三十二點一七、千分之二十六點五九和千分之二十點八五，縣出生率則高達千分之四十點二七、千分之三十九點五三和千分之三十六點七一；城市自然增長率降至千分之二十四點九〇、千分之二十點九〇和千分之十五點二六，縣則高達千分之二十八點一〇、千分之二十九點七四和千分之二十七點二四。

這表明，一方麵，中國在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已經開始有效地控製人口增長，特別是在城市效果極為明顯，另一方麵，農村在控製人口增長方麵雖然也取得了明顯效果，但與城市相比差距還是太大，這說明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村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國家裏，要想真正取得控製人口的實效，除城市之外，還必須把農村的計劃生育也普遍搞起來。早在一九六五年，毛澤東就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多次提出：“計劃生育必須在抓城市的同時，以抓農村為重點。”

六十年代，我國的計劃生育以城市為主，對農村主要是在城市郊區和少數人口稠密的縣有所開展。進入七十年代，全國各地相繼出台了計劃生育政策，通過各種宣傳方式，宣傳計劃生育的重要意義，教育廣大群眾肅清封建思想殘餘，樹立以晚婚、晚育、計劃生育為榮的新風尚，使計劃生育工作做到家喻戶曉，進而成為群眾的自覺行動。這一時期的重點，是宣傳實行“晚、稀、少”政策。所謂“晚、稀、少”是指：提倡晚婚，推遲頭胎懷孕年齡，第二胎生育間隔不少於四年，嚴格控製多胎生育。由於把計劃生育普遍推行到廣大的農村，各省、直轄市的計劃生育工作部門都把抓農村和基層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因而出現了一批農村計劃生育工作先進典型。在農村逐漸形成了以赤腳醫生、婦女主任和“大嫂子隊長”為骨幹的基層計劃生育工作隊伍。當時的公社衛生院大都培訓了能做簡易節育手術的醫務人員。國家為一大批衛生院裝備了放、取宮內節育器和做人工流產術所需要的器械。各城市還組織了大批醫療小分隊，下鄉開展節育知識宣傳、技術指導等活動。

七十年代，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收到顯著效果。人口出生率從一九七〇年的千分之三十三點四三降至一九七八年的千分之十八點二五，自然增長率由千分之二十五點八三降至千分之十二，農村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由六點〇一降至二點九七。這一時期的城市人口出生率下降更快，一九七〇年為千分之二十一點九二，一九七二年為千分之二十點一〇，一九七三年為千分之十八點〇九，一九七四年為千分之十五點〇八，一九七五年為千分之十五點二一，一九七六年為千分之十三點六四，一九八〇年更降為千分之十左右。一九八〇年，我國公布了新婚姻法，對結婚年齡的控製有所鬆緩，轉而采取進一步限製生育子女人數的辦法。由於實際結婚年齡的提前及早婚的出現，同時也由於農村集體經濟的解體，導致人口出生率的迅速回升，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二年的出生率均保持在千分之二十一左右的高位。此後，盡管采取了極為嚴厲的計劃生育措施，但一九八六年的人口出生率仍高達千分之二十點七七，一九八七年為千分之二十一點〇四，一九八八年為千分之二十點七八，一九八九年為千分之二十點八三，並不比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生育出色。毛澤東時代增加的幾億人口尚可以歸咎為錯誤地批判了馬寅初，那麽八十年代人口的高速增長又該找誰去負責呢？要知道此時馬寅初早已被徹底平反，恢複名譽，一九七九年九月，當時已經九十七歲的馬寅初擔任北大名譽校長，後來又先後擔任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和中國人口學會名譽會長，而八十年代的計劃生育技術和經濟水平又遠非毛澤東時代所能比擬。對此，不知道朱相遠先生又將作何解釋？

 

    我們已經知道，國家統計局的權威數字表明，一九七〇至一九八〇年，是中國出生率下降最快的時期，比近三十年狠抓計劃生育的時代下降得還要快得多，這實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現在的問題是，既然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生育工作效果如此顯著，並沒有因為對馬寅初的批判而放棄對人口的計劃生育工作，為什麽新中國的人口還是大量增加了呢？是什麽因素導致了這樣一個結果？

 

    其實，影響人口增長變化的，除了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及對群眾的廣泛宣傳發動之外，還有居民生活水平、文化水平、醫療衛生條件、人均預期壽命、頭胎生育年齡、控製計劃生育的技術手段、傳統的生育觀念等等許多因素，並不是少數人拍拍腦袋就可以決定的事情。認識一個問題，需要一定的條件，需要有一個過程，更需要必要的時間，特別是對於計劃生育這一關係到子孫後代千家萬戶民族存亡興衰的大事，更是如此。

首先，新中國在建國之初，處於一窮二白的狀況，除了豐富的人力，幾乎沒有其它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怎麽可以在建國伊始，沒有任何資料、沒有任何依據的情況下就草率地決定實行計劃生育？ 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新中國開展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前，中國一直沒有一個準確的人口數據，中國人頭腦中的人口數據也就是四萬萬七千五百萬同胞，這就給人造成一種誤解，似乎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裏，中國人口幾乎停滯不前，當然就沒有控製人口的必要了；

其次，多子多福是中國幾千年形成的傳統觀念，更是數千年來中國醫療條件惡劣，嬰幼兒成活率極低的現實給逼出來的，要想改變這一觀念，需要時間，更需要改善整個中國的醫療條件、文化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嬰幼兒成活率，而這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辦到的，隻有最無知、最淺薄、最幼稚的人才認為隻需輕輕地喊上幾句空洞的口號就能改變別人幾千年、上萬年形成的生育觀念。

毛澤東非常清楚，中國革命主要是依靠農民才取得最終的勝利的，中國農民為中國革命付出了巨大犧牲，做出了極大貢獻，在中國共產黨剛剛奪得政權之際，就立即貿然要求農民改變幾千年來形成的傳統觀念，剝奪農民這一並不算過分的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是絕對做不到的，是對人民的極端的不負責任。毛澤東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對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民懷著深厚的感情，他絕不可能在人民還不理解、條件還不具備的情況下，就草率地采取簡單野蠻粗暴的計劃生育方式，比如像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寧可血流成河，不準超生一個；誰不實行計劃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該紮不紮，株連八家，該流不流，拉豬牽牛；喝藥給瓶，上吊遞繩這樣的計劃生育方式，毛澤東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出來的；

第三，在建國之初，當時並沒有有效的控製計劃生育的手段，中國既不會生產避孕套，也沒有可靠的口服避孕藥，還不懂得結紮這一有效的避孕方式，中國拿什麽去開展計劃生育？總不能將生下來的孩子都掐死吧？當然，人工流產比較有效，但當時會做這種手術的醫院並不多，而且傳統的吸宮術、鉗刮術痛苦較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醫生的經驗來完成，稍有不慎就會造成子宮穿孔、大出血等情況，危及孕婦生命。人工流產是一項創傷性的手術，即使在醫學發達的今天，仍然會不可避免地損傷到婦女的子宮內膜以及其它器官，何況是在幾十年前？即使手術成功，也容易為以後的生育留下隱患，造成終身不孕不育的嚴重後果。另外，人工流產這種方式，的確不怎麽人道，不太符合人類的倫理道德，同時還容易給婦女的身心健康造成傷害，不到萬不得已，絕對不能采取這樣的計劃生育方式。

    實際上，在建國之初，中國共產黨就已經悄然為新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隻不過長期以來人們並沒有完全認識到這一點。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正式頒布施行，對結婚的最低年齡作了規定：男二十歲，女十八歲，始得結婚。這是有深遠曆史意義的。翻開曆史，我們可以發現，曆代封建王朝和國民黨政府，都是提倡早婚的。比如，後周武帝規定，男子十五、女子十三，為娶嫁之期；唐朝開元年間規定，男十五、女十二以上，聽婚嫁；清《通令》規定，男十六歲、女十四歲以上，可以娶嫁；國民黨政府民法親屬篇婚姻章，雖然在形式上規定：男未滿十八歲女未滿十六歲者，不得結婚，但實際上對於早婚現象，從未加以製止教育。因為婚齡降低，不僅可以增加稅收收入，還可以增加勞役人員的人數，所以他們提倡早婚，甚至強製早婚。至於廣大的人民群眾，由於受經濟貧困和文化落後的影響和製約，對於早婚的惡劣習俗也熟視無睹。 以許多人推崇的節製生育楷模馬寅初為例，馬寅初同時擁有兩個妻子，養育成活了七個孩子。馬寅初在與第二位妻子王仲貞結婚時，王仲貞當時年僅十三歲，屬於標準的未成年幼女，而馬寅初此時已有三十五周歲，比王仲貞整整大了二十二歲。馬寅初還曾在美國留學十年，接受西方教育近二十年，而且娶第二個妻子時還在擔任北大教授，尚且如此。由此可知早婚現象在中國社會的普遍和嚴重。

新中國在建國之初，首先頒布施行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由於《婚姻法》的施行及其大張旗鼓的宣傳，改變了我國長期以來實行早婚的陋習，這不僅有利於大大降低人口出生率，更體現了對婦女兒童身心健康的保護，實在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其實，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出生率並不高於解放前，也不高於同時代的發展中國家。以中國和印度兩國的生育率為例，一九五〇年中國為五點八一，印度五點九七；一九六五年中國六點〇八，印度六點二三；一九七二年中國四點九八，印度五點五九；一九七五年中國三點五七，印度五點三五；一九八〇年中國二點二四，印度四點九五。所以“批馬寅初導致鼓勵生育”的觀點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

大量事實告訴我們，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口的增長，並不是因為生得太多，而是因為死亡率的急劇下降和人均預期壽命的飛速躍升造成了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口的快速增長。如果我們一定要將現在中國的人口壓力歸因於毛澤東的話，那隻能怪他將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死亡率降低得太多了，隻能怪他將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增加得太快了！

人均壽命預期是衡量社會發展的一個最有效的指標，現代化和現代文明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人均壽命的大幅提升。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實現了大躍進。從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中國社會飛速進步，人均預期壽命從三十五歲提高到六十五歲，而同時期的世界人圴壽命預期隻從四十七歲提高到五十八歲。一九八一年，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達到了六十八歲，接近於當時發達國家的水平，而當時的印度隻有五十四歲，要知道，在印度獨立的時候，人均預期壽命是四十一歲，比中國還要高。中國現在的人均預期壽命比韓國短五點四歲，可是，在一九七六年，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卻超過了當時的韓國。一九八一年以來，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增長了四歲，印度增長了十歲，盡管印度在跑步追趕中國，但是，印度至今仍然沒有能夠達到中國在毛澤東逝世時的水平。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人生七十古來稀，然而在當代中國，如果還要繼續沿用這樣的說法，則更多表現的是幽默。以當代已經故去的最著名人物為例，鄧小平及其夫人卓琳均活了九十三歲，葉劍英八十九歲，陳雲九十歲，李先念八十三歲，楊尚昆九十二歲，彭真九十五歲，薄一波九十九歲，王震八十五歲，肖克一百零二歲，馬寅初一百歲，巴金一百零一歲，費孝通九十五歲，季羨林九十八歲……從這裏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口的快速增長，的確是人均預期壽命飛速提高和居民生存條件得到改善的結果，如果這也可以算作是失誤、錯誤甚至是罪惡的話，我倒是希望這樣的“失誤、錯誤甚至是罪惡”來得更猛烈一些，更多一些，持續的時間更長一些。 做人要厚道，不能沒有良心，我們不能一邊享受前人在極其艱苦的情況下給我們創造的成果，一邊用極其惡毒的語言去咒罵我們的前人，抱怨他們為什麽沒有能夠在中國積貧積弱、一窮二白、任人欺淩的情況下，在一夜之間趕上並超過當代最發達的國家，好讓我們毫不費力地去享受享受最發達國家的現代生活。

實際上，毛澤東遠遠地超額完成了曆史賦予他的使命，他帶領中國人民站立了起來，意氣風發、鬥誌昂揚，昂首挺立在世界的東方；他領導中國擺脫了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被動挨打、任人欺淩的局麵，以強大的姿態、嶄新的麵貌屹立在世人麵前；他率領中國人民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在帝國主義的封鎖打壓下，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逐步建立起了獨立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由一個極端貧窮落後的農業國發展成為從噴氣式飛機、運載火箭到工業成套設備和所有農業機械無所不能造的工業大國。我們不能一方麵宣傳毛澤東是人不是神，另一方麵卻要用比神還要苛刻的標準去要求毛澤東，這其實才是地地道道的神化。

 

    曆史就是曆史，曆史本身是非常殘酷的，它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也不會按照人們的喜好和願望來發展。通過了解中國曆史以及世界曆史人口發展情況，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的人類文明史，其實也可以說是人類同饑餓反複較量的鬥爭史，凡是食物充足的時期，人口數量就能得到快速增長，凡是人口長期停滯不前，甚至於快速下降的時期，肯定是食物嚴重短缺的時代。在人類曆史上，有相當大一部分人口實際上是餓死的，即使是在食物較為豐富的現代，仍然沒有完全擺脫這一曆史的陰影，我們之所以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不就是擔心物質生產的增長跟不上人口數量的發展嗎？所不同的是，一個是在生下來以後被活活餓死，另一個則是在沒有出生之前就被人們給計劃掉了，從而為已經活著的人騰出資源和空間，兩者並沒有什麽本質的不同。所以我堅持認為，不論從中國還是世界曆史上看，人口增長和壽命延長都是盛世的一個最重要的標誌，是最過硬的硬指標。今天，人們取得了比以往任何曆史時期都要繁榮、豐富得多的物質生活，除了科技進步的因素，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對石油、煤炭這些不可再生資源的基礎之上的，我們應該好好珍惜這些寶貴的資源，千萬不要隨意將其浪費糟蹋了。

 

    如今，毛澤東已經整整逝世了三十三周年，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也已經經曆了五十多年的風風雨雨。時光的流逝，盡管卷走了許多記憶的浪花，但也使我們有可能客觀地審視新中國的人口發展曆程。隨著對毛澤東時代計劃生育工作的了解越來越深入，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毛澤東時代不但不存在什麽“錯批一人誤增三億”，反而是人類有史以來在人口計劃生育方麵做得最為成功、最為合理、最為科學同時也是最有人性的時代。毛澤東在計劃生育工作方麵，繼續沿用了他擅長的群眾路線，耐心的、循循善誘地反複啟發群眾的覺悟，幫助群眾培育計劃生育的意識。在宣傳發動群眾的同時，毛澤東並沒有放鬆有關計劃生育方麵的技術研究和開發，從而使大規模地開展計劃生育工作成為可能，再加上配合采取“晚、稀、少”這種更科學、更人性、更持久同時也更容易為群眾接受的計劃生育方式，在毛澤東時代後期，中國的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終於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人口出生率由一九六八年的千分之三十五點五九逐年持續快速下降。一九六九年為千分之三十四點一一，一九七〇年為千分之三十三點四三，一九七一年為千分之三十點六五，一九七二年為千分之二十九七七點，一九七三年為千分之二十七點九三，一九七四年為千分之二十四點八二，一九七五年為千分之二十三點〇一，一九七六年為千分之十九點九一，遠遠低於一九八七年的千分之二十三點三三。

如果不是國家統計局的權威數字擺在這裏，我們很難相信，毛澤東時代後期的計劃生育工作竟然如此出色，使得中國的人口出生率持續快速下降，居然超過了近三十年狠抓計劃生育的時代。更令人吃驚的是，麵對如此急劇快速下降的人口出生率，整個社會竟然風平浪靜，幾乎沒有什麽反應，以致於在短短的兩三年之後人們很容易地就接受了這樣的觀點：毛澤東是不搞計劃生育的，“錯批一人誤增三億”！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發表關於控製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這封公開信是我國計劃生育史上的一個裏程碑，標誌著中國政府改變了毛澤東時代那種注重群眾思想工作以及“晚、稀、少”的計劃生育政策，轉而采取嚴格限製生育子女人數的辦法。然而，由於實際結婚年齡的提前以及早婚的出現，再加上其它一些複雜的因素，極端嚴厲的計劃生育措施並沒有維持人口出生率持續快速下降的局麵，反而造成了人口出生率的迅速回升，一九七九年的人口出生率為千分之十七點八二，一九八〇年回升至千分之十八點二一，一九八一年進一步回升至千分之二十點九一，一九八二年竟高達千分之二十二點二八。此後，盡管采取了極為嚴厲的計劃生育措施，但一九八六年的人口出生率仍高達千分之二十二點四三，一九八七年為千分之二十三點三三，一九八八年為千分之二十二點三七，一九八九年為千分之二十一點五八。

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實在有點令人不可思議：在毛澤東時代，國家實行寬鬆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宣傳教育為主，在不知不覺之中竟然輕鬆實現了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而在毛澤東時代之後，國家動員了全社會的力量，采取了有史以來最為嚴厲、極端的計劃生育措施，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整個社會弄得雞飛狗上牆，結果換來的卻是人口出生率的迅速回升。如果不是國家統計局的客觀數字，人們是無論如何也絕對不會相信這樣的結果的。為什麽會出現這種事與願違的結果？ 我們如果認真回憶一下曆史，其實很容易就能找到答案。

在八十年代前期，雖然國家采取極端強硬的計劃生育的措施，整個社會的弦繃得很緊，但由於早婚早育現象的回潮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國家計劃生育的努力。當時，為了減少出生人口，各地相繼出台了許多極具地方特色的“土政策”、“土辦法”，像“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寧可血流成河，不準超生一個”；“誰不實行計劃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該紮不紮，株連八家，該流不流，拉豬牽牛”；“喝藥給瓶，上吊遞繩”這樣的計劃生育口號，大多就是在這個時期出現的。

然而，由於農村集體經濟的逐漸解體，原來建立在集體經濟基礎之上的一些保障措施、醫療衛生體係等也隨之消失，農民不得不通過更多地生育這樣的方式來試圖維持自己的保障，人口出生率自然也就居高難下了。到了八十年代後期，在長期的計劃生育宣傳與高壓下，再加上經濟、生活方式等諸多因素的演化以及相互作用，中國居民，包括農村居民的生育觀念悄然發生改變，婦女生育意願持續下降：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九年，中國的婦女總和生育率平均為五點八，一九七二年下降到五點〇以下，一九七七年進一步下降到三點〇以下，一九八〇年達到二點二四，開始低於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這種情況表明，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生育政策效果非常顯著，應該繼續保持。然而我們僅僅看到由於人口慣性增長所造成的一九八〇年千分之十一點八七的自然增長率，不懂得這隻是人口在停止增長之前強弩之末的表現，以致於驚慌失措，匆忙采取極端強硬的計劃生育措施，隻不過由於其它因素的抵消，這種極端強硬的計劃生育政策並沒有立即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反而造成了婦女總和生育率的快速回升，一九八一年回升到二點六三，一九八二年進一步回升到二點八七，直到一九八七年仍然高達二點五九。一九八七年以後，我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再次開始持續下降，到二〇〇〇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甚至達到驚人的一點二二，已經遠遠低於二點三〇這一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這是一個危險的超低水平，隻不過由於人口慣性增長的假象，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這一危險的信息，二〇〇〇年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仍然保持了千分之七點五八的慣性增長。

種種情況表明，我們現在這種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到了重新審視的時候，然而八十年代後期，我國政府繼續推行強硬的計劃生育政策，不過這時基層政府的熱情已經有所下降，同時由於分級包幹的分稅製財政管理體製，基層財政普遍陷入入不敷出的窘迫境地，為了廣辟財源，一些地方開始將計劃生育罰款視為第二財政，有的基層幹部不惜采取默許、縱容、甚至鼓勵的方式，千方百計鼓動農民超計劃生育，以期取得更多的罰款收入。經曆過八十年代的人都知道，雖然同樣實行計劃生育，但城市的計劃生育效果和農村的計劃生育效果是不一樣的，城市居民一般有單位約束，如果違反計劃生育是要被開除的，因為多生育而丟掉飯碗，這樣的代價實在過於沉重，因而在城市居民中敢於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不多。而農民不存在被開除的問題，無非就是罰點款，正好可以緩解基層財政的壓力，因而受到了一些基層幹部的歡迎，所以農村違反計劃生育的現象很普遍。有人不明白這裏麵的玄機，看到一些地方的農民存在生育二胎甚至三胎的現象，就以為農民特別喜歡生孩子，於是張口閉口指責農民的素質低下，實在讓人感到好笑。

 

    進入九十年代，我國的人口出生率再次轉入持續下降的軌道：一九九〇年為千分之二十一點〇六，一九九一年為千分之十九點六八，一九九二年為千分之十八點二四，一九九三年為千分之十八點〇九，一九九四年為千分之十七點七〇，已經開始低於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一九九五年繼續下降到千分之十七點一二，一九九六年為千分之十六點九八，一九九七年為千分之十六點五七，一九九八年為千分之十五點六四，一九九九年為千分之十四點六四，二〇〇〇年為千分之十四點〇三，二〇〇一年為千分之十三點三八，二〇〇二年為千分之十二點八六。二〇〇二年以後，我國人口出生率始終穩定在千分之十二的超低水平，估計在二〇一〇年之後，我國的人口出生率將進一步下降，將長期保持在千分之十以下的更低水平。有人可能會提出疑問，既然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都已經遠遠低於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並且這種現象已經持續多年，那麽為什麽我國的人口總數不僅沒有下降反而仍然在繼續增長呢？

這一問題涉及到人口增長的獨特現象——人口慣性。所謂的人口慣性是指在出生率達到世代更替水平後人口繼續保持增長的現象。由於以前年代的高生育率，造成人口的年輕化，也就是低齡組人口較多。隨著低齡組人口逐漸生兒育女，出生人數增加，雖然整個社會的生育水平低於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但由於人口死亡率的下降，特別是在人均預期壽命快速提高的情況下，人口仍然會繼續增長數十年。但隨著低齡組人口年齡的繼續增大，死亡人數將逐漸增加，以致於趕上甚至超過出生人數，至此人口才開始進入負增長。因此，在人類生存條件改善的情況下，不論采取怎樣嚴格甚至殘酷的計劃生育措施，要使出生人數和死亡人數接近，大約需要經過兩、三代人或五十至七十年的時間。人口問題是一個長周期事件，需要有高瞻遠矚的過人智慧和長遠規劃，容不得急功近利隻顧眼前暫時需要的短期行為，關於人口問題方麵的決策，不論正確與失誤，都需要好幾十年的時間才能見到效果，等到大家都可以感覺到惡果的滋味的時候，已經是追悔莫及了。個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整個民族的利益才是真正需要優先考慮的，我們不能僅僅因為自己這一代人的享受而斷送子孫後代的幸福，在這方麵，小個子思維是要不得的，鼠目寸光也不行，隻顧自己一己之私、隻顧自己眼前暫時需要更是要壞大事的。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乃至世界曆史上人均預期壽命提升最為迅速的時期，由於人均預期壽命的快速提升和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造成了一個時期內人口的快速增長，這是社會進步和人類生存條件改善的必然結果，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說這也可以算作是毛澤東的錯誤的話，我們隻能說毛澤東不應該提升中國人的人均預期壽命，不應該改善中國人的生存條件，因為如果中國依然保持“東亞病夫”這一稱號，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始終維持在一九四九年的三十五歲的話，中國人口的數量怎麽可能發展到現在這樣多？如果這樣的話，哪裏還需要八十年代那樣慘烈的計劃生育行為？哪裏還有現在這樣多的麻煩？如果你毛澤東一定要為中國人謀幸福，一定要提升中國人的人均預期壽命，一定要改善中國人的生存條件的話，那也得等到中國在計劃生育技術方麵取得突破了再說嘛，等到中國老百姓把幾千年形成的多子多福傳統觀念改變了再說嘛，這樣大概就不會造成中國人口的過快增長了。當然，假如毛澤東真的這樣去做的話，這肯定又會成為毛澤東新的、更大的罪狀。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大智若愚”，其實，如果反過來理解也可以說是“大愚若智”。我不知道究竟應該怎樣去理解毛澤東，因為毛澤東是中國乃至世界都少有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哲學家、詩人，是集戰略家、軍事理論家和統帥於一身的戰爭藝術大師，對世界政治曆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毛澤東的智慧和才能是不容置疑的，這是連他的對手和敵人都不否認的，在當代中國乃至世界都是無人能及的。然而就世俗的觀點來說，毛澤東又確實是很難讓人理解的。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主要的締造者，毛澤東及毛澤東一家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巨大犧牲，獻出了多位親人的寶貴生命。在毛澤東漫長的革命生涯中，所麵臨的艱難和險阻，經曆的挫折與痛苦，承受的壓力及危機，是我們現在的人所無法想象的。毛澤東多次在危急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可以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沒有新中國。全國解放後，毛澤東作為在全黨、全國、全軍享有崇高威望的國家最高領袖，完全有理由適當享受一下。但是毛澤東並沒有這樣做，而是始終保持著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他的個人生活，簡樸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毛澤東常年睡的是木板床，穿的睡衣，一直舍不得扔掉，總是補了又補，先後補過的補丁多達七十多個，以致於麵目全非，實在無法再補；毛澤東的拖鞋同樣穿了很多年，由於經過多次修理，已經破舊得不像樣子；吃飯的時候，偶爾掉了幾粒米，毛澤東也舍不得浪費，總要撿起來放進嘴裏……毛澤東的求知欲極強，一生最大的愛好就是工作、學習和思考，就在去世的前一天，毛澤東的上下肢插著靜脈輸液導管，胸部安有心電監護導線，鼻子裏插著鼻飼管，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仍然堅持由工作人員用手托著文件和書，一共看文件、看書十一次，時間共二小時五十分鍾。毛澤東最後一次看文件，離他去世隻有八個多小時，是在心律失齊的情況下，時間長達三十分鍾。

毛澤東不被人理解的事情還有很多。例如，毛澤東時代興修的大量水利工程。一九五〇年夏季，新中國剛剛宣布建立不久，戰火硝煙尚未完全平息，解放戰爭實際上還在繼續進行，朝鮮戰爭的陰雲又漸漸襲來。由於物資極度匱乏，國民黨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尚未來得及徹底根除，國內連續出現多次大規模的漲價風波，國民黨退出大陸時安排布置潛伏下來的大批土匪特務四處煽風點火、興風作浪，紛紛發動暴亂……就在這樣一個百廢待興、重大緊急事件頻頻發生、工作頭緒紛繁雜亂、時間異常寶貴的緊急時刻，處於重重壓力之下的毛澤東，居然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親自去督導治理淮河，原因是當時發生的淮河水災給淮河沿岸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災民們的慘狀深深刺痛了毛澤東的心。修建水利工程當然是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好事，例如都江堰水利工程的興建，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成都平原的水患，兩千多年來，一直發揮著防洪灌溉的作用，使川西平原因此而成為“天府之國”。不過，修建水利工程雖然是功德無量的善舉，但是工程花費浩大，工期往往較長，工程效益更多地是體現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上，屬於典型的“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如果遇到鼠目寸光、數典忘祖、極端自私、沒有良心，隻會吃祖宗飯斷子孫路的白眼狼，不僅不會感恩，反而還會為了彰顯自己的政績而肆意指責。因此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史上，遺留下來的類似都江堰這樣的水利工程，實在是屈指可數。

然而在毛澤東時代，為了子孫後代的長遠利益，國家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毅然勒緊褲帶集中力量，先後對淮河、黃河、長江、運河、遼河、鬆花江、珠江等水係進行規劃治理，整修、新修河堤、圩垸、海塘等堤防長度十六萬五千公裏，修建水庫八萬六千多座，農田灌溉麵積由一九四九年的二億九千九百三十八萬五千畝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六億七千四百四十七萬五千畝，增長百分之一百二十五點二九，大大提高了我國抵禦水旱災害的能力，發揮了減災防災的巨大效益。在曆史上，黃河曾經是三年兩決口，給中下遊流域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然而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來，黃河大堤卻做到了歲歲安瀾，至今再也沒有發生過一次決口。

類似這樣由自己這一代承擔所有的一切苦難，並且無怨無悔，然而卻澤蔭子子孫孫、千秋萬代的事情，毛澤東還做了很多。新中國一成立，黨和政府很快就開始了大規模的掃除文盲運動，在很短的時間裏就改變了中國幾千年來文盲始終占人口的絕大多數的狀況。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知識水平，國家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傾注全力，以極大的熱情去普及教育。一九四九年，中國在校學生人數總計不過二千五百七十七萬六千人，到毛澤東去世的一九七六年，中國在校學生人數增加到二億零九百六十七萬五千，增長了七點一三倍。新中國成立前夕，美國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的白皮書。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說：“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裏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為了粉碎帝國主義者的預言，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國家在大力興修水利的同時，高度重視種子改良工作，於一九五〇年製訂了《五年良種普及計劃（草案）》，廣泛開展群眾性的良種評選和串換調劑活動，到一九五二年，全國良種種植麵積就比建國前擴大了十一倍。隨後，農業部設立種子管理局，實行行政、技術、經營三位一體的管理體製，各地也建立起相應的種子機構，初步形成自上而下的體係，推動了種子事業的迅猛發展。我國原來種植水稻、小麥的技術比較落後，朝鮮、阿爾巴尼亞等友好國家都曾向我國傳授過這些作物的種植技術。然而隨著以雜交水稻、雜交小麥為代表的一係列優良種子的培育成功，我國水稻、小麥種植技術逐漸取得了世界領先地位，而這都是在毛澤東時代開始並取得突破的。

糧食種植離不開肥料，所以有“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這樣的說法。然而自然界中的肥源是十分有限的，有過農村生活經曆的人，大都會清晰地記得過去冬天大清早拾糞的事情：不管天氣多麽寒冷，北風如何肆虐呼嘯，都必須早早起床，因為肥料實在寶貴，如果起得稍遲一點，糞是會讓別人拾走的。為了從根本上解決肥料問題，需要大力發展化肥工業。然而要發展化肥工業，卻並不那麽容易，因為化肥的生產與國家化學工業的水平、工業化的程度密切相關，化學研究不深入，工業規模不提高，化肥的批量生產也就不可能。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根本就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國大力發展小化肥產業，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十年間，全國共建成小型氮肥廠一千二百二十五個，到一九七九年，全國小型氮肥廠總數繼續增加到一千五百三十三個，絕大多數的縣都建立了化肥工業。尼克鬆訪華以後，我國抓住時機花費四億美元立即進口急需的化纖新技術成套設備四套、化肥設備二套，以及部分關鍵設備和材料。一九七三年，國家批準引進四十三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其中包括：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纖、三套石油化工、十個烷基苯工廠、四十三套綜合采煤機組、三個大電站、武鋼一米七軋機，及透平壓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氣輪機工廠等項目。這個方案被通稱為“四三方案”，是繼五十年代的一百五十六項引進項目後的第二次大規模引進計劃。以後，在此方案基礎上，又陸續追加了一批項目，計劃進口總額達到五十一億四千萬美元。利用這些引進的設備，再加上技術上的消化吸收改進和國內自力更生的生產和設備改造，興建了二十六個大型工業項目，總投資額約二百億元。我們知道，項目建設是需要時間的，特別是對於特大型的項目，更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等到這二十六個項目全部建成投產，已經是一九八二年了，毛澤東此時早已告別人世，沒能等到開花結果的這一天，他為之嘔心瀝血的操勞，也全部成為了別人的功勞。

不僅如此，毛澤東時代還被指責為閉關鎖國、固步自封，因而也是不堪回首的年代。在相當一部分人的印象中，毛澤東時代的糧食生產是乏善可陳的，毛澤東時代就是饑餓，就是貧困，經濟更是到了崩潰的邊緣。不過，統計數字告訴我們，實際真相並不是這樣。在毛澤東時代，伴隨著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糧食生產的增加恰恰是中國有史以來增長最快的時期，遠遠超過了後來改革開放時期。

一九四九年，全國糧食產量為一億一千三百一十八萬噸，一九七六年增長到二億八千六百三十一萬噸，二十七年間增長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二點九七，其中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革浩劫中增長百分之四十七點一八；改革開放以後，二〇〇八我國糧食產量達到五億二千八百五十萬噸，與一九七六年相比，三十二年的時間僅增長百分之八十四點五九，居然大大低於毛澤東時代的增長幅度。其實這樣的計算，對毛澤東已經是非常的不公，這倒不是因為毛澤東時代確定的“四三方案”到一九八二年才全部建成投產，也不是說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八萬六千多座水庫以及龐大的配套設施，而是因為標誌改革開放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下旬才閉幕，改革開放的起步其實還要更晚一些。實際上，直到一九八〇年九月中央召開各省第一書記會議時，反對包產到戶的仍占絕對多數，隻有內蒙的周惠、遼寧的任仲夷、貴州池必卿三個人堅決支持，以致於會議無法繼續進行，杜潤生隻得和胡耀邦、萬裏商量對策，巧妙地改寫文件，才最終形成後來著名的七十五號文件，但是並沒有能夠說服大多數，隻是在廣泛地采用組織手段之後，才最終保證了包產到戶政策的全麵推行。湖南是頂得最久的，直到一九八四年才分田。由於很多人思想不通，包產到戶的政策推行得並不順利，直到現在，仍然遺留有幾千個繼續堅持集體經濟的村莊，其中包括江蘇的華西村、北京的韓村河、竇店、山東龍口的南山，臨沂的沈泉莊、河南的劉莊、南街村等等。這些村莊，一般都遠遠地超越周邊的其它村莊，同樣也遠遠地超越中國農村改革的標兵安徽鳳陽小崗村。小崗村的黨支部書記沈浩在參觀學習南街村後題詞：“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如果綜合考慮上述這些因素，毛澤東時代的界限似乎以一九八二年或一九八四年劃分更為合適。如此，則毛澤東時代的糧食產量增長幅度是三十五年時間增長了百分之二百五十九點八八，改革開放之後二十四年時間增長百分之二十九點七五，即使按一九八二年劃線，則毛澤東時代三十三年時間增長了百分之二百一十三點二二，改革開放之後二十六年時間增長百分之四十九點〇八，聯係到即使在文革浩劫中糧食產量也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七點一八的事實，這樣的數字無疑是難以讓人接受的，盡管我們非常不情願接受這樣的結果，但是沒有辦法，我們隻能尊重事實。

我們常常譏笑毛澤東不懂經濟，但毛澤東在一無所有的基礎上給我們留下了今天仍在繼續受益的八萬六千多座水庫以及龐大的配套設施；給我們留下了獨立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使中國由一個極端貧窮落後的農業國發展成為從噴氣式飛機、運載火箭到工業成套設備和所有農業機械無所不能造的工業大國；毛澤東結束了中國有史以來不識字的文盲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曆史，為我們培養了世界上最為龐大的具備基本文化素質的勞動者，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資源；毛澤東改變了中國各民族相互對立的曆史，各民族之間空前團結，民族凝聚力、國家認同感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曾被譽為是世界上環境保護做得最好的國家；毛澤東時代的衛生事業，被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等機構讚譽為發展中國家的典範……今天，當我們麵對有限的礦產資源被破壞和浪費，環境汙染日益加劇，社會風氣嚴重敗壞，治安形勢日趨嚴峻，貪汙腐化不斷蔓延的形勢的時候，我不知道在我們譏笑毛澤東的時候，是不是還能笑得那麽坦然、那樣自信？是不是還能笑得出聲？

 

    盡管我國的計劃生育已經開展了五十多年，但就整個世界範圍來說，人口學仍然屬於幼稚學科，人們對它的認識還不充分，即使是聯合國對於人口方麵的預測，也從來就沒有準確過。毛澤東不是人口專家，他雖然提出了計劃生育的思想，逐步采取了計劃生育的措施，但他也沒有完全弄明白人口在演變發展方麵的機理，更不知道後來人口學家們總結出來的理論，反映在行動上，就是對計劃生育工作異常的慎重、格外的謹慎。毛澤東不像有的人，膽子大得出奇，自己不讀書、不看報，也不進行充分的論證和研究，僅僅根據膚淺的表麵現象，憑借自己的想當然，幾個人拍拍腦袋就匆匆忙忙決定這一涉及億萬人的性命，關係到子子孫孫、千秋萬代的命運的大事。對於自己不懂，沒有把握，或者沒有完全考慮成熟的事情，毛澤東曆來是非常慎重、謹慎、謙虛的。

在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文章的過程中就是這樣。《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最重要的一部理論著作，主要是根據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的講話整理出來的。在正式發表講話之前，毛澤東先後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二月中央報刊、作家協會、科學院和青年團的負責人會議和第十次最高國務會議等規模不等、成員各異的會議小範圍裏講一講，吹吹風，聽取反映之後，然後才在一千多人的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擴大會議上正式發表講話。即使這樣，毛澤東為了進一步完善自己的觀點，又先後五次召開各方麵人士座談會，一方麵回答大家的提問，另一方麵征詢各方麵人員的意見。為了更進一步征求意見，自三月十七日起，毛澤東又先後到天津、濟南、南京、上海等地接連做了四場報告，結合黨內外出現的許多新的情況，對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繼續探索、思考和研究，毛澤東四次講話的許多內容，後來補充到正式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了。三月二十一日子夜，毛澤東到達杭州，又連續多次召開會議，一邊聽取關於一九五七年度國民經濟計劃，一九五六年度財政收支情況和一九五七年度財政預算等方麵的匯報，一邊聽取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關於思想動態的匯報，繼續對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作進一步的發揮和補充，使之更加條理化，更加周密，更加豐富。曾經直接聆聽毛澤東講話的著名作家和翻譯家傅雷，曾在一封家書中十分動情地談了他的感想：“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ｐａｕｓｅ（停頓），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會貫通了的人。”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澤東開始修改關於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稿，從這一天起，隻要沒有重大活動，他就專心致誌地做這個工作。五月七日，形成了第一個修改稿，毛澤東稱作“自修稿第一次稿”；五月八日上午，改出“自修稿第二次稿”；五月八日晚十時，改出“自修稿第三次稿”；五月九日和十日，改出了“自修稿第四次稿”，毛澤東把這個修改稿注明為“草稿第一稿”，決定在小範圍裏征求意見；五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又改出用來征求意見的第二稿，要求在更大的範圍裏征求意見，包括在京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還有田家英、胡繩、鄧力群等；五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又一次修改，形成征求意見的第四稿；五月二十八日，改出征求意見的第五稿，要求在三小時內，印發各省市區黨委書記，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另發田家英、鄧力群、胡繩；六月一日，在幾位“秀才”的參加下，毛澤東又作了一次較大改動，形成征求意見第六稿；六月九日淩晨，他又改出了征求意見第七稿；六月十四日，改出了征求意見的第八稿；六月十六日，改出第九稿；六月十七日，又做了一次修改，這已經是征求意見的第十稿，加上毛澤東最初三次“自修稿”，共十三稿。六月十九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終於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全國其他主要報紙也都全文刊載。關於這篇文章的修改，從四月二十四日開始，到六月十九日為止，前後共五十五天，毛澤東真可以說是嘔心瀝血、不厭其煩、慎之又慎、精益求精，其耐心、其細致真是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令人遺憾的是，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多次有關計劃生育工作妙趣橫生的原始講話，在經過反複多次的修改之後，在最終公開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的時候還是被忍痛割愛了，這一方麵反映了毛澤東對計劃生育工作這一關係到子子孫孫、千秋萬代命運的慎重和極端嚴肅認真負責的態度，另一方麵也說明毛澤東對計劃生育工作的思考確實還沒有完全成熟，還處於探索發展階段，沒有能夠形成一個完整的有關計劃生育工作的科學體係，毛澤東不太願意公開發表這些尚不成熟的意見。

不過，毛澤東這個人就是英明、他的唯物辯證法的確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雖然毛澤東並沒有能夠完全弄清人口發展變化的規律，沒有能夠把計劃生育的設想完全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但他憑借著自己高度負責的精神、豐富的實踐經驗以及淵博的知識，帶領中國的人口計劃生育工作走上了一條健康發展的道路，其力度和節奏都掌握得恰到好處，這實在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神奇事情。如果我們拋棄成見，其實不難發現，毛澤東時代其實是人類有史以來在人口計劃生育方麵做得最成功、最合理、最科學同時也是最有人性的時代。隻不過由於人口慣性增長的緣故，雖然在毛澤東時代後期，我國人口增長的勢頭已經得到了有效的控製，但中國的人口數量仍然呈現快速增長的態勢，人口增長曲線比過去任何“盛世”時期都要陡峭得多，由建國時的五億四千萬迅速增長到一九七八年的九億六千萬，以致於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毛澤東階躍”。不過大家不必過於擔憂，這樣的人口增長，是沒有持續性的，在釋放完慣性能量之後，最終還會穩定下來。例如，一九六九年，盡管我國人口出生率仍然高達千分之三十四點一一，然而此時由於計劃生育技術已經取得突破，中國具備了大規模推行計劃生育工作的條件，因而在黨和政府以及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積極配合下，我國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僅僅用了短短的七年時間，到一九七六年就降到了千分之十九點九一，基本接近了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這一事實，證明了毛澤東人口計劃生育政策的正確，同時也說明，“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之類的觀點是非常淺薄的，是沒有什麽道理的，當然更不符合曆史事實。說句實在話，就咱們現在這些人的智慧和能力，這些見識水平，怎麽能與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黨員幹部一比高低呢？能把精神領會好也就非常不錯了，偏偏咱們還能得不輕，一會兒創造個理論，一會兒出來個思想，再不就更新個觀點，總要變個法子來顯示顯示自己，好像自己真的比毛澤東還要高明得多。其實，在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上，真正能夠創造出完善的理論思想體係的，實在是屈指可數，理論創新這個東西並不是隨便誰都能玩得轉的，不僅需要紮實的理論功底和淵博的知識，更要求豐富的實踐積累，還要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漏洞百出、庸俗膚淺、一駁即到、脫離社會實際的東西是不能算數的。

 

    五十多年來，我們一直為我國人口的過快增長而感到擔憂，八十年代以來更采取了人類有史以來最為極端的計劃生育措施。然而，九十年代後我國人口出生率的持續下降，給我們帶來的並不是興奮，更多的是不安。這是因為，我國人口出生率的持續下降，已經大大超出了合理的限度，遠遠低於人口世代更替的需要，這哪是什麽計劃生育，簡直就是急性的民族自殺！伴隨著我國人口出生率的持續下降，又出現了人口老化這一新的情況，而且我國人口老化的速度出人意料，老齡化現象來勢迅猛，呈現未富而先老的窘態。

一九五三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六十五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是百分之四點四；一九六四年，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六十五歲以上人口為三千八百一十七萬，下降到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三點六；一九八二年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到百分之四點九；一九九〇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六十五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上升到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五點五七，二〇〇〇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六十五歲及以上的人口為八千八百一十一萬人，進一步上升到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六點九六；二〇〇五年全國百分之一人口抽樣調查表明，六十歲及以上的人口為一億四千四百零八萬人，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點〇三，其中，六十五歲及以上的人口為一億零四十五萬人，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七點六九；二〇〇八年底，中國六十歲以上老年人口一億五千九百八十九萬，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其中六十五歲及以上一億零九百五十六萬，占總人口的比例為百分之八點三。中國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都在以令人吃驚的速度加速增長，遠遠超前於經濟發展水平。

更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龐大的“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對於人口老齡化，國際通用標準是一個國家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七即進入老齡化社會，我國采用的標準是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十即進入老齡化社會。老齡化過程，發達國家大多用了半個世紀到一百多年的時間，而我國卻隻用了短短的二十多年就完成了這個過程，並且將長時期保持很高的遞增速度，人口老齡化速度居世界首位。中國尚不富裕，卻已經迫不及待的跨入到老年社會的行列，並且是所有老齡化國家中最窮的一個！更加令人沮喪的是，當前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尚處於黃金時期，人口老化問題已經如此嚴重，照這樣的速度發展下去，再過三十年，不僅中國人口會持續下降，而且老年人口的比例，將達到總人口的一半以上，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紀錄，也是一個使人窒息的紀錄，眼下是九個勞動人口（十八至六十四歲）對應一個老年人口，我們已經感受到人口老化的壓力，三十年後將是每個勞動人口對應兩個老年人口，簡直就是天塌下來了！

現在這些正在享受幸福生活的年輕一代，有相當部分是在溺愛中成長的，曾被形容為家庭的小皇帝，沒有經受過任何風雨的考驗，是非常脆弱的一代，然而就是這樣的一代人，卻要承擔有史以來最為沉重的撫養重擔，他們能夠承擔得起這樣的重負嗎？也許有人認為，自己可以乘著年輕力壯時多多積攢點錢財，等到自己年老以後，完全依靠社會來安度晚年。當然，對於現在的老年人來說，采用這樣一種養老方式，自然沒有什麽問題，因為當前我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尚處於黃金時期，有大批年輕力壯的勞動人口來承擔這一工作。問題是，我國的人口年齡結構不可能永遠保持黃金時期，三十年以後，當現在的壯年勞動人口全部進入老年狀態以後，年輕力壯的勞動人口將顯得極為稀缺，極端嚴重的人口超老齡化問題將把整個社會壓得喘不過氣。到那時，誰來撫養我們的老年人口？

展望這樣的前景，實在是讓人不寒而栗！這顯然是極不公平的，享受到了計劃生育好處的人，卻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而造成的惡果卻要由幾十年後的人去承擔。追究責任嗎？時間都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了，當年的決策者早就不在人世了，能有多大的實際意義？鼓勵生育嗎？社會本來就已經不堪重負，增加生育無疑會雪上加霜，何況把這些新增人口養育成人，又需要幾十年的時間，遠水解不了近渴。另外，強迫人們節製生育，通過鐵心腸、鐵手腕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人們自己不願意生育的話，有沒有辦法強迫人們去生育？有沒有辦法強迫他們幾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地養育後代？反正我是想象不出來。實踐證明，養育孩子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這裏麵的酸甜苦辣，隻有養育過孩子的人才能體會，所以才有“不養兒不知報母恩”這樣的說法。當整個社會的生育意願下降之後，當人們普遍體會到少生育甚至不生育孩子的快樂、幸福和好處之後，再想提高人們的生育意願，將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至少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所有鼓勵人們增加生育的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德國、英國、法國、俄羅斯、澳大利亞、西班牙、比利時、烏克蘭、智利、中國台灣地區等等，雖然采取了一係列激勵措施，鼓勵女性結婚並生育，但至今收效甚微，沒有出現一個成功的例子，低生育水平不但沒有升高，反而普遍繼續下降，但願將來的中國會成為唯一的例外。

 

    更加令人沮喪的是，我們在人口方麵遇到的麻煩並不僅僅隻是人口加速老化這一個問題。九十年代，在中國人口快速老化的同時，我國育齡人群中的不孕不育比例也在急劇攀升，七十年代這一比例僅為百分之一，八十年代中期雖然上升到百分之三，但在全世界仍然處於較低水平。八十年代以後，我們開始以衝刺般的速度加速追趕，現在已經達到驚人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在這個冷冰冰的數字背後，不僅是一張張無助和焦慮的麵孔，還有我們國家和民族未來的命運。

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後，之所以出現育齡人群中的不孕不育比例急劇攀升，原因主要是日益嚴重的環境汙染和食品汙染。在現代社會，人造化工產品得到廣泛的應用，其種類和產量都在不斷地增加，人類實際已經難以離開這些化學製品，在居家休息、交通、飲食、服裝、休閑等日常最基本的活動中都不可避免地大量接觸它們，天長日久，這些化學製品漸漸在人體內不斷積累，從而影響到人們的生育質量。有研究表明，在過去的五十年間，男性精子幾乎減少了一半，並且每年還在以百分之二點一的速度減少。環境汙染使男性無精症、少精症、弱精症患者明顯增加，精液質量評價各個指標均能達到優良者還不足百分之五，各項指標能達到正常標準下限就已非常不錯了。一九九九年，科研人員在北京郊區的駐軍中，隨機選擇十八至二十五歲由外省市入伍的農村戰士，要求入伍時的年齡在十六七歲，在部隊生活一年以上，青春期後無不潔性交史，在采集精液後進行精液質量的評價。結果與八十年代初期北京城區男性數據相比較，精子數目下降百分之五十以上 ，每次排射精子總數下降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精子活動率下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優秀和良好前向運動的精子活動力下降百分之三十以上，正常形態精子百分率下降百分之二十以上，精液量下降百分之二十以上，精液質量的下降已經超過了人們能夠接受的程度。此外，另一個導致育齡人群不孕不育比例上升的重要原因，是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以及現代社會的精神壓力。在當代社會，人們承受著巨大的工作壓力和生活壓力，由於突出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放棄了毛澤東時代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的傳統，代之以冷冰冰的令人眼花繚亂望而生畏的各項規章製度和各種層出不窮花樣日益翻新的考核指標，在國企改革中，一味強調用鐵心腸、鐵麵孔、鐵手腕去砸職工的鐵飯碗、鐵工資，加之就業形勢緊張，保障措施缺失，所有這些，都加劇了人們的心理壓力，造成人們的焦慮情緒，容易引起內分泌失調。同時，現代性觀念的轉變，性生活年齡的提前，女性人流次數增多，這些都是造成不孕不育比例急劇攀升的罪魁禍首。

 

    由於我們長期片麵的計劃生育宣傳，對我國傳統的生育文化的打擊是致命的。有調查顯示，北京地區一九七九年十五至三十歲青年農民願生一孩的比例為百分之二十六點七，九二年有子女婦女願生一孩的比例升至百分之二十九點八，到九四年則已達到一半以上；想生三孩的比例則一直在下降，七九年的青年尚有百分之四點五，九二年已降為百分之一點二，九四年則基本無人願生三個孩子了。二〇〇三年上海市十八至三十歲年輕人生育意願調查結果表明，受調查者打算生育孩子的平均數為一點一〇，較二十年前的二點〇四明顯降低。北京的情況也是這樣，據有關機構調查發現，與一九九〇年相比，北京三十五歲以下的育齡女性生育意願已明顯降低，一九九〇年一半的育齡女性在二十五歲時就有孩子了，到二〇〇六年這一年齡已提高到二十八歲；而在三十五歲以上育齡婦女中，未生育的比例越來越高，其中三十五歲仍未生育的比例，已由一九九〇年時的百分之四點〇八上升到二〇〇六年的百分之十一點七九；另外，在允許生二胎的獨生子女家庭中，有六成以上打算隻要一胎或者不生育。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鄭真真，曾對江蘇省六個縣的近兩萬名育齡婦女做過問卷調查。按照當地的政策，夫妻雙方為獨生子女或農村一方為獨生子女的都可以申請生育第二個孩子，調查對象中符合二胎政策的約占百分之二十八，平均每對夫婦可以生育一點二八個孩子。但是，調查得到的已婚婦女的實際生育子女數平均為零點九九個，不僅低於政策要求的生育率，更遠遠低於群眾所認為的平均一點四五個孩子的理想子女數。雖然在符合政策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的婦女中，有百分之四十五認為一對夫婦有兩個孩子最理想，但她們大多數隻有一個孩子，而且大部分都表示自己不打算再要孩子了。上述情況並不僅僅出現在少數地區，而是成為了一種普遍的現象，就全國範圍來說，有大量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夫婦放棄了生育第二胎指標。

按照毛澤東的設想，計劃生育就是“怎麽樣生孩子，怎麽樣養孩子，怎麽樣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製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其實計劃生育的本意就是這樣的，當人口出生率降低到一定程度後，就要采取措施，將過低的人口出生率提升起來。然而在我國，計劃生育卻演變成了單純的強製節製生育，並且一實行就是幾十年，也不管社會情況變化了沒有。現在不是改革開放的時代嗎？怎麽在計劃生育方麵卻表現得如此僵化、如此教條，怎麽就不改革、不與時俱進了呢？由於長期負麵的計劃生育宣傳，我國傳統的生育文化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甚至還出現了連一個孩子都不願意生養的丁克一族。丁克來自於英語中的“DINK”，其全稱為“Double income no kids”，即雙收入無子女，它形成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流行於歐美發達國家，稍後傳入中國。從九十年代初開始，一批宣稱自願選擇不育的育齡青年，出現在中國的各大城市裏，從此，“丁克家庭”的數量穩步上升，據統計，中國“丁克家庭”的總數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就已經突破六十萬。二〇〇二年上海市婦聯一項針對全市家庭狀況所作的調查結果顯示，結了婚卻自願不育的丁克家庭已經占到上海家庭總數的百分之十二點四一。負責此項調查的複旦大學社會學係教師孫中欣對媒體說，“如果隻選取二十歲至四十歲年齡段的樣本，丁克家庭的比例會更高。”造成我國生育意願以及實際生育子女數量持續低落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現在養育孩子需要花費的成本太高，需要投入的精力太大。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二〇〇五年社會藍皮書》中的調查顯示，子女教育費用在居民總消費中被排在第一位，超過養老和住房；而人民銀行二〇〇四年第四季度關於“儲蓄目的”的調查也顯示，“攢教育費”是居民儲蓄的首要目的，依次是“養老”、“買房裝修”和“預防意外”，比例分別為百分之十八點九、百分之十四點一、百分之十一點八和百分之十點七。據著名社會學家徐安琪二〇〇五年的研究，在上海市徐匯區養大一個身體健康的孩子，父母平均要花掉四十九萬元。當然，在全國其它地區可能要低一些，但養育孩子已經成為奢侈的行為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高高的養育門檻，不知扼殺了多少可能的生命。此外，由於享樂主義的泛濫，隻顧自己眼前享受，不顧未來的國家民族利益的風氣在年輕一代中漸漸彌漫，這也是影響生育意願的重要原因。養育過孩子的人都知道，養育孩子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剛剛出生的嬰兒，是非常脆弱的，完全沒有保護自己的能力，從吃喝拉撒睡到頭痛腦熱、發燒感冒，處處都需要成年人的精心嗬護，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孩子慢慢長大以後，需要父母操心的事情就更多了：孩子會調皮，有自己的個性，會有逆反心理，還會形成所謂的代溝……做父母的除了關心孩子的身體，更要操心孩子的學習、孩子的工作；孩子長大成人了，要準備孩子娶妻或出嫁的費用；孩子有出息了，會飛的遠遠的，連見上一麵都非常困難；孩子沒出息的，成天圍在自己身邊，看見又讓人窩心……唉，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可是，如果大家都這樣精明，這樣斤斤計較，都隻顧自己而不生養孩子的話，我們還有未來嗎？我們民族還會存在下去嗎？我們國家還會繼續發展嗎？我們不是就要亡國滅種了嗎？

 

本文寫到這裏，確實應該收筆了，我原來沒有想到會寫得如此之長，然而一寫起來竟然一發而不可收拾。我無意為某個具體的時代唱讚歌，也不想譴責那些已經過去的人們，我隻想通過盡可能完整地揭示毛澤東時代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的真相和相關領域的曆史事實，實事求是地回顧我們在人口計劃生育方麵的經驗教訓以及所走過的艱難曲折的道路，從而為我們製定正確的計劃生育政策提供有益的啟示。人口問題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問題，離開了一定數量的人口，以人為本、和諧社會也就無從說起。同時，人口問題還是一個國家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需要有高瞻遠矚的過人智慧和長遠規劃，容不得急功近利、隻顧自己一己之私、隻顧眼前暫時需要的短期行為，我們不能等到感覺渴了再去掘井，這樣肯定是來不及的。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悠久文明史的優秀民族，曆史上曾經多次麵臨生死存亡的危機關頭，然而憑借著中華文明中頑強的生育文化，我們一次次度過難關，最終延續了下來，而其它的文明古國則早已消亡。當然，今天我們在人口問題上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煩，但還沒有達到最危險的關頭。不過，人口問題是一個長周期事件，關乎國運興衰、民族興亡，需要從長計議，我們不能等到中華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再去考慮改變這一政策，真正到了那時，一切都已悔之晚矣！為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為了子孫後代的長遠幸福，讓我們拋棄一切個人成見，忘卻所有的私人恩怨，共同為我們民族的持續發展而努力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