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冬天，局裏調來一位新領導叫楊建業，是抗日戰爭後期入黨的老黨員，是原來農七師基建處的處長，畢業於甘肅蘭州大學，是當時黨內為數不多的知識分子幹部，可是他仕途不得誌，都55歲了，仍然是處級幹部。調我們局後，雖然擔任一把手，可是局裏的同事仍然有什麽事都向穆付局長匯報。然後再由穆向楊匯報。所以到我們局以後，經常覺得無事可做。第二年開春參加建設廳的城市建設工作會議，由他代替穆帶我參加。可是由於他對城市建設工作還是不十分了解，許多方麵由我出頭解釋，這樣就加重了我的負擔。但我盡量為他解脫，所以那次會議以後他對我就更加信任了。他問我為什麽還沒有入黨，我告訴他我已經申請了，因為條件不夠。他鼓勵我，並派我們辦公室的老魏和小顧作為我的入黨介紹人。當時我如果入世一點，我的組織問題可能很快可以解決。可是我這個笨蛋，不知經常向我的介紹人匯報思想，隻知道埋頭工作。以致老魏和小顧都認為我沒有積極向組織靠攏，認為我有知識分子的清高和傲氣，放棄了介紹人的責任。到這年冬天，楊得了癌症，住在州醫院，我去看他，發現原來農七師的工業籌備處處長莫建波也在那裏。他們交談的非常熱烈，莫也是農七師少有的知識分子幹部，也是不得誌人物，參加革命比楊還早，文革後到現在還沒有按排工作。見我進來，莫停止了交談，楊告訴莫沒有關係，陳是正直人，不會出問題，他們於是又熱烈地交談起來。我在旁邊靜靜地聽，細細地想，他們對上級組織似乎都有很深的怨，說到熱切時會熱淚盈眶。我也覺得組織對他們不公平，我想楊得癌症可能是因為精神抑鬱所致。楊在83年開春死了，死時才57歲，還不到退休年齡。又過了一年，莫建波也得癌症去世。我想這可能就是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幹部的悲哀命運。
楊死後，穆仍然沒有任命扶正，穆也是一肚子牢騷，在辦公室裏經常向我們這些下屬訴苦。我覺得他自從76年來局主持工作以來，從無到有建立了一係列組織機構，在城市建設上幹出了不少成績。可是就是沒有扶正，楊死後他又主持全盤工作，就是沒有給他應有的頭銜。這一年秋天（83年），我們局搬到新蓋的政府辦公樓，那是我們局設計院設計的希臘教堂式建築。五層大樓，位於奎屯市中心，大樓前庭有六根高18米的方形大柱，非常威武。大樓前麵還有一個約四萬平米的政府廣場。我們局分在一樓西邊的一大一小兩套房子，局長一間小房，業務一間大房。剛搬進來時，我們都覺得非常興奮，比起我們原來的土塊辦公室，顯得高貴的多。這幢建築，在當時的新疆也是一幢不錯的建築。我們自然覺得神氣不少。但是我們的穆局長卻因為長期得不到扶正，精神抑鬱得了萎縮性胃炎，不能堅持工作。這年冬天市裏派來一名新局長兼黨委書記。此人姓朱，叫朱百寅，浙江臨海人，和我是同鄉。朱來以後，穆就病休了，當時還不到60歲。朱對穆還是很照顧的，基本上他不上班，在家養病，一直到60歲辦理退休。穆退休後，覺得自己身體還可以，就又要求上班幹點事，這樣除退休金外還可以拿反聘工資。想不到他出差回來老毛病就翻了。這次病的很嚴重，痛的很厲害，到州醫院檢查結果是胃癌。他不相信，局裏同意他去北京檢查，因為他大女兒在北京工作，比較方便。檢查結果還是胃癌，不過北京醫療條件好，癌細胞得到控製。因為北京醫療費太大，他決定回新疆。回來後，看來精神還是非常飽滿的，在家休息幾個月後突然發燒，到州醫院檢查，是癌症複發。癌細胞很快擴散，那一天我們去州醫院看他時，他已經非常消瘦，皮包骨頭，不斷地呻嚀。痛的時候會忍不住大聲吼叫，醫生就給他打嗎啡止痛。我們看了也跟著痛苦。他知道自己已經無藥可救，不痛的時候就要求醫生讓他速死。但是醫生也沒有辦法，因為法律不允許。我最後一次去看他的時候，病房裏有很多同事，這時他雖然仍然清醒，但是人已經非常脆弱，自己不能排尿。那天他的尿已一天排不出來，小肚脹到裂痛，醫生護士沒有辦法，隻好當著那麽多人給他排尿。護士打開被子，露出他的下身，隻見他的小腹瘦的皮挨著背，瘦小的陰莖插入一根粗粗的塑料管，光亮光亮的，用膠布綁著，然後護士小姐慢慢地從上到下往下擠壓，黃黃的尿水終於從尿泡裏擠出來，他也就此解脫了痛苦。這時我想，平時多麽光鮮的局長，在病魔繞身的時候，也就沒有任何羞恥之心了。當著那麽多人，而且還有自己的女部下，亮出了自己的下身。人世間有多少這樣的無奈和無常。生命是這樣的脆弱和嬌貴。在這天後不久，他就離開了人世。和遺體告別的時候，我看見他瘦瘦的臉上嘴巴閉的緊緊的，好像有很多話不能說出來。我想他的一生，也充滿坎坷和無奈，走的時候也不順暢。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他的幾個子女都很爭氣，一男一女都上了大學，隻有一位考不上大學的二女也在我們局機關按排了工作。他走後沒有後顧之憂。
朱局長來了後，局裏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加上正好處在城市維護費改革之際，城市建設費用從由自治區建設廳分撥改為由各市自籌。即由各市的工商稅收入中提取7%作為城市建設維護費用。我局的經費一下子從一百多萬上升為七百多萬。這是因為我市財政收入已經進入全國百強縣之內，當時全年的工商稅收入有一億多元。（主要歸功於我市有一座全新疆唯一的卷煙廠，光這個廠的年稅收就達到四千萬。）超過石河子也是全新疆收入最多的縣級市。由於有了經濟基礎，朱局長就雄心勃勃的大幹一場。85年開春，朱除了按排大量的市政園林建設項目外，也按排了自己局內的多項基本建設項目。其中最大的三項目就是我局辦公樓建設，汙水處理廠建設和市政公司的瀝青攪拌站建設。三月，朱通知我去關內采購瀝青攪拌站設備，我正為大兒子的淋巴結發炎久久不能治愈發愁，懷疑是否也是楊局長那種何傑金氏病。我想正好可以利用這次到關內出差機會，帶大兒子去上海檢查一下。所以興高采烈地接受了這個任務。那時正當春運節氣過後不久，車票比較好買，我和兒子買了兩張臥鋪票就動身去上海。這也是我們父子第一次坐臥鋪。以前去上海都是坐硬座，幾天幾夜的火車坐的我們頭昏腦脹。這次能坐臥鋪，特別高興，尤其是我兒子，第一次坐臥鋪的感覺實在是太好了，我們在火車上可以躺著看書，聊天。幾天幾夜很快過去。到上海後，我首先帶兒子去看醫生，因為我的侄子是醫學院的研究生，所以我們能夠找到上海最好的中山醫院最好的醫生給我兒子看病。那專家看後說這隻是一般的淋巴結發炎，沒有一點問題，開了些普通的藥，不像奎屯的醫生說的那麽嚴重，我就徹底放心了。接著我們就開始去采購瀝青混凝土攪拌機。從廣告和其他信息裏，我們得知，這種小型的攪拌機隻有無錫一個工廠生產，我們按廣告上的地址找到了這家工廠。原來是一家公社辦的廠，在無錫郊區，規模還可以，和我們奎屯機械廠差不多。隻因為位於沿海地區，信息多，就辦起了這樣的工廠。我帶著兒子去辦事，那邊的人以為剛是我的助手，對他也很客氣。剛也的確能幫我很多忙，如資料整理，查看地圖（那時剛已經能看懂圖紙，）。我們住在他們為我們安排的招待所，吃喝都是他們包。了解到他們確實能製造合格的設備後，我們就和他們訂立供貨合同。我們離開無錫時，他們給我和剛兩人都送來一件滑雪衫作禮物，這兩件衣服，一直穿到我離開新疆。後來我又單身去了徐州睢寧縣，（剛兒則待在上海我姐姐家）訂了兩台翻鬥車。回上海後，和兒子一起高高興興回新疆。這次我們出差，不僅沒有給局裏多花錢，反而省下住旅館的錢，因為我們住姐姐家，兒子的路費是我們自己掏的。
回新疆後接到伊犁州建設局的通知，讓我去伊犁參加一次由自治區組織的中心城市功能研討會。通知要求很急，我隻好馬上動身，到了伊犁後，由州局陳振東局長親自接待我（陳原來是我們奎屯建設局的規劃組組長，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規劃係。78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後，79年由穆局長介紹入黨，82年參加一次自治區城市工作會議，被自治區黨委主要領導發現為人才後，83年提拔為伊犁州（付省級）建設局局長，之後，官運亨通，92年提拔為自治區建設廳廳長。）把我按置在伊犁州賓館，這是當時伊犁州最高級的賓館，是州政府專門用來接待中央首長和外賓的。而且按置在賓館最好的房間。我當時受寵若驚。陳告訴我，不久後國家要通籌全國城市規劃，我們自治區要準備一些資料，所以州要組織一些人力寫幾篇論文，為他以後參加全國會議作準備。後來才知道陳是為了我給他寫兩篇論文而按排的。我專心致誌地住在賓館，一方麵享受這種無上優雅的生活，一方麵收集資料，編寫文章，繪製圖表，用了一星期時間，完成了兩篇論文。一篇是“伊犁州中心城市的現狀和潛力。”寫伊犁州伊寧，塔城，阿勒泰三個地區的主要城市和它們的發展遠景；另一篇題目是“北疆的咽喉----奎屯，”主要寫奎屯的現狀和它在全疆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論文完成後，我在伊犁又好好地休息幾天，看望了在伊犁的親戚和朋友，才回奎屯。後來得知，這兩篇論文，都發表在中國社科院院士馬洪主編的城市建設周刊上，雖然沒有我的署名，（以伊犁州政府名義署名，）但是我也領到了200元的稿費，相當於我當時一個月的工資。（是奎屯市政府轉交給我的，當時我還不知道是什麽錢，計委主任吳克功告訴我是兩篇論文的稿費，我才想起來。）這兩篇文章，尤其是後一篇，在以後伊犁州和奎屯的發展上，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回奎屯後，我訂購的瀝青攪拌設備也陸續運抵，就開始緊張的瀝青攪拌站的按裝和調試，一直忙到冬天。由於瀝青攪拌站建設成功，我市市政建設的速度大大加快。在85.86兩年，我們新修和維護了大約十多公裏的城市道路。主要有團結路兩公裏，北京路七公裏，伊犁路兩公裏。
84年末，杜學夫調回老家浙江工作，朱局長又把杜負責的電力規劃工作交給我，這樣，我的工作業務量大大增加，整個84年，我都在忙忙碌碌中渡過。
85年開始，我們局就搬到新蓋的建設局辦公樓，位於市政府大樓的西邊，是一座四層大樓，我分配在二樓第一間。我局辦公樓也是我市局級單位第一座辦公樓，因此，我們都非常自豪。而且正在準備蓋局職工住宅樓。所以全局職工情緒都十分振奮。這時，隨著全疆建設規模的加大，我市自從85年後，建設規模也大大加大，首先北疆鐵路即將修到我市，為了配合鐵路的通達，市政府要求我局在鐵路到達前，必須將團結南路配套工程全部完工。團結南路原來是一條土石子路，現在要改造為現代化的水泥高級路麵，而且還要配以綠化美化和路燈，下水道。所以該工程是一個龐大的綜合工程：它包括長兩點二公裏，寬三十二米的水泥路麵；長二點二公裏，寬六十米的林帶；路兩側的藝術路燈一百另八盞；路麵下的各種管線，包括下水道和上水道，電纜通道等。還有火車站前麵的廣場；廣場上的高杆燈；政府辦公樓前麵的廣場綠化和廣場中央的音樂噴水池等。總投資約六百多萬，這在當時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天文數字。這個龐大工程，被分為四部分：道路部分由鄭福國負責；園林部分由周蘭風負責；電氣（路燈和音樂噴池）部分由我負責；下水道部分由丁紅軍負責。我們四人統一由局長協調。從85年開始，我們四人就團結路工程忙的不亦樂乎。一直忙到87年八月火車通達奎屯。
為了係統地介紹該工程，我把工程的概況作一下描述：團結南路北起市政府廣場，南至火車站廣場，南北距離二點五公裏，道路長度二點二公裏。其橫斷麵為中間是16米寬的花壇帶，種植奎屯的市花玫瑰和鬆樹，花壇帶兩邊是寬16米的水泥路麵，西側是上車道，東側是下車道；水泥路麵兩邊是人行道隔離帶，寬6米；人行道兩側是寬30米的綠化帶，種植鬆，杉等常綠樹；總橫斷麵寬為120米。路燈安裝在人行道隔離帶上，采購了當時最時尚的高壓節能鈉燈。由我負責的電氣部分總投資89萬，包括一百零八盞藝術鈉燈；兩盞24米高的火車站廣場高杆燈；路燈的配電室 ；團結路和北京路交叉口的一盞高18米的高杆燈；政府廣場中間噴水池裏麵的音樂噴泉的電路和配電箱等。我在85年用了大半年時間設計，製作和采購。燈杆請我市機械廠製作，在路燈杆的製作過程中，我和機械廠的技術員童耀南成了莫逆之交。路燈在86年春開始安裝，安裝工程由奎屯市電業局承包，到86年秋天基本完成團結路兩側的路燈安裝和調試。火車站高杆燈則在87年夏天才完成。到87年六月，綠化帶才全部完工，團結路兩側的鬆，杉，都是從東北運來的，可見成本的昂貴。2012年我從回奎屯看望朋友時，那些鬆，杉已經長成參天大樹了。
在86，87和89三年，我分別參加了三次全國路燈情報會。86年秋在陝西鹹陽召開，會期五天，我和我市機械廠技術員童耀南一起參加。在會上，我們介紹了自己製作路燈杆和高杆燈的經驗，得到好評；87年在江蘇省如皋縣召開，會期也是五天，由同濟大學電光源係和全國路燈情報站聯合主持，會上主要由如皋燈具廠介紹節能鈉燈使用技術，我和我局設計院的劉技術員參加會議；回疆後，才知道我們家在老朋友童耀南的幫助下已經搬進了新的住宅樓。我分配在二樓，兩室一廳，有獨立廚衛，這在當時已經是非常好的。89年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路燈技術情報交流會，因為北京動亂，會議被迫取消。但是因為取消的通知發的太晚，一部分人已經到京。會議籌備處決定，已經到北京的人由北京路燈管理處分別疏散，還沒有動身的人員，則電話緊急通知不要來京。我因為路遠，動身出發比較早，通知發出時我已經在路上。四月25日我到北京後正值胡耀邦逝世不久（胡耀邦四月15日逝世），我親身經曆了（四二七）大遊行。
我到京後，立即去北京路燈管理處報到，才知道會議已經取消。因為我的大兒子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念書。所以，我順便去“人大”看兒子，住在“人大”招待所。“人大”招待所位於海澱路邊上。正值學運開始，二十七日早上，我還在夢中，就聽到海澱路上吵吵嚷嚷的響聲。起床後從招待所窗口往外看，隻見馬路上都是學生，他們打著旗舉著標語喊著口號，從北往南而來。到了“人大”門口，就叫喚著：“人大學生出來！人大學生出來！！” .“人大”學生則從裏往外衝，把守衛大門的警衛擠到一邊，終於打開大門。“人大”學生馬上衝上馬路，和“清華”“北大”的學生混在一起，向天安門方向而去。這個情景，真是壯觀，十分動人。我因為要到兒子那裏就餐，需要經過整個人大校園，就看到校園裏已經貼滿了大字報。出於好奇，我就看開了大字報。大部分大字報是悼念胡耀邦逝世的（這時我才知道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但我也看到有部分反動的大字報，我看到一張“共產黨十大罪狀”的大字報非常反動，有人在抄，也有人在拍照。然後我又去了“北大”“清華”去看大字報，看到了要求取消四個堅持的大字報，我想起了早上遊行隊伍中我聽到過有人高喊：“打倒四個堅持”的情景，就想這次遊行不簡單，有黑手在操作。為了躲開這次動亂，幾天後我就動身回新疆，而且我告誡我的兒子不要參加這樣的政治活動。後來我兒子基本上沒有參加遊行，從而得到平安。回新疆一個月後，得知北京發生“六四動亂”，軍隊出發鎮壓學生。不久，國家安全局又發來六四期間（四月到六月）到過北京的外地人員調查表。我們局就我和葛付局長這期間去過北京，我們都填寫了調查表，因為我們都沒有參加過任何活動，所以我們都平安無事地通過檢查。但是，我對當時學生的運動是同情的，認為學生的行動是愛國行為。但是也同意這次動亂有黑手在背後操作的結論。因為我親自看到反動大字報和親耳聽到反動口號。親臨過這次建國以來最大的學生運動，對我來說也是一次難忘的體念。我想我們的民族前赴後繼地為自由，民主，人權而鬥爭的曆史是如此的慘烈，什麽時候，我們的國家才能夠作到真正地作到“為民作主。”
90年和91年我都在平俗中渡過。為了減輕我的工作負擔，87年局長給我配了一位助手，是新疆大學的畢業生，姓王，但是我不欣賞，覺得他太傲，就調到質檢站去了。到88年又給我調來一名助手姓陳，是質檢站站長的女兒，我就不好意思拒絕。此人也勤奮，我就留下了，一直到我調離統計崗位。從87年開始，我還承擔了局長秘書的職責，因為從那時開始，我局的很多文件的起草都是由我來承擔，包括每次人代會開會後的代表提案回答，和每年我局的工作總結。
從78年我調到城建局，我一直承擔多項工作，而且工作的都很出色，但是因為我的黨組織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從81年那次組織培養沒有成功後，我再也沒有提交過入黨申請，而且以後又有幾次組織找我談話，要我寫申請書，我都以自己條件不夠而推卻，因為這時我對加入黨組織已經心灰意冷了。再加上我已高齡。）所以我的職位一直沒有得到提升，對於這種狀況，我知道局長也是有想法的。我當然覺得非常壓抑，到91年末，局裏調整機構，要成立科室，我所在的財務部門要成立計財科，由誰任科長成了局長的難題。因為當時我們科有兩人可以承擔科長的職位，就是我和顧喜科。兩人比較，顧年輕，是黨員，又有大專文憑，人緣關係比我好；而我呢，貢獻比顧大，能力比顧強，但是我年齡比顧大，又不是黨員，又沒有正規的文憑，比較之下隻好淘汰我。不過局長還是覺得對不起我，就想了一個辦法，讓我擔任局長助理，也是科長待遇，和我談話，我不同意，我原作一般的工作人員；後來局長又找我談話，讓我掛職到公共汽車公司去當經理，也是正科級待遇，而且我的檔案仍然留在局裏，按公務員對待。我還是不同意。我說我願意在機關當一個普通的工作人員退休。局長就找來好多人來做我的工作，要我接受這個職位。說公共汽車公司怎麽這麽需要我去減虧為盈，又說基層工作有多麽具有挑戰性，可以發揮我的能力；局裏將給我什麽什麽優惠條件去完成公共汽車公司減虧為盈的任務等等，又說隻幹三年就回局裏享受正科長待遇。我想我當時已經50多歲了，很難抵擋這麽多人的遊說，隻好答應去幹幹看。反正幹三年我也快到退休年齡了，到時候退休吧。這樣，我在92年初就結束了我在城建局多年的工作，轉到基層單位公共汽車公司去當掛職經理。對於我來說，這是一次新的挑戰，也是一次新的人生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