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廠後，我一方麵加緊辦理祖玉的準遷證，一方麵投入緊張的安裝前期工作。那時正在蓋新廠房，政委派我作為廠方代表，監督我師工程處的施工質量。每天我都要在逐漸升高的廠房內爬上爬下，檢查各種各樣的線路，管道的預埋件是否正確，混凝土澆灌的質量和標號是否符合要求，因為那時我們的廠房是奎屯最高的建築，也是最現代化的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的建築，質量一點也不能馬虎。在我緊張工作的同時，付政委在壓力下不得不給我發了調查函到祖玉的哥哥處。很快就得到回函，證明祖玉的身份清白，廠裏就給我開出了準遷證，我立即給祖玉寄去。而極左的趙付政委也因為在我們廠不得人心，被師部調到農機廠當付政委。後來聽說，他在農機廠也不得人心，調到農廠去了。
在第二年春天，土建工程基本完工，安裝工程即將開始，這中間有一段空閑，政委從司令部設計處搞來一套食堂建築圖紙交給我，讓我負責給我們廠蓋一個食堂，同時還可以當廠裏的會議廳。我看了這份圖紙，建築麵積大概有一千多平方米，形狀像飛機，機身是食堂兼會議廳，和廚房，前麵的機翼南邊是財務辦公室，北邊是衛生所。後麵的機翼南邊是總務辦公室，北邊是庫房。其中食堂比一個籃球場稍大，廚房也有一百多平米，這個食堂後來一直用到我離開電廠。
蓋食堂首先要放線，要找經緯度和找水平。但是我們廠沒有經緯儀和水平儀，怎麽辦？經緯度我就從廠房（因為廠房已經找好經緯度）拉線過來解決。關於水平度的問題，我利用連通管的原理，用橡皮管連接兩根玻璃管，灌上水，然後看水平。這樣就解決了水平問題。我找好水平後，就放線開挖基礎。基礎最深的地方有一米二，淺的地方隻有六十公分，用卵石加混凝土澆灌。由於全體職工的努力，這個食堂隻用了兩個月就蓋成了。後來文革時這卻成了我的罪狀，說我食堂基礎挖深了，浪費國家材料。我想，如果我當時不堅持基礎挖那麽深，食堂大牆就會開裂，開會的時候食堂塌下來，那麽我不成了死罪。
到了六月，祖玉來信說她已經買好車票準備來新疆，說好要我去烏魯木齊接她。我提前到了烏魯木齊等她。到了她預定的日期我早早地在月台等，終於等到從成都開來的火車。終於看到她從火車上走下來。我滿麵春風地迎上去，她也興高采烈地走下來，我們這對情侶經過坎坷磨難終於走到一起了。我們不敢擁抱，但我們的心早就擁抱在一起了。我們倆走出火車站，我準備立刻回奎屯，但是祖玉說不行，要先去石河子看她姐姐。我不明白她怎麽在石河子還有一個姐姐呢？她說是劉祖平，我問平姐怎麽在石河子，她說，因為烏魯木齊安不了戶口，她不得不先在兵團水利處落戶。兵團水利處位於石河子大泉溝，所以我們就先買了去石河子的車票，到石河子後再轉車到大泉溝。我們見到了平姐，她胖多了，也健談多了，那時她已經懷上孩子，她告訴我們，因為烏魯木齊不能落戶，楊順餘準備和她一起調到奎屯來。楊正在和我們廠聯係，我們聽了後很高興，因為如果他們能調我們廠來，我們在奎屯就不孤單了。我們在平姐那裏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從石河子買票到奎屯。記得在石河子轉車時，我不幸丟掉了錢包，好歹祖玉手上還有錢，總算平安地到達奎屯。不過我牢記在石河子轉車時，祖玉那天穿著一件白色短襯衣，那矯健的身材，由於辛勞而白裏透紅的臉蛋，在汽車上自若氣定地指揮我的神氣，顯示出一種聰明幹練和美麗。
到奎屯後，我把她安置在女工宿舍，又開始緊張的安裝工作。祖玉休息幾天後，戶口落在了電廠，參加了廠裏的五七排勞動（五七排是當時為了解決廠裏職工家屬工作而組織起來的農業勞動單位，不算職工指標，但是受益很好。）我倆還商定，一旦祖玉找到工作，我們就舉行婚禮。
到十一月，一千五機組順利投產，次年元月，楊順餘一家調入我廠，我們在廠裏總算有了可以互相信任的朋友。
開春，廠裏成立了新的汽輪發電機組安裝辦公室，楊順餘任組長，我為辦公室成員，又開始了另一台汽輪發電機組的安裝準備和技術資料整理工作。同時成立了安裝隊，楊連捷和吳連士為隊長，吳同時被派往關內去落實設備的運輸工作。
在這同時，奎屯的建設也在突飛猛進。新疆第一家卷煙廠和農七師棉紡廠相繼投產，奎屯的人口也從我來時的一萬多人增加到四萬多人，而且，相繼蓋起了不少大樓，有電信樓，郵電局，奎屯飯店（當時奎屯最高的樓，有四層，）和各廠的辦公樓，整個形勢呈現欣欣向榮的局麵。
但是，就在這種良好的形勢背後，在全國已經悄悄地刮起一股極左的風。開始是社教運動，接著就是臭名遠揚的文化大革命。那是在65年末，由姚文元的“評新篇曆史劇‘海瑞罷官’”挑起的。繼而是66年關於三家村的批判，‘5，16’通知到‘炮打司令部’。文化大革命終於全麵爆發。開初，我們廠正在全神貫注地進行新機組的安裝，誰也無暇關心社會上的運動，但是人民日報一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立刻在我廠掀起浪潮，一夜之間出現了很多大字報。矛頭都是指向當時正在忙於指揮安裝的政委，所謂的積極分子都是自己認為政委對待他不公平的不滿分子，以史樹龍為代表。他們編造了很多慌言假事，發泄自己的不滿。到八月，，矛頭又指向所謂的‘張福祿（即政委）’的以吳連士為代表的八大金剛。這個時候，師裏根據中央的指示給我們廠派來了工作組。組長叫孫波，原任一管處處長，付師級，他曾經是政委的領導，對政委有相當的了解，所以，他力圖把運動引向正確的方向。
當時的我，被一大堆圖紙壓的忙不過氣，無暇投入運動。而且憑良心，我對運動一向不感興趣，因為我的經曆，我是多次運動的受害者。大概在八月中旬，有一天，名義上的總指揮楊連捷通知我，叫我馬上離開安裝辦公室，到混凝土預製班報到，並且立刻辦理工作移交。我懵了，因為當時我正在繪製20頓鍋爐基礎圖，其他人接手一時難以弄明白。當時我周圍的人都覺得莫名其妙。我憑著對政委的信任認為這一定不是政委的決定，就跑去問政委，是什麽理由讓我馬上停止工作到混凝土班勞動。我看到當時政委的臉憋的紅紅的說：“你不要問為什麽，你按廠裏的決定去混凝土班勞動就是了。”我看政委這麽說，肯定有很大的難處，就依廠裏的要求去了混凝土班。當時的班長是張萬平，對我倒是很客氣，分配我去搗混凝土電杆。
第二天一大早，有人告訴我你快去看你的大字報。我問在什麽地方，他說在食堂牆上，我立刻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去食堂，果然看到滿牆都是批判我的大字報，表題非常醒目‘把資產階級孝子賢孫，資產階級技術權威，裏通外國分子陳某某揪出來示眾！’我立刻意識到昨天調離我的原因，我還是沉著氣把大字報看完。裏麵有些是事實，譬如我的家庭出身，父親，姐姐所犯的錯（但那是無法選擇的曆史過錯），在曆年工作中的過失。有些是孽造，說什麽技術權威我根本不夠格，裏通外國是子無虛有，更可笑的是說祖玉是特務，連我在高中時和蘇聯朋友通信的事也被兜出來作為反革命的罪證。讀完後我根本不服氣，照常去電杆班上班。下班後我馬上被編入牛鬼蛇神學習班，班中有安付廠長，楊會計，何會計，王槐貴等從舊社會過來的人員，由我們廠的轉業軍人領導我們學習毛主席語錄，如‘督促杜聿明投降書’‘將革命進行到底’等文章。
一連幾天，我白天參加勞動，晚上參加學習，要我們深刻檢查自己，鬥私批修，我則對符合事實的批評表示接受，對不符合事實的批評拒不認錯，工作組就表示我態度不好。有一次在批判會結束後，安付廠長對我說：“小陳，這是運動，你不能硬頂，要吃虧的。”（我不明白為什麽安付廠長也到了牛鬼蛇神班，他是老革命，43年參軍，後來才知道他老犯男女關係的錯，其實也不算錯，隻是他有點好色，所以老提不上去，提上去又掉小來，到現在還是付團級。）當時我倒是認真地思考了安的話，所以以後的批判會，我的態度就老實多了。我有的錯我承認，我沒有的錯我就不提。一直到一天下午，工作組通知我孫組長要找我談話，孫組長見到我對我說：“你的問題不大，‘張福祿’都告訴過我，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不要對組織失去信心。”同時還告訴我，他出身也不好，我通過和孫組長的談話後，心裏有了底，對以後的批判會就能應付。又過了幾天，文革領導小組的餘洪勤來通知我，要我在全廠職工大會上作一次檢查，就可以過關。於是在星期天的晚上，召開電廠全廠職工批判牛鬼蛇神大會，會上，先由何會計檢查，然後由我檢查，工作組領著大家喊打倒牛鬼蛇神的口號。我終於在文革初期就過關。
又過了幾天，廠裏又召開批判牛鬼蛇神大會，我雖然已經過關，但是心裏還是提心吊膽。會議開始不久，就由文革領導小組的張萬平突然提出了，把牛鬼蛇神王槐貴和邵從美揪出來，誰也想不到邵從美是牛鬼蛇神，他是老工人，怎麽成了牛鬼蛇神。幾個人馬上擁上來，把神魂還沒有轉過來的王槐貴和邵從美從會場中拉出來，不知從哪裏弄來的兩頂高帽子馬上戴到他倆的頭上。領導小組的人就一麵喊著口號‘打倒牛鬼蛇神！’一麵把他倆拉到會場外，在廠區和家屬院遊街。張福祿也領著大家喊口號，那種恐懼，那種震撼，我現在想起來也很可怕。如果當時拉的是我，我恐怕要昏死過去。我沒有任何辦法，隻有跟著大家喊著不承願的口號。我心裏想，人們為了保自己，都成了禽獸，沒有了良知。他倆根本沒有什麽大問題，隻是一些曆史問題。工作組也是沒有辦法，因為那時所有的單位都要拉幾個人遊街，如果我們廠沒有就會被上麵批評。工作組選來選去就把他倆選上了。
沒有多久，全國都在進行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孫波的工作組就被撤走了。這樣馬上造成社會的混亂，所以又派來更加左的工作組，組長叫何發貴，他在大會上煽動群眾鬥群眾，說什麽有人在戈壁灘上放信號彈，我們廠有敵台廣播等。把老工人王鈞閣家的收音機當電台來鬥爭。職工潘蘭迪，在開會的時候不小心把印有毛澤東照片的報紙坐在地上，被旁邊的人發現，被當作敵人批鬥，搞的人人自危，人心惶惶。
這個時候，祖玉在水電站勞動，不知道廠裏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有一天，我接到一封來自四川的信，打開一看，是祖玉哥哥寄來的，信中還夾著四張定期存款單，要我們把它轉給三姐，作為對母親的贍養費。信中還透露出要自殺的念頭，我立刻把這封信送到水電站祖玉手中，祖玉看完信後，也有了同樣的擔心。後來接到她妹妹的來信，才知道她哥哥自殺身亡是因為他不堪文革初期群眾對他的大字報，稱他是劉小奇資產階級反對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後來得到平反招雪，稱他是優秀的共產黨員。祖玉因為哥哥去世情緒受到很大的打擊，而且那時我也被下放，成了牛鬼蛇神，前途未卜。這時就有人勸她拋棄我另找他人，但是她對我還是有信心，就頂著這種誘惑。這時的我和她，都需要強大的精神支柱，我對著她唱：‘跌倒算什麽，隻要骨頭硬，爬起來再前進。天快亮，更黑暗，跌倒是常事情。’以此互相鼓勵，我們終於度過了那最初的黑暗時期。到了67年，全國爆發全麵的文革派戰，而這時祖玉得到了一份正式工作，進了棉紡廠當工人。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因為群眾的派戰，倒得到了清閑，每天除了勞動學習外，沒有受到什麽批判。那時電杆班已經解散，我調去蓋工房，工房蓋好後，又調到外線班當電工，總算又回到技術崗位。雖然是強體力勞動，但也是技術活。也因此鍛煉了我的體力。到八月，祖玉工作轉正，成了正式工人，我們就籌備結婚，那時廠裏已經軍管，軍管組組長姓李，倒是一個很通人情的人，我們的報告一打上去，馬上批了。
九月二號，我們到農七師政治處領了結婚證，經過如此多的坎坷磨難，我們終於成了夫妻。記得分給我們的婚房就是原來的食堂改造的，我們在最西邊。有十來平米，從二號開始，我們就裝修房子，用白灰刷了牆，用報紙糊了頂棚，去木工廠買了一個三抽屜寫字台，兩隻凳子，廠裏給我批了一付鋪板，因為木工王宗林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他給了我四公分厚的木板（其他人都是三公分厚木板）牆上貼了幾張學毛選的畫，用土塊壘砌床腳，放上鋪板，就是非常好的雙人床。這樣經過幾天的勞動，我們的家總算有了新氣象。在當時就已經很氣派了。（那時少有家庭有寫字台之類的家具。）到七號是星期天，我們就舉行簡單的婚禮，外線班的同事和平常比較好的朋友前來祝福。劉祖平因為是我們的介紹人，所以送來了特別貴重的禮物，一隻鋼精壺和一床被麵；外線班的王紹林送來一隻暖水瓶，還有幾個人送杯子，在當時就算重禮了。其他人都是送毛主席語錄和畫，我們招待他們的也不過是糖和茶水。婚禮一直鬧到深夜，散場時我們都很累了。但是新婚的激動仍然沒有平息，當人們走後，我們緊緊地擁抱著上了床，匆匆地打開被子，祖玉叫我快關燈，快關燈。關燈後我們就鑽進被窩開始我們期待已久的魚水之歡。我們的人生走上了新的一頁，幸福之情洋溢我們全身全心。
順便問一下：您有在新浪或其他國內網站開博客嗎？ 我願意把您的博客推薦給我在國內新疆出來的朋友，相信他們也一定會很感興趣。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