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淒涼歲月
我滿懷著熱情，充滿希望，迎來了解放，想不到迎接我的卻是無盡的災難和困苦。
溫州解放時，我家住在“土地塘巷”。因為和父親失去聯係，也就是說失去了經濟來源，我家的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開初，變賣家具還維持一段時間，但是這麽大的九口之家，一天的開銷可不是小數目，為了家計，還未成年的倆姐姐分別離開家到鄉下教書，而母親和新姨則由父親的朋友介紹到我家附近的茶廠打工，具體是把茶葉中的茶籽撿出來。這樣大概過了半年多，還是負擔不了沉重的生活開支，尤其是房租開支。為了解輕負擔，我們家就搬到“芩山寺巷”。這裏房租低的多。搬家後，倆姐姐因為受托派的牽連，分別離開溫州到上海找父親，但是父親這時已經離開上海去了台灣，沒有辦法，大姐就在上海我姨夫的工廠打工，二姐則繼續北上，找到太原一個紡織機械廠工作。她們也隻能使自己的生活溫飽，又暫時和家失去聯係。新姨受不了溫州的生活和政治雙重壓力，帶著她的兩個孩子又去了上海，找她的親生父母。這時溫州隻剩下我母親帶著我和哥哥妹妹四口人。我們的生活陷入極度的貧困和無助中。為了生存，母親把隻有八歲的妹妹送到青田山區舅舅家，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她自己則拖著瘦弱的身體到處打工。先是經朋友介紹到荷花池附近為一家親戚打工。原來說好是光做飯，洗衣。去了後什麽都得幹，甚至連比我母親小幾輩的小孩也可以任意使喚她，為他們穿衣服，甚至擦屁股。一天要幹十多個小時。那時候哥哥隻管念書，星期天我去看母親時，母親對著我流淚，我的心裏真如刀割。我決心不再念書，一定要幫我母親。就去找我另一親戚幫忙。他的兒子給我出了一個主意，叫我去賣米餅。他說隻有這個活我可以幹得了。不過這要每天早早起床去離他家不遠的地方去進貨，問我能否做得到。我說我可以做到。他就領我去了那家米餅店，並且把我介紹給米餅店老板。那是一個小小的房子，門麵很小，但是進身很深。屋簷低低的。灰色的櫃台散發出米餅的香味。第二天我早早起床，出門時路燈還沒有滅，月亮高高地掛在天空，街上冷清清的，晨風吹到我的臉上，冷兮兮的，不過特別舒服。我精神飽滿地去米餅店進了貨，開始了沿街叫賣米餅的日子。但是生意卻不理想，幾天的叫賣掙不了幾個錢，下午還得去退貨，（老板很仁慈，允許賣不了的米餅下午可以退貨。）我想，如果我到我學校去賣，同學們也許會來買，生意會好一點。所以，沒過幾天我就去學校賣，果然收效很大，當我坐在學校大門口，下課時，學生們湧到操場，就有我班的同學發現了我，消息很快地傳開，同學們很快圍著我，問長問短，紛紛地買我的米餅。其他班的同學也一樣。第二天，當我又來到學校時，我的班主任老師叫著我，說校長找我有事，我乖乖地跟著老師來到校長辦公室，王校長坐在辦公桌後麵，慈善地向我點點頭，問我：“為什麽不來讀書？”我說：“我家沒有錢。”校長又問：“為什麽去賣米餅？”我說：“我想減輕我母親的負擔。”我又說了我母親到親戚家打工做傭人的情況。王校長聽了後默不作聲，我似乎看到了他眼裏閃著淚花，半歇，他說：“你等一會兒。”就出去了，又過了一回兒，他回來了，高興地對我說：“你不要去賣米餅了，經學校研究，決定給你全免學雜費和書本費，你明天就來上學吧！”我聽了後十分激動，回答說：“太謝謝你了，我還要回家和媽媽商量一下再回答你。”王校長點點頭說：“是的，希望你母親能同意。”我回家把這件事和母親一講，母親就同意了。母親講：“我也是不同意你去賣米餅的，家裏再難，我會想辦法的，你還是讀書要緊，不然的話我對不起你父親。”所以，第二天我就去上課去了。後來我聽母親講，王校長是我父親的朋友，所以，他聽了我講的我母親的遭遇後很同情我們，就給了我全額獎學金。
雖然我上了學，可是家裏的生活卻越來越困難，開初我們還可以一日三餐，吃的雖然不是很好，基本上是早餐鹹菜稀飯，中餐和晚餐是素菜飯，但還可以吃到的飽，後來一日三餐也保不住了，沒有錢買菜，母親就發明了一種叫芝麻鹽的菜，就是把芝麻炒熟搗碎，然後拌一點鹽，吃起來又香又有味，一點芝麻鹽可以吃很長時間。
到51年，舅舅家來人，說妹妹在峰山老生病，我媽媽說，那就回來吧。沒過多久，舅舅家就把妹妹送回來了，我看到妹妹一身生滿瘡，妹妹見到媽媽，抱著媽媽痛哭，哭的我心裏淒淒的，酸酸的。媽媽說：“以後再窮，一家人再不分開了，要死死在一起。”自那以後，我們一家四口再沒分開過。
為了家中生活穩定一點，媽媽辭去傭人的職務，開始到處找工打，後來在麻袋廠找到一個縫麻袋的工作，每天早早上班，晚上回來晚晚的，中午我和妹妹去送飯，媽媽吃飯時，我和妹妹就幫助縫麻袋。從那時起，我和妹妹就學會自己照顧自己。學會做飯，洗衣等生活技能。但是縫麻袋的收入實在太低，不能維持我們家的生活，經朋友介紹，媽媽又找到了一個紡紗的工作。這個工作收入比較高，我們的生活基本上可以維持了，不過，工作是很辛苦的，除了上班時間比較長外，勞動強度也是很大的，媽媽的手上起了很多瘡癤和裂口。我和妹妹照常做飯，送飯，幫著媽媽做家務。星期天則和媽媽一起幹家庭衛生。我記得最深刻的是經常和媽媽抬一大筐衣服去九山河洗，那時我們家已經搬到馬宅巷。九山河的水清清的，我和妹妹在水中用腳踩衣服，用木棒槌打衣服，休息時撥水玩，這些情景，現在都成了我美好的回憶。
到52年初，大姐和家裏建立了聯係，她找到了一份不錯保險公司的工作，開始按月給家裏寄錢，家裏的經濟有了保障，我們的生活就穩定下來。到53年，二姐也找到了工作，也給家裏寄錢，我們的生活才真正脫離了貧困。
生活上的艱苦還是可以容忍的，政治上的岐視卻更加難受，自從倆姐離開溫州後，公安局隔三隔四來我們家，查問爸爸和姐姐的下落，有時候把母親隔在裏屋，把我和哥哥叫在外屋，以審問的口氣問我們，你爸爸給你們來信了吧？你爸爸給你們寄錢了沒有？你姐姐到什麽地方去了？你們要老實交代，要和政府站在一起，不要為反革命的爸爸和姐姐賣命。還有說什麽“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這些問話差不多把我的耳朵都響麻了，可是因為我們實在不知道父親和姐姐的下落，他們也問不出什麽名堂來。後來他們不怎麽問姐姐了，還不斷地問我爸爸的下落。我們估計他們可能已經知道我姐姐的下落，父親的下落還沒有搞清楚。時間一長，他們也沒有興趣了。公安局的不斷來訪，給我們家帶來很大的負麵影響，鄰居的孩子開始罵我們是反革命家屬，不和我們一起玩，我們和鄰居一有矛盾，母親總是把我們拉到家裏，忍氣吞聲，任人家罵。有一段時間，我們出門進門都低頭忍氣，時時刻刻都覺得鄰居用鄙視的眼光看著我們。我們的心靈受到嚴重的催殘。記得有一次，鄰居的小孩拿走我一本我喜愛的書，我去討，他不給，反而指著我的鼻子罵我是反革命崽子。我氣的大哭，母親聽到後出來哄著我說：“別哭了，你再買嗎，我們家已經夠麻煩了，不要在外麵惹是生非。”我當時怎麽也不能理解我去討回屬於自己的書，怎麽成了惹事生非。
50年開始的鎮反運動，震撼著整個中華大地，衝擊著每個家庭。在城市裏，誰跟誰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出身好的，也難免不了有不好的社會關係，出身不好的更不用說了，經常看到，這個人今天還是運動的積極分子，第二天卻成了打擊的對象。不管男女老少，人人自危，以至十多歲的孩子，也是鬥爭的對象。在運動最激烈的時候，差不多每天都有批鬥大會，每天都要槍斃人。我們學校十一歲的女孩成了反革命托派，批鬥了幾個星期。尤其使我震撼的是有一天，溫州槍斃第一位托派學生，那是一位年僅十七歲的高中男生，一身五花大綁，頭發淩亂，衣衫襤褸，滿臉是血。盡管是綁在車上，手腳不能動，但是他一路上始終高昂著頭，大聲喊著口號：“打倒斯大林！打倒毛澤東！”“馬克思萬歲！列寧萬歲！”“打倒假馬列主義的中國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托洛斯基萬歲！萬萬歲！”這些口號，使路人大為費解？這到底是什麽樣的反革命呀？我雖然沒有親眼看到這幅圖景，但是通過親眼看到的同學對我活生生的描繪，我不禁毛骨蕭然。我現在想，毛澤東講，“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但是這一係列暴烈行動之後，到底給中國人民帶來什麽？！普通的工人，農民現在依然過著貧窮的日子，所謂革命，難道隻不過是上層人物的權利鬥爭嗎？我百思不得其解。那個男學生被槍斃的日子，是1950年9月的某一天。
整個50年到51年，我們一家都是在顫慄不安中度過的，可真謂我們家的淒涼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