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滿懷著熱情,充滿希望,迎來了解放,想不到迎接我的卻是無盡的災難和困苦。
溫州解放時,我家住在“土地塘巷”。因為和父親失去聯係,也就是說失去了經濟來源,我家的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開初,變賣家具還維持一段時間,但是這麽大的九口之家,一天的開銷可不是小數目,為了家計,還未成年的倆姐姐分別離開家到鄉下教書,而母親和新姨則由父親的朋友介紹到我家附近的茶廠打工,具體是把茶葉中的茶籽撿出來。這樣大概過了半年多,還是負擔不了沉重的生活開支,尤其是房租開支。為了解輕負擔,我們家就搬到“芩山寺巷”。這裏房租低的多。搬家後,倆姐姐因為受托派的牽連,分別離開溫州到上海找父親,但是父親這時已經離開上海去了台灣,沒有辦法,大姐就在上海我姨夫的工廠打工,二姐則繼續北上,找到太原一個紡織機械廠工作。她們也隻能使自己的生活溫飽,又暫時和家失去聯係。新姨受不了溫州的生活和政治雙重壓力,帶著她的兩個孩子又去了上海,找她的親生父母。這時溫州隻剩下我母親帶著我和哥哥妹妹四口人。我們的生活陷入極度的貧困和無助中。為了生存,母親把隻有八歲的妹妹送到青田山區舅舅家,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她自己則拖著瘦弱的身體到處打工。先是經朋友介紹到荷花池附近為一家親戚打工。原來說好是光做飯,洗衣。去了後什麽都得幹,甚至連比我母親小幾輩的小孩也可以任意使喚她,為他們穿衣服,甚至擦屁股。一天要幹十多個小時。那時候哥哥隻管念書,星期天我去看母親時,母親對著我流淚,我的心裏真如刀割。我決心不再念書,一定要幫我母親。就去找我另一親戚幫忙。他的兒子給我出了一個主意,叫我去賣米餅。他說隻有這個活我可以幹得了。不過這要每天早早起床去離他家不遠的地方去進貨,問我能否做得到。我說我可以做到。他就領我去了那家米餅店,並且把我介紹給米餅店老板。那是一個小小的房子,門麵很小,但是進身很深。屋簷低低的。灰色的櫃台散發出米餅的香味。第二天我早早起床,出門時路燈還沒有滅,月亮高高地掛在天空,街上冷清清的,晨風吹到我的臉上,冷兮兮的,不過特別舒服。我精神飽滿地去米餅店進了貨,開始了沿街叫賣米餅的日子。但是生意卻不理想,幾天的叫賣掙不了幾個錢,下午還得去退貨,(老板很仁慈,允許賣不了的米餅下午可以退貨。)我想,如果我到我學校去賣,同學們也許會來買,生意會好一點。所以,沒過幾天我就去學校賣,果然收效很大,當我坐在學校大門口,下課時,學生們湧到操場,就有我班的同學發現了我,消息很快地傳開,同學們很快圍著我,問長問短,紛紛地買我的米餅。其他班的同學也一樣。第二天,當我又來到學校時,我的班主任老師叫著我,說校長找我有事,我乖乖地跟著老師來到校長辦公室,王校長坐在辦公桌後麵,慈善地向我點點頭,問我:“為什麽不來讀書?”我說:“我家沒有錢。”校長又問:“為什麽去賣米餅?”我說:“我想減輕我母親的負擔。”我又說了我母親到親戚家打工做傭人的情況。王校長聽了後默不作聲,我似乎看到了他眼裏閃著淚花,半歇,他說:“你等一會兒。”就出去了,又過了一回兒,他回來了,高興地對我說:“你不要去賣米餅了,經學校研究,決定給你全免學雜費和書本費,你明天就來上學吧!”我聽了後十分激動,回答說:“太謝謝你了,我還要回家和媽媽商量一下再回答你。”王校長點點頭說:“是的,希望你母親能同意。”我回家把這件事和母親一講,母親就同意了。母親講:“我也是不同意你去賣米餅的,家裏再難,我會想辦法的,你還是讀書要緊,不然的話我對不起你父親。”所以,第二天我就去上課去了。後來我聽母親講,王校長是我父親的朋友,所以,他聽了我講的我母親的遭遇後很同情我們,就給了我全額獎學金。
雖然我上了學,可是家裏的生活卻越來越困難,開初我們還可以一日三餐,吃的雖然不是很好,基本上是早餐鹹菜稀飯,中餐和晚餐是素菜飯,但還可以吃到的飽,後來一日三餐也保不住了,沒有錢買菜,母親就發明了一種叫芝麻鹽的菜,就是把芝麻炒熟搗碎,然後拌一點鹽,吃起來又香又有味,一點芝麻鹽可以吃很長時間。
到51年,舅舅家來人,說妹妹在峰山老生病,我媽媽說,那就回來吧。沒過多久,舅舅家就把妹妹送回來了,我看到妹妹一身生滿瘡,妹妹見到媽媽,抱著媽媽痛哭,哭的我心裏淒淒的,酸酸的。媽媽說:“以後再窮,一家人再不分開了,要死死在一起。”自那以後,我們一家四口再沒分開過。
為了家中生活穩定一點,媽媽辭去傭人的職務,開始到處找工打,後來在麻袋廠找到一個縫麻袋的工作,每天早早上班,晚上回來晚晚的,中午我和妹妹去送飯,媽媽吃飯時,我和妹妹就幫助縫麻袋。從那時起,我和妹妹就學會自己照顧自己。學會做飯,洗衣等生活技能。但是縫麻袋的收入實在太低,不能維持我們家的生活,經朋友介紹,媽媽又找到了一個紡紗的工作。這個工作收入比較高,我們的生活基本上可以維持了,不過,工作是很辛苦的,除了上班時間比較長外,勞動強度也是很大的,媽媽的手上起了很多瘡癤和裂口。我和妹妹照常做飯,送飯,幫著媽媽做家務。星期天則和媽媽一起幹家庭衛生。我記得最深刻的是經常和媽媽抬一大筐衣服去九山河洗,那時我們家已經搬到馬宅巷。九山河的水清清的,我和妹妹在水中用腳踩衣服,用木棒槌打衣服,休息時撥水玩,這些情景,現在都成了我美好的回憶。
到52年初,大姐和家裏建立了聯係,她找到了一份不錯保險公司的工作,開始按月給家裏寄錢,家裏的經濟有了保障,我們的生活就穩定下來。到53年,二姐也找到了工作,也給家裏寄錢,我們的生活才真正脫離了貧困。
生活上的艱苦還是可以容忍的,政治上的岐視卻更加難受,自從倆姐離開溫州後,公安局隔三隔四來我們家,查問爸爸和姐姐的下落,有時候把母親隔在裏屋,把我和哥哥叫在外屋,以審問的口氣問我們,你爸爸給你們來信了吧?你爸爸給你們寄錢了沒有?你姐姐到什麽地方去了?你們要老實交代,要和政府站在一起,不要為反革命的爸爸和姐姐賣命。還有說什麽“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這些問話差不多把我的耳朵都響麻了,可是因為我們實在不知道父親和姐姐的下落,他們也問不出什麽名堂來。後來他們不怎麽問姐姐了,還不斷地問我爸爸的下落。我們估計他們可能已經知道我姐姐的下落,父親的下落還沒有搞清楚。時間一長,他們也沒有興趣了。公安局的不斷來訪,給我們家帶來很大的負麵影響,鄰居的孩子開始罵我們是反革命家屬,不和我們一起玩,我們和鄰居一有矛盾,母親總是把我們拉到家裏,忍氣吞聲,任人家罵。有一段時間,我們出門進門都低頭忍氣,時時刻刻都覺得鄰居用鄙視的眼光看著我們。我們的心靈受到嚴重的催殘。記得有一次,鄰居的小孩拿走我一本我喜愛的書,我去討,他不給,反而指著我的鼻子罵我是反革命崽子。我氣的大哭,母親聽到後出來哄著我說:“別哭了,你再買嗎,我們家已經夠麻煩了,不要在外麵惹是生非。”我當時怎麽也不能理解我去討回屬於自己的書,怎麽成了惹事生非。
50年開始的鎮反運動,震撼著整個中華大地,衝擊著每個家庭。在城市裏,誰跟誰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出身好的,也難免不了有不好的社會關係,出身不好的更不用說了,經常看到,這個人今天還是運動的積極分子,第二天卻成了打擊的對象。不管男女老少,人人自危,以至十多歲的孩子,也是鬥爭的對象。在運動最激烈的時候,差不多每天都有批鬥大會,每天都要槍斃人。我們學校十一歲的女孩成了反革命托派,批鬥了幾個星期。尤其使我震撼的是有一天,溫州槍斃第一位托派學生,那是一位年僅十七歲的高中男生,一身五花大綁,頭發淩亂,衣衫襤褸,滿臉是血。盡管是綁在車上,手腳不能動,但是他一路上始終高昂著頭,大聲喊著口號:“打倒斯大林!打倒毛澤東!”“馬克思萬歲!列寧萬歲!”“打倒假馬列主義的中國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托洛斯基萬歲!萬萬歲!”這些口號,使路人大為費解?這到底是什麽樣的反革命呀?我雖然沒有親眼看到這幅圖景,但是通過親眼看到的同學對我活生生的描繪,我不禁毛骨蕭然。我現在想,毛澤東講,“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但是這一係列暴烈行動之後,到底給中國人民帶來什麽?!普通的工人,農民現在依然過著貧窮的日子,所謂革命,難道隻不過是上層人物的權利鬥爭嗎?我百思不得其解。那個男學生被槍斃的日子,是1950年9月的某一天。
整個50年到51年,我們一家都是在顫慄不安中度過的,可真謂我們家的淒涼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