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當時我家住在馬宅巷18號，雖然我覺得自己升學考試考的不錯，但是在沒有看到錄取通知之前，心中總是忐忑不安。記得發榜的那天早上，我早早起床，摸黑趕到學校，想不到學校前麵的馬路上已經黑壓壓地站滿了人，迷迷糊糊地看到學校大門左邊的粉牆上，已經貼好錄取榜。我踮著腳擠在人群中看那寫滿名字的密麻麻的榜，從頭看到尾，那500來個名字中就是找不到我。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了，不過我還是不灰心，就從頭又開始看。這次一班一班看，一個一個名字仔細地看，當看到第三班的時候，一個名字突然跳出來，那是我的名字，在第三班第三名，真的好高興。我的心一下子蹦出來，又落了地，我終於如願以償地考上高中。
我之所以能考上高中，現在回想起來，得益於黨的六中全會。那次會上，黨中央宣布，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今後要把工作重點放到經濟建設上來。為了團結大多數人搞經濟建設，調整了階級政策。那一年，絕大部分出身不好的同學，隻要成績好，都考上了學校。
能考上溫州一中，對於溫州地區的青年人來說，是一件特大的喜訊。這是因為溫州一中的升學率非常高，每年都在95%以上，考上一中，等於考上大學，所以當時我的心情非常好，我被分配到三班，班主任老師正好是宋老師，是我們高補班的輔導老師。我們班有57名同學，30名男同學，27名女同學，大部分來自溫州市區，隻有7名同學來自外縣。我們班同學當中，出身工農勞動人民家庭的隻有11位，後來出身好的全部考上大學，出身不好的同學中，隻有家庭成員中有人參加革命是共產黨員的人，才考上了大學，也是三流大學。共25人，其餘的全部沒有考上大學，創造了一中大學錄取率最低的記錄。
我們班是一個非常溫暖友愛的集體，同學們相親相愛，團結互助，尤其是那些因為出身不好而挫學一年的同學，更是珍惜這得來不易的機會。第一學年和第二學年上學期的學習生活，是高中時期學習內容最豐富多彩，也是我們青年時代最幸福的時期。那一年，我們國家第一次提出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口號。在校園裏，則是向科學文化進軍的號角吹的震天響。我們每一個同學都沉醉在學習中，除了書本上的內容外，我們也如饑如渴地學習課外知識。我們學習物理化學，結合課本我們做科學實驗，我曾經和學校的工友（我們學校校辦工廠的工友，校辦工廠為學校修理教具和科研設備的。）一起造了一台插秧機，一個個木齒輪都是我和工友用手工鋸出來銼出來的，我現在還記得那台插秧機的樣子。那台插秧機雖然沒有派上用場，因為它插的秧不均勻，而且還浮秧，但是那是我們進軍科學技術的一次嚐試。此外，我們班同學還自己製作了一些教學儀器和設備，放在實驗室供同學們使用，得到學校的表揚。那時的學校，除了正課學習外，還開展了不少課外活動，尤其是體育活動，每一年都要舉辦兩次運動會，即春節和秋季運動會。我們班的體育非常好，幾乎每次都得到學校集體冠軍或者亞軍。那時我們班有幾位體育大將，他們是王家恩和胡小玲，葉道霞。王家恩的體操，遊泳，和短跑，胡小玲的體操和短跑，葉道霞的長跑，，每每在學校的運動會上奪魁，而且，多次打破學校記錄，市記錄。王家恩的遊泳成績還曾經打破省記錄，因此被保送中央體校。他們的行動帶動了我們全班。當時我的體育不很好，100米短跑，扔手榴彈，跳箱這幾項我老是過不了關，我們班的體育大將們就陪著我練習，尤其是100米短跑，每次練習，王家恩，胡小玲總是陪著我跑到底，葉道霞則是在一旁呐喊，助威。還有跳箱，他們晚上犧牲休息時間，陪我練習到十一，二點鍾。在他們的努力和鼓舞下，終於使我通過了體育勞衛製。那時有規定，體育勞衛製不及格，是畢不了業的。也使我們班成了我們學校，唯一一個全體通過勞衛製的班級。
因為我在學校成績比較好，所以在第一學年我被選為班級的學習委員。為了提高同學們的學習興趣，我在班上辦了一個牆報，叫“我們的呼聲”和“細流”，自任編輯，排版，還自己畫報頭。在牆報上，同學們可以討論學習方法，發表自己的作品，以及對學校和社會上一些問題的看法。最吸引同學們的課題是政論文，對某一問題的激烈討論往往吸引了全班同學，甚至其他班的同學也跑過來觀看。我記得當時發表文章最多的是黃紀文，洪承疇。他們的文章流暢，博引旁證，很得同學們的歡迎。
高二上學期，學校組織了一次全校文藝表演比賽，每個班都要至少參加一個節目，為了奪魁，我們班討論決定自己編演一個能夠反映我們學校革命傳統的話劇“蔡雄”。蔡雄是我們學校的革命烈士，早年的地下黨員，十八歲時因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被捕，殺害在我們學校操場。溫州解放後他的事跡被收藏在溫州革命烈士紀念館。當時我們班決定由我執筆編寫劇本，吳啟勳同學任導演，薑光同學演蔡雄。我領受了這個任務後，通宵達旦地構思，廢寢忘食地寫作，終於在第三天完成了任務，交給全班同學討論通過。次後的每個周六和周日，我們全班同學都不休息，集合在教室排練。經過一個多月的排練，我們大家都覺得不錯了，班主任宋老師就下令休息一周，養精蓄神地準備演出。一周後，我們班的“蔡雄”在全校文藝表演比賽中終於奪魁。我們班同學那個高興勁，真是不能用語言表達。尤其是作為編劇和導演的我和吳啟勳，高興的熱淚滿眶。我永遠記得劇本的最後情景和台詞，蔡雄被綁在一棵大樹下，對著敵人的刺刀，昂首高呼：“天快亮，更黑暗，跌倒是常事情。同學們，不要悲傷，抬起頭來，冬天來了，春天還遠嗎！”隨著一聲槍響，蔡雄慢慢倒下，背景是一輪紅日慢慢升起，伴隨著雄壯的解放軍進行曲，在藍天，蒼鬆和紅日的襯托下，幕布徐徐降落。落幕後，寂靜了片刻，就爆發了熱烈的掌聲。
就在我們埋頭學習時，社會上已經掀起一個又一個政治風浪。最後，反右的浪潮終於卷入學校，我們平靜的學習生活就此結束。
那是57年春天，反右運動首先在老師中開展，先是學校黨委號召老師幫助共產黨整風，給學校黨委提意見。那時候，老師白天上課，晚上集中學習開會，很是緊張。在我的記憶中，平時講課不好的老師成了運動的積極分子，而講課好的老師倒很安分守己。譬如從日本留學回國的教地理的陳緹老師，教曆史的李天民老師，還有教美術的莫老師。但是不知道怎麽搞的，這些平時和藹可親，運動中也很安分的老師，在運動後一個個都成了右派。陳老師，李老師，莫老師都教過我，也都是我欽佩的老師之一。就是因為他們的講課，使我這個本來隻喜歡數理的學生，也培養了對文史的興趣，使我成了全麵發展的人。陳，李兩老師，不僅課講的好，而且為人很正派對學生很熱情，很尊重，平時碰到學生，都是他們首先打招呼，沒有一點架子。他們的學曆（博士）在老師中也最高，因此工資也較高。打成右派後的他們在學校裏打雜，哪裏有髒，累的活，那裏就有他們的勞動。當我後來看到原來精神飽滿，衣著整齊的他們後來變成瘦骨伶仃，衣裳襤褸的老頭子時，心中有一種莫名的悲哀。我感覺到一種人性的摧殘，一種把人變成鬼的可怕。但是那時候運動隻在老師中進行，到了57年下半年，運動就漸漸地深入到學生中來了。
有一次，和我很要好的我們班團支書楊國梁同學找我談話，問我你覺得坐在我後麵的溫振東同學怎麽樣？他有什麽反動言論。我覺得好奇怪，因為溫振東同學家庭出身是工人，親戚很多是農村貧下中農，又是我們班為數不多的團員。最重要的是他在我們班家庭出身好的同學中，學習是最好的。人品也很正直；而且我認為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特別尖銳，特別深刻，所以，一直和我很談得來，我對他也一直很尊重。他怎麽會有反動言論呢？！所以，我就坦率地告訴楊，他沒有。而且他一直鼓勵我上進，鼓勵我爭取入團，是我不可多得的好朋友。楊嚴肅地告訴我，你可要認真地考慮，這關係到你的政治前途。我問：“為什麽？”他說：“你是我們班團組織培養的對象，你的入團問題，取決於你在這場反右鬥爭中的態度和表現。”我說：“我當然要和組織站在一起，我會努力回憶溫的問題。”但是，無論我怎麽回憶，我都想不起溫有什麽反動言論。所以，等楊兩天後再問我時，我還是回答說沒有。楊就提示我說：“他有沒有告訴過你他們家庭的情況？”我就想起來了，有一次他從農村他家回學校，告訴過我他們家生活很苦，很多親戚吃不飽，他為這事很憂心。楊說：“這就是他的反動言論，溫曾經在團的組織生活中說過同樣的話，他說現在的農村生活比解放前還差。”我說：“他沒有和我說比解放前還苦的話。”楊說：“這是一樣的。”楊要求我寫小字報在我辦的牆報上批判‘溫’。但是我沒有照辦。
第二天，我進教室時，發現我們班的牆上，貼滿了批判溫振東的小字報，連我的牆報上，也被小字報貼滿。我不解地看這些小字報，很多是情理不通，有些還強詞奪理，我實在不能苟同。我又回頭看坐在我後麵的溫振東同學，隻見他的眼睛裏發射出一股不屈的光。所以，一直到運動結束，我都沒有寫溫的小字報。可能也是唯一沒有參加批判溫行列的人。這樣做的結果是，在這學期末的老師品德評語中，老師寫著，我沒有向組織靠攏，品德評分降為“乙”。當然，我也因此沒有入團。不過我和溫振東同學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一直到畢業。一九八一年我第一次回溫州探親訪友，溫也是接待我最熱情的人，他當時是溫州變壓器廠的工程師。
由於中央的幹預，防止反右運動擴大化，‘反右運動’匆匆在中學結束。溫振東同學也因為家庭出身好，沒有被劃為右派，僅僅被開除團籍。他後來考上一般大學。以他的成績是絕對可以考上重點大學的。反右運動雖然結束，但是，那個團結友愛，和諧溫暖的集體沒有了，同學之間，變得冷漠，互相猜測，互相嫉妒。一直到第二年，氣氛才慢慢改變。隨著1958年的到來，我們學校也和全國一樣，卷入經濟建設的熱潮中，平靜的校園生活再也沒有了，而我們當初考入高中時的粉色春夢也徹底粉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