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鏡中的日本
正在拍攝抗日電視劇澀穀天馬今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年，戰爭題材的電視劇和電影將鋪天蓋地地湧現。
北京郊外的一處拍攝現場，正在不眠不休地拍攝中。端著槍劍前進的日本兵，土壕堆裏冒出滾滾逼真的炮煙。導演劉新(46歲)已是時隔9年再次拍攝抗日題材作品。
“說到日本兵，殘虐形象一邊倒的時代已經過去。像過去一樣隻用說幾句日文的中國人演員,觀眾已經看膩了。不用真的日本人不行。”
扮演日本兵的是來自埼玉縣的澀穀天馬(45歲)。他從8年前便開始在中國演戲。“我不參演那些隻描述日本人凶殘一麵的作品。我希望能呈現真正日本人的發音和敬禮。”雖然製作現場與日本有些不同，但是這裏有種獨特的熱情。
“在這裏不是隻演固定的士兵角色。如果自己提議的話，像名妓等等豐富多彩的角色都可以演。感覺非常過癮。”
隨著作品本身水準的提高，像中井貴一和渡部篤郎等客串演員越來越多。美術和音樂也邀請日本最有名的人來製作。
但與現場和諧的樣子成反比的是，日中關係在不斷惡化。除了電影節以外中國的大部分作品不會在日本放映。“這是對日本的侮蔑”“所有抗日題材看著不舒服”等這些反感的聲音，在尚未看過作品的情況下蔓延開來。
井上朋子(34歲)在上海留學時擔任雜誌的模特，被實力派導演趙寶剛挖掘。
7年前，她以扮演一名日軍女兒角色出道，之後大多飾演間諜。基本套路是說完“你連豬都不如”這些怨恨的台詞後被殺。“觀眾會怎麽想呢”自己也很迷茫，但還是選擇出演。在自己的“微博”上被網友用中文和日文罵為“賣國賊”“日本鬼子”。
剛開始在攝影現場中，還有中國人工作人員對她咄咄逼人地問道：“難道你不知道在南京大屠殺中死了幾萬人嗎？”隨著中文水平提高，加深了與他人之間的交流後，她在曆史話題上也不再一味地被責備了，劇中也增加很多感人的場麵和有人情味的台詞。“我現在的舞台是中國，傾中的作品比較多，我熟知這一點並參與演出，所以願意接受他人的批判。”
每次在網上受到人身攻擊的時候她就會這樣勸自己:“中國的觀眾正通過我在看日本。一定要記住不能做出給日本人丟臉的舉動。”
近年來，抗日電影在日本等同反日教育而批判甚烈。“抗日電影是共產黨為煽動國民的反日情緒，指示電影工作者拍攝的粗製濫造的作品。”這一刻板印象，曾幾何時在日本劄下了根。
然而行走在製作現場中，比較下兩邊有關戰爭的作品，會浮現出一些其他東西。那就是日中之間圍繞“戰爭記憶”產生的斷層。
B.模式走向封閉
正在拍攝抗日新劇《鐵在燒》的劉新導演(攝於2014年12月17日)
實際上，“抗日劇”在中國共產黨執掌政權前就早已誕生，即使在日中關係的蜜月期仍在持續。追溯其主要作品，中國對待日本的視線變化就立即浮現出來。
早稻田大學客座講師劉文兵(47歲)是山東人。從無聲電影到現代電視劇，他收集了數百部抗日戰爭相關作品，並試圖分析其背後的製作意圖和時代背景。
在八十多年前，初期的抗日素材作品將日本描寫成一種壓倒性威脅。這反映了當時日本進攻舊滿洲和上海而帶來的社會衝擊。而在盧溝橋事件爆發，日中兩國進入全麵戰爭狀態後，強調日本的殘酷性開始成為抗日作品的主流。
在毛澤東建立共產黨政權之後，電影產業開始被國有化。此後，中國人扮演的日本兵的形象開始在冷酷無情和膽小懦弱之間搖擺不定。
1978年《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後，心地善良的日本女性和留居中國的日本人殘留孤兒開始作為影視主角登場。而在改革開放的時代當中，學習日本的氣氛有所增強。中國人開始扮演沉默寡言的日本人，這使人想起了已故的高倉健先生。
隨著時代的變化，日本人的形象也在隨之變化，然而，各類抗日作品仍不厭其煩地被搬上大熒幕。
“對於中國的普通觀眾來說，抗日作品是曆史劇當中一個固定的種類。就像在日本的影視作品《忠臣藏》和《水戶黃門》中，反派角色永遠不變一樣。在抗日作品中登場的日本人隻會被描繪成反麵角色”，在日本居住了20年的劉文兵如此分析比較有關日中戰爭的電影。
在中國生活的日本人肯定十分厭煩抗日電視劇如此之多，從早到晚沒完沒了地播放著。
相反，對於日本出品的戰爭電影，中國觀眾都覺得的其中有些不妥。例如，對日軍的侵略行為幾乎沒有加以描述。
《啊，海軍》等作品在中國的知名度很高。而在筆者訪中時，也看到許多中國人在觀看最近的新作《永遠的0》。
日本作品中體現的軍人的高潔以及對家人的愛這類主題思想引起了中國人的共鳴，並也使觀眾們感覺到中國大陸影視作品中對日軍的描寫過分粗製濫造了。
“為什麽不拍攝像中國大陸那樣的作品呢。”數年前，劉文兵如此詢問一名日本著名的電影導演。“如果細致地描述暴力和掠奪，恐怕觀眾不會進場觀看，電影具有藝術和商業這兩個側麵。大陸的抗日影視作品沒有商業價值”。該導演如此回答道。
據稱，劉文兵自10歲以來就被高倉健迷倒，是一個至死不變的日本影視愛好者。劉文兵表示，“沉迷於固定格式化的抗日作品的中國顯得有些封閉，但是日本的電影界看起來好象也在變的封閉”。
如果回顧80年代的話，日中兩國的電影人不是選擇封閉，而是打開心胸實現了某些合作。合作的契機是製作《一盤沒有下完的棋》(1982年)這部描寫職業棋手之間友情的電影。在這個作品扮演的少年時代天才棋手的正是文中開頭介紹的劉新導演。劉文兵還說道，“在日中兩國之間，談論戰爭的方式有所差異。能夠合作完成有戰爭主題的電影確實是值得懷念的事情。我相信總有一天那個時代還會再來”。
C.嚴審中求生存
出演抗日劇的日本女演員井上朋子（攝於2010年8月25日）
這個冬天，中國電影界最受熱議的作品就是《一步之遙》，該劇由極具人氣的薑文導演並擔任主演。
這是一部描述1920年代上海的懸疑片。然而，直到上映時間已敲定，馬路上都貼滿宣傳海報之後，政府突然開始對其進行審查並提出修改意見。電影的首映式在最後關頭還是被延期了。
聽聞此事後，電影粉絲們想起了同樣是薑文導演的《鬼子來了》上映時的騷動。在這部2000年完成的抗日作品當中，香川照之等人扮演的日本兵得到了很高的評價，更在戛納國際電影節星光閃耀一舉奪得評審團大獎。然而，中國政府卻禁止其在國內上映。雖然理由沒有公開，但相關電影人士表示，很有可能是因為“中國農民因相信日本兵而慘死”這個邏輯在審查時沒有被通過。
政府到底在審查著些什麽呢？針對當局的審查立場，熟悉電影史的北京大學的李道新教授（48歲）分析道，“我想政府是希望通過仔細描述中國戰勝日本的侵略，然後以此作為經驗教訓。愚昧的中國人被日本兵殺死作為電影的結尾，這樣的敘事結構顯然無法讓當局接受。並且，從正麵描述日本兵的人道主義也是無法通過審查的”。
中國政府從2013年春天表示“荒誕無稽的作品實在過多”，因此開始進行審查抗日題材的影視作品。對於過於娛樂化的抗日劇，當局都提出了相關修改指示，其中不乏一些例如擁有特異功能的少女騰空一跳就能擊倒一圈日本兵之類的作品。
然而，電影製作方的痛苦並沒有在審查後就結束了。製作方不斷遵從政府的指示修改電影，這不僅將導致影片缺乏新意，也將導致電影發行公司拒絕合作。譬如前年，政府頒發了放映許可的作品約700部，但是實際上映的作品僅有200部。據稱，實現盈利的作品僅有20部。
並且，對抗日劇表示沒有興趣的人數也在增加。筆者屢屢聽到，“熱心觀看抗日劇的一般是50、60多歲的人”、“在女性當中並不受歡迎”之類的聲音。一位參演過多部抗日作品的日本演員(45歲)說道，“電影製作方首先要與政府鬥爭，其次還要與市場作鬥爭。即使獲得上映的機會。如果不能受到熱捧，就會麵臨巨額負債”。製片人、導演、劇作家以及演員們其實是生存在政府和觀眾兩者的夾縫之間。
D.抗日電影出戰奧斯卡
三浦研一（攝於2014年12月13日）憑著強悍的外表與粗獷的嗓音，三浦研一（51歲）至今已出演了約80部以戰爭為題材的中國電影和電視劇。
三浦扮演過明治時期的陸奧宗光，昭和時期的山本五十六、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曆史人物。他說:“名將與戰犯都是人。就算對中國普通觀眾來說都是敵人角色，但我還是會根據每個人的內心世界來分開表演。”
三浦在東京的平民住宅區長大。在青山學院大學讀研究生期間，曾研究中國。在留學的北京轉行當演員已有16年，三浦自稱其是促進日中互相理解的“鋪路石”。
日本的朋友對他說:“在中國出名之後有可能會遇到危險。”中國的朋友則對他說:“回到日本之後有可能會到處碰壁。”朋友們的擔憂令他感激，不過除了在反日遊行期間工作減少外，其他並沒有發生什麽。
等待美國奧斯卡金像獎評選的是一部名為《活下去》的短篇作品。三浦扮演的隊長踏進了中國一座貧寒的鄉村，將村中的年輕女子一掃而光，但不知為何卻落了躲在麻袋中的少女。
“在日本應該不會上映吧？”拍攝介紹後，導演李雅弢(28歲)向三浦這樣問道。三浦慎重地回答說:“可能還為時尚早。”
作品中連續出現的日軍掠奪場麵，很容易刺激到日本的反中情緒。反過來，日本兵良心發現的主題在中國內地也相當棘手。遭到批判那是不用說的。
金像獎的141部真人短片獎參賽作品中，已有包括三浦作品在內的10部作品脫穎而出。如果能夠通過15日的下一次選拔，之後將迎來2月的正式評選。
采訪後記
為了采訪，記者集中觀看了20多部抗日作品。其中，遇到拙劣的作品就毫不猶豫地快進，但也碰見了幾部有名的作品。感覺二戰後立刻上映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具有一種超越國境線的藝術性。近幾年拍攝的《鬼子來了》、《南京！南京！》等片當中，都描繪了一種無法簡單用善惡進行切割、現實感更加強烈的戰場畫麵。今年或者明年，是否能夠在某地舉行集中上映抗日作品的電影節呢？著名作品與拙劣作品如果能集中起來一起欣賞的話，記者認為能更容易地理解中國這一巨大鄰國的大度與棘手之處，雖然這一切恐怕還為時尚早。
《朝日新聞》
文: 山中季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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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非常敬佩的"薩蘇“在日本曾是這樣地被報道的:
《環球時報》前簽約記者薩蘇以涉嫌騙取約15萬日元失業保險金，在日本遭到起訴，2012年7月，在接受警方調查期間，他以身體不好為由，擅自離開日本回到中國。
日本發行量第一的報紙《讀賣新聞》2012年１１月２日報道：
兵庫県警外事課と和伊丹警察署將以騙取１５萬日元失業救濟金的嫌疑向檢察院起訴自稱作家的中國人（筆名：薩蘇；男，４２歲）。因此人已逃回中國隻能進行＂書類送檢＂（略式起訴）。
薩蘇曾是《環球時報》的特約記者，是經常以作家、軍事評論家出現在中國網站、電視台的名人，在日本兵庫県伊丹市居住。薩蘇於今年７月，在接受警方調查期間，以身體不好為由，擅自離開日本回到中國。
警方說：薩蘇２００８年３月，在東京的華文媒體《日本新華僑報》的北京支局工作期間，卻向伊丹市的公共職業安定所，以「無業」為由遞交虛偽申請表，騙取２２天的失業救濟金，共１５萬日元詐騙嫌疑。對於警方的審問，薩蘇的供詞是：“工作地點雖然在中國，不是失業救濟金支付對象，但我覺得沒有問題。”
薩蘇，１９９９年來日。在大阪市內的網絡公司工作的同時，從２００６年３月開始的６年間為《環球時報》的特約記者，寫過不少有關日本自衛隊通訊。出過一些有關中日戰爭的書籍。並在國內的電視台以軍事評論家出演，解説過尖閣諸島（釣魚島）問題等等。
警方從防衛省的有關方麵“自衛隊基地裏有進來收集情報的人”的通報後，正對其進行調查。兵庫縣警察本部外事課於今年5月，對薩蘇的家進行了搜查後，發現這個詐騙嫌疑。
附：
薩蘇，本名弓雲，漢族，祖籍河北，生於北京。1992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保利大廈做侍應生。自此先後在美國通用電氣、AT&T、諾基亞、AMECO等公司工作，後為一家美國公司駐日的網絡工程項目主管，住在日本關西的伊丹市。曾兼任《環球時報》駐日本記者
”因此有了個中國名字：李香蘭。之後又被當時的天津市長潘毓桂收為幹女兒，得名：潘淑華。“
潘毓桂是鐵杆漢奸，他被國民黨抓捕以後的供詞中談到自己出賣情報是為了日軍能夠盡快地征服中國，中原民眾就可以盡快地過上和平生活。
不知道當時日本人中間對中國人友好的人士，是不是想讓中國人覺得日本統治並不怎麽惡劣，不需要反抗，從而加速日本征服中國的進程。日本大力提倡的中日親善也應該是殺戮滅種的一個輔助手段。
我認為中國與日本的關係就像曆史上中原民族與遊牧民族的關係，平時友好交流，互通有無，通婚互市。一旦遊牧民族強大，對中原就有不可抑製的領土野心和掠奪欲望，民族矛盾和仇恨立刻成為兩地關係的主流。遊牧民族的草原無法被農耕文化的中原政權占領，遊牧民族的仇恨不會持久。日本因為是島國，人多而地貧，占之無用。中原政權在因為實力弱小而遭受日本入侵以後，不可能有實力在短期內憑著仇恨攻打日本。日子久了，中原政權即使實力增長，也沒有足夠的動機去攻打日本。（蒙古攻日，是因為蒙古的遊牧民族文化，不計成本地征伐）。所以日本人對中國沒有仇恨，隻有對弱小的中國的蔑視和貪婪，對強大的中國的嫉妒。
中原民眾是受害者，不知道擁有一塊富饒的土地對外族來說就是一樁罪過，對自身“無端”受到的入侵和殺戮自然耿耿於懷。
個人和民族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層次，就像曆史上中原民族與遊牧民族多次爆發滅族之戰，可是現在中華民族已經融入了很多當年遊牧民族的血脈。現在痛罵當年成吉思汗暴行的中國人，身體裏很可能流有蒙古族的血，哪怕是很少一點點。
中日之間完全可以照漢蒙關係發展下去，漢人和內蒙古的蒙古族人是一家，和蒙古國人也是朋友。漢人仍然痛恨成吉思汗的殺戮，蒙古族人和蒙古國人照樣歌頌成吉思汗。曆史和現實，民族關係和個人交往，完全分開。
所以，幾百年後，中國可以大拍抗日劇，日本人可以參拜靖國神社。兩國經濟完全整合。甚至有中國小夥子在抗日紀念大會以後去機場接參拜完靖國神社的日本妻子，再一起開車去幼兒園接小孩。我非常敬佩的"薩蘇“離這種狀態就不遠了，幾百年後，這種情況完全有可能。
而大陸的抗日神劇，對日偽描述和刻畫簡單粗暴，偷換抗日的主體，無底線的誇張某黨的抗日作用和力量，隻能用來欺騙那些從小被洗腦教育的人，真正了解曆史的人實在無法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