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夫婦11月10日迎接出席北京(APEC)歡迎晚宴的日本安倍首相和昭惠夫人
走出認識日本的方法論誤區
在認識日本方麵，長期存在著多種方法論誤區，這是導致形成“日本可能重新成為軍國主義國家”這種誤判的深層原因。由此，走出這些方法論誤區也就很重要了。
一、應當實事求是地看日本，最好能夠身臨其境地看日本
實事求是是一切方法論中最根本的方法論。一切科學方法論歸根到底都是實事求是的方法論。正確認識日本也必須堅持這一最根本的方法論原則。
實事求是，說到容易做到難。在認識日本的方法論方麵，也有許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對於實事求是，是不是有葉公好龍的問題?麵對事實，是否有回避、掩蓋、歪曲的問題?發現了與流行觀點不同的事實，是否勇於正視和研究，敢於糾正錯誤觀點?麵對事實性描述，究竟是認真考訂、去偽存真，還是輕信、偏聽偏信?麵對複雜現象，究竟是盡可能全麵地考察和研究，還是抓住一點，不計其餘，無限誇大，以想象代替論證?研究問題時，究竟是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還是隻給予片麵、表麵的研究?……這些方法論方麵的反思和校正，有助於正確認識真實的日本，也有助於看到日本已不可能重走軍國主義老路的基本事實。
做到實事求是，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重視直接經驗。感性認識是理性認識的基礎，感性認識中的直接經驗又是間接經驗的基礎。俗話說，百聞不如一見。身在日本的中國人、華人普遍認為日本不可能重走軍國主義老路，因為他們看到了立體的、真實的日本，知道了真相。筆者也因曾在日本做過訪問學者，親眼看到了真實的日本，而對此深有同感。
但現在某些以專家身份經常就日本問題發表言論的人士卻沒有去過日本，結果經常出錯，誤導受眾，這是很不應該的。人貴有自知之明。專家學者應以學術標準要求自己、約束自己，不宜在自己沒有紮實研究的領域對公眾發言。雖然身臨其境地看日本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條件做到的，但它卻是每位以專家身份就日本問題發表言論的人士都應做到的，否則就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二、應當全麵地看日本，而不是隻看其負麵因素
實事求是的原則包括全麵性原則，全麵性原則又有多方麵的運用。我們認識日本時，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既要充分看到它的負麵因素，也要充分看到它的正麵因素，而不是一味地隻看其負麵因素。
這是因為，如果隻看日本社會中的軍國主義殘餘，進而把它們全部聯係起來，那就會誇大問題的嚴重性，似乎這是日本社會中的主導因素，以至於形成日本可能重走軍國主義道路的不當判斷。
事實上，在日本社會和國際關係中，同時也有使日本堅持走和平道路的強有力的正麵因素，而且這種正麵因素才是真正的主導因素。它抵消了軍國主義殘餘因素的負作用，使日本得以避免重走軍國主義老路，更使日本在理性支配下隻能走和平道路。
所以，學者和媒體都應勇於盡可能全麵、客觀地看日本，而不是片麵地渲染日本的負麵因素，以至於誤導決策者和受眾。
三、應當根據曆史發展形成的基本格局下判斷，
而不是根據少數人的言行下判斷
一般說來，曆史既有可能被多數人所決定，也有可能被少數人所決定。但當曆史被少數人所決定時，那一定是形成了某種基本的曆史格局，這才使少數人得以發揮了某種決定作用。而若沒有這種基本的曆史格局，少數人就不可能改變曆史的基本走勢。所以，判斷一個國家的基本走勢，首先就要看其當下的基本曆史格局。
一個國家是否可能走上軍國主義道路，這是由其一係列的基本社會條件所決定的，而不是少數人所能決定的。
二戰前，日本的國家主義基因與民主法治的淡薄，世界帝國主義時代與日本的好戰傳統，日本近代化和對外侵略積累起來的實力與中國等亞洲鄰國的積貧積弱，殖民地經濟的一般可能性與日本實際積累起來的殖民經驗等等，都是使它最終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基本條件。在這些條件的基礎上，少數軍閥和政客才使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
但二戰後，決定日本基本走勢的全部基本條件都發生了根本變化。正如筆者在《日本已不可能重走軍國主義老路》一文(見2014年10月9日《環球日報》、環球網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4-10/5160295.html)中已經闡明的那樣，時至今日，和平主義、民主法治、經濟需要、財政拮據、美軍駐紮、中國崛起等等基本要素，都使日本已經不可能重走軍國主義老路了。
在這些基本要素及其所構成的基本曆史格局的基礎上，即使極少數人想搞軍國主義，那也隻是過時的幻想。雖然他們也有可能造成嚴重局麵，但終究無力破壞這些基本要素及其構成的基本曆史格局，無力顛覆這個大時代，無力倒轉曆史車輪，所以，無論他們怎樣折騰，都已不可能使日本重走軍國主義老路了。
一切曆史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重演。一切曆史倒退都在某種程度上是以新的形式實現的。所謂“日本已不可能重走軍國主義老路”，實際指的就是“日本已不可能以新的形式重走軍國主義老路了”，而不是指百分之百地回到二戰時期的軍國主義。曆史倒退也是有條件的。既然極少數日本軍國主義殘餘分子已不可能改變日本戰後形成的基本曆史格局了，那又何以可能使日本重走軍國主義老路呢?
總之，正像人類已經不可能回到原始社會一樣，日本也已不可能回到軍國主義時代了。人類曆史的總趨勢是發展進步，發展到更高階段後，除非是遇到了巨型災難，那就是想退回去都不可能了。
四、應當主要從日本的內政認識它的外交和國防，
而不是單純地、孤立地認識它的外交和國防
這是因為，內政決定外交和國防。所以，觀察日本的外交和國防，如果忽視了日本的內政，未能對其內政給予比較客觀、全麵、深入的觀察和理解，那就不可能比較準確地認識和理解它的外交和國防，特別是理解這種外交和國防的動因、性質、可能與限度。
日本之所以不可能重新成為軍國主義國家，這是由它的內政所決定的。在這種決定性因素支配下，即使它的外交和國防出現了不良傾向，那也會受到內政因素的有力製約，並會被內政因素所糾正。以往日本軍國主義者控製政府、控製社會、控製外交、控製軍事、進而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曆史，在現代日本主要內政因素的製約中，實際已經不可能重演了。但若比較單純地從外交、軍事角度看日本，那就容易忽視日本內部的決定性的和平因素和力量，特別是看不到它們所決定的日本走和平道路的不可逆性，也就容易誇大日本在外交、國防領域出現的令鄰國不滿、憤怒、不安的現象和傾向，似乎這些就有可能使日本重走軍國主義道路了。
由此可知，單純從外交、軍事角度看日本，這是有很大的專業局限性或職業局限性的，很容易走入認識誤區，也是應當予以防範和克服的。正確認識日本的基本走向，必須有更全麵的知識結構，因而也必須有多學科、多領域學者的共同參與，這才能夠避免忽視日本內政對其外交和國防的關鍵性製約，防止陷入認識誤區而又長期無以自拔。
五、應當對於日本內政給予比較全麵的認識，
而不是隻側重於觀察它的政局變動
在側重於從內政角度深入認識日本的外交和國防時，能否對內政其給予比較全麵的觀察和認識，也至關重要。如果觀察和認識很片麵，那就仍有可能很膚淺，以至於陷入認識誤區。
特別是，如果隻是側重於從其政局變動的角度看其外交、國防的基本走向，即使是觀察得比較深入、細致，那也容易產生錯覺，似乎日本的政治家和政客能夠自由自主地決定外交、國防的基本走向，這就會被其右翼政客的言行所迷惑，從而誤以為日本仍有可能走上軍國主義老路。
但事實上，日本實行民主製度後，它的政治、外交、國防已經主要地是由它的現代經濟、現代中產階級社會和現代思想文化所決定、所製約的了，相對獨立性並不強。特別是，這種決定因素主要是和平主義的，這就使日本在理性狀態下隻能走和平道路。
不僅如此，日本的基本政治製度——民主法治製度也是很牢固的。如果日本重走軍國主義道路，那首先就意味著它的民主法治製度被摧毀了，即意味著防衛省的軍閥控製了政府和國家決策，國會參眾兩院全部被架空、各政黨隻能講基本相同的話、選民的政治權利統統被剝奪、最高法院也不再能夠依憲判案了。但在日本現代民主政治的現實中，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又怎麽可能呢?
所以說，無論日本右翼政客怎樣活動，他們都已無法把日本重新拉回到軍國主義的老路上去了。
不僅如此，所謂“日本右翼政客”，實際隻是有某些右傾因素的政客而已，並不等於“軍國主義政客”。真正右到想把日本重新拉回到軍國主義老路上去的軍國主義政客，事實上並不存在。而且，即使出現了軍國主義的極右政客，他們也不可能當選為國會議員和首相，因為日本的選民是不可能接受要摧毀民主政體和把日本重新引向軍國主義戰爭之路的軍國主義政客的。這就進一步表明，雖然日本右翼政客能夠給中日關係和韓日關係帶來某種程度的麻煩和破壞，但要說他們想要和能夠把日本重新拉回到軍國主義老路上去，那就已經言過其實了。
六、既要居安思危，也要避免杞人憂天
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但這兩大主題至今都沒解決好。在和平問題未解決前，戰爭的危險始終存在，居安思危和國防現代化也就始終必要，這是毋庸置疑的。
但另一方麵，凡事都有度，過猶不及。居安思危是對的，杞人憂天則是錯的。如果居安思危到了杞人憂天的程度，那也會“物極必反”，從必要的防範變成庸人自擾，從而導致決策失誤。
觀察安全形勢，既要看到潛在危險，也要看到安全保障。對於潛在危險的估計並不是越嚴重越好、越可怕越好，而是越客觀越好。隻強調潛在危險，看不到安全保障，最終隻能變成杞人憂天，以至於對策過當，誤國誤民;內政外交國防均如此。
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文革”時期，我國曾把國際形勢估計得非常嚴峻，誤以為第三次世界大戰近期內就可能打起來了，於是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政治、經濟都進入備戰軌道，根本就不可能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後來，鄧小平、胡耀邦等領導人重估世界形勢，認為世界大戰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打不起來，現在應當抓緊建設，這才有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也才有了百萬大裁軍，中國也就迅猛地發展起來了。
曆史發展到今天，外敵大規模入侵中國本土、以至於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和的可能性實際已經基本上歸零了。
首先，二戰後，日本的文明進步已經使之不再可能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了。日美安全條約也首先是防範日本軍國主義複活的。
其次，世界經濟一體化正在使主要經濟國家之間的戰爭成為負價值，因為它使以往不同經濟體之間的戰爭隻能轉變為同一經濟體內部的戰爭，也就是變為了自己打自己，這就使新的世界大戰更加成為不可能。這表明，我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和新興軍事強國後，安全係數也已隨之極大地提高了。在這種大背景下，日美安全條約並不足慮。因為，美日兩國的經濟都與中國經濟高度一體化，以戰爭手段破壞中國經濟無異於嚴重破壞他們自己的經濟，所以這在理性狀態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最後，超大型國家有一大好處，就是在經濟、軍事現代化完成之前，就能依靠綜合國力擁有很高的安全係數。二戰後，美國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盡量避免與大國打仗。美國在麵對伊朗這樣的中等國家時都是小心翼翼、絕不輕言動武的，更何況中國這樣巨大、有力的國家了。實際上，美國支配的美日同盟隻是防禦性的，而不是進攻性的。以美日同盟在亞洲的那點兒兵力進攻龐大、有力的中國，無異於天方夜譚。同理，所謂美軍的對華半月包圍圈，那也不過是一個防禦圈，根本就沒有進攻中國本土的任何實力。把這些說得很可怕，竭力渲染戰爭危險，實際是很不自信的表現，也是很不專業的表現。現代中國人麵對這些應該是很自信、很有底氣、很能沉得住氣、很能從容應對的，而不再是一講到這些就神色緊張、驚慌失措、以至於反應失當了。
總之，我們應當對人類文明進步的成果有信心，也對於我國自己的進步和實力有信心。既要居安思危，也要避免杞人憂天。
正確認識國際形勢，看到人類文明發展的總趨勢是越來越走向和平，看到隻要是在理性的支配下中國本土就不會受到進攻，這就是求真務實，就是有信心的表現。有此認知和自信，才能避免反應過度，特別是避免偏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從而更加準確、穩妥地處理好內政、外交、國防諸事務，使中國和人類的未來越來越光明。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研室教授 王占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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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還是屁股決定大腦。
這篇文章一定是深知日本和外交的人寫的吧。但是，不管觀點多正確，回國供職後就都不敢說真話了，很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