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太陽還沒有露臉，開往廣州的小汽輪就已經伴著悠揚的汽笛聲漸漸消失在東江的霧靄中。渡輪開走了，送別的人歸去了，光膀子的車夫苦力和吆喝叫賣的小販都散盡了，人聲鼎沸的河源碼頭，一霎間水靜蛾飛。就像一個怡然自樂的桃源小村，晨霧躬耕後的農夫又躺回竹床來了個回籠覺，一切又重歸於安寧。這是1950年春天一個清晨。
一層輕夢般的薄霧罩著碼頭，四周靜靜的，靜的連一個少女的飲泣都顯得那麽清晰。在那棵依舊婆娑的百年老柳樹下，呆立著一個清純美麗的花季少女。她梳著兩根紮著蝴蝶結的粗粗長長的辮子，一身淡藍的學生服，肩背琴囊，手提藤箱，懊喪地依在樹杆，不斷用手帕止著眼淚，無限失望地望著她要追趕的小汽船消失在茫茫的煙水裏。
這大概是母親少女時代最淒美動人的側影了。
外公是民國政府東江航務局的一名官員，外婆是當地一所著名學校的校長，隻有這麽一個獨生女。優異的家境使母親自幼就得到良好的教育和藝術的熏陶。這天她正要乘搭這班輪船到廣州報考藝術學院。做父母的特別重視這個寶貝女兒的遠行，把這次遠行看成像宗教儀式一般莊嚴。外公他一早就穿好長衫馬褂，帶上禮帽，甚至備了藤椅，準備坐在碼頭目送著愛女的汽船遠去。一向冷靜的外婆也已經流了整整一晚的淚了，因為愛女長到16歲了，還從沒離過自己身邊。他們連夜備好了四輛人力車，準備和幾個至親，要親自送她到碼頭。
但出乎他們意料的是，做女兒的拒絕了父母的送別。說自己長大了，獨立了，就應當讓她像簡愛那樣生活，說路途並不遠，堅持要一個人走。但外公外婆哪裏肯依？親友也覺不解，紛紛過來勸說，苦口婆心的，好說歹說的，等到大人妥協，她飛似的趕到碼頭時，船已經駛離了岸邊。
這是一個教母親遺憾的渡口。很小就聽母親這樣說：“如果那天早上趕上那趟船，今天你母親就可能是一個樂團的小提琴手，或者是一名話劇演員，甚至是一名畫家了”。
由於母親這個故事，河源這個清晨的古渡在心中永遠帶著一層淡淡的霧靄，時常隱現一層歲月的神秘，有點像母親所喜歡的豐子愷的畫作，畫麵簡單明快，但不能細致推敲，不然你就會發現畫中人被畫缺了些什麽。為什麽她不讓父母送行，堅持獨自一人走到碼頭？為什麽會如此地刻骨銘心，以致每每提起都若有所思？是否遠去的汽輪不僅載走她一腔夢想，更還有一段天真無邪的少女情緣？遺憾是什麽？隻有母親才懂。
三天之後，母親無奈地轉到惠州考取了師範學校，她就這樣開始了教師的職業生涯。
二、
1952年，母親才18歲，是惠州石圳中心小學一名教師。她利用暑假參加了郊區土改工作隊。兩個月來，她白天和農民丈量田地，晚上在油燈前抄寫土地證，繁重的工作使她瘦了整整一圈。重新獲得土地的農民把她當成了政府的化身，她走到哪裏，都有鄉人一路親切的呼喚，這使母親心中對新社會充滿了憧憬，對新生活充滿了激情。
一個黃昏，母親來到東江一個渡口。她任務完成了，準備趕回惠州城裏開課。母親曾經帶著詩意地回憶道，這是一個有著古道韻味的渡頭。上渡的斷橋由粗木搭成，長長地伸出江中，人站其上，麵對江畔延綿無際的平沙芳草，蘆花影中，子規聲裏，立盡黃昏，第一次感覺到在清平的世道身處江湖時心境的遼遠，自己得意得猶如活在被懸掛在天水之間的一幅巨大的畫中。
渡口很是冷清，等了半天還是那十幾個渡人。驀然間，她發現人群中有個硬朗英俊的身影，這人的目光時不時向她偷偷襲來，但每當被她的目光碰上，這束目光就慌忙地收斂到手裏的書本中。這就是父親年輕時的身影，他當時25歲，在淡水一個村裏搞土改運動。
他倆其實半年前就認識，隻是還沒說過話。父親那時正在母親的學校當整風單元隊長。母親說，父親當時剛從大鵬半島最偏避的東衝鄉鄉長的位子上調進惠州城裏，身上明顯地混雜著鄉下人的野性和東縱人的俠氣，既有鄉人的自卑又充滿新政者的倨傲。他嫌自己原來的名字土氣，擅自改名為“鍾聲”，時常聲如洪鍾在校園訓斥別人，特別愛整蠱長得像徐誌摩這樣的帥哥，所以有點不得人心。但母親對他有好感，喜歡他英俊外表和勇敢的個性。而且，出身官僚家庭的母親常常在頻繁的政審中麻煩不已，但到了“鍾隊長”手裏他大筆一揮就過關了。還有一點是他十分尊重資深的老師，和他紅臉的都是同代人。當然不敢問父親，他打擊的是不是都是他潛在的愛情對手，是不是源於天生對知識小生的妒忌？
是母親大方地走上前去打招呼，父親才從書本裏抬起醬紅的臉膛，故作驚訝地說了幾句屬於廢話的話，母親被他笨拙的表演笑壞了。他懷中的書是當時風行一時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話題自然就從保爾和冬妮婭談起來，慢慢地父親解除了矜持，眼睛又漸露勇敢野氣的光芒。兩個多小時的等候和乘渡，使他們成了朋友，戀愛不久就開始了。
父母兩人都留有很多那個年歲的時髦照片，曾望著這些照片盡力複原他們這段故事。想他倆這次相遇，與保爾和冬妮婭在林中釣魚相遇時的心境大致無異。母親高挑白晳，臉若銀盤，杏目朗朗，梳著兩根長長的辮子，穿著一套蘇式的女幹部服，本已漂亮異常，加上她與生俱來的氣質，肯定讓剛進城的父親感到自卑的要死。父親雖然21歲就當了鄉長，平時神氣活現，但要想娶這樣的城中美少女，當時隻是做做夢而已。如果不是母親當時大方主動，他大概像保爾一樣，靜靜地躲在一角，偷偷尋機地望一望我母親，鬱悶地捧著那本越來越重的書直到下船。
母親是丹青好手，她曾經回憶著畫過一幅畫，畫中是她秀麗的背影，麵對著江麵很大的丹陽，她衣衫、長辮、挎包和身邊的蘆葦在迎風招展，天地間罩著一片橙色，她身邊有一個人影，大概就是我父親。這畫七、八歲時還看見掛在父母狹小的房間裏，直到文革時她才將它燒掉了。這是母親人生中浪漫的渡口。沒有這次相遇，大概就沒有她和父親的一世情緣，當然也沒有後來生活對她的磨難。
三、
1957年“反右”之前，父親是惠陽文化館館長兼廣播站站長，屬於掌控那個年代當地“第一傳媒”的人。父親個性直率，不布心機，竟然激情地響應“大鳴大放”運動，向他的頂頭上司宣傳部長提了大堆意見。這部長是地區專員的老婆，所以鳴放風頭一過，反右開始，父親就被劃為第一批“右派分子”，勒令回歸原籍大鵬半島務農。
圖2：父母親1955年結婚時與作者祖母的合照。
當時一家四口（父母、鍾惠坡、大妹惠娟）住在城中風景最美的惠州西湖畔的百花洲，生活優裕，樂也融融。發生這種災難性的變故，父親覺得很對不起母親，也擔心她跟著他受苦，就在被審查期間寫了封信給母親提出離婚。母親立刻找到父親，用堅定的目光望著他說：“我們不是為俄國十二月黨人的故事一起落過淚嗎？假如你像伊瓦謝夫被流放西伯利亞，我就像唐狄那樣拋棄富貴隨你同行。無論你為官為民，就算你做苦力做農民，在天涯海角流浪，我們都一定要在一起過。你放寬心，我和孩子們在家收拾好，等著和你一起回老家。”父親聽後痛哭失聲。
母親是個典型的布爾喬亞，身邊有一夥生活優雅的閨中密友。這些人一聽說母親幾乎不作多想就決定跟有戴罪之身的丈夫回到窮鄉僻壤的原籍，都前來勸說她“冷靜考慮”，實際是鼓動她離婚。當時這場政治風暴將人整得人不人鬼不鬼，領導在大會上鼓勵家屬和“右派分子”配偶劃清界限，很多家庭都因而支離破碎。那時老家大鵬半島，沒有電燈電話，連公路都不通，生活條件十分落後，母親從小養尊處優，所以她的密友確實擔心她到了那裏會挺不過來。但母親拒絕她們的勸阻。
父親為了讓母親少受些苦，將所有高檔家具都小心打包裝運，甚至把留聲機、小提琴、風琴、畫具、咖啡壺都帶上，滿滿兩馬車，從惠州城驅車60裏到澳頭漁港，雇了一艘帆船駛向大鵬老家。
上船一刻，母親的閨中密友也趕到了，她們淚水漣漣地把我母親拉到一旁，說：“身後麵是惠州城，你如果留下來，我們就是永遠的姐妹，大家一定會照顧好你。你丈夫孩子，也可能因為你今天的決定有機會再回來。而前麵是茫茫大海，大鵬雖然和惠州屬一個大亞灣，但你這一去，大家就咫尺天涯，可能永難相見哪！”母親說：“我和丈夫結婚時約定，這一生，無論榮辱，甘苦與共，隻要我能和他和孩子在一起，就算眼前的狂濤駭浪把我家這艘船掀翻，我都認了。”她掙脫他們的手登上了船。母親就這樣和這座她深愛的城市，和她這夥形影不離的密友，在漁港這一別就是二十多年。
小時候不懂得珍惜母親從惠州帶回的舊物，曾經拿她的英國咖啡壺來養小魚，把她最愛聽的黑膠唱片弄的變形失真，甚至把外婆送給她的小提琴不小心摔裂了……，每逢這時，母親一邊指責，自己也一邊流淚。長大後才理解，這些東西是她曾經擁有幸福、一種浪漫生活方式的象征。雖然她那時偏居山鄉，但一定還在夢想有朝一日重回百花洲，像過去一樣對著一泫西湖山水悠閑地享受這些東西。一個人如果長存一種揮之不去的情結才會知道，母親那年在澳頭漁港登上那艘帆船時，內心原來是那麽的艱難！
四、
母親1934年出生在廣西梧州鴛鴦江畔，生日是農曆七月初七，相傳每逢這天牛郎織女都會在鵲橋相會，所以這天又叫“七巧日”。外公外婆為她起名“巧鴛”，以祝福她一生能有一段忠貞不渝的情緣。這祝福使她雖然得到父親的真愛，但是否冥冥中也預示了母親的命運——一生都與淒迷的水、蒼茫的渡有關？河源碼頭、東江渡頭、澳頭漁港，對於母親來說，都是一個個命運的渡口，她就是一個無悔的渡人。這有母親遺憾的渡口，有母親浪漫的渡口，有母親傷感的渡口。這有母親對命運的錯過，有母親對命運的偶遇，有母親對命運的義無返顧……
父親曾對兄妹說過，我一家人都與船有緣。爺爺是個海員，在世界三大洲漂泊了大半輩子。奶奶自小隨父母坐輪船到上海生活，長大後又從海上回到故鄉和爺爺結婚的。大伯父鍾原大伯母賴楓隨東縱大部隊北撤，坐美國軍艦走了一個星期才到達煙台，後又參加渡海戰役解放海南。兩個弟弟的事業都和遊艇有關。鍾惠坡是一個業餘帆船隊的船長，人生最大的理想是解放全人類和駕駛帆船遠航……。父親說：“你們母親更是如此，人生重要轉折都決定於她登船的刹那間。這一瞬，既決定了她自己的命運，也決定我的命運和你們的命運。所以佛說，十年修來共船渡，百年修來共枕眠，我和你母親經受了二十年的政治磨難仍然這樣緊緊地牽著手，並把你們撫育長大教育成才，那就說，我們這緣，又何止百年修來的呢？”
......
2001年元旦的朝陽水淋淋在海上升了起來，又大又圓，通紅通紅的，世界瞬時一片橙色。在駕駛艙望著在船頭的母親和父親的背影，自然想起母親在文革中燒毀的那幅畫。這畫原作於1964年，這年父親剛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有心人還在積極為他平反。那時的母親寄滿希望，所以她才將人生最浪漫的故事提筆畫下來，懷著美好的心願，期待著父親複職，期待著全家再度安家於闊別七年的惠州城。可不久就文革了，家多次被抄，父親進了牛欄，母親也曾被批鬥，1947年英勇犧牲的二伯父被誣為“叛徒”，遠在國務院部委工作的伯父伯母都成“走資派”被趕至湖北幹校，在佛山任公安局長的叔叔被關進牢裏，連母親的精神支柱、在大鵬深孚眾望的祖父祖母都受到連累……，一時全家如墜地獄。她這時燒掉這幅畫，是因為她覺得希望已經完全幻滅，無謂再對著它暗自神傷。幸虧母親是有福的，她的福氣和全中國人的福氣一樣，因為有一個太陽一般的鄧公，使她美好生活再次夢想成真。
母親在澳頭漁港登船時才24歲，正是風華正茂時，而今早已鉛華洗盡，鶴發滿盈。這43年間，母親既平凡，也非凡。她僅僅是大鵬中心小學的一名教師，但她為師之道得到人們深深的愛戴，年年模範，60年代初曾當過專區的勞模；她是一名好兒媳，祖父祖母生前逢人就誇獎她，父輩親友因此十分感激她，整個大鵬都知道她的孝名；她是一個優秀的母親，含辛茹苦地將五個孩子培養成正直、善良、爭氣的人。
海麵平靜，朝霞柔和，遊艇徐徐地劃開水麵。母親靠在船舷，背對紅霞，由父親為她照相。她今天打扮端莊，一襲深紅的大衣，脖子飄揚著彩色的絲巾，落落大方地設計著年輕的POSE，燦爛的笑容像一朵花一樣開放著，洋溢著濃濃的幸福。想起母親曾不無遺憾地說過，她自回大鵬這幾十年再也沒有發生過“渡口”故事了。這時突然強烈感到，今天登船的碼頭，不就是母親命運中又一個渡口嗎？和那些教她或遺憾、或浪漫、或傷感的渡口相異的是，這個渡口是一個幸福的渡口。母親今天再不需要身不由己地登上命運的渡船駛向蒼茫，她登上的是她自己的船——一艘潔白的、42英尺的遊艇。她就是船長，和四十多年前在澳頭漁港同渡的家人，同在風雲變幻的大亞灣上，充滿對美好生活的無限向往，朝著布滿絢麗朝霞的海平線，自由地把著生活的航向從容地航行。
作者：鍾惠坡 FT 201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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