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今年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今日中國的諸多成就與種種問題，無不與鄧小平上世紀八十年代以降的執政曆史緊密關聯。
鄧小平打開的門和關上的窗
鄧小平與未完成的中國社會轉型
研究鄧小平在當代中國曆史中的地位，應該把他放在整個中國社會發展和轉型的曆史過程當中去看，做一點具體分析。
可能多數自由派的學者都會認同，中國社會轉型的目標，大體上可以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法治社會這三個概念來概括。這個三位一體目標的建立，應該是中國社會轉型完成的基本標誌。如果這個判斷成立的話，那麽我們可以通過近40年來這三個方麵發展和深化過程，來分別研究鄧小平在中國整個社會轉型當中的曆史地位。
從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轉型，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幾十年來朝野形成的一個基本共識。在這一共識形成的過程中，鄧小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錯，80年代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係列突破，大都是由民間開始出現，推動官方從開始的限製逐步到放開和認可的，如農村的包產到戶的發展、農村社隊企業和城市中個體民營經濟的興起、沿海地區的逐漸開放、各種要素市場的形成等等，但不可否認，鄧小平作為當時執政黨主要領導人的支持和推動，起到了重要的曆史作用。有人據此評價鄧小平不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而是“總許可師”，這樣說確實也不能算錯。
從1977年鄧小平複出，特別是1978年開始逐漸成為中共的主要領導人後，他就開始堅定推動經濟方麵的改革開放，支持改革中出現的新的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1980年到1987年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在那段時間向中央和鄧小平提出了許多經濟改革方麵的建議和主張。據我所知，鄧小平對趙的建議從來都是支持的，並且總是說，抓緊幹，大膽地試，錯了也不要緊，改過來就是了。
特別是在1983、1984年那場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還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爭論中，鄧小平、胡耀邦都堅定地支持了趙紫陽，最後把“建設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作為經濟改革的目標寫入了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鄧小平對決定給予了高度評價，稱讚說“感覺是寫出了一份政治經濟學初稿”。這個決定實際上奠定了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當時叫做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這個“商品經濟”模式和後來的十四大提出的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什麽關係？ 1988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時任國務院研究中心主任的馬洪向趙紫陽就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他問趙紫陽同誌，咱們一直說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什麽關係？趙紫陽回答說，就是一回事，隻不過是有人不太能接受市場經濟這個說法，現在隻好繞個彎子提商品經濟。
鄧小平從他複出，逐漸掌握了中央高層的政治主導權以後，做了大量的工作，確實是推動了中國的計劃經濟模式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八九以後，經濟改革被擱置，是鄧在“九二”南巡中，再次大聲疾呼“不改革死路一條”，將中國再次引向了市場經濟的改革的軌道。
從已經走過的中國經濟改革和轉型的過程看，鄧小平在其中無疑是作出了第一位的貢獻，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但鄧小平不是神仙，他不可能預見到，在他離世十多年以後，中國仍然將在經濟轉型的路上長期徘徊，以至於到了不久前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仍然要提出繼續深入推進市場化改革。
為什麽經濟轉型至今沒有完成？原因當然是多方麵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鄧放棄了他曾經主張過的政治改革。他曾經認為“不搞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也搞不下去”。但最後他還是放棄了這個主張，在“八九”之後，逐漸走上一條隻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路。
中國政治轉型的目標，應該是民主政治。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鄧小平複出的初期，他曾經反複講到過民主問題。在理論務虛會期間的1979年1月27日，胡耀邦曾經向與會者傳達過鄧聽取討論情況匯報時的一次談話。這段談話，是現在能夠看到的鄧小平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最早談到要從製度上研究民主問題的一次談話。這段話表明，在理論工作務虛會那個時期，鄧小平對於資本主義民主的起源、發展和曆史地位，對於巴黎公社的選舉和“把主人變成公仆”的製度，對於俄國“十月革命後六十多年，民主沒有搞好”的教訓，對於“我們需要想辦法使人民感覺到是自己國家的主人”等等這些問題，都是曾經有過明確認識的。
1980年5月24日，黨內元老、曾經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與鄧小平進行的一次長談。李向鄧小平談了肅清封建思想殘餘在黨內的影響問題，鄧表示同意，並且說，他將在中央會議上認真談談這個問題。5月31日，鄧小平在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再次說：我們的人民、我們的黨受封建主義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沒有把肅清封建主義的影響作為一個重要任務來對待。現在，黨內為什麽有人搞特權？這和封建主義影響分不開。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製、領袖終身製的問題，我們這代人活著的時候，非解決不可。幾個月以後，鄧小平在他的《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這篇講話中又談到了他對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在黨內影響、反對“權力過分集中”、發展黨內和社會民主的看法。
到了1986年，鄧小平重新提出要搞政治體製改革，但這個時候他的調子卻發生了變化。鄧這時所說的“政治體製改革”，目標已經不再是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問題，而是“活力、效率、積極性”。
1986年10月開始的政治體製改革研討，是鄧小平指定趙紫陽主持的。趙主持起草的政治體製改革方案中提出，政治改革的長遠目標是建設民主政治（當然前麵還要加上“社會主義”四個字）。鄧小平本人大概沒有使用過“民主政治”這個概念，而且把“民主政治”作為政治改革的目標，與鄧小平本人當時提出“活力、效率、積極性”的政改目標也不完全一致。但當時趙紫陽的處理是，把鄧小平提出的“活力、效率、積極性”作為改革的近期目標，“民主政治”作為改革的長遠目標。鄧小平也就接受了這個提法，他在《政治體製改革總體設想》上批示“完全讚成”。他在看了十三大報告以後，親自對趙紫陽說，“報告看過了，寫得好”。這也說明鄧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個政治改革的長遠目標的提法是認可的。
但是，1989年6月以後，鄧小平就基本上隻講經濟改革，不再講政治改革，不再講民主問題了。此後，包括他在九二南巡中，都沒有一個字再講到政治改革。鄧逝世以後，“跛腳的改革”成了以後幾屆領導人的金科玉律。“民主政治”成了一句空洞的口號，進一步退兩步，公民權利仍然缺乏保障，黨國體製反而更加走向極端。
從以上回顧中可以看到，在發展民主這個問題上，鄧小平的態度前後有重大變化。他本來有機會，也有可能成為推動中國向民主政治轉型的偉人，但很遺憾，他的經曆、身份、地位和觀念，使他沒有能完成這個任務，他留下的一大部分政治遺產甚至有可能成為中國政治轉型的“負資產”。
中國社會轉型還有一個方麵的任務，就是從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的轉型。鄧小平是受過文化大革命迫害的，知道毛澤東的無法無天，由此形成了他的法製概念和意識。鄧在80年代也曾經反複講法製，1986年的政治體製改革當中，他也在講完善法製。當然，這個“法製”是製度的“製”。這不能完全怪他，那個時候大家對法製和法治這兩個概念的區別和認識都還不是很深刻。
但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鄧小平講法製，大多是在限製、防範的意義上講的，特別是對於涉及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立法，如新聞法，出版法、結社法、遊行示威法等。
早在1980年，以胡耀邦為首的中央書記處就曾經提出要搞結社法、出版法，後來被陳雲、胡喬木等人否定。鄧力群在他的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中記載，1980年9月“以後，遇到了一個關於自發組織的問題。……根據小平、陳雲同誌的指示，胡喬木起草了一個維護社會安定、保障經濟調整暫行條例的稿子，其中包括取締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可是書記處討論時把它否定了，提出要搞‘結社法’、‘出版法’。喬木不同意書記處的意見，於1981年1月24日給鄧小平、陳雲、胡耀邦、彭真寫信說，如果采取製定‘結社法’、‘出版法’一類的辦法來對付非法組織、非法刊物，要求他們登記，很可能被這些反黨分子鑽了空子我們還不知道。”鄧小平、陳雲等人接受了胡喬木的說法，否定了胡耀邦和書記處主張依法處理公民的出版、結社要求的意見。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規定，對於“非法組織”，“決不允許其以任何方式活動，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行，達到合法化、公開化”。
鄧小平對於有關保障公民權利立法問題的態度，後來有過變化，曾經表示過讚成，要求抓緊。1989年3月3日上午，鄧小平同趙紫陽談話。當趙紫陽向鄧小平談到，有人說中國有言論罪，是不是劃一個界限：違法與不違法，包括結社出版等等。鄧小平說，控製局勢要注意方法。特別要要抓緊立法，包括集會、結社、遊行、示威、新聞、出版等方麵的法律和法規。我們不準總搞遊行，要是360天天天遊行，就不用幹別的了。要控製嚴一點，不會影響到外資，要讓國外明白，我們控製的嚴一些，是要保持穩定，穩定是改革開放的基本條件。
從鄧小平的這次談話中可以看出，鄧此時同意搞公民權利方麵的立法，但他的出發點是限製，而不是保障。
從80年代初開始，胡耀邦、趙紫陽和許多人大常委和代表都主張，把憲法當中提出的各項公民的民主權利，用法的形式固定下來，製定新聞法、出版法、結社法等，但是直到1989年以後，這些東西也始終沒有搞出來。遊行示威法倒是有了，但沒有聽說批準了幾起。這是什麽原因？其中當然有左的勢力的幹擾，胡喬木、鄧力群等人的幹擾，但更為關鍵的是執政黨的領導人，包括鄧小平、陳雲在內，發現製定法律會束縛了自己。
通過前麵對鄧小平在中國社會轉型三個目標方麵的具體分析，我的看法是，鄧小平是中共黨內少有的開明領導人，他對中國的經濟轉型有曆史性的貢獻，但也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轉型留下了巨大的“負資產”，這是他難以擺脫的曆史局限。
鄧小平的政治思想是在逐漸倒退的
對鄧小平的政治思想應該怎麽看？我的看法是，鄧小平從1977年複出後，直到他1997年去世，他的政治思想在逐步倒退。
文革結束以後，老人們紛紛複出。這個時候，文革給國家、給他們個人造成的災難，他們記憶深刻，也開始進行反思。那幾年，他們中的許多人對文革災難形成的思想根源、製度根源，看法都十分到位。鄧小平同樣如此。前麵談到的1979年1月27日理論務虛會期間的，胡耀邦傳達過鄧小平關於巴黎公社的談話；1980年5月24日鄧與黨內元老、前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關於“反對封建主義”的長談；同年5月31日鄧同胡喬木、鄧力群關於“為什麽有人會搞特權”談話；以及他在8月18日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講話，這些都表明，起碼在80年代初，鄧小平對於民主問題是有過深刻思考的。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講話，是他政治思想的最高點。他指出了現行體製存在五個方麵的弊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製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等等。雖然這些問題在一定層麵上說也仍然是問題的表象。但是隻要是公正、客觀地評價鄧小平這些論述，就應該承認，在經曆了文革的慘痛，經曆了黨和國家高層政治生活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之後，他痛定思痛，在總結文革的曆史經驗和分析封建主義遺毒對黨的影響的基礎上，看到並指出這些體製上的問題，已是實屬不易。
當時鄧小平之所以對民主有這樣深刻的認識，相信他是受到各方麵因素影響的。一是當時務虛會胡耀邦的匯報，二是民主牆事件的影響（鄧小平在開始是支持民主牆的），同時他自己對文革的成因也有深刻的思考。
但是隨著時間的發展，和他的權力、地位的穩固，鄧小平在講民主，講反對封建主義的同時，他的政治思想開始向保守的方麵發展。1979年3月，在以思想解放著稱的理論務虛會結束時，他卻作了著名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這個講話，標誌著鄧小平思想“兩個基本點”開始形成。1980年他的8.18講話之後，由於波蘭事件發生，黨內保守勢力如胡喬木、鄧力群等人借機給他寫信、送材料，極力誇大搞民主的風險，對鄧小平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言猶在耳的《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不再被提起，反對封建主義也沒有了下文。此後幾年中他沒有再涉及政治體製改革問題。
等他再次提出政治體製改革已經是1986年。這時他提出政治體製改革的目標已經不再是解決權力集中問題，而是“活力、效率、積極性”，其實質就是行政改革。但由於他選擇了趙紫陽主持這次改革的方案設計和實施，趙紫陽基於他自己本人政治理念，把鄧小平提出的行政改革推向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從革命體製向建設體製轉變”。這些概念和目標與鄧小平提出的政治改革目標和內容有重大差別。但是，方案最後到了鄧小平那裏卻通過了。為什麽？我覺得，一是鄧本人在80年代對趙的方案中提出的這些問題有過思考；二是趙方案的內容大多有鄧曾經說過的話作為根據，鄧也總不好不認可；三是在十三大前夕那種改革開放為主調的大環境下，胡喬木、鄧力群這些保守勢力沒有能出來幹擾。鄧小平雖然開始對趙的方案也有“是不是搞了一點‘三權分立’”的疑慮，但在趙紫陽在稿子上明確寫上“不搞‘三權分立’”之後，鄧小平也就接受了。
但一時認可的東西，在鄧那裏也並不是沒有變化。比如說當趙紫陽要落實十三大報告中提出的“發揮民主黨派作用”，提出允許民主黨派在人大中設立黨組，鄧的態度就發生了變化。
1988年春節後七屆全國人大、政協會議即將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了在全國人大當中如何設置黨組的問題。趙紫陽的意見是，在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中，保留中共黨員組成的黨組，黨組書記是萬裏；其它各民主黨派也應該允許分別成立自己的黨組。書記處同意了這個意見。如果真的這樣做了，那將是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改革。曆來在人大中隻有共產黨才能以黨組織名義活動，民主黨派成員不能以本黨組織名義活動的。若設立了民主黨派的黨組，就標誌著民主黨派也可以在人大中以黨派名義進行活動。這將成為中國走向現代政黨政治的一項重大突破。
對此，趙紫陽後來回憶說：“這件事不知怎麽傳到鄧那裏，他那裏傳話給我的秘書李勇說，鄧講發揮民主黨派的參政作用，隻是講講而已，怎麽能當真？絕不能在人大中間搞黨派政治，鄧是反對的。”即便中央書記處通過了這個決議，但鄧小平的話一言九鼎，這件事後來就無疾而終了。
記得1989年2月，在中央政改辦一次會議上，肖榕（即鄧小平的小女兒鄧榕，小名毛毛，時任全國人大辦公廳研究室主任）說了一句話，讓我至今印象十分深刻。當時討論的問題是人大製度的改革，席間有人提出小平同誌是反對“三權分立”的。肖榕立即說，小平同誌是政治家，不是政治學家，分權和製衡問題不是不能研究。這是什麽意思呢？我理解，肖榕說的意思是說，分權和製衡是國家政權結構的理論問題，應該加以研究甚至借鑒。而鄧小平反對“三權分立”是從政治上考慮問題，不是從理論上考慮問題的。
我覺得，肖榕這個說法也是我們理解鄧小平政治思想的一把鑰匙。鄧是一位老練、成熟、性格剛毅的實用主義政治家，是當時實際上的黨的最高領導人。他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從來不是理念，而是現實政治，是如何維持、鞏固和加強這個黨的統治地位。他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講民主，“8.18”講話講反對權力過分集中，到1986年提出政治改革目標是“活力、效率、積極性”，再到到“八九”之後矢口不言政治改革，一步步向後退。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政治形勢的變化。我認為他是看明白了，從瓶子裏放出來“民主”這個“魔鬼”，有可能威脅到共產黨的領導，威脅到他一再強調的“壓倒一切”的“穩定”。
另外，影響鄧小平政治態度的還有一個因素，當然是次要因素，就是他周圍的政治老人們對他的影響。前幾天看杜老（杜導正）關於鄧小平問題答記者問，他說鄧小平耳朵根子軟。有沒有這個問題？我看有。從現在已經公開的材料看，80年代發生的“反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幾次左的勢力對改革的反撲，雖然都是鄧小平直接支持的，但黨內保守勢力的前台代表胡喬木、鄧力群不斷的向包括鄧小平在內的老人們那裏送材料，起到了煽風點火的重要作用。這些運動都是在鄧小平看到材料、聽了匯報，聽到老人們不斷的向他吹風之後發生的。1988年底的“倒趙風”，直至1989年那次“風波”，趙紫陽下台，也無不與他聽到的各種“謊報軍情”的讒言有關。當然，這隻是影響鄧小平不斷地向左的方向後退的次要原因，但卻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鄧小平的政治遺產
鄧小平無疑給這個國家，這個執政黨，這個社會留下了大量的政治遺產，這些政治遺產剛才幾位老師都談到了，認為對中國的社會轉型將會產生重大推動作用。這些我完全同意。但是有沒有不良遺產，即現在經常所說的“負資產”？我認為也是有的。今天沒有時間讓我能全麵評價鄧小平功過，我隻想重點談談鄧小平對這個轉型時代的負麵影響。
如那個電視劇說的那樣，鄧小平再次複出之後又活了20年。在這20年中，鄧小平主導的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的貢獻今天 的絕大多數人還是肯定的。但是他留存給後代的，到現在為止還發生重大影響的負麵的東西，也是客觀存在的，不僅存在，而且影響也很重大，我主要講兩個方麵。
一個方麵是老人幹政。
鄧小平從80年代初重新回到領導核心，並且在事實上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之後，逐漸形成了中國高層的老人幹政的傳統。毛澤東那一代在1949年建政的時候，還不算太老，還不存在老人政治的問題。但是從1977、1978年鄧小平等一大批老人返回領導崗位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這些人經過文革十年，年紀已經大了，不能夠在第一線坐鎮了，迫切需要培養接班人，就搞了幹部年輕化，選了胡、趙這樣的所謂中年人，擔任黨的最高領導職務，又成立了中顧委。鄧的本意確實是想解決領導職務終身製的問題，但事實上中共高層政治的真正拍板權還是在位居“二線”的老人們手裏。這種體製的形成，不能不說是鄧起了決定性作用。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辭職，其經過已經是眾所周知。同年11月的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通過的那個決議也證明了這一點。
1987年7月7日，鄧小平在家裏召開了中央五人小組會議，研究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就在這個會議上薄一波提出，建議我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講幾句話，宣布今後重大問題仍要向小平同誌請教，由小平拍板。當薄一波講這番話時，鄧表示，國際上隻要明確了他（即鄧小平）仍是決策者就放心了。因為國內外都把他退還是不退，看作是中國能否穩定的條件。所以後來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我講了那麽一段話，說重大事情還要向鄧請教，請他拍板，就是因為這個會上定的決定。”
1989年6月以後，黨的第三代領導人登台，鄧小平在11月就辭去軍委主席職務，說是完全退休了。但事實上仍然是退而不休。1992年他的南巡是中國改革史上的一個有曆史性影響的大動作，把中國重新拉回了經濟改革的軌道。
鄧小平在向第三代領導人交班的時候講過，毛是第一代，我是第二代，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麽時候你們能說了算了，我就放心了。但事實上的老人幹政機製和慣性已經形成，哪裏是新上來的領導人想說了算就說了算的？從第三代、第四代乃至第五代領導人登台以後，都前幾屆退下來的“老同誌”指手畫腳，出於公心或私利，以各種形式幹預在職領導人的工作。換屆的“接班人”要上一代領導人指定，下一屆的政治局、常委班子人選要向即將和已經退下去的“老同誌”“征求意見”。時至今日，習近平總書記大概仍然在為這種巨大的曆史慣性頭疼，還在為擺脫老人幹政做著艱苦卓絕的努力。也許後來出現的這種局麵並不一定是鄧小平的本意，但曆史事實證明，中共高層幾十年來存在的老人幹政的傳統和慣性，是從鄧時期開始的，鄧本人難辭其咎。
第二方麵，叫做“跛腳的改革”。
鄧小平並沒有把他提出的以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為目標的政治體製改革進行到底。我們知道，社會的轉型從來是一個包括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領域的綜合性變革。鄧小平主導的中國改革在經濟領域雖然艱難前行，畢竟大踏步前進了，市場經濟體製得以基本確立。但在政治領域，由於鄧小平的曆史局限和改革的不徹底性，在經濟改革的關鍵時刻放棄了政治改革（當然也由於傳統意識形態的困擾，由於黨內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沒有也不可能進行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改革，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中國官僚階層中的掌握公權力的相當一部分人，在缺乏對權力有效監督與製約的情況下，通過權力尋租，與在資本原始積累中形成的暴富階層緊密聯係，相互利用，以錢換權，以權換錢。從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的權力尋租，使執政黨和政府內部相當一部分官員迅速腐敗。特別是在一些地方和基層，已經發展到了幾乎無官不貪的程度。索賄受賄、貪占公共利益、鬻官賣爵、以錢謀官、以權謀產、欺壓群眾、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等惡行的官員幾乎隨處可見。中國在90年代以後逐漸形成了許多個官僚與資本相結合的權貴利益集團，成為今天進一步深入推進改革的巨大障礙。當前執政黨進行的反腐敗鬥爭，目的有多方麵，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掃除利益集團對於改革的阻礙。
但是，從目前情況看，通過運動式反腐，打蒼蠅、老虎，隻能是治標。要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必須有賴於政治改革和製度建設。這點，我就不多說了。
鄧小平留下這兩大負麵政治遺產，對於中國社會轉型形成了巨大的阻力，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現在看得見，也許我們下一代、下二代還能看得見。鄧小平為中國社會打開了一扇門，但是同時他也關上了一扇窗。這些障礙，也包括80、90年代以後以所謂“發展是硬道理”為基礎的GDP主義造成的社會分配不公，環境重大汙染和破壞、資源巨大浪費等一係列問題。要解決目前中國存在的鄧小平時代留下這些負麵東西，未必就比恢複毛文革造成的創傷更容易，也許還會更困難。
本文係天則經濟研究所/中評網和《炎黃春秋》雜誌在9月底舉辦了《鄧小平與今日中國》研討會，中國現代史學者、前中共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究室研究員吳偉先生在會上的發言，經天則所和作者本人複核並授權刊發，以饗讀者。
英國《金融時報》 2014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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