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上山下鄉運動尤其是文革發動後大規模知青下鄉運動的實質，並不是什麽知識青年要到廣闊天地裏去大有作為，接受再教育，而是國家經濟一團糟，無法解決城鎮勞動力就業，可能造成嚴重社會問題，便轉嫁到農村。
最近兩年，由於電視劇《知青》和《曆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的先後播出，各種媒體上有關知青的話題隨之熱鬧起來，雖然觀點各異，但發聲者均為當年從大城市下鄉的“老三屆”，便給人以錯覺，似乎大城市的“老三屆”便是全部的知青，而知青們的表現也無非是兩種，要麽是幻滅後的重生，經風雨後見彩虹，如今高唱“青春無悔”，要麽是被動地遭受無盡的苦難，今日言之仍痛心疾首。這其實不是曆史的真實，至少不是曆史真實的全部，本人曾下鄉7年，便想談談自己所知道的一些情況，算是給知青話題補充一點材料。
一、知青下鄉並不始於更非止於“老三屆”
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就已經開始， 1964年國務院就曾發布有《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中央成立了“知識青年下鄉指導小組”和安置辦，各地區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鄉的專門辦事機構，1961、62、65年全國各地均有城市中學生下鄉插隊或者去農場，人數已達一百多萬。1966年文革爆發後，上山下鄉運動中斷，不但中斷，已經下去了的知青還趁機離開農村或農場返回城市造反，鬧得很厲害，希望能否定上山下鄉運動，將戶籍遷回城市。但到了1968年12月，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最高指示”，全國又掀起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此時首批下去的主要就是後來所稱的“老三屆”、即66、67、68三屆的初、高中畢業生，其實談不上畢業，從66年春夏文革發動，學校就停課鬧革命了，串聯、造反、打派仗，甚至武鬥，根本沒讀書。之所以說“主要”，是因為幾乎同時下去的還有69屆初中生，這屆初中招生時恰逢文革發動，有的地方有的學校來不及招生運動已經爆發，就沒招生，有的地方有的學校卻招了，比如上海就招了，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王安憶就是69屆初中生，並且還寫過一部《69屆初中生》的長篇小說;又如本人家鄉四川省江津縣龍門區(現為重慶市江津區龍華鎮)，區上的中學沒招生，下麵龍門公社剛剛興辦的農業中學卻招了首屆也是最後一屆學生。這些學生剛進校運動就開始了，連課本也沒有見到，沒上一節課，到“畢業”時正趕上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也成了首批下鄉的“知識青年”。首批下去時，三屆甚至四屆學生集中一起下，又是開頭，而且“最高指示”是新的，並正值文革狂熱和領袖崇拜的巔峰時期，便弄得聲勢很大，開動了所有的宣傳機器，動員大會誓師大會歡送大會場麵熱烈，確實有不少人“激情燃燒”熱淚盈眶，是發自內心地響應號召，是自願，但不管自願不自願，最後全都得下去。首批之後，全國的中學陸續“複課鬧革命”，開始招生上課，但不能考大學，大學雖然後來也招生了，卻是從“工農兵”中推薦，沒中學生的份，於是每屆中學生畢業都得下鄉。此時的政策早已是“深入人心”，各級組織不過是循例行事，不需要再有強大的宣傳聲勢，於是一屆比一屆下去得悄無聲息，“打起背包就出發”的新知青們早就從先他們下鄉的自家或者鄰家哥哥姐姐那裏了解了“廣闊天地”的真實情形，也就沒有了意氣風發鬥誌昂揚，更不見有人熱淚盈眶，倒少不了總有人淒然淚下和失聲痛哭!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期間的1973年有過小幅度的知青政策調整，規定城市家庭可以留一個“身邊子女”不下去，病殘的可以不下去，已下去可以將戶籍辦回城裏，除此之外，仍是全都得下去。，直到1980年，全國才完全停止中學生畢業後就到農村的政策，結束了知青下鄉的曆史。
從上述事實可見，在“老三屆”之前，已有文革前就已下鄉的大批知青，與“老三屆”同時下鄉的，在有些地方還有69屆初中生，在“老三屆”之後，更有長達近10年的中學畢業生下鄉，若論人數，三者相加，很可能要遠遠超過“老三屆”，一部知青的曆史，不能少了他們。
二、下鄉知青並不都來自城市，更不都來自大城市
現在的知青話語，言說的都是城市知青，並且集中在大城市下去的知青，實際上，當時的知青下鄉運動是全國性的，全國所有的中學畢業生，大城市要下，中小城市要下，鄉鎮要下，甚至本來學校就建在農村“廣闊天地”裏的也要下。仍以我的家鄉四川省江津縣為例，縣城的有一所公辦中學和一所民辦中學，所有的畢業生都下了，我所在的龍門區有一所公辦初中和一所上麵提到的龍門公社辦的農業中學，農業中學並不在街上，而是建在離街數裏的農村，兩所中學的學生大半是農村戶口，其餘則是街上戶口，所謂“街上”，是指龍門公社下轄的龍門街村，公社本來就是農村人民公社，街村更是和農村生產大隊平行的建製，和城市是不沾邊的，連“鎮”也不是，但兩所學校的畢業生一樣得下鄉，農村戶口的就直接回家，叫回鄉知青，街上戶口的就去插隊，成了下鄉知青。其實，當時是否下鄉的標準並不是家在哪裏，而是看是否是否是非農業戶口，是否吃商品糧，龍門中學學生中有父母在農村村小教書的，有父母在設在農村的商店工作的，家就在農村，從學校回家都是回農村，這時同樣得“下鄉”當知青。
當年的大城市不如現在大，更不多，以四川為例，就隻有成都和重慶，而縣城和鄉鎮街村卻是以百以千計，雖難以統計，但可以肯定，從縣城和鄉鎮街村下鄉的知青，數量要遠遠大於大城市。
三、知青並非都是中學生，也有小學生，甚至文盲
繼1968年毛澤東發出最高指示掀起大規模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後，1970年《人民日報》又發表《我們也有一雙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的文章，號召沒有工作的城鎮居民也下鄉。於是，根本沒上過中學、甚至一天書也沒讀過隻要是非農業戶口的青年統統得下鄉，下鄉前叫做社會青年，簡稱社青，下鄉後就變成知青。我就是這樣的知青。本人因家庭出身地主，1964年小學畢業不得升初中，失學(1962年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後，我們當地“出身不好”的子女就一律不得上中學，而且小學高小階段也隻能上民辦學校，因為民辦學校隻辦了高小，不然公辦小學連初小也不會讓上)，居上麵所說的龍門街村，無工作，不時到磚廠挑磚，去碼頭挑煤、卸貨、下一點苦力，到1971年11月，街村開了個會，宣讀了一下名單，去公社辦了一紙社內遷移證，插隊到本公社的黃沙大隊第4生產隊，就成知青了。龍門街村和我同時下鄉插隊的社青有幾十人，最高文化程度的就是高小畢業，還有許多隻讀過初小的，甚至還有一天書也沒有讀過一字不識的文盲。他叫周積龍，是個傻子，所以從沒上過學校，別說是小學，就是幼兒園也沒上過，但其時已21歲，符合16周歲至25周無工作的下鄉條件，也便在劫難逃，必須得下，於是搖身一變，一下子由文盲加傻子變成了“知識青年” (周積龍身體還算強健，但智力低下，生活不能自理，下鄉後得有人照料，好在他家弟兄姐妹眾多，當年符合下鄉條件的就有4個，如果能夠插隊在一起當然最好，但一個生產隊不可能接收這樣多“知青”，便被分到了相距僅幾裏的兩個隊，一個隊2人，他和他三哥住在一起)。
我們這樣的“社青”下鄉以後，並不隻是名義上成了知青，實質上也是“享受”知青的“待遇”：下鄉時保留12個月的商品糧油肉供應，一年後不管自己所掙的工分多少，都按本隊單身勞力的最高標準分糧，統一給安置費，由生產隊給蓋房和置辦農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種自留地可使用隊上從社員那裏收來的肥料(豬糞)，房子漏雨了可以要隊上給免費維修翻蓋，後來“大返城”，都盡可能安排了工作(那個周積龍也回到龍門街村，但因是傻子，哪個單位都不要，實在沒法安排，例外;此人於上世紀80年代在龍門街上走失，不知所蹤)，現在，退了休下鄉的年頭要算“知青工齡”，退休金能夠多一點兒(據說這要感謝胡耀邦，知青下鄉年限算工齡，是他拍板決定的)如我，1971年下鄉，參加工作是多年以後的事了，去年退休，工齡卻從1971年算起。
沒上過中學的青年甚至文盲也成了知青，看似荒唐，其實符合知青下鄉運動的內在邏輯。試想，既然一屆屆的中學生都得下農村，而如果不讀中學就可以不下，豈不是不讀中學就可以逃避?隻有不管文化程度，隻要到了年齡都得下，才是“公平”的，才無空子可鑽，運動才可以持續不斷地推動下去。這其實很能說明上山下鄉運動尤其是文革發動後大規模知青下鄉運動的實質，並不是什麽知識青年要到廣闊天地裏去大有作為，接受再教育，而是國家經濟一團糟，無法解決城鎮勞動力就業，可能造成嚴重社會問題，便轉嫁到農村。農村確實是“廣闊天地”，兵團、農場多在邊遠地方，插隊更是一個個成了孤零零的個體，將集中在城鎮的無業可就的大軍分散開來，問題便可消解於無形。
四、知青的不滿情緒、絕望感及其表現
知青下鄉後，大多數人初期都是要掙表現的，苦活累活搶著幹，希望能夠得到一個好的評價，贏得被推薦招工或者上學的機會，但大家很快發現，這是沒用的。1970年下鄉的“首批”知青，一年多後就有被招工的，到1973年，加上被推薦上大學的先後走掉為數不算太少的人，走掉的勞動表現未必好，勞動表現很好的未必能走掉，走掉走不掉，和勞動表現沒關係，而明顯是有別的因素在起作用。以我們龍門中學的“首批”知青為例，1972年因江津境內新建國防工廠招工，走掉了一批，幾乎全是區、公社、街村三級幹部的子女，再就是和掌權的革委會一派的下鄉前學生紅衛兵組織的頭頭或骨幹。這對走不掉的知青們打擊巨大，本來就埋藏著的不滿情緒爆發且相互傳染，加上1973年後幾乎就沒再招工，沒走掉的在當時看來是永遠也走不掉了，真要一輩子在農村“紮根”了，我沒做過廣泛的調查，不好說全國的情況，但在我們江津，可以說留下來的知青們陷入了群體的絕望。
一方麵是對社會現實的強烈不滿，一方麵是對前途的絕望，知青們變得不安分了，不僅越來越多的人不肯再在生產隊好好勞動，更有絕非個別的知青經常尋釁滋事，打架鬥毆，偷雞摸狗，甚至公然搶劫，，成為當年鄉村社會的公害!
我隻能仍以江津為例。江津的本地知青，因離家近受家庭約束相對比較“老實”，但許多人也並不肯成年呆在生產隊出工，農忙季節勞動強度最大的時候就回家，農閑尤其是分糧的時候才回到隊上，即使像我這樣“出身不好的人”，也是每年都有那麽兩三個月根本不在生產隊，而是跑到本縣林區的一家伐木廠打工掙錢去了。大隊、生產隊的幹部和社員們對這樣的現象當然都是不滿的，但也無可奈何，因為1973年後上麵對“知青政策”強調得很厲害，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比起重慶知青來，我們的表現已經很不錯了。下到江津的重慶知青主要來自於同一所中學，是1970年下來的“首批”，即“老三屆”初中生，是在學校造過反在重慶搞過武鬥的，集中下到江津，插隊卻是分散的，各區鄉都有，一般一個生產隊隻2人，如果走掉一個，就隻剩下孤身一人。1973年後，走不掉還留在農村的重慶知青已經很少有還在生產隊好好出工的，而是常年幾個十幾個的糾集在一起，今天去你的知青房，明天去他的知青房，去到哪裏就用自製炸彈炸哪裏的狗，見到雞鴨隻要不是在圈裏，就抓，農民自留地裏的蔬菜也是經常遭殃的，弄得有些地方的農民隻要聽說“知青來了”，就像聽到“鬼子進村”，又緊張又害怕。農民惹不起知青，農民有老婆兒女，而且是一盤散沙，知青打架是一起上，而且個個都是亡命徒。重慶知青是經常打架的，但很少和農民打，而是去趕場，這一撥重慶知青和那一撥重慶知青打，也不知道為什麽，也許原來在學校就是兩派，也許是為了女知青，打得頭破血流，那個狠勁，那份凶悍，讓趕場的農民看著都害怕。重慶知青還有搶劫的，當扒手的，龍門街上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有一個趕場天，下雨，重慶知青搶農民賣的鬥笠，農民不依，被捅了刀子，殺成重傷，知青被抓判刑。另一個趕場天，有兩個非本公社的重慶知青扒竊被發現，人少勢單，這次趕場的農民不怕了，大發作，幾十人一路追打到場外長江邊的沙灘上，一人逃脫，另一人被一陣亂扁擔猛砍，直到毫無反應，有人說像是死了，才一哄而散。這個重慶知青，當時其實沒死，但就在那沙灘上躺著，沒有人管，當天他父母從重慶趕來接走，聽說死在了路上。重慶知青的搶劫、扒竊並非孤例。本人在林區打工去趕附近的鄉場，到館子吃飯，便被掏包，被掏時即已發現，卻不敢做聲，和扒手一起的共四男二女，一眼便可看出，都是重慶知青，得手後並不跑，而是用挑釁的眼神看著我，這哪裏是扒，分明是搶。我隻能自認倒黴，白丟了十幾斤糧票和二十幾元錢，這對於當年的我，可不是個小數目!
知青的此等表現，現在的知青回憶文字盡皆絕口不提，想是認為不光彩，有損知青的整體形象，但真相如此，不應該被掩蓋。而且應該看到，正是知青們普遍的不滿和絕望，才有了後來首先在雲南西雙版納爆發的勢不可擋的“知青大返城”，正是後期為數非少知青的“不良”表現，成為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使得城鎮家庭和農村社會都難以繼續承受，才最終促成了知青政策的徹底改變。可以設想，假如下鄉知青都是“無怨無悔”，或者隻是默默地受苦受難，前後持續20餘年的上山下鄉運動會否在上世紀70年代末戛然而止並壽終正寢?
結束語：
本文旨在給知青話語填充“空白”，既是“填空”,別人說過的情況就一概不再言說，比如知青在農村勞動生活條件的艱苦，又比如有不少女知青被侮辱強奸等;文章也不顧及體例，隻列一二三四，以方便讀者跳著看，看自己所不知道的，已經知道的可以不看。
作者:劉萬能 共識網 201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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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經曆一點一滴都可以，不必追求長篇與連續。一個小故事或許會引起許多人的共鳴。
你的評論有自己的觀察和看法，其實就是一篇小文章。
歡迎常光臨。
確實應當將自己經曆整理出來，但對我這樣一個忙忙碌碌的人來說，又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有兩個插隊經曆的海外華人應當有相當人數，大家一起來研究中國農民問題。到日本後，我也經常關注比較中日農民問題，以為，城鎮化不能完全解決中國農民問題，必須加上民主化。必須有一個真正能代表農民利益的政黨，得到農民的選票，替農民說話辦事，最終才能解決農民問題。中國也才能有長期的穩定發展。否則，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現代化有可能毀於一旦。
應該把自己的體會和經曆寫出來。
不過，經曆了土插隊的人，再去洋插隊就是小菜一碟。在海外的華人對於中國的印象，有的人可能是現代化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可對於我而言，永遠是那落後、貧瘠的山村。從那裏我了解了中國社會，重新開始思考中國社會。那段經曆雖然艱難痛苦，但又是自己的精神家園。對於我們這些知青而言，勞動鍛煉隻是短短的幾年，可幾億農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那裏。
49年以後，老毛把城鄉劃分成兩個世界。
的確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