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護袁世凱稱帝的“籌安會”六君子之首、曆史教科書中的“帝製餘孽”，忽然成為周恩來口中的共產黨員，讓聽者大吃一驚。
1905年，在日本留學時的楊度。（資料圖）
《辭海》修訂：為中共黨員楊度正名
1975年10月7日，周恩來第四次大手術後的第18天。癌細胞已擴散至全身，他終日臥床不起，不得不取消了所有的接待活動和日常散步。
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周恩來年譜》記載，這一天，周恩來囑秘書轉告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擁護袁世凱稱帝的“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晚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托王冶秋將此情況轉達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辭海》編輯委員會，在寫“楊度”這一人物條目中，須將此史實寫入，以免湮沒無聞。
為了解此事，先後聯係了周恩來的衛士、後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的高振普，以及周恩來晚年的三位秘書——錢嘉東(後任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紀東(後任武警指揮學院副院長)和趙茂峰(後任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秘書長)。
前兩人均表示，聽說過此事，但不了解是誰傳達的。
最後，趙茂峰的妻子、鄧穎超的秘書趙煒向記者證實，確有此事。那天在場的秘書，正是趙茂峰。但更多的細節，趙茂峰也不記得了。
王冶秋後來曾回憶，他當時得到傳達後，很是詫異，四處打聽，但誰都不知道推崇君主立憲製的楊度加入過中國共產黨。
1975年12月，周恩來的指示，通過時任文物出版社總編輯金衝及，傳達到了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
辭書修訂
金衝及的電話，是分管曆史地理部分的副總編王芝芬接到的。除此之外，再無其他正式文件或者通知了。
時任辭海編輯所副總編、後任上海辭書出版社社長和總編輯的巢峰向介紹，編輯《辭海》，每一個詞條都必須反複考證，有證明材料，不能出錯。而周恩來的這個說法雖然權威，但卻缺乏資料佐證。
調研的任務，交給了曆史地理編輯室主任談宗英。
1936年，《辭海》第一次出版，由時任中華書局編輯所所長舒新城主編。1957年，已經退休的舒新城向毛澤東進言，建議再次修訂《辭海》，得到了毛澤東的讚同。次年，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成立，舒新城再次主持《辭海》的修訂工作，直至1960年去世。
1959年，29歲的上海師範學院(今上海師範大學)曆史係青年教師談宗英被借調到辭海編輯所，參與了這一版《辭海》的修訂工作，負責曆史類詞條。
“楊度”詞條也是其中之一。當時，有關楊度的資料很少。他們隻知道，袁世凱死後，楊度可能去了上海，但沒有查到可靠的記載。他們還找了上海市文史館副館長陶菊隱的書來看。陶菊隱當年是行走在老上海灘的記者，他在文章中曾提及，楊度晚年與共產黨人走得很近。當然，這個說法不可能在詞條中得到采用。
1965年4月，《辭海》(未定稿)在內部發行。關於楊度的詞條寫道：
楊度(1875-1932)，近代政客。字皙子。湖南湘潭人，王貽運門生，留學日本。1902年與楊篤生創刊《遊學譯編》，後為清政府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起草報告，任憲政編查館提調。1907年主編《中國新報》(月刊)，主張實行君主立憲，要求清政府召開國會。辛亥革命爆發後，受袁世凱指使，與汪精衛組織國事共濟會，破壞革命，擁袁竊國。1914年袁世凱解散國會後任參政院參政，次年勾結孫毓筠、嚴複、劉師培、胡瑛、李燮和組織籌安會，策劃恢複帝製。1916年袁世凱死後被通緝，流寓上海。
“未定稿”本擬第二年定稿發行，但文革爆發，新修訂的《辭海》沒能出版。
1971年3月，在國務院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會議上，周恩來指示，要繼續修訂《辭海》，並將其納入國家出版計劃。在工宣隊和軍宣隊領導的大批判下，這項工作斷斷續續。
1974年，中宣部、中組部、外交部、國家民委、國務院僑辦、國家宗教事務局等部門組織力量，開始審定《辭海》條目。修訂工作才步入正軌。
籌安會六君子之首、曆史教科書中的“帝製餘孽”，忽然成為周恩來口中的共產黨員，讓談宗英大吃一驚。
在上海的寓所裏，84歲的他向回憶，接到任務後，他開始搜集曆史資料，尋找楊度後人。
“二等公民”
楊度有兩個妻子，八個孩子。大太太黃華育有兩子：楊公庶和楊公兆。二太太徐粲楞育有三子三女：楊雲慧、楊雲碧、楊公素、楊公敏、楊雲潔、楊公武。
楊公庶和楊公兆1914年留學德國，分別攻讀化學和地質學。1915年末袁世凱稱帝後，他們被留學生中的進步組織摒除在外。兩人不再關心政治，埋頭讀書，得到博士學位後才歸國。
其他幾個子女則一直在楊度身邊長大。長女楊雲慧記得，中學時上曆史課，老師講袁世凱複辟時，提到“助紂為虐”的楊度，話說得很不好聽，她埋著頭，唯恐周圍人知道自己就是楊度的女兒。
楊度所帶來的這種負麵影響，一直持續到了建國後。
1952年，楊公庶的小兒子、17歲的楊友麒參加高考，因成績優異被選入留蘇預備班，在北京的俄文專科學校學習。一年後，全年級有三分之一的同學因為出身問題被刷了下來，他就是其中之一。
時任中組部部長安子文親自做這批落選學生的思想工作。“他說，蘇聯要求我們，送過去的人社會關係不能複雜，否則一些保密的工廠不好安排。但政府是信任你們的，不歧視你們的。國內的大學隨便你們挑，想去哪裏都可以。”79歲的楊友麒告訴。
在這之前，他和所有17歲的孩子一樣，懵懵懂懂，不關心政治。這次，他受到了很大打擊，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原來是“二等公民”。
他選擇了有蘇聯專家的大連工學院化工係。因為俄文免修，他自學了英語，大三後又自學了德語。“既然我去不了蘇聯，我就要求自己努力學外語，不比那些出去的同學差。”畢業後，他留校任教，多次申請入黨，“久經考驗”後，才終於被吸納入黨。
相比之下，哥哥楊友龍比他幸運。
1951年，楊友龍考上清華大學機械係，一年後入黨，曾擔任過學生會副主席，畢業後留校任教。文革時，他從未因為楊度的原因被批鬥。文革結束後，他進入北京市經委任總工程師，直到退休。
在楊友龍看來，作為楊度的後人，也有受人青睞的一麵。83歲的他告訴，楊度雖有擁護袁世凱稱帝的惡名，但也有《湖南少年歌》等著名愛國詩作，是清末經濟特科考試第二名(榜眼)，是近代著名書法家，在法學和佛學方麵也有很高的造詣。
1920年，楊度和家人在長沙合影。從左至右依次為：楊雲慧、楊雲潔、二太太徐采楞、大太太黃華、楊度母親、楊度、楊雲碧、楊公素、楊公敏。長子楊公庶和二兒子楊公兆在德國留學，最小的兒子楊公武尚未出生。
家人眼中的楊度
經同事介紹，談宗英找到了在上海電影譯製廠工作的楊雲慧和在上海一家工廠做工程師的楊公敏。
談宗英記得，楊公敏的太太是俄羅斯人，在他們到訪時，特意準備了當時非常罕見的冰淇淋。
得知周恩來的囑托後，姐弟倆非常激動。他們介紹了楊度的基本情況，對他的生年和卒年均作了更正，但對他的政治活動情況，二人都說，當時年紀小，不了解。
一直以來，關於楊度的真實身份，在楊家是一個複雜難言的問題。
楊雲慧在其1987年出版的《從保皇派到秘密黨員——我的父親楊度》中回憶，1949年，她與一些文藝工作者一起，從歐洲集體回國，在北京受到了周恩來的接見。周恩來一眼認出了她，走過來與她碰杯，還說：“讓我們向楊皙子先生致敬!”走之前，周恩來說：“你以後有什麽事情，都可以來找我。”
文革開始後，楊度的二太太徐粲楞的住處被抄，紅衛兵罵楊度是官僚地主、賣國賊。徐粲楞忍不住爭辯說，楊度不是賣國賊，周總理都尊重他。因為“侮辱中央首長”，紅衛兵當眾批鬥了她。
身在北京的楊雲慧聽說後，立刻拜訪了章士釗。章士釗與楊度在1900年代就相識，與楊家來往密切。章士釗明確告訴她：“你父親的確是加入了共產黨，而且是在周總理領導下入的黨。這件事，毛主席曾經親口和我講過，不過對黨外一向沒有公開。”
後來紅衛兵再次來擾，楊雲慧寫信向章士釗求助。幾天後，章士釗來信，說周恩來已經打電話給上海有關單位，叫他們放心。她家從此平靜下來，再也沒有人來騷擾了。
楊友麒則告訴，他在建國前就已經知道，祖父和共產黨走得很近。
1949年4月，楊公庶忽然離開了上海的家。還在上中學的楊友麒和楊友龍詢問母親，才知道，當時正在國共談判，父親隨著國民黨的談判代表團去了北平。母親告訴他們，當年2月，民主人士章士釗秘密訪問西柏坡，和毛澤東見麵。兩人都是湖南人，談起湖南還有什麽名人的時候，章士釗說，數得上的應是楊度了。
“毛澤東說，楊度是我們的人啊。章士釗很驚訝。毛澤東解釋說，楊度是黨員，在上海秘密入黨。他還問，楊度有後人嗎?章士釗說我和楊度的兒子很熟。毛澤東說，你下次來的話，也把他帶來吧。”
兩個月後，章士釗特意帶著“電報員”楊公庶去北平，參加了國共兩黨最後一次談判。
談宗英等人在楊家收獲不大。他們向北京有關部門去函征詢情況，也沒有結果。因為當時曆史地理編輯室任務繁重，他們很快投入到其他詞條的準備工作中去了。
“楊度確是同誌”
事情的轉機發生在1978年。
這年7月30日，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難忘的記憶》，披露了周恩來囑咐他為楊度恢複名譽一事。
9月6日，《人民日報》第三版刊登了時任中聯部常務副部長李一氓的文章《關於楊度入黨問題》，文章白紙黑字地寫道：“楊度確是黨員，確是同誌。”李一氓說，他1930年就聽說，楊度是黨員。此外，在上海的中共中央1930年出版的《紅旗日報》的報頭，就是楊度題的。
同樣在這一版，還刊登了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黨組副書記夏衍的文章《楊度同誌二三事》。夏衍在文章中說：“現在，知道楊度是‘籌安會六君子’者多，知道他是共產黨員者少，因此，跟他有過工作關係的人，有實事求是地說明事實、表揚他的晚節的責任。”
夏衍寫道，李大釗犧牲後，楊度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和章士釗奔走營救被捕的共產黨員，周濟遇難者家屬。1929年秋，經周恩來批準，他加入了中共。周恩來離開上海後，組織上決定，由夏衍和他單線聯係。
夏衍每月跟他聯係一次，給他送去黨內刊物和市麵上買不到的“禁書”，也與他談論國內外形勢。他則不止一次地把親筆寫的國民黨內部情況，裝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內，經由夏衍轉給上級組織。夏衍最初隻知這是一位姓楊的秘密黨員，後來逐漸熟悉了才知道，這便是鼎鼎大名的楊度。
夏衍回憶，楊度曾對他說：“我平生做過兩件大錯事， 一是辛亥革命前，我拒絕和孫中山先生合作，說黃興可以和你(指孫中山)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對這件事，我後來曾向孫中山先生認過錯;二是我一貫排滿，但我不相信中國能實行共和，主張中國要有一個皇帝來統治，這件事直到張勳複辟後，我才認了錯。”
對自己的入黨動機，楊度曾跟夏衍說：“我是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候入黨的，說我投機，我投的殺頭滅族之機。”
從丙等到乙等
有了王冶秋、夏衍和李一氓等人的相關文章，周恩來交代的任務可以完成了。
談宗英告訴，在《辭海》的編輯中，曆史類詞條分特、甲、乙、丙、丁五個等級。特等就是毛澤東、周恩來這樣的詞條，甲等是孔子、漢武帝等。丁等是最低一級的，如某個皇帝的年號。等級越高，字數越多。他的印象中，“楊度”詞條從原來的丙等提升到了乙等。
重要的條目，會送中央文獻研究室審定，普通詞條則由編審(上海各出版社都派了編審參加審稿工作)審定。楊度詞條由辭海編輯所的中國近代史學科主編陳旭麓(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執筆修改，經辭書出版社編輯、編輯室主任和總編三審定稿。談宗英記得，因相關資料詳實可考，楊度詞條沒有專門送審。
最終修訂的楊度詞條，約276字：
楊度(1874-1931)，近代湖南湘潭人。字皙子。王貽運門生，留學日本。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與楊篤生等創刊《遊學譯編》，後為清政府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起草報告，任憲政編查館提調。1907年主編《中國新報》(月刊)，主張實行君主立憲，要求清政府召開國會。辛亥革命爆發後，受袁世凱指使，與汪精衛組織國事共濟會。1914年袁世凱解散國會後任參政院參政，次年與孫毓筠、嚴複、劉師培、胡瑛、李燮和組織籌安會，策劃恢複帝製。袁世凱死後被通緝。後傾向革命，1927年李大釗被軍閥張作霖逮捕前後，他曾多方營救。晚年移居上海，加入中國互濟會及其他進步團體。1929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白色恐怖下堅持黨的工作。
在詞條中，楊度的生卒年均作了更正。同時，“破壞革命”“擁袁竊國”“勾結”等負麵定性詞語都消失了。
巢峰告訴，現在回過頭去看，楊度為黨所做的貢獻，當時說得還不夠多，可以再增加更多的細節。
新墓
楊度入黨之事公開後，楊家後人開始走出陰影。
1978年，中國將向美國派出第一批公派留學生，化工部也被要求派人參加考試，考試科目隻有一門：英語。之前，在化工部科技局總工辦擔任支部書記的楊友麒礙於家庭出身沒有報名。看到王冶秋發表在《人民日報》的文章後，他找到科技局政治部要求報名。他說：“我背了這麽多年的黑鍋，現在總可以報名考試了吧。”局長同意了。
最終，科技局派出17人，考上3人，楊友麒就是其中之一。1979年，他以訪問學者的名義，在麻省理工學院化工係學習了兩年，之後成為化工節水節能方麵的知名專家。
同時，楊家人為了楊度的新墓開始了多方奔走。
文革期間，楊度的墳墓被夷為平地，棺木和遺體遺失，土地被公社收走種菜。徐粲楞為此十分傷心，但楊家人自知身份，什麽話都沒說。
1985年，上海清理公墓時發現了楊度的墓碑，通知任上海市政協委員的楊雲慧將墓碑領走。楊雲慧不知如何處理此事，就向在北京的楊家第三代征求意見。
楊友龍向介紹，當時在民族音樂研究所任研究員的二姐楊友鴻攬下了此事。
通過朋友介紹，楊友鴻登門拜訪了夏衍。夏衍很熱情，當場就寫了兩封信，讓她帶給上海市統戰部部長。她帶著信找到上海統戰部，對方答應處理此事。但過了一段時間，事情卻沒有下文。
楊友鴻再次來到上海統戰部。對方說，做墓碑要有墓誌銘，墓誌銘代表定性，楊度這樣複雜的人物，他們沒法寫。她提議，不寫墓誌銘，隻寫一個簡介。對方考慮後覺得可行。
隨後，“楊度同誌新墓籌建委員會”成立，由上海市政協出麵，在上海萬國公墓中選了一塊地，作為墓址。1986年，新墓落成，鄰近宋慶齡墓地。
墓碑是原有的，碑身上寫著：湘潭楊皙子先生之墓。這是由夏壽田所寫。夏和楊度一樣，早年在袁世凱政府任職，後來也曾幫助過上海地下黨。由於一般人不清楚“楊皙子”為何人，又請趙樸初書寫了一塊小碑“楊度之墓”加上去。
墓前的石刻碑文最後寫道：
1922年，受孫中山先生委托，南北奔走，匡民救國，追求革命真理。1927年，多方營救共產黨人李大釗。1929年秋，經潘漢年同誌介紹、周恩來同誌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革命作出貢獻。
6月28日，上海市政協副主席楊士法主持了新墓地的落成儀式。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周穀城和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張瑞芳參加了儀式。
楊度的長女楊雲慧、五子楊公敏夫婦以及第三代多人參加了儀式。從北京趕來的楊友龍作為長房長孫，代表家屬發言，並對上海市政協、上海市統戰部表示了感謝。
86歲的夏衍沒有參加儀式，但寫了一篇《續楊度同誌二三事》，專程托人送到上海。他寫道：“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可以不自覺地沉淪下去，也可以領悟而來一次飛躍，楊度同誌的飛躍是可貴的，他心安理得地為人民做了許多有益工作，所以在他逝世半個多世紀以後，還有這麽多人在懷念他，對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評說。”
楊雲慧代為宣讀了這篇文章的後半部分。
“姑姑楊雲慧受楊度的影響比我們大。遷墓的時候，她很激動。她覺得，終於了卻了一樁心事。”楊友龍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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