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8歲的何殿奎住在北京市金融街旁一個老舊而安靜的小區裏。這裏跟金融街近在咫尺，卻完全是兩個世界。
何殿奎離休前是秦城監獄監管處的處長，在秦城監獄及其前身功德林監獄擔任監管員近40年。幾乎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一樣，閱盡了中國政壇高層人物的起伏麵孔。
“我有這麽個思想。這些老幹部怎麽能犯了罪呢?這我有懷疑。為什麽產生懷疑呢?好多案子引起我的懷疑。‘青島案’那麽多幹部被抓，都錯了;‘廣東案’更大，一二百人，都錯了;五幾年，內部肅反，弄來弄去又錯了一批。對這些老幹部，必須要保護好，服務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何殿奎告訴記者。
(編者注：“青島案”即1955年青島市委書記王少庸等人的“反革命內奸嫌疑”案;“廣東案”即1951年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陳泊等人的“特務”案，皆係重大冤假錯案，已平反)
近來，他跟公安部的另一位(離休幹部)汪春耀開始合寫一些回憶文章。汪以前常到秦城監獄提審犯人，跟他相識。用汪春耀的話說：他們這些小人物，腦子裏裝了太多大人物的故事。
何殿奎的記憶力隻能用“驚人”二字來形容。一串串的人名、數字，從他嘴裏出來，不用思考，不用回憶。
獨立衛生間、地毯和魚翅
何殿奎永遠記得這個日子：1960年3月15日，秦城監獄落成的第一天。從那天起，他就在那裏工作，直到1992年離休才離開。
蘇聯援建的秦城監獄，由4棟3層青磚小樓組成，編號分別為201、202、203、204。後來參與審判“四人幫”的法官王文正在《以共和國名義判決》中寫道，其設施和條件，“遠遠超過當時中國普通人家的居室”。那是1980年，作為預審員的他就住在秦城監獄的監房裏辦公。每間監房都有獨立衛生間，帶腳踏式衝水的抽水馬桶。
王文正可能不知道，他住的僅僅是條件最一般的201監區。秦城的四座小樓，內部結構都不一樣。204監區，待遇更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204的監房約20多平方米，鋪著地毯，床是沙發床。夥食標準是按部長級待遇，到東華門“高幹供應點”采購。早餐有牛奶，午晚餐是兩菜一湯，飯後有一個蘋果。蘋果是剛從冷庫裏拉來的，放在稻糠裏保鮮，拉來時那蘋果都冒著氣兒。還給他們發固體飲料，一盒12塊，一塊能沏一杯檸檬茶。方糖分白色和咖啡色的兩種。每天如此，即便在困難時期都一樣。
給他們做飯的則是專門從北京飯店調來的乙級廚師劉家雄。就是在那裏，何殿奎第一次見識了魚翅。他以為那是粉絲，劉家雄告訴他，是魚翅，就是鯊魚的鰭。隻有劉家雄一個人會發海參、魚翅這些東西。
每天，都由何殿奎給他們送飯。每人一個四層的飯盒，分別裝米飯、兩個菜和一個湯。冬天用棉罩保溫。每個飯盒的顏色都不同，以示區分。一共15份。
這些重量級犯人是從功德林監獄的“特監”遷來的。1956年7月，功德林設立了一個專管高級幹部的“特監”區，把這些人從不同監區集中起來管理，何殿奎是監管員。“特監”一共8個人：原來的中央組織部部長饒漱石、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從事特情工作的袁殊、外貿部副部長徐雪寒、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陳泊、《人民文學》編委胡風和一位公安部的局級幹部。
秦城監獄建好後，這些人全部遷入204監區，青島市委書記王少庸等幾位“青島案”主犯也從別處遷來，一共15位。
但他們並不知道彼此。放風是嚴格隔開的，絕對避免見麵。哨兵也隻知道其編號。
唯一知道他們身份的，除了領導，隻有204監區的管理員何殿奎一個人。
貼身監護潘漢年
何殿奎跟這份專門看管大人物的特殊工作結下不解之緣，是因為潘漢年。
1955年4月3日，他被從功德林的丁字號監區緊急抽調去監管潘漢年。領導看中了他的政治可靠和年輕肯幹：他才23歲，但十來歲到延安，20歲入黨，已經是個年輕的“老革命”了。
那一天，何殿奎記得太清楚了，因為潘漢年太特殊了。潘是被秘密逮捕的，看守他的部隊都不是那裏的，是專門從北京市摩托連調來的一個排。整個監區，隻關他一個人。崗是雙崗，監房門口一道，監區門口一道，除了何殿奎誰都不能進去。
潘漢年剛來的那十幾天，何殿奎就住在他房間裏，24小時貼身監護。
那些天，潘漢年幾乎每天被帶去“談話”。他出入都要戒嚴，如臨大敵。
談話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審訊室，而是會議室，坐在沙發上談。主持談話的先是公安部的一個局長。何殿奎在旁邊端茶倒水。
秦城的辦案人員和監管人員有嚴格區分。前者即預審員，隻處理案情;後者則負責犯人的吃、住、健康。沒有特殊情況，前者不允許進入牢房，後者不可以知道案情。潘漢年的案子是唯一一次，何殿奎目擊了審訊開始頭幾天的過程。
談話很“平穩”，但並不順利。潘漢年就是不開口。僵持了幾天後，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親自來談，說“保證你死不了，不信可以給你寫個條子”，他才開始談。
潘漢年被捕時是來北京參加全國黨代表會議的，這次會議是要解決被稱為建國後第一次黨內鬥爭的“高饒事件”。作為饒漱石的下屬，潘漢年自知難逃幹係，主動寫了交代材料，包括自己曾被挾持去見汪精衛的那件事，結果為“饒、潘、揚反革命集團”的成立提供了“鐵證”。
不久，“饒、潘、揚反革命集團”的其他主犯相繼入獄。
何殿奎記得，潘漢年的編號是64，袁殊65，揚帆66，饒漱石最特殊，0105，全監獄獨一無二。他至今不解其奧妙。
談起對潘漢年這位情報界傳奇人物的印象，何殿奎說他個子不高，胖胖的，不愛說話，“很穩重的一個人”，從來看不出他情緒上的變化。他生活很有規律，晚飯後會在床上閉目打坐一個小時。剛看到這奇景，哨兵以為他死掉了，還曾跑去報告何殿奎。潘漢年在獄中寫過一篇小說，寫一個拉洋車的人，可惜後來找不到了。
1963到1964年，204監區的犯人陸續釋放。潘漢年就安置在秦城監獄的家屬區，生活仍然由何殿奎照顧。那段時間，他生活比較愉快，常去南邊的水庫釣魚，去附近的小湯山鎮散步，和何殿奎也有說有笑。但這樣的日子隨著文革的到來徹底結束了。
“我早就知道秦城有個何殿奎”
文革開始後不久，揚帆、饒漱石、潘漢年等再次入獄。
潘漢年等回到的秦城，已經不是文革前的那個秦城。“舊公檢法”的那套管理製度，被造反派稱為“修正主義”“和犯人同流合汙”，全部取消。1967年11月，秦城被軍管。原來的監管幹部全部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
何殿奎就此離開了秦城，一別5年。直到1972年11月，才被調回來。他是第一批回來的兩個人之一。
秦城已經麵目迥異了。因為“走資派”太多住不下，秦城又加蓋了兩棟4層紅磚小樓，編號為205和206。監獄的名稱也換成了“北京市軍事管製委員會第七大隊”。
何殿奎告訴記者，“秦城監獄”文革前並不叫這個名字，叫公安部預審局，對外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看守所。文革軍管時寫報告，落款是“七大隊”，總理看了說：“什麽七大隊，不是秦城監獄嗎?”從此秦城監獄才叫開了。但這個名稱從來沒有見於正式文件，也沒有掛牌，正式名稱仍然叫公安部預審局(現在叫監獄管理局)。
何殿奎從“五七幹校”回來後被分配到201監區。當時201關押了89名部局級幹部。他是“負責人”之一，但是負不了責，上麵有3個軍管幹部，他隻能列席會議。
不久，秦城監獄出了一件大事。鐵道部原副部長劉建章的夫人劉淑清上書毛澤東，揭露秦城監獄裏生活待遇低劣的問題。1972年12月，毛澤東在信上批示：“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工作組進駐，整頓秦城監獄，並逐個找在押人員談話，問題逐漸得到解決。
何殿奎回來一看，老熟人不少。公安部8位部長，5個關在201。放風時看見他們，隻能點點頭。
潘漢年等也關在201。潘漢年蒼老了許多，頭發幾乎掉光了。那幾年，吃的是窩頭白菜，見不到肉。
當時秦城監獄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位倒台的文革新貴，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6821，戚本禹;6822，王力;6823，關鋒。即，1968年進來的第21、22、23號。這種編號法從文革開始，一直延續至今。
何殿奎說這三個人，王力很老練，一般比較講道理;關鋒精神失常了，經常罵街;戚本禹不大講理，“造反起家的嘛”。戚本禹是個“鬧監”的，經常在晚上大嚷大叫，吵得四鄰不寧，還用手紙堵門上的玻璃觀察孔，跟哨兵鬥智。他還放言：“我戚本禹早就知道秦城有個何殿奎，看你對我采取什麽措施。”
這時是7月份。何殿奎把戚本禹遷到沒人住的三樓，隨他吵鬧，隨後打開外麵的木門，隻關裏麵的鐵柵門，讓他喂蚊子。戚本禹喊報告要找何殿奎，何讓哨兵說“出差了”。三四天後再去，吃夠了苦頭的戚本禹終於願意“談談”，從此基本上服管了。
秦城監獄最難管的人物
但戚本禹還不是最難管的。1975年4月26日，何殿奎被調到204監區，升任科長，專門負責管理“心眼太鬼”的頭號難纏人物，曾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
陳伯達在整個秦城監獄都要算特殊人物。他曾是毛澤東的“五大秘書”之首，加上年齡又大，上麵強調要絕對保證其安全，在生活上可滿足其需求，以利於保存“活證據”。他被安排一個人住在204監區的二樓，兩個哨兵日夜看著他。他動不動就在監房裏表演撞牆，搞得監獄上下越來越緊張。
何殿奎就是專門被調來啃這塊硬骨頭的。他首先搬到陳伯達旁邊的監房中，近距離觀察了一周，認定他的尋死隻是作勢而已。一天，陳伯達又要撞牆，被哨兵抱住。何殿奎趕到後，叫哨兵放開他：“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陳伯達撞個頭破血流!”陳伯達不吭聲了。
1976年，陳伯達又開始折騰起來。他稱自己腿不能走了，天天爬著上廁所。何殿奎估計他是裝的，就讓王醫生去跟他說，要再不起來鍛煉，他的腿就永遠站不起來了。陳伯達害怕了，問能不能拄個拐棍。何殿奎說可以。“不用請示，當場我就答應他了。”
何殿奎知道，陳伯達無非是想讓上麵注意他這個被遺忘的角落。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的消息見報後，他重燃希望，說：“毛主席的後事辦理完畢，江青同誌會派人來和我談話的，我的問題寄托在她身上。”
但他等來的，是江青自己被投入秦城監獄。
何殿奎在204監區一直工作到1985年，提為副處長，脫離了監管第一線。他離開的時候，陳伯達等已保外就醫，“王關戚”也先後被釋放。潘漢年病逝在湖南勞改林場，沒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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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周刊》第12期 記者/黃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