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郵整整走了一個多月。在這期間，一份中央文件下發到各省。書稿被退回，束之高閣，一放就是十年。
十年寫“文革”十年史
1996年7月，經中宣部批準，《“文化大革命”簡史》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發行。
第一次印刷5萬冊，很快售罄。第二次印刷7000冊，再次熱賣。至今，已八次印刷，總印數超過20萬冊。
迄今為止，這是唯一一本經官方審定的“文革”史。書的寫作開始於“文革”結束10周年，出版時，已是“文革”結束20周年。
“三次鬥爭”研究小組
對“文化大革命”這段曆史的研究，最早始於1977年。
這年3月，中央黨校複校，胡耀邦出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長。課程設置依然為“老五門”，即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黨的建設和中共黨史。
前四門課的準備都比較順利，但中共黨史這門課卻難住了大家。教研室幾十人，卻提不出一個教學方案。
在一次胡耀邦參加的研究室會議上，研究室主任提出，黨史課的最大困難是“三無”：一無黨史定本，二是黨史上一些重大是非尚無定論，三是教員多年不搞教學無人能登講台。
胡耀邦要求大家自力更生，不要教條主義、照搬文件。他指示，第九、十和十一次路線鬥爭要著重研究。這三次所謂的路線鬥爭，即劉少奇、林彪集團和四人幫問題研究。
會後，“三次路線鬥爭研究小組”成立，中共黨史教研室研究員、45歲的金春明任組長。“三次路線鬥爭研究，說到底就是‘文革’史研究。”金春明告訴記者。
10月5日，《中共中央關於辦好各級黨校的決定》下發，明文提出：“要認真學習黨史，總結黨的曆史經驗，特別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經驗。”
10月9日，中央黨校舉行開學典禮。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在講話中說：“我希望在黨校工作的同誌，來黨校學習的同誌，都來用心研究我們黨的曆史，特別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曆史。”他還說：“我們要把被歪曲的曆史重新糾正過來。”
1978年4月，小組寫出了內部講話稿《關於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若幹問題》，共3萬餘字。當時“文革”研究仍屬禁區，因此講話稿字斟句酌，措辭謹慎。
講話稿發給全校學員討論了10天，引起了學員的極大興趣。講稿的內容也被傳播到了全國各地。
也是在這一年，金春明和小組成員開始了“文革”重大事件的調查和走訪。夏天，他們在上海調研“一月革命”，訪問當事人，看文件、記錄以及“四人幫”集團成員的檢查、交代等。冬天，他們到了武漢，調研“720”事件，參加時任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主持的“百萬雄師”平反座談會，聽了王力當時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講話錄音，還訪問了不少當事人。
1980年，金春明從中央黨校借調到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擔任第六組組長。該組為專門研究“文革”時期的小組，共五六個成員，王鴻模為副組長。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時期的“重大是非”已有定論，在“文革”史的研究上，禁區逐漸放開。1982年，參與《決議》起草及其注釋本編寫的席宣也調入了這個小組。
熱潮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整黨開始。
整黨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清理“文革”中的“三種人”。為此，各單位都被要求認真學習和了解“文革”史。中央黨校和中央黨史研究室的“文革”史專家都變得“炙手可熱”。
金春明記得，那時他整天連軸轉，跑場子講“文革”，主題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常常他還在這個單位上課，下個單位的人已經在門口等著接他了。
1984年，金春明回到中央黨校。“三次路線鬥爭研究小組”更名為“‘文革’研究小組”，他擔任組長。中央黨史研究室第六組長(業務已擴展為“文革”以及之後的新時期)由王鴻模接任，席宣任主管“文革”研究的副組長。
那是“文革”史研究的熱潮時期，也是環境最寬鬆的時期。“那時國內對於有關‘文革’的出版物並無禁忌。”金春明告訴記者。
那幾年，國內尚無專門介紹“文革”十年史的學術著作出版，隻有一些專題性著作。1981年，中央黨史研究室出版了《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其中的“文革”十年部分，由金春明和黨史研究室第六組的同事共同完成。1985年，金春明的論文集《“文化大革命”論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外，就是配合整黨所出的一些宣傳性出版物。1984年，金春明根據自己外出談“文革”史的講稿所著的《談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由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中央黨校“文革”研究小組寫作的《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講》，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首次便印刷45萬冊，之後多次再版。
擱淺
1985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即將十周年。
廣州的文化出版社計劃出一本給青年人係統講“文革”的書籍，六七月份間，出版社編輯找到了人民出版社的編輯陳文煒，陳文煒推薦了席宣。
席宣覺得這是件有意義的事情。這幾年，他對“文革”作了許多專題研究，並按照中央黨史研究室的黨史編寫計劃，寫出了五萬多字的“文革”部分初稿。如果要寫書，加以擴充即可。他請示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廖表示支持，他便答應了出版社。
之前的幾年，為了研究“文革”，席宣去中央檔案館查閱了大量檔案。
如今88歲的席宣告訴記者，按照保密級別，中央檔案館的檔案劃分為一類、二類和三類，他們能夠接觸的是第三類。
根據規定，查看中央檔案館的檔案必須先提交申請，寫明檔案的標題或具體內容，由部級以上單位批準。而“文革”檔案保密性強，很難提得出檔案標題。為此，中央政治局委員、前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胡喬木批示，允許研究室的有關研究人員調閱有關“文革”的第三類檔案的目錄，由研究室開介紹信，去中央檔案館借閱。
看檔案是一件苦差事。有的檔案字跡不清，需反複辨認。有的檔案是從原件複製成壓縮膠卷，需要在黑暗中從幻燈機上閱讀。
按規定，有的保密檔案不能整段抄，隻能摘抄。每天離開前，摘抄本需上交，接受審查，不允許摘抄的部分會被完全塗黑。下次查檔時，才能取回摘抄本。
北京西郊的中央檔案館內景。圖/新華社
三個多月後，席宣完成了16萬字的著作。他給書取名為《十年風雲》，交由廖蓋隆審稿。廖說稿子不看了，但這個書名太虛，最好用實題。席宣於是將書名改為《“文化大革命”簡史》。
書稿交給了人民出版社。編輯陳文煒用平郵的方式，寄往廣州的文化出版社。
郵件整整走了一個多月。在這期間，一份中央文件下發到了各省，也傳達到了文化出版社。按照文件規定，有關“文化大革命”的出版物必須經過省委以上審批。
出版社不知道該如何送審。於是，書稿被退回，束之高閣，一放就是十年。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了金春明的身上。
1985年，金春明寫作了將近30萬字的 《“文化大革命”史稿》，交給了一家出版社。出版社將書稿呈送給文化部出版局審閱，但很久都沒有回音。
金春明知道這書也會送中宣部審，因此托一個在中宣部辦公廳工作的學生去打聽。學生告訴他，書放在一位副部長的桌子上，看樣子放了很久都沒有動。
金春明把書稿要了回來，同樣存放起來。
高潮過後
1987年起，“文革”研究的全國性熱潮逐漸減退。
開始幾年，仍有兩本“文革”史著作出版。
一本是出版於198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不久，在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的《中共黨史研究》月刊兼任副主編的席宣就接到指示，要他組織文章，批評這本書。他約請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共黨史研究室正師職教員王年一寫了一篇一萬多字的批評文章，在該刊上發表。
金春明也對這本書印象深刻。在他看來，作為第一本有關“文革”史的書，書中的史實錯誤比較多。他後來碰到該書作者，問他有沒有查過檔案，對方說沒有，資料來源主要是“文革”小報。
另一本是王年一所著的《大動亂的年代》。
1988年，為了慶祝建國40周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了一套曆史叢書，《大動亂的年代》是第三本。這本書在學界頗受好評，至今都被認為是“文革”史方麵的一本有分量的著作。
八九風波之後，“文革”史研究專著停止了出版。不過，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傳記中，卻逐漸開始涉及“文革”部分。其中第一本，便是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周恩來傳(1949-1976)》。該書中，周恩來在“文革”中的經曆占據了很大比例。
十年裏，席宣唯一的用武之地，就是在幾本通史、現代史和黨史著作中，執筆其中的“文革”部分。
金春明堅持著寫作，在地方刊物或者黨校內部的刊物上，東一篇西一篇發表有關“文革”史研究的文章。“一流的刊物就不要想了。”
也是在這十年裏，海外的“文革”研究出現了熱潮。
這段時間裏，曾有一個出版社找過席宣。他們想出版一套麵向青年人的叢書，希望能把席宣這本《“文化大革命”簡史》編入其中。但送審時，其他書目都通過了，隻有這本被劃掉了。
修訂
時至1995年，“文革”結束20周年將至。
時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常務副主任龔育之提出，國外對“文革”的研究著述已如此之多，各種說法都有，我們自己也該出一本較為正規的書了。
中共黨史出版社副總編朱中文告訴席宣，準備出版他的《“文化大革命”簡史》，請他加以充實。
席宣將書稿從頭到尾理了一遍，認為中間部分應補充一些史料和論斷，開頭結尾應就“文革”的起因和經驗教訓再多作一些論述。
此時，席宣已經從中央黨史研究室離休，正參與《薄一波傳》的寫作，整個寫作班子都住在玉泉山，不方便查資料，遂邀請金春明合作。兩人商定，由金春明對中間的史實部分進行補充校訂，席宣則負責修改開頭和結尾部分。兩人對疑點進行了多次討論，並交叉修改稿件。
三個月後，《“文化大革命”簡史》修訂完成。全書增加到了20多萬字。
書稿糾正了一些以訛傳訛的史實。如1986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提到，《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是毛澤東自己寫的一張大字報，貼在中南海大院裏。而席宣從檔案中查到，這是毛澤東隨手寫在1966年5月2日的《北京日報》空白處的，經他的機要秘書徐業夫抄寫後，他加了標題，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印發。會議結束後，紅衛兵拿到了這份文件，以大字報形式傳遍全國。
書中另一處亮點，來自於對汪東興的訪談。
1980年代，中央黨史研究室六組對廖蓋隆提出，想對最了解“文革”情況的汪東興做訪談。經中央許可後，席宣書麵提出了20多個問題，交給汪東興。之後，他連續三個下午去了汪東興家麵談。
此書中有關粉碎四人幫的過程，就是以對汪東興的訪談為基礎撰寫，屬於首次正式公開披露。
書稿經出版社校對後，打出了四份清樣，分送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四位副主任——龔育之、李傳華、鄭惠和陳威審稿。
龔育之要求每個副主任都要從頭到尾看一遍，在清樣上修改，改完後交給他，由他來匯總。審完後，他找來席宣和金春明，當麵談修改意見。席宣認為，很多意見都極為關鍵。
審改後的稿子送呈中宣部，兩周後，稿子退回，一字未動。
中宣部隻提了一個意見。書稿中原有一個圖表，列出了“文革”開始後各省第一書記的名字、被打倒的時間、成立省革委會的時間等，建議刪掉。
書出版後，反響很大，多次再版。
1998年10月，日本著名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岸田五郎等人將此書翻譯為日文，由日本中央公論社出版。
2000年1月，在北大讀博士的韓國人李正男將此書翻譯成韓文，由韓國漢城樹與林出版社出版。
五本專著
也是在1995年，金春明寫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得以出版。
出書之事是四川人民出版社主動提出的，書經過多重審批手續得以出版，第一次印刷兩萬冊。
根據國家出版總署的意見，這本書沒有再版。
金春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據他所知，國內有關“文革”史的專著，迄今為止隻有五本。除了80年代的兩本、席宣和他的兩本之外，還有人民日報社記者紀希晨出版於2001年的《史無前例的時代》。
如今，專門研究“文革”史的全國性會議十餘年沒有召開過。不過，個人和地方性的研究一直沒有中斷，近年來在口述史和地方“文革”史的研究方麵還取得了不少成果。★
《中國新聞周刊》總第672期 2014年 8月14日 記者/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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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讀了，寫的很好，感謝推薦。
都是因為毒根未除，所以病症時有複發，並且人們諱疾忌醫。
但這也確實是東北亞腐儒文化圈的特色，並且日本不對後代說自己祖宗壞我能接受，大家麵向未來共建和平嘛。但是日本政府還非要高調說自己的那些戰犯祖宗好，這就不能令人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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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對自己曆史上的錯誤不願意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