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原總編胡績偉：鄧小平曾阻礙平反冤案
2012年9月16日胡績偉在北京逝世，家中擺放新華社發布的遺像
改革開放初期，《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胡績偉就“黨性和人民性”問題提出一係列的看法，認為“人民性高於黨性”、“黨性來源於人民性”、“沒有人民性就沒有黨性”。結果在1983年清除精神汙染運動中被整肅，辭職轉任全國人大常委。六四期間，他征集了近30名人大常委簽名，要求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因此獲罪當道，遭撤職、留黨察看六年處分。胡績偉晚年提出“胡趙新政十年”的說法，以其親曆親見親聞，為充滿生機和希望的80年代做了新的解釋。2012年胡績偉離世前，由他口述、好友姚監複整理的《論胡趙十年新政》在香港出版。該書顛覆了將改革開放的功勞全部歸於鄧小平的定論，其觀點或有待商榷，意義卻不可忽略。本文為《論胡趙十年新政》節選。
胡績偉說：“平反冤案，是胡趙十年新政中的第一戰役。”胡績偉認為，鄧小平堅持反右派鬥爭是正確的，就使揭露反右派鬥爭的真相和深入研究成為政治上理論上的禁區；堅持高饒事件不能平反，使高饒事件的受害者即使安排了工作也並沒有真正得到平反，設置了黨史研究的又一個禁區；堅持為劉少奇平反是恢複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麵目，隻是“四人幫”的罪行，而沒有毛澤東的責任，這樣禁止深入批判毛澤東本人的錯誤路線，又為國史、黨史、軍史研究設置了延續至今的政治禁區。這三道障礙限製了平反冤案的廣度和深度，並留下了極其嚴重的後遺症和禁區，使中共不能像蘇共深刻批判斯大林的錯誤那樣，全麵、公開、客觀地評價毛澤東。
一、胡耀邦早在1977年提出，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
胡績偉強調，胡耀邦早在1977年3月3日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十年浩劫結束後正式複出，重新登上政治舞台。他所發動的第一次勝利的戰役就是平反冤案。胡耀邦在中央黨校講，“四人幫”有一條理論是愚民政策，欺騙。另一條是黨，恐怖政策，法西斯專政，把黨變成法西斯黨。胡耀邦要求辦《理論動態》，任務是撥亂反正，把“四人幫”搞亂的思想是非、理論是非顛倒過來。針對中央文件稱“四人幫”是“正在走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錯誤論點，胡耀邦說：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領域，到底應該反對資本主義、反對修正主義，還是反對封建專製主義，反對流氓無產階級？禁錮我們這個民族創造力的，一個是精神枷鎖，什麽“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一直到“兩個凡是”，都是教條主義的。還有一個是“組織枷鎖”，曆次政治運動積累起來的冤假錯案，各種錯誤的組織結論，把幹部和知識分子壓得抬不起頭來。他們的親屬、朋友，被剝奪了擔任適當工作的權利，無法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樣一個精神上、組織上被禁錮、被壓製的不自由的民族，怎麽可能與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進行自由競爭呢？因此，在1977年胡耀邦上半年提出了，又在8月指導寫作重要文章：《把“四人幫”顛倒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
胡績偉回憶，曾向胡耀邦提出過，為什麽不批“五人幫”？胡耀邦經過多方麵考慮，雖然沒有公開提出批“五人幫”。但是，胡耀邦平反冤案，實際上是對著毛澤東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路線，也是對著毛澤東的。1957年反右派鬥爭還沒有“四人幫”呢！不是“四人幫”，而是毛澤東確定反右派鬥爭的。
二、胡耀邦講，首當其衝的是平反冤假錯案。
胡績偉回憶，胡耀邦前後修改17次的這篇重要文章，他親自確定題目叫做《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胡耀邦到中央黨校後就討論醞釀，共同商量，由楊逢春、葉春、陳鍾三位教師撰寫幹部路線的文章。對這篇文章，他字斟句酌地一改再改，一再征求各方麵同誌的意見。他找我商量過好多次，把原稿交給我，商定登一個版。我把排好的清樣送給他，他還是一等再等，先後改了17次。最後，胡耀邦選定在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幫”一周年的那一天，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
胡耀邦在談到為什麽要快點寫這篇平反冤案的文章時說，顧炎武說過：“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訴之於神”。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們立誌改天換地的共產黨人，竟也會像曆朝曆代統治者那樣，製造出大量的讓人有冤無處申的冤假錯案！他強調：現在要真正撥亂反正，首當其衝的就是全麵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案，把文化大革命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隻有這樣，才能把大量被迫害的幹部解放出來，才能把壓在各階層人民心頭的大大小小的石頭都搬掉。把壓在心頭的大大小小的石頭都搬掉，才能使全國人民生氣勃勃地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要真正中興我們的黨和國家，非此莫屬！可是時至今日，還有一些同誌並不這樣看，他們以種種借口輕視甚至阻擾這項工作。因此我們應當從理論上闡明這項工作的正義性與必要性。“胡耀邦要求文章寫得快一點，因為被迫害的同誌和他們的親屬都在眼巴巴地望著呢。實際上，胡耀邦抓平反，不僅把文革，也想把文革前毛澤東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把曆史上毛澤東親自確定的冤案一個個全部平反。
胡績偉說：“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如萬裏驚雷，引起了全國上上下下的熱烈反響。多少人全家老少聚在一起，滿含熱淚，一讀再讀這篇文章，特別是文章提出：‘要敢於推倒”四人幫“一夥在審查幹部中所做的錯誤結論，顛倒的幹部路線是非一定要糾正。’正是人心所盼。他們認為這是粉碎”四人幫“以來最得人心的決策，將推翻幾十年以來的一切冤案，包括毛澤東親自批準的冤案，使千百萬含冤受屈的受害者有希望重見天日，能恢複正常人生活。那些天《人民日報》每天電話不斷，一月之內收到讀者來信和電報一萬多件，作者在兩個月內收到兩麻袋的來信，都是表示對這篇文章的熱烈擁護。”
三、平反冤假錯案的嚴重阻力來自郭玉峰、汪東興、華國鋒，同時也來自鄧小平。
胡績偉回憶，在胡耀邦平反冤案的第一戰役中，遇到了強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阻力與壓力，他提出了“兩個不管”來抵製“兩個凡是”。“胡耀邦平反冤案的指導思想是：‘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麽時候，什麽情況下，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麽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改正過來。’”而華國鋒、汪東興堅持“兩個凡是”的觀點：“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長郭玉峰堅決反對《人民日報》的文章《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說它是“一株大毒草”、“完全是胡說八道”、“通篇都是右派言論”，他把這張報紙揉成一團，扔掉。汪東興說：“這篇文章有錯誤，在適當的時候要批判。你們知道專案組是誰領導的嗎？”後來，中組部的大批老幹部貼出了大量大字報，反對郭玉峰，揭露郭玉峰。《人民日報》根據這些大字報的內容，編寫了一期內部參考，題目是《從一批老同誌的大字報看郭玉峰在中組部的所作所為》，送給了中央，也送給了胡耀邦。他把大字報的作者和人民日報的同誌找來，反複研究，又寫成了第二篇平反冤案的評論《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認真落實》。胡績偉說：“胡耀邦同我商量，決定用‘本報評論員’名義發表，這篇文章刊登在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上。同時在一版配合發表了五封讀者來信，為平反冤案、解放幹部，發射了第二顆重型炮彈。”在發表這篇評論的半個月後，1977年12月15日，中央決定撤換郭玉峰。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部長後，他立即開始組織全國性平反冤案和解放幹部、安置幹部的工作，在抓緊進行極為繁重複雜的組織工作的同時，，繼續利用新聞媒體進行宣傳工作，組織撰寫了1978年1月10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切實整頓組織部門，落實幹部政策》，1月19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切實清理幹部積案，落實幹部政策》，特別是在《人民日報》發表公安部為右派全部平反的新聞，引起全國的震動。1978年9月中央組織部等5個部提出的“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經中央批發，胡耀邦事先組織新華社寫好了“全國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新聞和《人民日報》的社論“一項重大的無產階級政策。”
但是，胡耀邦平反冤案的鬥爭遇到的阻力，不僅來自於郭玉峰之流的小人物和堅持“兩個凡是”的華國鋒、汪東興這些大人物，還必須實事求是地指出，阻力還來自於平反後複出的鄧小平。
四、鄧小平為平反冤案至少設置了三大障礙。
1.第一道障礙是鄧小平拒絕為反右派鬥爭平反。
胡績偉指出：鄧小平堅持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正確的”，拒絕改變“反右派鬥爭運動”的定性，隻承認反右“擴大化”。55萬右派分子得到改正，最後還留下幾個右派分子不肯摘掉帽子。而胡耀邦繞開這些坎坎，為99%以上的右派分子摘帽子，安排工作，大膽啟用。後來擔任總理的朱鎔基、擔任文化部長的王蒙都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正是在1977年胡耀邦平反冤案後被真正解放，一步步走上重要崗位。但是，得到“改正”的55萬右派分子，約200萬中右分子、內控右派等，並沒有得到徹底的平反昭雪和應有的賠償，因為鄧小平是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五人小組的組長，他最終仍然肯定反右派鬥爭是正確的、必要的，阻礙了胡耀邦的“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一切不實之詞，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等正確主張的落實。
胡耀邦與鄧小平針鋒相對，堅持為右派分子平反改正，胡耀邦認為：“對幾十萬右派分子平反，阻力還是很大的，關鍵還是思想觀念的解放。我們是執政黨，如果連群眾一點不同意見或反對意見都聽不進去，都視為反黨，又怎麽能領導好，建設好這麽一個大國呢！定成‘右派’，一下就是二十年。有些知識分子，恰恰是愛獨立思考、有見解的人，不願意唯唯諾諾，不喜歡說一不二。而我們國家需要的是人才，不是奴才啊。要真正做到徹底唯物、實事求是，就要勇於追求真理，修正錯誤，不斷改正自己的觀念，糾正自己的不妥行為。聽不得不同意見，怎麽能做到實事求是呢？不給幾十萬‘右派分子’平反改正，怎麽能說得上實事求是呢？真正認識自己的錯誤，是一個很難很難的鬥爭過程啊！”針對“有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絕對不能翻”的說法，胡耀邦認為，對過去的疑難案件，哪怕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定的批的、圈閱同意的，隻要是錯了的，都應該實事求是地予以平反改正，而且在哪個場合或範圍弄錯的，就在原來的場合、範圍內平反改正，有的還得登報（消除影響，不能含含糊糊。）
2.鄧小平設置的平反冤案的第二道障礙是拒絕為”高饒反黨聯盟“事件平反。
關於”高饒反黨聯盟“的冤案，胡耀邦是讚成平反的。楊尚昆在公布的《楊尚昆日記》中已透露，黨中央早在60年代就準備把饒漱石同誌從”反黨聯盟“中解脫出來，恰好遇到了”潘漢年案件“，饒漱石是潘漢年的領導人，罪名反而加重了。到了文革前夕，又擬解脫時，饒漱石又進了秦城監獄，反正高饒不成其為聯盟，饒漱石至死沒有平反。至於高崗，毛澤東是把他作為真正年輕的接班人培養的，1952年”五馬進京“時，高崗擔任的職務遠遠高於其他”四馬“（鄧小平、鄧子恢、饒漱石、習仲勳），是國家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員和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這是一個同國務院平行的經濟內閣，周恩來作為總理隻管外交部，一些重要的經濟部門都歸高崗管。高崗正是根據毛澤東多年對劉少奇公開的和內部的批評與暗示，特別是批評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鞏固論，主動地過早地發起了對劉少奇、周恩來的攻擊。鄧小平一再強調不能為高崗平反，因為高崗是按老人家的意思批劉的。鄧小平批評胡耀邦，這樣的案子你還敢平反？”你糊塗！“因為，當年正是鄧小平和陳雲向毛澤東密報高崗在拉他們反劉周。胡績偉強調：“高饒反黨聯盟案件是解放後黨內的第一個大冤案，平反的意義和影響重大。在文革後的全國性平反冤案，高饒冤案沒有平反，至今未能平反，阻力主要來自於當年批高饒聯盟的領導人之一的鄧小平，他設置了障礙。”
3.鄧小平為平反冤案設置的第三道障礙是為劉少奇平反時，把主要責任人由毛澤東推給“四人幫”。
胡績偉說：“這事是我親自參與的。同胡喬木，實際上同鄧小平有過一場爭論，最後《人民日報》被迫發表了一篇難以自圓其說的為劉少奇平反的社論：《恢複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麵目》。”
1980年2月29日，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為劉少奇同誌平反的決議》，《人民日報》要根據決議精神寫一篇為劉少奇平反的社論。決議寫道：“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和初期，由於當時對黨內和國內形勢作了違反實際的估計，認定黨內存在一條與中央路線相對立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存在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把劉少奇同誌當作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總頭目和全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並且離開民主集中製的原則采取錯誤的方針和方法，在全國範圍內，對劉少奇進行了公開的、錯誤的批判和鬥爭，撤銷了劉少奇同誌黨中央副主席的職務和實際上撤銷了他的國家主席的職務。”“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出於他們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對關於劉少奇同誌的錯誤認識和錯誤處理的形成，起了極為惡劣的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且利用這個錯誤，憑借其所竊取的權力，蓄意對劉少奇同誌進行政治陷害和人身陷害，並把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誣陷為‘劉少奇的代理人’統統打倒。”
胡績偉說，這個決議完全回避了毛澤東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的錯誤目的、事實與責任，把罪惡完全推到林彪、“四人幫”身上，不符合客觀事實，難以服人。因此，胡績偉、王若水和評論部主任範榮康討論，按照實事求是精神撰寫社論，1980年3月26日寫好了第一稿，題目為《還曆史以本來麵目——論為劉少奇平反的重要意義》，送交胡喬木審閱。胡喬木4月3日提出，將題目改為《恢複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麵目》，但是，他又提出：“為什麽兩個馬克思主義者會發生一個打倒另一個這樣的事？”胡喬木認為，現在很多同誌對五中全會公報的“恢複毛澤東思想本來麵目”這句話意見很大，很不理解，那就拿這個話作題目。
但是，明明毛澤東在1966年8月寫過針對劉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毛澤東1970年12月18日回答了斯諾的問題：“你什麽時候明確地感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毛澤東答道：“那就早了，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的第一條就是‘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1966年，明明是毛澤東打倒了劉少奇，現在，為劉少奇平反，又要“恢複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麵目”，這兩個互相矛盾的命題，根本無法統一，不能自圓其說。而《人民日報》又不得不按照胡喬木的講話精神、口授的社論內容和鎖定題目重寫社論，胡績偉等人奉命提出了修改稿。胡績偉回憶：“關於社論題目，胡喬木定為‘恢複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麵目’。我建議改為《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並征求胡耀邦的意見。我把我們同胡喬木的爭論也向胡耀邦報告了。胡耀邦同意我們的修改意見。改出後，將附有原稿與按胡喬木意見修改稿的校樣，刪改了什麽內容的信，送給胡喬木與胡耀邦。在送出信和改樣之前，我在電話中向胡喬木作了口頭匯報，遭到胡喬木的批評和拒絕。胡喬木強調，他轉達了鄧小平的意見，‘恢複毛澤東思想本來麵目’的題目與他口授的社論內容，不能改，一個字也不能改。題目不能改，內容也不能改。我告訴胡耀邦以後，胡耀邦也沒辦法。因此，我把改樣送上去，供中央參考。我寫的提出不同意見的信隻好不發了，留作曆史資料。”
胡績偉尖銳地指出：“這篇《人民日報》社論由鄧小平、胡喬木親自定題目、結論與主要內容，是一篇最荒唐的社論。為劉少奇平反才真正恢複毛澤東思想本來麵目，那麽就是認定不是毛澤東本來要整劉少奇的，文革中所有錯誤與毛澤東無關，都是被‘四人幫’歪曲了、違反了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麵目。而‘四人幫’在文革中不就是堅持毛澤東思想，天天宣傳貫徹毛澤東的最新最高指示‘一句頂一萬句’嗎？”
胡績偉給胡喬木、胡耀邦的未發出的信中寫道：“看到《恢複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麵目》這個題目，總覺得不能自圓其說。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是席卷全國大陸長達十年的大規模政治運動，並有毛澤東同誌一整套的理論思想來進行發動和作為指導。毛澤東本人用這種思想否定了他在1957年以前的許多思想，一直到去世前他也沒有改變。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不能說不是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在為劉少奇平反時，這個問題更是無法回避。社論實事求是地講到了毛澤東同誌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因而比較有說服力。”這封信未送上去，因為主要思想胡績偉已向胡喬木表達了，但被拒絕。胡績偉也向胡耀邦匯報了，但是，胡耀邦也無能為力。
胡喬木對修改稿社論審改後，4月26日送給胡耀邦。當天胡耀邦改動了幾個字，批示：“這是一篇極大膽極重要的文章，必須慎重對待。先送小平同誌審閱，再送華主席、李副主席、趙紫陽同誌審閱。如果可用，我意放在追悼會前三四天發。胡耀邦四月二十五日”幾位領導在審閱過程中，又刪掉了校樣中的一些主要段落，包括：
“毛澤東同誌在1962年的講話中談到正確路線領導下能夠比較容易地糾正冤假錯案，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卻出現了曆史上最大的冤假錯案，而不能及時地全部或大部分糾正，這是一幕多令人痛心的悲劇！”
“按照毛澤東的教導，在毛澤東同誌健在的時候，我們不應該隱瞞他的錯誤。我們應該公開地糾正這些錯誤，並從中汲取教訓。”
“劉少奇同誌的案件，牽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牽涉到毛澤東同誌本人。雖然把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並加以迫害致死是出於林彪、‘四人幫’一夥之手，但是說他是‘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頭子’，卻直接是毛澤東同誌責任。大家知道，毛澤東同誌曾經把劉少奇同誌視為‘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曾經針對劉少奇同誌寫過《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央在考慮為劉少奇同誌平反時，不能不考慮它的後果。”在正式見報時，除了最後一句話保留外，這三段話全部被刪去了。
對於這篇社論的社會影響和客觀評價，胡績偉回憶，當年社論發表後，收到了大量讀者來信，說出了全國人民的心聲：“你們敢於給劉少奇主席平反，全國人民讚佩你們。你們在社論裏大講實事求是，可是最大的實事求是，你們沒敢說。誣陷劉少奇，為首是誰？迫害的凶手是誰？全國人民清楚，你們也知道，可是不敢說真話。把那個人說成是上了林彪、‘四人幫’的當，真是天大笑話。要知道，在這點上不說真話、扯謊，這就是全國不安定的真正根源。”“劉少奇冤案怎麽能由黨來承擔責任呢？不能把錯誤移到黨的身上。如果說文革是黨犯錯誤，我看大部分黨員不會同意中央的說法。”“社論越講實事求是，越顯得本身是最大的不實事求是。名義上是給劉少奇同誌平反，實際上是為毛澤東同誌的錯誤辯解。讀了社論很反感。老百姓怎麽理解？錯了就錯了，怎麽錯，實事求是說出來就完了，跟毛澤東思想本來麵目掛什麽勾？”“有人提出，籠統地含混地提出‘恢複毛澤東思想本來麵目’，正確的既要恢複，錯誤的也可以恢複，你恢複這部分，他恢複那部分，必然釀成是非不分，功過不明，思想混亂，糾紛無窮。難免有朝一日，有人又出來恢複毛澤東親自倡導的‘文革’，造成又一次浩劫，後果不堪設想！”28年前，1980年聰明的讀者們的預言與擔心，在2008年成了現實，這真是悲劇。
鄧小平為胡耀邦平反冤案設置的三道障礙，限製了平反冤案的廣度和深度，並留下了極其嚴重的思想上、組織上、政治上的後遺症和禁區，特別是不能像蘇聯共產黨深刻批判斯大林的錯誤那樣，全麵地公開地客觀地評價毛澤東。
五、究竟誰是平反冤案的領導人、組織者？誰在促進改革開放？誰在阻擾、破壞改革開放？
胡績偉說：“平反冤案，是胡趙十年新政中的第一戰役，第一炮，曆史大劇的第一幕。胡耀邦一手推動，親自手把著手起草文章《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他自己修改了17次，他選定了改革開放的突破口——平反冤案。胡耀邦以政治家的智慧精心選擇了發表文章的時機——打倒‘四人幫’一周年的1977年10月7日。他像一個優秀的指揮員正確地選定了改革開放的首戰是解放人、解放幹部的平反冤案，才能人心大喜。然後，胡耀邦同趙紫陽共同合作，一步步打開了改革開放的大門，出現了解放後的黃金時代——胡趙十年新政。”胡績偉強調，胡耀邦是平反冤案的領導人和指揮員。
胡績偉認為，鄧小平在曆史上起到了他的正麵和負麵作用，值得做出更為全麵的科學的評價。上述平反冤案進程看，鄧小平為胡耀邦設置了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種種障礙，而胡耀邦盡力要為右派徹底平反、為高饒事件平反、為劉少奇徹底平反。從胡耀邦同鄧小平所作的鬥爭與妥協看，鄧小平不是平反冤案的總設計師和實際領導人。鄧小平設置的平反三大障礙，堅持反右派鬥爭是正確的，就使揭露反右派鬥爭的真相和深入研究成為政治上理論上的禁區；鄧小平堅持高饒事件不能平反，使高饒事件的受害者即使安排了工作也並沒有真正得到平反，設置了黨史研究的又一個禁區；鄧小平堅持為劉少奇平反是恢複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麵目，隻是‘四人幫’的罪行，而沒有毛澤東的責任，這樣禁止深入批判毛澤東本人的錯誤路線，又為國史、黨史、軍史研究設置了延續至今的政治禁區。實際上，隻允許對受害者組織上平反或改正，安排個工作；不允許在思想上政治上正式平反，不準否定當年政治運動的“正確性必要性”，不準深入揭發、批判毛澤東的左傾錯誤路線，不準追查、批判始作俑者的最高責任人，也就是不允許真正平反，也不可能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平反。正像麥克阿瑟不準遠東軍事法庭審判日本天皇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責一樣。
六、胡耀邦平反冤案，特別是想為全部右派平反，是從政治、思想、組織和理論上開始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也是對毛澤東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路線的根本否定。
胡績偉認為，毛澤東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路線，是中國共產黨一切錯誤的總根源，因為它違反中國國情民意，脫離中國和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客觀實際，也違背了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正確思想，違背了社會發展規律。胡耀邦經過文革的深入思考，從1977年開始發動的平反冤案的運動，特別是為反右派鬥爭平反，正是否定了毛澤東按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劃分敵我矛盾的六項標準；胡耀邦實際上恢複了《共同綱領》確定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政治標準。因此，胡耀邦平反冤案的重大意義在於，中國再次開始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理論上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這是胡耀邦、趙紫陽十年新政取得偉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新一代又一代中共領導人應當繼承的寶貴的政治財富，堅定地走胡耀邦、趙紫陽的道路，才能取得更大勝利。
＊姚監複注：根據胡績偉多次談話綜合整理本文，對原意理解與表達如有不夠準確之處，這些由整理者負責，並請讀者參照《胡績偉自述》及他本人的文章。
——姚監複 《論胡趙十年新政》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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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今天這種缺乏真，又到處都充斥著假的社會的主要責任在於中國的前後任領導人。今後的曆史學家對於張春橋的評價有可能要高於華與鄧。張執行了毛的極左路線，倒行逆施有可恨之處，但他又能在巨大壓力麵前始終如一堅持自己所認為的真理，在這方麵又有可敬之處。反觀華以自己老實忠厚的外表，以及繼承毛的既定路線的承諾取得毛的信任。假如毛預知華在自己屍骨未寒之時就以武裝政變的手段將自己的親屬、親信一網打盡的話，是絕不會【你辦事，我放心】的。再說鄧，他以【永不翻案】換取了毛的信任，重新出山之後，就將承諾拋到十萬八千裏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