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 4月19日複活節前夜，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發表報道，從位於浙江溫州的柳市大教堂——據說是中國目前最大的基督教堂——說起，綜述了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狀況。文中引述了我（美國普度大學社會學教授楊鳳崗）的一個觀點，即中國將在15年內成為基督徒最為眾多的國家。
報道發表後很快被多家國際媒體轉載。幾天後，中國官方《環球時報》針對我的觀點發文，援引國家宗教事務局前局長葉小文先生的話說，“這種預測的方式和方法本身就不科學，明顯存在誇大的成分。中國倡導宗教自由，不反對民眾信任何宗教，但希望其積極融入社會。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預測多少年後中國有多少人信基督教，根本沒有什麽意義。”這篇文章得到國內很多媒體包括新華社的轉發。
《環球時報》英文版Global Times隨即采訪了我，我對我的計算方法作了簡要解釋，但是文章堅守官方定調，即我的預測“誇大”了中國基督徒群體的規模。英國《每日電訊報》對此作了跟蹤報道，引發又一輪英文媒體的廣泛轉發。很多評論認為，中國官方的迅速反擊，恰恰說明中國當局對基督教在中國的迅速發展憂心忡忡，而浙江溫州永嘉地區的一個教堂在近日被拆除，則被視作這種憂慮的例證。
雖然我曾猶豫是否解釋我對於基督徒在中國發展的推算，但是，媒體的重視已經引起中外很多人的好奇，希望更多了解。有鑒於此，我做三點簡要回應。
誰在誇大？
如果要說誇大，我認為，首先是中國官方誇大了基督教對於政權的威脅。葉小文先生曾經在多個場合談及天主教對於波蘭政局變化的決定性影響，借此警告更高決策當局，要嚴厲限製天主教和基督教。我在做田野調查研究過程中，聽到不少基層宗教管理幹部援引葉先生的說法，強調必須嚴厲管製。
其實，基督教對於蘇聯東歐政局變化的影響，是個可以實事求是研究探討的課題。但用簡單草率的方式推論說，基督教對中國社會也具有同樣的威脅，則是危言聳聽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是，波蘭人口中的絕大多數是天主教徒，而在中國人口中，天主教徒不足百分之一，加上基督教徒至今也不過百分之五。這樣一個少數族群和邊緣群體，怎麽會對充滿自信的政權造成威脅呢？在我看來，對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很多嚴厲管製是沒有必要的，甚至起到了破壞社會穩定的作用。
而且，在宗教信徒數字上，葉小文先生也有誇大的嫌疑。美國的《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 2008年在一篇報道中透露，葉小文曾在內部講話中宣稱中國基督徒已達1.3億人。當然，對於這樣的內部講話，我們學者難以確證。不過，我在與基層和中層宗教管理幹部的交談中感到，很可能的確有過這樣的內部估計，而且這種估計強化了宗教管理幹部對於基督教發展的憂心。
與此同時，中國官方對外公布基督徒數字時，卻總是盡力壓低。公開數字過低，這已是國內外、教內外的共識，甚至連宗教事務係統的官員也承認過低。葉小文先生在中共中央黨校的一次對黨內高級幹部自己人的講話中承認，宗教管理係統上報的數字不可靠，因為“幹部出數字，數字出幹部”，在宗教領域是“幹部出負數，負數出幹部”，也就是說，地方幹部在上報宗教信徒人數時傾向於盡量壓低，為的是升遷，或者為了少受批評。
《環球時報》的文章引用了一項調查，這是國家宗教事物局委托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2010年所作的一項大型問卷調查，公開的調查報告說中國目前隻有2305萬基督教徒。這雖然比稍前官方堅稱的1600萬高出700多萬，但絕大多數國內外學者依然認為這個官方估計過低。更重要的是，這個問卷的數據至今不公開，不讓其他學者再分析。對此我們隻能存疑。嚴肅的學術研究應該實事求是，不誇大，不壓低。學者需要堅持學術原則，不能跟著官員欺上瞞下。
我是怎樣推算的？
那麽，我的推算是如何作出的？
對基督教在中國的未來發展，我們可以設想主要有三種不同的情景：第一種，中國社會各方麵繼續沿著目前的走勢發展，且宗教政策不發生重大改變；第二種，中國社會繼續平穩發展，但宗教政策發生改變，比如對基督教施加更嚴格管製； 第三種，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變化，比如發生革命，政權更替，甚至內外戰爭，在那樣的情形下，宗教政策則變得無足輕重。
這三種情景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可能性。在過去一個世紀中，三種情況都曾出現過。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宗教政策基本上是既有寬容又有管控；往前看，從1949年開始，當局對各種宗教嚴格管製、削弱、甚至消滅，從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到1979年，則全麵禁止了所有宗教；再往前說，20世紀的中國發生了兩次革命和多次內外戰爭。這三種不同社會情況中基督徒人數的變化，或許可以在對未來作推測時用作參照。
根據權威的曆史學家的研究，在1900年前後，中國有大約10萬基督教徒和70萬至80萬天主教徒；1950年前後，有大約100萬基督教徒和300萬天主教徒。1982年中共中央19號文件《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稱，當時有大約300萬基督教徒和300萬天主教徒。對於這些數字，學界雖然有些爭議，但爭議不大。
對於晚近的數字，有一些估計很高，比如官方宣稱的1億多基督宗教信徒。為保守起見，我采用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1年發表的《全球基督教報告》(Report of Global Christianity)，因為他們的估計比較謹慎並且保守，即2010年時，有5%的中國人是基督宗教信徒，其中包括5800萬基督教徒和900萬天主教徒。
從基督新教信徒人數來說，如果從1980年前後的300萬增長到2010年的5800萬看，複合年均增長率是10%多一點。如果從1950年前後的100萬開始計算，複合年均增長率是7%。如果從1900年的10萬開始計算，複合年均增長率是6%。然後，我們以2010年的5800萬為基數，使用這三個不同的增長率，可以推算出未來的三種可能性。
第一種假設，假如中國社會平穩發展，且宗教政策延續1980-2010年的管製程度，基督徒規模保持10%的年增長率。這個增速的迅猛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力，為保守起見，我寧願舍棄這種推算。
第二種假設，假如中國社會平穩發展，但是宗教政策收緊，嚴厲打擊基督教，甚至再次試圖禁止基督教，恢複文革前後的極左路線。但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很難想像這種嚴厲政策能在全國各地全麵且長久執行，最多也就是像過去60多年那樣翻來覆去。我們采用1950年以來7%的年增長率，那麽，中國基督教徒到2020年將達到1.1409億，到2030年將增至2.2444億。
第三種假設，假如中國社會發生革命和戰爭，陷入動蕩，猶如20世紀上半葉的情景。即使那樣，我們采用1900年以來的6％的年增長率，基督徒的規模依然會很大。
在這三種未來景觀中，我以中庸保守的立場采用第二種。這種前景意味著中國基督教徒人數將在2025年前後超過美國基督新教信徒人數，在2032年超過美國基督徒總數。上麵提到的皮歐《全球基督教報告》估計，2010年時美國約有1.6億基督新教信徒，2.47億所有基督徒（包括基督教徒、天主教徒、東正教徒和其他基督教徒）。近來的宗教社會科學研究表明，美國基督徒人數和在總人口中的比例都在呈現緩慢下降趨勢，我們姑且假定在未來幾十年維持現有人數。總而言之，根據我的推算，在2030年前後，中國將極有可能成為世界上基督徒人數最多的國家。
當然，我們還可以增加一些變量，使得模型更加精致。比如，限製教堂數量是否會限製信徒增長？應該不會，因為文革期間沒有教堂開放，基督徒人數卻增長了3倍；過去逾30年教堂數量一直嚴重短缺，基督徒人數卻保持了10%的年增長率。
那麽，中國傳統的儒道佛等宗教的發展是否會抑製基督教？我認為效果不大，因為傳統宗教被商業和權力侵蝕嚴重，而基督教對於這類侵蝕的抵抗力相對較強；傳統宗教在教義和組織製度上還處在現代化轉型中，而基督教的教義和教會組織已經經曆了現代化的洗禮，與現代經濟、政治、社會製度和生活方式有天然的契合性。其實，基督教與傳統宗教的直接競爭尚為有限，目前主要的競爭發生在所有宗教與無神論或非宗教之間。隻要共產黨不放棄無神論，這一點就不會改變。
根據人口學家的推算，中國總人口將在2030年達到頂峰，接近14億，屆時，采用上述中庸保守的推算，基督徒將占中國總人口的16％。當然，基督徒人口有可能在某個百分點上停止進一步增長，隻是我們很難預料將會在什麽比例上停下來。我們可以用幾個華人社會作為參照。基督徒占台灣人口的約5%，香港人口的10-15%，新加坡人口的約18%，美國華人人口的約30%。這幾個華人社會中的基督徒比例都在增長中，盡管速度有所不同。中國大陸與其他幾個華人社會最大的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在65年的統治期間，係統清理了各種傳統文化，從而極大地削減了皈依基督教的文化和心理障礙。因此，中國基督徒發展是否會超過韓國，逼近美國呢？基督徒已超過韓國人口的30％-40%以上，占美國人口的80%。
到2030年隻剩下15年的時間了。目前年增長10%的發展慣性，至少會延續一段時間。而且，我的上述推算還沒把中國的天主教徒人數包括在內。如果包括天主教徒的話，到2030年中國成為世界上基督徒人數最多的國家，這幾乎是確定無疑的。
意義何在？
這種推算是否有意義？相信讀者會得出自己的結論，並不是官員說有意義就有意義，官員說沒意義就沒意義。
對於基督徒在中國的迅速增長，相信絕大多數人尚未意識到。誠實地說，在半年前我作出初步推算後，自己也相當訝異。在過去半年中我反複思考，反複檢驗，與一些學者切磋探討，最後不得不得不接受這個極具可能性的前景。
其實，我們不必過多糾纏於數字本身，而是應該看到大勢所趨。我認為，更值得引起重視的是，由於缺少對於基督徒人數快速增長的認識，人們對這種快速增長也就缺乏心理準備，可以說有些措手不及。很多基督徒對此缺乏準備，隻專注於教會生活和傳播福音，而缺少對於社會公共事務的關心，缺少應有的社會責任感。很多官員對此缺乏準備，仍然在盲目地管控，甚至錯誤地以為可以采取某些極端手段阻止基督教的發展。很多學者對此也缺乏準備，對基督教快速成長和政府管控造成的各種社會後果探討不足。
基督徒人數和人口比例的提高，不可避免地將對中國社會的倫理道德、社會風氣、社區生活、民主法製等諸多方麵帶來重大影響，這些都值得進一步研究和闡述。但最終的影響取決於多重因素的互動。基督教在古代羅馬帝國興起過程中，也曾遭受強力鎮壓，但是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方式逐漸贏得人心，越來越多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皈依了基督教。公元303年羅馬開始了規模最大的“大迫害”，但是，10年之後，羅馬皇帝在米蘭頒布敕令，給予包括基督教在內的各個宗教自由。最後，連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也順應潮流，皈依了基督教，從而影響了歐洲和世界曆史的發展。同樣，基督教在中國的迅速成長，目前也遇到政府的激烈反應和強力打壓。但是，如果基督徒的增長已經是大勢所趨，我們是否會很快看到米蘭敕令式的轉折時刻呢？
無論如何，基督教在中國的迅速成長，不僅會影響中國，而且會影響世界。
作者：美國普度大學社會學教授、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楊鳳崗 FT 2014.5.4
正如在前一篇博客後麵的回複評論裏引用了馬導對宗教的論述那樣：
“宗教裏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歎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製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說其是壓迫，不如說其是束手無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