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周邊還有朋友嗎？
宣傳畫《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廣州市革命委員會政工組宣傳辦公室1971年
摘要：“中國自清後期一直到現在，邊界和邊疆問題從來就沒有停歇過。但是在國門沒有打開、中國沒有進入電子化時代時，大眾在“輿論一律”的強迫下，覺得“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沒想到，也就近十年時期，國人如我這樣一個國人便覺得，中國的周邊已經沒有了多少朋友。”
中國的陸上鄰國，在經過1992年（準確說1991年12月25日）後，中國的陸上鄰國計有朝鮮、俄羅斯、蒙古、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 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老撾、緬甸、越南。海上鄰國計有韓國、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印度尼西亞。
中國是當下世界罕見的鄰國眾多的國家，甚至可以說是世界獨一無二的鄰國眾多的國家。因此，與鄰國的關係，無論是從曆史還是從現狀來講，邊界問題或邊界糾紛的複雜性是除中國之外的其它國家無法比擬和無法想象的。無論從曆史還是現狀來講，中國與鄰國的邊界問題總是處在一個時緊時緩的過程。特別是進入按西方史學界認定近現代的公元1500年的之後，中國的邊界與中國的邊疆，“太平”的時候並不多（明中後期東南沿海倭寇的騷擾、清後期更慘不忍睹）。如果貫通中國自秦漢以來的中國邊界或中國邊疆史來看，中國隻有一個朝代沒有邊界和邊疆問題，那就是公元十三世紀至十四世紀的元朝！尤其是進入民族國家以後的中國，或者說進入滿清後期的中國，中國被進入到一個割地賠款的恥辱時代。先是俄國對西伯利亞以東以南中國鄰土的覬覦和蠶食；隨後不久，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對中國領土的覬覦和對東三省的肢解（其實更早的是十七世紀的豐臣秀吉曾狂妄地聲稱要把日本的首都定都在中國的北京）；再接著是蘇聯對中國外蒙的肢解。在西南，由於英國的作祟，英殖印度試圖對西藏的肢解。當然還包括被迫地對朝鮮半島宗祖（主）國地位的放棄。雖然，這些都成了曆史。不過，這些本是曆史常識的常識，由於意識形態、由於二十世紀國共兩黨的糾集，更由於外部勢力，使得這些常識要麽被遮蔽，要麽被扭曲。如，中蘇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蜜月時期，中蘇邊界是偉大的友誼所在，六十代後期至七十年代，中蘇交惡，中蘇邊界便劍拔弩張，珍寶島的走火，差一點觸發比蘇美加勒比海導彈危機更大的核危機。再如，在飽受日本軍國主義之害的中國，在七十年代後期到整個八十年代，中日進入所謂“一衣帶水、中日友好長存”的無比華麗的年代，而到了當下，中日的交惡幾乎重新回到了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中日關係。再如，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期，中越是“同誌加兄弟”，到了七十年代中後期，中越關係急轉直下，暴發了局部戰爭。在邊界與邊疆問題上，中共建政以降65年一共打了四場戰爭，兩場是共產黨國家與共產黨國家打的，即1969年的中蘇珍寶島之戰和1979年的“中越反擊戰”（估且使用官方術語）；兩場是社會主義國家（或“陣營”）與資本主義國家（或“陣營”）打的，即1950年韓戰和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中國官方稱作“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這四場戰爭打下來，中國的敵友並非一成不變。友可能成為敵，敵也可能成為友。重要的是，中國與鄰國的關係太複雜，或者說太難辦了。這與美國東是大西洋西是太平洋，在北隻有一國加拿大，南隻有一國墨西哥，而且都是美國的盟友。中國的曆史太悠久也有太多的抱負。因而沒有美國那麽幸運，沒有那般好的自然地理與政治地理。
但是我們不能責怪曆史，更不能責怪地理（何況，中國曾因是“中央大國”而沾沾自喜了上千年！），我們隻能麵對：中國自清後期一直到現在，邊界和邊疆問題從來就沒有停歇過。但是在國門沒有打開、中國沒有進入電子化時代時，大眾在“輿論一律”的強迫下，覺得“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沒想到，也就近十年時期，國人如我這樣一個國人便覺得，中國的周邊已經沒有了多少朋友。
先說俄羅斯（當然必然地要與蘇聯聯在一起）。中共建黨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產物，也與列寧的蘇共直接指揮（連代表的路費都由共產國際出資）相關。之後的紅軍時代、抗日戰爭時期、三年內戰時期、中共建政及第一個五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中蘇兩黨的友好（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是“老子黨”與“兒子黨”的關係），讓中共建政獲得國際的支持。同時也讓中共建政後的國家在經濟恢複和發展上讓當時的兩大陣營“驚豔”。因為斯大林的關係、因為赫魯曉夫的關係，更因為勃列日涅夫的關係，中蘇從蜜月到中蘇冰點到珍寶島走火到中美走近抗蘇。在這一過程中，從友成敵，中國的國家利益也不再是意識形態來決定，而國家利益至上來決定。不過，普京重新上台後所顯現的大國沙文主義，特別是在克裏米亞得手後，為中國國內一些民族主義叫好。而普京的聰明在於，克裏米亞得手後轉向東方中國尋求與西方抗衡的力量。隻是中/蘇、中/俄有太多的曆史糾結，普京跟中國拋的是橄欖枝，還是拉著中國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而“火中取栗”？天才知道！讓時間說話吧。但願中國不要犯同一個錯誤。
再說“鮮血凝成的友誼”的朝鮮。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中朝似乎都是“鐵哥們”，但是當中國的國門打開後，中國人發現，那個“鐵哥們”原來是一個愛“搗蛋”的既要錢又要物卻不時耍脾氣的哥們。一個地理幾乎沒有縱深的國家，一個對中國“半島無核化”希望和要求置若罔聞置之不理的國家，竟然在與中國不到300公裏的地方進行核爆。這真說不（上）是友還是非友。
三說日本。中共建政後，中日關係一直呈向好方向發展，並在1972年搶在美國之前與中國建立起邦交。中日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形成蜜月。中日兩國的人民，特別是中國的百姓，幾乎忘了在幾十年前還有過的被淩辱被殺戮的曆史，而一味地追逐日貨：從家電到服飾，從電影到書籍，從無息代款到低息代款，從技術到科技人員的交流……可以說中日除政體之外的一切領域，都讓中日特別是讓中國國人感受到如周恩來講過的一句話“中日世代友好”已經成為現實。殊不知，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力迅速增長，並在2011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濟體，以及日本宣布國家購買釣魚島之後，“中日世代友好”嘎然而止。中日無論民間還是官方，無論精英還是平民，仇日成為國人的“主流”，而在日本一端，要求擺脫二戰秩序的“右翼”也成為日本國人的“主流”。從敵化友，再又從友變敵的當下。中國在這一變化過程式中，沒有自己的問題嗎？
四說東南亞。從毛澤東開始經營的東南亞到現在“中國/東盟貿易自由區（CAFTA）”的東南亞。經曆了意識形態的輸出、對東南亞共產黨的支持到對東南亞諸國國家的友好再到當下的自由貿區的建立，以及與東盟開展的“10+1”的多邊對話框架。但是，東盟10國中的與中國有領土領海糾紛的越南與菲律賓，突然地（有人認為是美國“重返亞洲”戰略所驅使和推動）地變得可以與中國交惡。既使是與中國邊界沒有太大糾紛的緬甸和老撾，也由於第三國勢力的進入，讓原來的好兄弟如緬甸有了不可知的變數。
五說印度。即使沒有英殖印度與中國西藏地區的糾纏和領土之爭，即使沒有1962年的中印一戰。就兩國的政治製度的不同，更由於中印兩國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之間的競爭，也不會風平浪靜，更不會有我們常常看到了幾乎是騙人的話語“和平共處”般的和平共處。道理太簡單，地球隻有這般大，人口也不可能無限止的增長，而資源更不可能由上帝那樣仁慈、那樣公正地劃撥給地球上的每一“球民”。至於財富，上帝根本就沒有考慮過，是否可以公平地給每一“球民”。
六說巴基斯坦。或許因為核技術，或許因為經援，或許因為兩國在南亞次大陸的共同利益（因為印度），或許因為兩國在美國雙邊與多邊關係，或許還因為中亞。環視從北到東到南，中巴可能是當下中國周邊的鐵哥們了。是否已以達到了美英那樣的關係，還真的不好說。不過，有一點可以說的是，巴基斯坦與蘇聯解體後的中亞獨聯體諸國（即“上合組織”裏的這部份成員國），恐怕是近二十年或者近十年，中國外交的最得意之作。
中國的周邊包括陸地與海域的鄰國與中國形成了一個360度圓形結構。這除了歐洲的個別小國之外，世界上沒有像中國這樣的複雜的同（周）邊。中國的任一國內事務，也許都與周邊鄰國相關。周邊事務的好/呆與利/弊，都與國內的發展和安定相關。反過來，國內的戰略、策略、以及發展安定的事務也與周邊事務相關。這本是一常識。但是，我們在處理周邊事務時，從不檢討自家（特別像“外交部”的發言的一些諸如“自古就有的”的陳詞濫調），而一味地把周邊事務中出現的緊張事態，看成是它國所為。我們知道，在周邊鄰居方麵，我們沒有“孟母三遷”的選擇，就正如周邊的它國也沒有不與中國為鄰的選擇。“遠交近攻”也好，“化敵為友”“變友為敵”也罷，顯然不是單方麵的。
於是想到中國時興的“複興”一詞，就是一個值得商榷的話題：一、複什麽樣的“興”，是漢唐的“興”，還是蒙元的“興”，抑或滿清的“興”？二、在什麽平台上複興，是1949年建政時的複興，還是文革結束時百廢待舉的複興，抑或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下的複興？三、複興的內容，是隻包括經濟和文化，還包不包括軍事？本來，我們堅持了多年的“韜光養晦”和“和平發展”（即使這樣，許多國家也不相信的），為什麽還要“複興”呢，難道說，中國的當下還不足以稱之為大國嗎？中國的當下既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第三核大國。無論經濟還是軍事，無論地域還是人口，在亞洲，顯然不是中國怕別人的。我常常在想--事實上也是一個曆史的常識--為什麽我們沒有如美英、美歐、美日那樣的朋友，而且，讓人不解和不安的是，我們曾有的朋友們，一旦在第三國“插足”之後，曾有的朋友就變得來我們不認識了？
作者：劉大橋 《共識網》 2014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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