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朝誌願軍人的命運，不僅是政治或曆史問題，也是思想史命題。
最近，我國派出專機，迎接437具入朝作戰誌願軍遺骸歸國。對於60年前結束的朝鮮戰爭，這是一個有意義的尾聲。這場戰爭的尾聲從未完全過去。
筆者由此想到在板門店談判期間同樣由韓國歸還的誌願軍遺體和遺骸，當時並未得到歸國的待遇，而是埋葬在朝鮮。他們都是我們教科書中耳熟能詳的“最可愛的人”，但他們或許並未得到足夠的祖國的愛。如今的這400多具歸國遺骸，算是對入朝陣亡的誌願軍群體的某種遲到的安慰吧。
在這些“最可愛的人”的遺骸背後，還有另一群所謂“叛徒”的遺骸，永遠不會有得見天日的可能，也更不可能得到“最可愛的人”的名分。它們是埋在濟州島和巨濟島戰俘營地下的“叛徒”遺骨，是死於集中營內訌、甚至是自己的戰友手下，原因是他們在甄別中選擇去台灣或第三國。
在烈士或叛徒之外，還有一個龐大的歸國誌願軍戰俘群體。他們的命運，其實並不比埋骨異國的陣亡戰友們幸運。在板門店的前線奔向“中國”出口後，他們無一例外頭頂著“叛徒”的陰影，絕大部分失去了黨籍、軍籍，在一次次運動的批鬥和長年歧視中度過後半生。相比於當初選擇去台灣的人，他們“回到祖國懷抱”的代價更為沉重。這些“戰俘”甚至叛徒的命運一直是盲區。直到近年隨當事人回憶錄出版，以及相關的曆史研討，始有零星披露。
筆者曾接觸到一些誌願軍戰俘的當事人和資料。耐人尋味的是，這些披露曆史內情的當事人，既有普通的戰士，更有李慎之這樣的學者和思想先驅。這也說明，入朝誌願軍人的命運問題，不僅是一個政治或曆史問題，也是思想史命題。它在思想和人性中的意味，遠未得以廓清。
李慎之的淒惻
2011年，筆者結識了李慎之的長女李爾柔女士。訪談中她提到，李慎之晚年對誌願軍戰俘歸國的遭遇念念不忘，未能寫一篇這方麵的文章，成為他的身後遺憾。
鮮有人知，從燕大畢業投奔延安，從事新聞工作的李慎之，在建國初曾經有一個今天聽來頗為費解的身份：朝鮮停戰談判代表團勸說誌願軍戰俘歸國解釋團員。除了起草用於對戰俘宣傳的口號文件，他還是唯一需要拿著喇叭，越過戰線去濟州島戰俘營宣傳的人，可謂重任在肩。
解釋代表團成員合影
李慎之的解釋工作進行得並不順利。在手持小喇叭喊話的時候，他曾遭到誌願軍戰俘投擲小石子。這些誌願軍大多是從國民黨軍隊俘虜的“解放戰士”，很勉強地在一通階級教育後調轉槍口對準自己昨天的“弟兄”和上司，解放後又被送來艱苦無比的朝鮮戰場。加上聯合國軍對於蘇聯二戰戰俘歸國後遭遇的宣傳，使得不少人對回大陸心存疑忌，寧願選擇去台灣。李慎之回國向總政副主任蕭華匯報時表示擔心，誌願軍戰俘不容易回來，因為共產黨認為戰俘是丟人的，是犯錯誤的。蕭華則嗬嗬大笑稱，“哪個中國人不想家？”
李慎之的預感變為了現實，近四分之三的誌願軍戰俘在甄別中最終選擇去了台灣。這想必大大出乎蕭華等領導層所料。李慎之當年的工作困難可想而知。
尷尬的是，相比於美國和台灣方麵給出的明確待遇，中方解釋團這邊拿不出實質性的承諾。李爾柔回憶，李慎之曾經在草擬的文告中提出承諾保留誌願軍戰俘的黨籍軍籍，卻遭到上級嚴厲批評而被否決。事後李慎之拿出來的是一份符合中央精神的《金日成彭德懷告被俘人員書》。這份聲明對於戰俘最切身的黨籍和軍籍待遇問題沒有明確表態，隻是含糊的許諾：“回到祖國懷抱，過和平生活”。
這份缺乏實質內容的聲明，給歸國後戰俘受到一係列不公平待遇埋下了伏筆。在說服戰俘選擇回國的過程中，中方人員往往隻能以“你的父母在等你回家”來說服，給不出任何保證。
根據邢小群記載，李慎之晚年親述過他的感受：美國人是拿來錄音機對他們的戰俘講話的。俘虜回去是什麽樣的待遇，按國家法律，說得很清楚；如果不回去要判一年徒刑。戰俘期間的薪金照發，回去就可領到手。結果美國戰俘隻有一個人留在中國。甚至有些戰俘回去照樣當將軍。
這對於李慎之刺激很大，“我覺得一個法製的國家，是講道理的，最後能取信於他的戰俘。中國的戰俘一回來就完了。我們對戰俘太嚴厲了。”
解釋團的工作很不成功，被迫提前停止。對於李慎之本人，這段經曆除了心理上的陰影和刺激，也成了他以後的某種政治陰影。
近年來在香港出版的《李慎之檢討書》顯示，在反右等曆次政治運動中，李慎之一次次地敘述自己的履曆，其中必然要涉及到這一段。“反右”風波中，李慎之在起草歸國戰俘文件中表現出來的“溫情主義”，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批判。
新華社老領導吳冷西批評李慎之“在板門店、日內瓦、萬隆，你當時不會覺得有什麽立場問題，現在卻確實是一個立場問題”。李慎之不得不自我批判為有嚴重立場問題。如果說吳冷西的批判還是泛泛，那新華社國際部全體大會上同事李翼振的發言，則是直接針對李慎之在對歸國戰俘解釋中的表現了。李翼振稱他聽李克農講過，李慎之的廣播未起什麽作用，他質疑“李慎之在主觀上是否爭取積極去辦交涉呢？是否對敵人的囂張表示了右傾。”
如果不是李慎之有更為明顯的“右派言論”即“大民主，小民主”，那他在戰俘問題上的“陰暗”和“右傾”可能受到更嚴厲的清算。
晚年李慎之致力於思想啟蒙，戰俘問題卻成了他心靈上越來越沉重的歉疚。他曾對茅於軾、崔衛平、邢小利等人多次談到自己在這一問題上的缺憾，想要寫文章。尤其是2000年秋季的一天晚上，郝建、崔衛平、徐友漁、雷頤等人在工體一家酒吧聚會，崔衛平回憶，李慎之幾乎整天晚上都在談入朝的中國戰俘問題。送李慎之回家之後，崔衛平感到了“一個老人的淒涼”。
李慎之晚年的這番內心淒惻，和一個叫張澤石的誌願軍戰俘有關。
張澤石的回憶
張澤石是一個誌願軍老兵，近年來他出版了一本親曆回憶錄《我的朝鮮戰爭》，記錄了本人的戰俘經曆和誌願軍戰俘歸國後的境遇。
這是國內第一次比較詳盡地披露戰俘營內情的書籍，有大量戰俘營中“鬥爭”的細節。除了和管理方的衝突，更有戰俘內部“去台灣”和“回大陸”兩派之間的殊死內訌，甚至遠遠超過了與管理方衝突的嚴酷程度。
受製於內外部因素，本書大體上延續官方視角，仍舊把更多的人選擇去台灣解釋為“裹挾”，以及美國的脅迫。但在2012年的看曆史雜誌舉辦的年會上，張澤石卻披露了另一內情：在戰俘營裏，也存在著“自己人”對於不願歸國的戰俘的肉體消滅。
張澤石說，在一個晚上，根據地下黨組織統一的籌劃，在他所在的以要求回國者為主體的戰俘營裏，十幾個不願回國的戰俘被半夜扼死，就地埋在戰俘營下的淺坑裏，天亮後管理戰俘營的美軍無從發覺。這些人就此失蹤。類似的情形，在當年濟州島和巨濟島的戰俘營裏屢次發生。也不排除“去台灣派”對“回大陸派”的類似虐殺。
戰俘營撤銷後，這些人的骨殖仍舊埋在濟州島的海岸近旁，今天去旅遊的人難以想見，風景秀麗的海灘之下，埋藏著這些永不能歸鄉的屍骨。張澤石說，這些人和殺死他們的昨天“同誌”之間，也並無深仇大恨，隻不過那些人出於害怕或別的原因，不願回國。
幾十年之後，兩岸開放往來，張澤石見到了一個當年選擇去台灣的年紀小的戰俘，兩人一笑泯恩仇，當初戰俘營中的生死敵對，似乎並未發生過。
戰俘營中堅決要求回國的戰俘，歸國後隨即麵臨祖國的“變臉”。不僅保不住黨籍軍籍，普通的勞動者權利也成奢望，幾乎每個人為了求得生存都顛沛曆盡，還屢次受到政治運動捎帶，幾乎等同於“叛徒”。當初聽到“告被俘人員書”，“熱淚盈眶”的戰俘們，不會料到在“切望你們歸國”的熱情後麵隱藏的更多是政治得失和國家顏麵，而並非對個人忠誠的認同，以及對戰俘命運的關心。
即使是當初在戰俘營中組織地下黨、策劃升國旗、扣押戰俘營長官杜德，以表決心的部隊領導，也並未能建立起回國後的政治資本，一概資曆清零，受到歧視。在這些違反戰俘營規定導致的暴力鎮壓中，大量戰俘死亡，事後卻似乎毫無意義。
曾經擔任堅持回國誌願軍戰俘總代表的張澤石本人，回國後被開除黨籍，剝奪誌願軍軍籍，發配到門頭溝山區勞動，曆盡艱辛。幸虧清華出身英語好，煎熬至文革結束後轉運，從事翻譯和寫作，為誌願軍戰俘群體留下了這份見證。多數淪落到底層的戰俘們，沒有這個條件，很多人早早過世。1979年張澤石在給全國人大的申訴上寫到，“沒想到當年敵人的欺騙宣傳‘你們回大陸去，隻會挨整挨鬥，一輩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們六千多人的悲慘現實”。
令人惻然的是，一位誌願軍戰俘李正文1982年聽到政府來人找他複查，讓他“寫份自傳，到武裝部談一談”，這個曾經被打成“叛國投敵分子”、“裏通外國分子”、“叛徒”、“特務”的老兵竟以為是又一輪批鬥，服毒自盡。這和近年來一位國民黨入緬遠征軍老兵得知將要得到國家補助，喜極而亡的事件，堪為重奏。
1980年之後，戰俘的黨籍軍籍雖被恢複，得到某種安置，但戰俘營中“對敵鬥爭”死去的人並未獲得烈士稱號，戰俘營中的地下黨組織也不被承認為中共黨組織。這是張澤石等人一直在呼籲未果的。
在2001年的一次作品座談會上，應邀出席的李慎之見到了張澤石。據張澤石記載，李慎之在會下對他致歉說：“多年來我一直感到愧疚，我當年起草《告被俘人員書》向你們保證歸國後會受到善待，可你們回來卻受到那麽重的處分，就像是我把你們騙回來的！”張澤石當即表示回國後的遭遇和李慎之沒有關係。由此也可見，當年對戰俘進行解釋和起草聲明，在李慎之心中留下了怎樣的繩結，使這位思想界旗幟人物暮年難以釋懷。
戰俘的待遇如此，那麽當年光榮歸來的“最可愛的人”呢？固然，抗美援朝和參加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一樣，是一項被政府特別認可的資曆，擁有某種政治待遇。但他們很多人不久麵臨轉業，退下了“最可愛的人”的光環，和普通人一樣麵對生活的壓力和政治運動的風波。
高爾泰的《尋找家園》記載了被押入夾邊溝勞教營的一位“最可愛的人”。這個叫郭永懷的軍人因為幹活不偷懶，特別賣力氣，反而招致別的犯人的仇恨，一心整治他，會上批判他“假積極”。這人跟高爾泰談到他的經驗，就是戰場上不能怕死，越怕越會死，因而幹活也不能怕累，越怕越會覺得累。
但戰場上的道理在夾邊溝卻未必適用，他在一次抬筐時突然撲地死去。這個當年“最可愛的人”，思想品德看似毫無瑕疵，不知如何成為右派，又死在這罪刑之地。
另一位“最可愛的人”的經曆想必更有說服力：他轉業到上海國棉十七廠，文革初起時一路造反，直至爬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被樹為“接班人”。以後卻一頭跌倒，淪為受審判的對象，在秦城監獄中抑鬱身亡。這就是“四人幫”的一員——王洪文。
戰爭是嚴酷的，不論是當初“最可愛的人”或是戰俘、叛徒，都不會在一成不變的概念下永遠停留。他們將被漫長的時光還原，尋求自己真實的麵目。這也是今天誌願軍遺骸歸國的意義。
網易真話頻道 袁淩 2014 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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