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14年2月中旬的事情了。
“安倍首相想與中國開戰嗎?”香港金融街上高樓林立,星巴克內,一位在外資金融機構上班的朋友剛坐下就露出了嚴肅的表情。這位朋友是大陸出生的中國人,主要負責向世界各國的客戶介紹中國經濟形勢。
“我覺得,首相自己也知道不能這樣做,雖然我並不能探知其內心。不過,習近平會希望與日本開戰嗎?”我放下喝到一半的拿鐵,反問道。
“中國不可能開戰。不過除對美戰略之外,還會顧慮國內的強硬派,或是轉移人們的不滿情緒,所以加強了對日本的批判。”
之後,我列舉了中國存在的一些問題。如貧富差距、地方債務、環境公害、老齡化、社會福利滯後……“世界對中國經濟的看法變得更加嚴厲。如果開戰,改革開放30年的成果將付之東流。日本也不會存在什麽安倍經濟學了”,他說。
“是啊,他們兩個都明白的。”雖然已經相識近10年,但我從未想過會和這位熟知中國經濟與金融、貨幣政策的朋友聊起這類內容。
世界第2、第3大的經濟體相互對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風險之一。他肯定也被海外的客戶問起過這方麵的問題。與受美國金融寬鬆政策縮小影響而蹣跚不前的新興國家經濟相比,這是一個更大的潛在風險。
或許日中以外的國家從兩國的衝突中獲得了出口和投資等經濟方麵的“漁翁之利”。由於日中兩國“互相較勁”,發展中國家得到了更為充裕的經濟援助。但是,現在彌漫的氛圍已經不是說說這些就可以的了。
對於習政權來說,今年迎來新政權的第二年,所提出的政策能付付諸實踐?這一年將備受關注。在前政權末期,比起提出新政策,中國的官僚們更關心人事安排。就像日本的霞關(日本中央政府機構集中地)也很少會向已“瀕死”的內閣進行政策提案。需要解決的課題會越積越多。
熟知中國經濟的香港大學教授許成鋼說:“最大的問題是,隨著金融、財政的充盈,風險也在不斷膨脹。”並且,與經濟問題相比更嚴重的是“容易陷入不穩定的脆弱社會”。領導人在對日政策方麵的判斷和抉擇,很可能使脆弱的社會進一步動搖。
再看看日本,消費稅率上漲日益臨近,安倍經濟學也走到了岔路口。利用金融寬鬆爭取到的時間,畢竟不可能永遠持續。人口減少的趨勢也停不下來。
日本和中國共振使風險進一步加大,該如何去阻止這一切呢?
《朝日新聞》 編輯委員 吉岡桂子 2014.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