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說中國人：話說上海人

作者：沈善增

除了那些為城市居民所共有的特點外，還有一些特點則可能是南方人的共性。例如生性快活隨和，喜歡耍小聰明或來點小小的惡作劇；崇尚智慧謀略，相信柔能克剛；交友不以豪爽見長，而以善解人意為勝；遇事少衝動，多權衡；輕莽撞，重堅韌；曲裏求直，淡中見奇；講究心靈的自由，憚於石乞石乞的琢磨；對新鮮事物趨之若鶩，對傳統卻缺乏衛道的熱忱……南、北兩派在學術、文藝等方麵的差異，錢鍾書先生在《論中國詩與中國畫》中自有詳盡的闡述。無獨有偶，丹納在《藝術哲學》中也談到歐洲一些國家北、南方人民的性格差異，他認為氣候等地理條件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國則有學者認為，長江流域以北與以南的人群存在著人種的差別。不管是什麽原因造成的，這種差別由來已久。例如，同樣在戰國紛亂、諸侯爭雄、麵臨亡國危險的情況下，北方的燕國公子想到的辦法是派荊軻去刺殺秦王嬴政，易水訣別，慷慨悲歌，一何壯哉！而南方的越王勾踐卻是忍辱負重，臥薪嚐膽，他給吳王夫差送去的不是刺客，而是美女。即便同樣是行刺，吳人要離斷臂刺慶忌，與荊軻也有很大的不同。而“二桃殺三士”這樣的悲劇，則又隻能發生在多出英雄好漢的齊魯之邦。一勇一智，難分軒輊，但行為方式差別背後的心理方式差別卻是十分明顯的。因此，“精明”、“心活”、“氣短”、“好占小便宜”、“吃不起苦”乃至“促狹”等特點，怕是不能由上海人一家給承包了。

說到“精明”，我不由想起近年來頗為流行的對上海人的一句評語：“精明而不高明”，我認為對這句話應作具體分析。

記憶中，我最早看到這句話乃出自港台商人之口。為這句話作注的，是抱怨跟上海人生意難做。生意難做，自有多種原因，有體製方麵的原因，行政幹涉太多，審批手續繁多、婆婆多、主意雜……這種毛病，在全國各地的大中小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所以需要開辟經濟特區做這方麵的改革試驗。上海因為是工商業中心，牽一發而動全身，故而在體製改革方麵加倍謹慎，顯得行動遲緩，這裏更主要的是政策上的原因，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關係不大。而另一方麵，外商抱怨生意難做也並非隻是件壞事。對外商（包括港台商人）來說，最高興的當然是能讓他們的產品長驅直入，占領市場；能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高的利潤。對我方來說，不讓別人賺錢，自然是不明智的，但如何在交易中使自己也能多多獲益，並且使本民族工業得到瑞雪的滋養而非嚴霜的摧殘，至少不致落入對方設下的圈套，不被不法商人詐騙去錢財，這也是做生意的題中之義。因此，衡量上海人在生意談判中是否“精明而不高明”，不應以某些外商（哪怕是表示跟我國非常友好的）的意見為標尺，而應以這些項目產生的實際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為標準。從效果看，上海在引進資金、專利與項目等方麵在全國仍處於領先地位。上海人自然不應該驕傲，因為有幾十年與外國人打交道、做生意的經驗可做資本。然而，老戴著一頂“精明而不高明”的帽子，弄得上海人心裏很委屈，也不好。雖說鞭打快牛，響鼓要用重槌敲，用意在於激勵，就是提出這種意見的境外商人，難說都隻從一己立場出發，不含有希望上海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好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