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美國種族簡史》一書中，用大量的史實、數字，深入淺出地講述了各個種族在美國的奮鬥史、文化史，包括愛爾蘭人、德國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猶太人、華人、墨西哥人、黑人、波多黎各人等。
眾所周知，美國是世界文化的大熔爐。各個種族無論在基因上，還是在文化上都有其本國固有的特質。和其他種族比起來，這些固有的性質也使其在眾多種族共存的環境中凸顯出來。肯遠離祖籍國來到美國的人們，和他們周圍的人相比，更具有進取心，在麵對困境時更主動，因此凸現出來的種族特點就更加明顯。雖然個性或者思考方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所處的階級，但是依然呈現出很多通用的成功必備的品質，比如重視教育、勤奮、積極、重視經驗的傳遞，這適用於所有的行業。
在美國，種族成功的唯一出路是將自身傳統優勢發揮到極致，並堅持不懈地適應和改進。今天美國最富有的猶太人和日本人，無一不是這個經驗的充分實踐者。
本書1981年在美國出版，至今已30年。美國種族史具有超出種族本身的內涵，書中翔實的數據資料、對種族特點的分析和觀點直到現在仍不過時，並且對於經濟和文化越來越多元化的中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美國種族簡史目錄
第一部分引論
第一章美國百衲衣
美國幅員遼闊，種族雜糅，國民中沒有哪一部分人能有效地處於主宰地位。在這樣一個國家裏，多元化並非人們一開始就抱有的理想，而是互不相容所造成的慘重代價迫使他們彼此相安共處的結果。
第二部分來自歐洲的美國人
第二章愛爾蘭人
對絕大多數美籍愛爾蘭人來說，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努力方才獲得成功，使他們在收入、從業、智商以及其他社會–經濟地位的指標方麵，躋身於其他美國人之列。社會接受他們是緩慢的，而且這種接受一般是他們成功的結果，而不是成功的前提。
第三章德國人
美籍德國人的真正曆史，不在於他們為自己獲得了什麽，而在於他們對美國工業、科學、文化、軍事實力和娛樂活動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
第四章猶太人
正是美國猶太人在相對較短的時間裏彌補了社會和經濟方麵的巨大差距，才使得他們的發展史是如此的光耀奪目。
第五章意大利人
某些早期的意大利移民用他們的雙手獲得了新生，當他們舉起自己的雙手說“美國就在這兒，這就是美國”時，他們對此已作了最好的總結。
第三部分來自亞洲的美國人
第六章華人
中國人常被稱為“亞洲的猶太人”。海外華人從事的職業和猶太人極為類似；他們在許多不同的國度裏，過著自己獨立的文化和社會的生活。
第七章日本人
“如果你想看大正時代的日本（1912~1926年），請去巴西；如果想見識明治時代的日本（1868~1912年），請去美國。”
第四部分來自非洲的美國人
第八章黑人
整個黑人種族，已經在謀求生存的偉大鬥爭中從極端貧困的境況以財富、知識和權利三者而論上升到與其他種族群體並駕齊驅的地位。無論是哪個種族都不像黑人那樣不得不從如此低下的起點趕上來，以便和他們的美國同胞攜手並進。
第五部分來自拉丁美洲的美國人
第九章波多黎各人
波多黎各人既是新的美國人，又是老的美國人。他們是首次乘飛機而來的遷徙者，他們又是膚色混雜的遷徙者，是在一整套福利國家設施全部建立起來之後到達的首批遷徙者。
第十章墨西哥人
從墨西哥來的大量移民並不是到美國來安家落戶的。許多人隻是到美國來待上一個季節或幹上幾年，積攢一點錢，然後就帶著美好的憧憬返回墨西哥。也有人來時就有回去的打算，但卻在那兒落地生根，終老未歸。
第六部分綜論
第十一章內涵
在一個重視個人價值的社會裏，種族史提醒我們，每個人都生在世代相傳的特定文化模式之中，這種文化模式有著深長久遠的影響，此點不可忘記。
第四章 猶太人
世界曆史上猶太人為什麽總是被屠殺和驅除的群體?
因為在任何地方，他們在人數上都絕對寡不敵眾。
本文摘自《美國種族簡史》，[美] 托馬斯·索威爾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猶太人不是來自哪一個國家或屬於哪一種文化，而是來自許多的國家並屬於不同的文化。到達北美殖民地的首批猶太人，是所謂的瑟法底猶太人，他們此前多少個世紀以來一直寄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所處狀況與後世美籍猶太人所來自的德國、俄國或東歐地區的狀況比起來，是大不相同的。不管外人怎樣把他們混為一談，這些猶太人實際上是屬於不同的群落。他們至今也沒有完全融為一體。
今天，絕大多數的美國猶太人，都是1880~1920年間從俄國、波蘭以及其他東歐國家移美猶太人的後代。在那40年當中，曾有1/3的東歐猶太人遷到了美國。
盡管因寄居的國家不同而產生了文化上的斷裂。甚至內部在宗教理論和實踐上也存在著分歧，但是猶太人不僅供奉古代以色列的同一始祖，分享宗教信仰和曆史傳統的共同內核，而且作為少數種族，不管旅居何處，都曾有在不同程度上長期遭到異族敵視的悲慘經曆。其他種族是到美國才變成“少數”的，而猶太人在歐洲各國早就作為“少數”生活過幾百年了。
故土
在公元70年，當羅馬帝國的軍隊占領了巴勒斯坦時，古代猶太人就從自己的故土上被驅逐出來。從此開始流落異國他鄉，多少世紀以來一直散居歐洲各地，乃至遍及全球。
基督教在整個歐洲取代了多神信仰之後，猶太人變為歐洲大陸唯一不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故所到之處皆成“局外人”。這就使猶太人在基督教狂熱時期(比如十字軍東征)或宗教大恐怖時期(比如中世紀不時發生毀壞整個地區的災禍)處於自身難保的境地。十字軍穿過歐洲，向東討伐穆斯林人，沿途時常停下來屠殺所在地區的猶太人，當地的暴徒也趁火打劫。當毀滅性的災禍降臨歐洲時，好多人認為那是上帝發怒的征兆，祈望通過把他們當中的猶太人趕盡殺絕來求得上帝息怒。除了這些多少是直接偏見和恐懼所引發的動機外，當時也還有許多居心不良的人，企圖借助消滅猶太民族以撈取物質利益，因為猶太人被視為經濟上和宗教上的競爭對手或者是債主，殺死債主及其合法繼承人，這樣就用不著還債了。在那個時代，極端無知的平民百姓容易被老奸巨猾的政界、經濟界或宗教界的領導人所操縱，反猶太情緒就是這些領導人挑起的。在多少個世紀裏，猶太人周期性地遭到迫害、屠殺或大批地從歐洲各國被驅趕出境。
在這些曆史慘劇的間歇期裏，猶太人就委曲求全。設法在不同文化、社會和經濟環境的夾縫裏尋求生存的機會。猶太人若想用武力來反抗，那無異於自取滅亡，因為在任何地方，他們在人數上都絕對寡不敵眾。受外族欺壓的愛爾蘭人和意大利人，在其各自的國度裏畢竟是人多勢眾，可以組織零星的暴動或進行地下恐怖活動，以對付征服者。外侮造就了愛爾蘭人和意大利人的鬥爭精神，但對於處境截然不同的猶太人來說，外侮卻養成了他們逆來順受的心理，強調訴諸武力和暴行是徒勞的，認為在逆境中應當依靠自己的智慧、策略和韌性。當年猶太民族住在自己的祖國巴勒斯坦時，也曾經是個勇武善戰的民族，正如現代的以色列人民再次表現出來的那樣。但在他們散居異國他鄉的那些漫長的年代裏，情況並非如此。
從許多方麵來看，猶太人的地位在羅馬帝國早期的幾百年裏，要比在帝國晚期衰落及中世紀歐洲興起的時候還要好些。早期羅馬帝國是個多神論和多元化的龐然大物，在相對寬容的帝國內部，各種各樣的種族和宗教群體能夠相安共處，猶太人隻是其中一分子而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給羅馬帝國乃至整個西方文明注入一個重大褊狹因素的，正是猶太–基督教的神學思想。在古羅馬，許多宗教派別為表示相互敬重而舉行儀式或紀念活動是常見的事，但猶太人和基督徒誰也不參加這類活動。對他們來說，這樣做就意味著“偶像崇拜”。二者也都曾因政治上的分裂態度和行為而遭到羅馬帝國當局的懲罰，但這種懲罰並非後來盛行於中世紀和現代歐洲的那種意義上的宗教迫害。
基督教最終大獲全勝，成了羅馬帝國的國教。隨之而來的宗教偏執就表現為強迫人們皈依基督教，懲罰異端分子和不承認基督教為唯一正確信仰的懷疑分子。在羅馬帝國後期的宗教爭議中，基督徒之間相互殘殺所造成的死亡人數，大大超過了帝國前期多神論時代因信仰而被處死的人數。猶太人也在這種宗教鬥爭的大批受害者之列。隨著統一的基督教義—羅馬天主教—在西方牢固地確立起來，猶太人在信仰上作為僅存的主要少數派，已經備受孤立了。有關“偶像崇拜”的神學觀念，使基督徒不願和多神論者妥協。這同一觀念也使猶太人不願和基督徒妥協，反之亦然。
猶太人在宗教上持不同見解，而且態度之嚴肅在那個時代實在是罕見的。問題還不單如此。因為他們是在自己的祖國被侵占之後而淪落他鄉的，到哪個國家他們都是異族，帶著自己的文化，講不同的語言，穿不同的衣服，而且一般都住在單獨的村社或城鎮的一角。一言以蔽之，他們是身上貼了標簽的人，周圍那些無知而迷信的居民無論卷入什麽樣的激情或恐懼之中，一遇風吹草動，便自然而然地把猶太人當成攻擊的靶子。更有甚者，通常被剝奪了擁有土地和進行其他許多經濟活動權利的猶太人，往往以充當中間人為業，譬如小商人和放債者，而從事這種行業的人，幾乎在普天下到處都是不受歡迎的人。在中間人行當比較突出的少數種族的地方—比如中國人在東南亞，東印度人在烏幹達，或伊博人在尼日利亞。這個少數種族就會招致與之打交道的當地民眾的痛恨。猶太人就是從事這種行業的少數種族的典型例子。
在多少個世紀裏，猶太人周期性地遭到迫害、屠殺或大批地從歐洲各國被驅趕出境。在這些曆史慘劇的間歇期裏，猶太人就委曲求全。設法在不同文化、社會和經濟環境的夾縫裏尋求生存的機會。猶太人若想用武力來反抗，那無異於自取滅亡，因為在任何地方，他們在人數上都絕對寡不敵眾。
猶太人得到的些許保護，實際上是上流人士(貴族、國王和教皇)賦予的。他們這樣做，與其說是出於人道主義考慮或正義感，不如說是為了自身的利益。因為猶太人身懷有用的技藝，而且時常也很富有。在許多地方，他們幹脆用金錢在當權人物的領地之內買下居住的特權。在統治集團內部，政治氣候一有變化，或遇上某個反複無常的當權者，猶太人花血本買來的安寧隨時都可能結束。即使他們在某個地方生活了好幾代人的時間，甚至幾個世紀的時間，猶太人也很少是當地社會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和當地人通婚的情形也非常罕見。
猶太人通常住在一起，但是在幾個世紀內，隨著基督教的興起，他們是被迫這樣做的。1266年波蘭頒布一項詔書，規定猶太人“不得寓居基督徒之中，而需將其房舍建在州或鎮之隔離一隅，互為毗鄰”，而且這種隔離的角落“需以樹籬、圍牆或溝渠與基督徒的共同住地分割開來”。在不少國家裏都有諸如此類的規定，從而逐漸演化出傳統的猶太人“集聚區”。這種集聚區四周建起高牆，大門晚間上鎖，這種情況延續了大約400年之久。
在歐洲的許多地方，猶太人離開其集聚區就無安全可言。根據各地存在的具體情況。他們也有可能在日間到集聚區之外謀生，有時會找到很賺錢的工作，偶爾也能遇到挺榮耀的差事，但他們的個人生活和社會交往卻都局限在集聚區之內。猶太人的社區是與世隔離並自理其政的實體，有自己的文化、法律和稅收。猶太人的文化及價值觀念滲透到每個人的心靈深處，不管是住在意大利、波蘭或法國，猶太人的身份永遠是猶太人。在這些同種繁殖的小天地裏，遺傳上的惡果之一，就是在身心方麵具有先天性缺陷的人特別多。
集聚區的生活方式排除了歐洲猶太人從事農業的可能性。他們在到達紐約及美國其他城市之前的好幾百年裏，就已經都市化了。猶太人在屬他們最孤立的歐洲地區，基本上沒有受到文藝複興後現代思想潮流的熏陶，所以他們的文化依然是古老的鄉土文化。從東歐大批移居美國的猶太人，就具有這樣一種鄉土文化背景。
猶太人在歐洲各地的孤島上，相互之間也間或有聯絡。各家都竭力保持著猶太傳統，但基本上互不相擾。這就不可避免地使緩慢發生變化的猶太教和猶太文化在形式上因地而異，從而為後來各個不同的猶太部族來美後產生內部宗教歧見和糾紛埋下了種子。各式各樣的迫害所造成的難民，使歐洲各地的猶太人建立了國際聯係，由此形成了意第緒語，即一種夾雜著希伯來語和波蘭語的德國方言。
歐洲猶太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對知識的尊重和景仰。這裏指的主要是宗教知識，有關猶太教法典的知識，以及對其意義和內涵的周密而細致的分析。母親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嫁給有學問的人，窮點也沒有關係。大多數移居美國的猶太人沒受過多少教育，許多人甚至是文盲，但他們卻和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
猶太人還是熟練工人，也有很多是小商人、放債者，還有少數是大商人和銀行家。在某些國家裏，猶太人當上了稅務員或其他政府官員和顧問。和政府掌權人物結成的聯盟，給某些猶太個別人士或團體提供了保護，但同時也招致政府的敵人對他們的怨恨，一旦當權政府被推翻，猶太人更易成為攻擊的對象。
歐洲猶太人的風尚，有好多後來在美國變成了傳家寶，其中包括清潔整齊、樂善好施以及極低的酗酒率。在私家室內安裝自來水尚不為世人所知的時代，公共澡堂是猶太人設立的一項設施。慈善事業是歐洲猶太人曆史悠久的宗教傳統，甚至身處貧困時期也是如此。所以，在美國那種富裕的境況中，大規模的慈善事業勢必成了猶太人的一個傳統。說來也怪，世人還總是認為猶太人個個都是吝嗇鬼和守財奴！在歐洲多數地區，在曆史上多數的時間裏，周圍民眾對猶太人的怨恨，使他們一直處在危險的境地，所以，炫耀財富，甚或顯露出發家的跡象，對他們來說，都是十分愚蠢的行為。又因為要隨時準備好，一旦出事必須馬上逃跑，所以猶太人如果用平時的積蓄來購置衣服和家具擺設之類不宜隨身攜帶的大件物品，那是不明智的，明智的辦法是將財富變換為金銀首飾。和意大利人一樣，猶太人吃飯時也喝酒，但很少喝得醉醺醺的。喝得爛醉如泥，引起大聲喧嘩或魯莽行為，對於朝不保夕的歐洲猶太人來說，容易招致滔天大禍。
滄海桑田，時移俗易。世界跨入近代史後，對猶太人的諸多限製，有些就開始放鬆或被取消了。更加發達的商貿、工業和金融使得猶太人不再像在封建社會那樣落伍於時代了，同時也使他們在這些領域裏所具備的技術和經驗顯得更加寶貴。英國、法國和荷蘭在18世紀先後賦予猶太人以政治權力。19世紀初，其他歐洲國家也開始取消對猶太人的法律歧視。法國對猶太人的政策，隨著拿破侖的征服而擴散開來，解放了歐洲各地的猶太民族，但拿破侖最終被擊敗，不少地方的猶太人又恢複到原來的處境，屠殺和驅趕再度發生。不過，猶太人的政治解放在歐洲各國的進展是不平衡的。1858年，一位猶太人破天荒地當選為英國議會的議員，但是直到1885年，意大利的最後一個猶太人集聚區才拆除。
凡對猶太人的限製有所放鬆的地方，比如西歐，文化和血統方麵就呈現同化的趨勢，衣飾和發型上的區別也逐漸消失。猶太人開始使用所在國家的語言，並通曉其文學和哲學。猶太教本身更多地采納了基督教的表麵儀式，諸如在祈禱的地方放置風琴，有唱詩班，窗戶上裝彩色玻璃，做禮拜由星期六改為星期天等。
此種改革的猶太教發端於德國，該國在對待猶太人方麵，當時算是較為開明的一個國家。正統猶太教一直盛行於俄國和東歐，那裏的猶太人仍處在與外界隔離並備受限製的地位。
在西方，明顯具有猶太血統的個別人士，也可以以非猶太教徒的身份生活在基督教徒之間。這在19世紀有3個著名的例子，他們是本傑明·迪斯雷利、大衛·李嘉圖和卡爾·馬克思。前文提到過第一位猶太教徒成為英國議會下院議員是在1858年，而李嘉圖早在1819年就進入議會了，迪斯雷利成為議員是在1837年。其實，李嘉圖和迪斯雷利根本沒有隱瞞自己的身份以“蒙混過關”，而是早就改信了基督教，是以基督教徒的身份參政的。同樣，馬克思也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之子，受過路德派的洗禮，盡管他父母雙方的家庭都是猶太教教士出身。馬克思從不認為自己是猶太人，在談到猶太人時總是用第三人稱。
甚至對那些堅守猶太教信仰的人來說，在較為開明的西歐，這樣做也並不意味著與周圍的人有什麽隔膜或就失去了國籍。他們可以被認為是具有猶太教信仰的法國人、德國人或荷蘭人。在東歐，堅持做一個猶太教徒，簡直就成了一個完全別具身份的人，具有不同形式的崇拜和衣飾。簡言之，西歐的猶太人和東歐的猶太人在19世紀大規模向美國移民時，二者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社會分歧，甚至存在著宗教分歧。
在多少個世紀裏，猶太人周期性地遭到迫害、屠殺或大批地從歐洲各國被驅趕出境。在這些曆史慘劇的間歇期裏，猶太人就委曲求全。設法在不同文化、社會和經濟環境的夾縫裏尋求生存的機會。猶太人若想用武力來反抗，那無異於自取滅亡，因為在任何地方，他們在人數上都絕對寡不敵眾。
瑟法底猶太人
第一批抵達北美殖民地的猶太人是所謂的瑟法底猶太人，他們有自己的一套宗教儀式(和歐洲其他地方的阿什卡納茲猶太人的儀式有別)和在西班牙及葡萄牙長期生活的社會經曆，這兩個國家對待猶太人比起別的地方，一般來說要友好些。在西班牙、葡萄牙兩國，猶太人並未被禁閉在集聚區，有的甚至是大地主、達官顯要、銀行家和工業家。猶太人主宰著自由職業，雖然多屬工匠、小店主、放債者之流。然而，伊比利亞半島的猶太人，曆史上也並未完全免遭其他地方發生的那種迫害和零星屠殺。在6世紀到8世紀西哥特人統治時期，猶太人的地位在幾任國王統治下，曾翻來覆去地變化過好幾次—有時被奉為上賓，在政府最高層左輔右擁；有時則被攆下台，甚至被迫逃離國境。但是，後來的西班牙各王朝就願意為猶太人提供保護，同時也利用他們管理政府機構的本領，並從他們的一般經濟活動中受益。
第一批前來美洲殖民地的猶太人之所以要到美洲來，是由哥倫布發現西半球那一年所引發的一係列事件導致的結果。比起歐洲其他地方的同胞來，散居西班牙的猶太人多個世紀以來一直生活在相當寬容和興旺的環境裏，但是在1492年，王室的一紙詔書突然將他們逐出國門。在這次大驅趕的背後，有著複雜的政治內幕。離開的猶太人各奔東西。有的人登上了賽維利亞港口邊的船，當時哥倫布率領他的船隊從他們身邊揚帆而過，去尋找通向印度的航線。那些為了逃脫迫害而皈依基督教的人，有的就充當了哥倫布的船員。資助哥倫布探險的基金，有一部分確實就是政府從被趕走的猶太人那裏沒收得來的。既然當初曾經被迫拿錢出來幫助支付發現美洲的經費，日後猶太人在美國定居比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多，甚至超過以色列，這恐怕是理所當然的了！
許多被驅逐的猶太人首先在鄰近的葡萄牙安頓下來，但另一些人卻去了荷蘭或其他安全地區。阿姆斯特丹的瑟法底猶太社區，曾助小小的荷蘭以一臂之力，使之成為國際商業和金融的一強。葡萄牙在耍盡各種手段把猶太人的錢財榨幹之後，最終也把他們許多人一腳踢開。其他地方政治力量的變化，例如巴西從荷蘭殖民地變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也迫使瑟法底猶太人繼續遷移。
到17世紀，英國在北美殖民地的政策給猶太人提供的自由，超過了世界其他多數地方。北美的第一座猶太教堂於1695年在紐約建立起來。盡管瑟法底猶太人的錢財常常在他們抵達北美殖民地之際已經耗盡(或被沒收)，但他們那種賺錢的本領還在，到了美國照樣能再富起來。在美國革命時，13個殖民地的猶太人通通加起來，共約2000人。其中多屬瑟法底教派，他們現在已很闊綽了，常常對美國的阿什卡納茲猶太人擺出一副“排斥和傲慢的態度”。一個瑟法底猶太人與一個阿什卡納茲猶太人結婚，往往要冒著被趕出家門的危險。雖然這兩部分猶太人的宗教儀式隻在細枝末節上有所差別，但他們在荷蘭和英國是涇渭分明的，盡管都是同一宗教的信徒，但千百年來因居住在不同國度而形成了社會差異。在當代，不管是在美國還在以色列，瑟法底猶太人的平均智商都不如阿什卡納茲猶太人。從曆史上看，瑟法底猶太人從來不像其他猶太人那樣擅長學術，但經商卻是拿手好戲。比起當代其他國家的猶太人來，瑟法底猶太人在這個賦予他們更多機會的世界上，是更講實惠的。
德國猶太人
在瑟法底猶太人進入美洲殖民地之後不久，德國猶太人也來了。開始時他們隻是零星陸續到達的，像一股涓涓小溪流入了現有的猶太人社區，並學會了瑟法底猶太人的祈禱儀式。隨著他們移美人數不斷增多，這批德國猶太人就另起爐灶，形成自己的社區，建立起行阿什卡納茲禮儀—尤其是改革的猶太教禮儀的教堂。
後來(特別是19世紀時)到達的這批德國猶太人，不僅人地生疏，而且更貧困，更缺乏文化上的適應能力，且又來自德意誌鄉下的小城鎮，沒見過世麵。他們與老一輩的瑟法底猶太人有很大的社會差別，那時後者在美國已站穩腳跟，日子也蒸蒸日上。
來自德國的猶太移民，極大地擴充了美國的猶太人社區，也改變了它的內部構成。1776年，北美殖民地的猶太人不到3000人，但到1820年，這個數字就增加了4~5倍，到1850年，更增加到10倍，而到1880年，猶太人口又在1850年的基礎上增加了10倍，超過50萬之眾。其中大多是來自德國的猶太移民。
德國猶太人並不集中住在少數社區，這既不同於比他們早來的瑟法底猶太人，亦不同於比他們晚來的東歐猶太人。他們散居在美國各地，作為零售商和專業人員分布在他們的服務對象—非猶太人顧客之間。有些人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德裔農場主當中安家落戶，有的人在中西部定居下來，常常也住在德裔社區，另外一些人則跟著大篷車向西部邊疆迸發。這批德國猶太人當中，有個貨郎名叫李維？斯特勞斯，那粗笨的李維斯斜紋牛仔褲，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在農村和邊疆地區，人們寂寞得發慌，來個串鄉的猶太貨郎那是大受歡迎的。這種體驗和猶太人在歐洲的經曆形成鮮明的對比。以前也曾有美國佬當貨郎的，所以美國人習慣於向那些走街串巷送貨上門的小商販買些針線、梳子剪刀一類的日用雜品。
德裔猶太人貨郎開始時一般都是背著個大貨包徒步而行，後來才有買賣做得不錯的人駕起了馬車。有些貨郎最後定居下來，在當地開店。許多猶太豪門巨富都是在美國當貨郎發家的，例如古根海姆家族、金貝爾家族和阿爾特曼家族等。
到19世紀中期，猶太人已被接納為美國社會的一部分，而且多屬德國猶太人。到美國南北戰爭時，僅紐約一地就有50多座猶太教堂，還有不勝枚舉的猶太人市民團體和慈善組織。德國猶太人不僅在自己的社區裏表現積極，而且作為商人和銀行家，也活躍於美國社會各界。著名的R.G.鄧氏信貸評價機構在1860年發現有374家猶太人的公司具有商業信譽，到1870年，這樣的猶太人公司則有1 714家。許多猶太人後來果然大顯身手，創辦出像梅西百貨公司和西爾斯–羅巴克百貨公司這樣一些價值連城的美國聯號百貨公司，以及像《紐約時報》這樣龐大的新聞機構。1840年有40%的德國猶太人家庭至少雇一個傭人。猶太戶主仍然當貨郎的隻占1%，而幹體力活和做家傭的連1%都不到。
從某種意義上說，猶太人已在此時“到達”美國。從另外一種意義上說，即從數量上來看，他們尚未開始“到達”，因為真正大規模的來自東歐的猶太人移民到19世紀80年代才開始。他們才是今天多數美國猶太人的祖先。
在多少個世紀裏，猶太人周期性地遭到迫害、屠殺或大批地從歐洲各國被驅趕出境。在這些曆史慘劇的間歇期裏，猶太人就委曲求全。設法在不同文化、社會和經濟環境的夾縫裏尋求生存的機會。猶太人若想用武力來反抗，那無異於自取滅亡，因為在任何地方，他們在人數上都絕對寡不敵眾。
東歐猶太人
在13世紀和14世紀，波蘭王室鼓勵猶太人在其國土上定居，並頒發保護他們的特許狀。猶太人成了歐洲先進地區的技術和知識傳入波蘭的載體。和當時處在其他地方的同胞相比，波蘭的猶太人被賦予了更多的自由和社區自治權利，未被禁閉在集聚區，盡管他們根據猶太教法典的教導，通常仍住在一起。然而經過幾個世紀之後，猶太工匠和商人的家業逐漸壯大起來，這就招致周圍貧窮而不識字的波蘭農民及其教會頭目的憎惡和仇恨。猶太人充當政府的稅務員或給地主收租，這更使他們成為當地民眾的眼中釘。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猶太人時而受到當局的保護，時而遭到當局的迫害。
在18世紀，有猶太人居住的歐洲地區大部分被俄國人所占領，在此之前，俄國的猶太人寥寥無幾，於是俄國人就在剛從波蘭手裏奪取過來的那些地方，把猶太人禁錮在他們原來的居住區。葉卡列琳娜二世在1791年確立了一個名為“猶太人集居隔離區”的地帶，周圍豎起柵欄。幾乎沒有什麽猶太人能獲準走出“隔離區”之外。猶太人先前在波蘭享受的許多權利，都被俄國人取消了。後來的曆代沙皇，對猶太人的政策皆屬變化無常，有的沙皇感到猶太人的技術是可貴的，有的沙皇則擔心猶太人在宗教和社會兩方麵與其他俄國人存在著差別。19世紀還曾有過借助野蠻而殘忍的辦法來使猶太人“俄國化”的嚐試—將12歲(或更幼小的)猶太男孩強行送到希臘東正教的學校裏接受為期6年的訓練，然後再把他們送到軍隊裏服役25年(所有的俄國男性都必須這樣做)。猶太人想盡一切辦法逃避這種災殃，甚至包括把自己的孩子弄成殘廢。為了對付猶太人的逃避，俄國人也使用同樣嚴酷的手段，包括派出綁架者四處搜尋，隨時捉拿碰見的猶太人子弟。此項法律在沙皇亞曆山大二世時最終被廢除。亞曆山大二世還解放了奴隸。但由於這位沙皇在1881年遇刺，他的兒子又頒布了新的一套激烈反對猶太人的法律。給這位新沙皇的反猶太主義政策火上加油的是，隔離區內各地又普遍發生騷亂，當地農民殺害了大批猶太人。其後40年內有200萬猶太人—占東歐猶太人的1/3—移居美國。在這40年裏離俄赴美的人當中，有75%是猶太人，而到達美國的猶太人當中，正好也有75%的人是來自俄國。除去俄國直接去美國的人之外，還有不少猶太人為了逃難，首先在歐洲找個安全之地然後再赴美的，一般都得到美國猶太人慈善機構或在美親人的幫忙。
這批猶太移民絕大部分都在美國留下來了。猶太移民返回故土的比例較之其他任何一個大的移民集體都要低。19世紀俄國猶太人約有一半的男子和1/3的女子是識字的，這大大高出俄國總人口的平均識字率。猶太人的都市化程度也相當高，從事農業的人不到3%，而經商的人占30%，從事采礦和製造業的占40%，專業人員占5%。幾乎有半數俄國猶太人幹的工作，與服裝生產的某個環節有關。
東歐猶太人大批來美始於19世紀80年代。在這10年之內，20多萬猶太人移居美國，19世紀90年代又有30萬抵美，而從世紀之交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十幾年內，則大約有150萬左右的猶太人蜂擁而來。
從東歐來的大批猶太移民，潮水般湧入美國那些基本上由德國來的猶太人所組成的社區。東歐猶太人還大量地“集居”在紐約市，尤其是曼哈頓東南端。猶太民族幾千年來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像在這裏結集的人數多。已經在美國牢固地樹立起根基的德國猶太人，不僅對東歐來美猶太人的數量之大感到詫異，而且也對他們生活之寒酸感到不可思議。東歐猶太人不僅貧苦—多數人抵美時是窮光蛋，處境比任何其他移民種族都要慘。而且教育程度也很低(有一半人是文盲)，比起老成幹練的美國化德國猶太人來，態度也顯得粗俗。東歐猶太人原來生活在窮鄉僻壤，對於德國猶太人來說如數家珍的整體歐洲文化主流，他們連邊兒也沒沾上。東歐猶太人連外貌都有區別：留著長鬃角，戴小圓帽，留胡子，穿老式的俄國服裝，婦女頂著包頭巾，一舉一動都令人聯想到德國猶太人早就擺脫了的昔日的那種苦楚。正統猶太教的祈禱儀式仍完整地保留著古老的傳統和做法，而德國改革派猶太教早就放棄這一套陳舊的東西。東歐猶太人的語言，即意第緒語，是一種民間方言，受過教育的猶太人瞧不起它，他們要麽使用英語，要麽使用地道的希伯來語。
一句話，東歐猶太人使在美的德國猶太人感到十分丟臉。他們人數眾多，舉止粗俗，高度集中，因而顯得十分惹眼，難免引起其他美國人的驚恐，並有可能誘發某種反猶太主義情緒，那將對已經悄悄獲得社會接納的德國猶太人十分有害。德國猶太人控製的報界，對本族這些難兄難弟持公開的批評態度，說他們代表著“東方的古董”，講話“嘟囔不清”，而且“衣著不整，愛咋呼，談吐俗氣”。他們的宗教被稱為“中世紀的正統”。有關東歐猶太人的花邊新聞，充斥各報的版麵，各種“失禮行為、夫妻不和、吵架罵街，每日必錄”，成了德國猶太人茶餘飯後的談資。德國猶太人還造了一個新名詞“老K”—來稱呼來自東歐的猶太人。
然而不管怎麽說，猶太民族的慈善傳統還是壓倒了這一切反感情緒。德國猶太人的各種組織竭力幫助來自東歐的猶太移民，並特別下工夫使他們美國化。為了給“鬧市區”的猶太人提供服務，由“居民區”的猶太人出資建起學校、圖書館、醫院和社區中心。即便是開展這些人道主義事業，也引起某種猶太人內部關係的緊張。舉例說，甚至在紐約西奈山醫院的病員有90%是東歐猶太人時，該院仍拒絕聘用東歐猶太人醫生。人民教堂(一個猶太教堂)的祈禱自始至終使用希伯來語和德語，意第緒語成了禁忌。當時曾有人寫道：在我們高貴的德國猶太人主持的那些慈善機構裏，你可以看到漂亮的辦公室和寫字台，裝潢得都很好，但你同時也看到一個個鐵青和發怒的麵孔，每一個窮漢都被當做犯人來審問，沒人瞧得起他們；每個不幸者都感到無地自容，嚇得兩條腿直打哆嗦，猶如站在一位俄國官員麵前一樣。
一旦經濟狀況允許，東歐猶太人就辦起自己的慈善機構。該項事業始於19世紀80年代末。其中一家慈善機構宣稱：在給窮人施舍錢財和麵包時，應當承認大家都是一個始祖的子孫，不應以出生地的不同而人為地畫線。
雖然紐約市用“居民區”(德國)猶太人和“鬧市區”(俄國)猶太人這兩個詞把猶太人一分為二，可謂別出心裁，但這種用詞所體現出的區分，卻普遍存在於各地。在19世紀中期的芝加哥，德國猶太人認為波蘭猶太人是“劣等階層”。一位芝加哥猶太教教士，在呼籲人們為希伯來聯合救濟協會捐款時，悲歎地說道，芝加哥的猶太人“因家財、智力和社會區分，因褊狹的嫉妒心理，甚至因宗教派係和歧見，而鬧得四分五裂”，並詰難世人，難道那些新來的移民“僅僅因為他們在波蘭或俄國的土地上首次見到了世界的光明(或黑暗)，就還嫌他們不夠窮，或者就配不上稱為以色列人嗎”？盡管這種呼籲贏得大筆施舍，但捐款的德國猶太人仍然“以憐憫的眼光來看待—當然也懷著善意，但亦夾雜著某種恩賜心理—來自波蘭和俄國的同族教友”。像在紐約一樣，芝加哥的德國猶太人，也以東歐遷來的猶太人為施舍對象，辦起了慈善機構。像在紐約一樣，東歐來的猶太人也是牢騷滿腹，覺得德國猶太同胞對他們的態度不像話，亦辦起了自己的慈善機構。
猶太移民“臉上仍然帶著當年在俄國隔離區內被四處追拿時的神色”，很少敢於跨出自己所在的街區。在和別人打交道時，他們“缺乏自信心和氣度”，常常不敢與陌生人搭訕甚至沒膽量和不講意第緒語的美國猶太人交談。由於走路不敢抬頭(所謂貧民窟的低頭彎腰式)，加上那副膽小怕事、逆來順受的模樣，他們自然就成了街頭小混混捉弄的對象，這些家夥故意奚落他們，騷擾他們，偶爾還拉起他們的長胡子耍著玩。這種任人宰割的行為，激發了德國猶太人對他們的憤慨，責怪他們不爭氣，讓非猶太人認為猶太人都是懦夫。然而，一直在美國的安全環境裏飛黃騰達的德國猶太人，從來也沒有體驗過東歐猶太移民遭到的那些令人發指的欺淩，不知個中滋味，而東歐猶太人對當年受到的欺淩至今記憶猶新。
在東歐猶太人和德國猶太人之間，長期存在著“種姓般的區分”。例如，1940年在費城，上層猶太階級“幾乎仍然是清一色的德國籍後裔”。在紐約，“居民區”猶太人很少與“鬧市區”的猶太人通婚。在芝加哥，俄國猶太人建立了“自己單獨的社區生活”。來自各國的猶太人相互間的通婚，“就像集聚區猶太人和外部的非猶太人通婚一樣，是極為罕見的”。
社會上有所謂猶太母親保護子女太過分的說法，實際上這些猶太婦女都是從東歐來的。當初在東歐時，猶太人家的小孩子一旦離開家門，就可能永遠也見不到了。如果人們知道這一段經曆，那就不難理解為什麽這些母親總是熱切地希望她們的孩子待在自己的身邊，抬眼就能看見。在東歐，甚至家住在樹林邊上的猶太人小孩子也很少去遊泳、釣魚，或到森林裏去散步。千百年形成的生活習慣，在美國是一時難以改變的。
在19世紀最後的25年裏，隨著東歐猶太移民的大批到來，美國也史無前例地形成一股日趨強大的反猶太主義情緒。德國猶太人為此而遭到嚴重打擊，他們當中盡管許多人在經濟上完全有資格加入內圈的社交俱樂部，住進豪華旅館，並享受其他利益或榮譽，但是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因為他們的同教同胞有那麽多人移民來美，而通通被剝奪了這些權利。在日常生活的層麵上，和過去那些招工告示曾寫明專要“新教徒”以排斥愛爾蘭人一樣，現在則寫明隻要“基督徒”。
【摘要】：在納粹時代,德意誌猶太人的共同體遭到了毀滅,這場毀滅是分三個“清除”階段來進行的:1933年4月至1938年11月、1938年11月至1941年10月、1941至10月至1945年5月。但無論在哪個階段,德意誌猶太人都僅僅隻充當了“被動接受者”的角色,生活在納粹強製性地安排給他們的生存狀況之中。在1933年4月至1938年11月這個第一階段裏,對德意誌猶太人的“清除”隻意味著一種“社會死亡”。這是因為剛上台不久的納粹掌權人此時還有更重要的內外目標:在內政上,消滅所有其它政黨,建立納粹主義極權獨裁統治,完成對全體德意誌國民和所有國家機器的“一體化(Gleichschaltung)”;在經濟上,擺脫經濟危機,實現充分就業,發展軍備工業;在外交上,掙脫《凡爾賽條約》的束縛,重新武裝,收複失地,完成對奧地利和蘇台德的吞並,占據戰略要地,為發動奪取“生存空間(Lebensraum)”的戰爭創造一切有利條件。從這三大目標看來,內政目標是與“清除”猶太人的目標相一致的,然而經濟目標與外交目標卻與“清除”猶太人的目標發生了暫時的矛盾。如就業上的緊迫任務,發展軍備生產上的迫切需要,外匯上的嚴重短缺,外國輿論上的沉重壓力,奧林匹克運動會宣傳上的需要,世界格局的捉摸不透,所有這些,都使得納粹掌權人在采取激進反猶措施上有所顧忌,並感到有暫時采取“漸進性迫猶政策”的必要。因此,在這一階段中,納粹掌權人力圖首先通過諸如1933年4月的《重設公職人員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1935年9月的《紐倫堡法》(Nürnberger Gesetze)之類的種族區別法,從社會上徹底孤立猶太人,來迫使他們離開家園,流亡異域。但是,把猶太人排除出國家公職之外,把他們降為“隻具有德意誌國籍”而無政治權利的二等公民,在半公共性的自由職業活動中對猶太人進行限製,對猶太中、小企業逐步實行“雅利安化(Ariern)”或“清理”,這些措施看上去就仿佛“完全與德意誌保守主義的政治設想一樣”,因而在那些具有特別強韌的忍受力的猶太人身上,並沒有導致納粹掌權人所期待的那種大規模流亡。但是,這種“社會死亡”直接涉及到實實在在的經濟與物質困境,它不僅在受到威脅的猶太城市工商業、處於夾縫之中的猶太鄉村貿易、大多數醫生和律師丟掉飯碗上得到了反映,而且也在越來越多的猶太青少年被趕出德國公立學校,越來越多的獨立經營者失去生計,越來越多的老人與兒童需要救濟,越來越多的猶太人準備向外流亡上得到了反映。為應付這種前所未有的“社會死亡”局勢,德意誌猶太人的各個集團於1933年9月17日組織起一個全國性組織“德意誌猶太人全國代表機構(Reichsvertretung der
deutschen Juden)”。該機構努力通過自己的“救助與建設中央委員會(Zentralausschu? für Hilfe und Aufbau)”及其下屬組織,承擔起“猶太教育”、保障猶太人的經濟地位與社會聯合、為向外移居做準備這三大繁重的任務。盡管在這個“全國代表機構”的屋簷下,德意誌猶太人仍然分屬於不同的集團,彼此之間也從不缺乏生硬的爭論,但是在這個艱難的歲月裏,它們相互之間的理智合作仍然得到了加強。這種“社會死亡”同時也意味著猶太人被趕進一個“文化隔都(Kulturelles Getto)”之中。納粹當局在將猶太藝術家、音樂家、畫家、雕塑家等文化藝術自由職業者分階段地排除在德意誌文化之外的同時,又害怕他們會變成猶太文化無產者,從而成為國家救濟部門的累贅,因而采取了一種對猶太文化自由職業者的臨時政策。這種政策隻允許他們在德意誌猶太人共同體內部從事文化自由職業,並通過一個“德意誌猶太人文化聯盟((Kulturbund Deutscher Juden))”的機構來實行自我管理。但是,隨著《紐倫堡法》頒布後實施的種族劃分,猶太人已被重新趕回到“精神和文化隔都”的老路上去了,因而在猶太人內部導致了對猶太教傳統價值觀、猶太精神文化成就的重新思考。與此同時,過去出於經濟、就業上的原因還暫時受到帝國經濟部保護的猶太出版商、書商這樣的文化經濟自由職業者,也在1937年被逐出德意誌出版業,並被強令納入“猶太書業(jüdschen Buchhandel)”的組織之中。帝國文化當局規定他們隻能在猶太顧客圈子的範圍內從事他們的職業活動,隻能出版經過審查的猶太文化書籍,因此“猶太書業”已經變成了一種“隔都書業”。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早就打有同化失敗標記的猶太複國主義(Zionismus)思潮,開始在德意誌猶太人的文化精神生活中占據了主導地位,並影響到整個德意誌猶太人共同體的路線方針。這種猶太複國主義思潮在德意誌猶太共同體內占據主導地位的局麵,正是納粹掌權人希望看到的。這是因為,納粹主義的意識形態專家們是將猶太複國主義視為他自身種族主義合法性的反證的,甚至認為迎合猶太複國主義者的要求,能促進他們對“猶太人問題”的解決。因此,自上台以來,納粹掌權人一直想利用不斷升級的排猶措施,力圖將盡可能多的德意誌猶太人趕向巴勒斯坦。在1933年5月10日的“焚書運動”(Bücherverbrennungen)燒掉了所有進步的猶太思想家的書籍之後,納粹當局仍然允許宣傳猶太複國主義的書籍出版,甚至還允許反映猶太複國主義運動成就的《希望之鄉》之類的電影在全德國公演,這也是為什麽這一時期巴勒斯坦會成為德意誌猶太人的主要移居地的重要原因。在1938年11月至1941年10月這個第二階段裏,對德意誌猶太人的“清除”意味著一種“精神死亡”。在納粹掌權人看來,要想在精神上摧毀德意誌猶太人,就必須首先殲滅他們的經濟存在,取締他們的自治組織,並將他們作為“外來的異類”盡快地趕出國境線。因此,對於還未能離境的猶太人,納粹則采取剝奪他們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實行“強製勞動”,佩帶恥辱性的猶太標記“黃色六角星”徽章的方法,以達到從精神上徹底摧跨猶太人的目的。盡管這個“激進性的反猶政策階段”開始於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然而,它的預備性條件則是在此前就準備好了的。在第一階段裏,猶太人的經濟與職業生活雖已日益惡化、但還勉強能夠維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希特勒政府的經濟部門的領導權還一直掌握在右翼保守派理論家,如施密特(Kurt Schmitt)、沙赫特(Hjalmar Schacht)等人的手上的。這些右翼保守派經濟理論家們盡管在為希特勒建立“一體化”的經濟體製方麵出過大力,但都主張“按市場規律辦事”的“經濟原則”來發展經濟和軍備生產。由於他們考慮到猶太工商企業在德意誌經濟中的重要角色和作用,尤其是在吸納失業勞動力方麵的積極作用,因此,在社會上的反猶措施步步升級的情況下,他們仍然主張推行“在經濟領域中沒有猶太人問題”的方針,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遏製了衝鋒隊勢力對猶太大企業的猛烈衝擊,使猶太人不致立即就被從經濟和職業生活中全麵掃除出去。但是到1937年以後,納粹德國已實現了充分就業,並開始通過《四年計劃》的實施向全麵戰爭經濟過渡,沙赫特堅持的“經濟原則”與希特勒堅持的“政治原則”之間的衝突,導致了沙赫特的下台,納粹黨內的激進派人物豐克(Walter Funk)取代了他在帝國經濟部和帝國銀行中的領導崗位。在充分就業,甚至勞動力開始發生短缺的情況下,猶太人在吸納失業勞動力方麵的作用不僅變得毫無意義,而且反而是“有害的”了。因此,納粹當局現在打算通過迅速剝奪猶太人的全部財產的方法來資助戰爭經濟了。早在1938年4月,納粹當局便開始通過強迫猶太人進行財產登記、取消分配給猶太企業的公共定單,將他們趕出交易所,實行職業禁令等一係列措施,來為這場經濟殲滅戰做準備了。在順利吞並了奧地利、蘇台德,並野蠻處置了那裏的猶太人問題而沒有引起世界輿論強烈反應的情況下,納粹掌權人便將1938年11月7日發生在巴黎的猶太青年赫舍爾·格林斯潘(Herschel Grünspans)刺殺德國大使館參讚恩斯特·馮姆·拉特(Ernst vom Rath)的事件當作一份及時的禮物來接受,並通過11月9日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事件來達到從經濟上殲滅猶太人的目的。在強迫猶太人繳納11億帝國馬克的“猶太贖罪費”後,又通過12月3日頒布的《關於出售猶太人財產的條令》(Verordnungüber den Einsatz des jüdischen Vermgens ),開始了一場對猶太企業的快速“雅利安化”的進程。在強迫猶太人將自己所有的工商企業、地產、有價證券、珠寶首飾和藝術品都變賣掉後,一個曾經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猶太人群體已經變成了世界上最貧窮的猶太人群體。這場人為的猶太貧困化的意義遠遠沒有停留在它物質基礎的層麵上,它同時也使德意誌猶太人痛苦地意識到自身作為有著千年經商傳統的“商業民族”的死亡,無論是作為物質上的、還是作為精神上的“商業民族”的死亡。對猶太人經濟存在的徹底鏟除,同時也帶來了德意誌猶太人所有自我組織的末日。德意誌猶太人的最高自治組織“德意誌猶太人全國代表機構(Reichsvertretung der deutschen Juden)”迅速被“德國猶太人全國聯合會(Reichsvereinigung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所取代。這種組織體係上的變化有著極為明顯的“精神死亡”特征,它與前者的區別不僅在於它們是由蓋世太保直接指派、並受其嚴密監控,而且更在於一種名稱上意味深長的變化:從“deutschen Juden(德意誌猶太人)”到“Juden in Deutschland(在德國中的猶太人)”的變化表明,在納粹掌權人的眼睛裏,再也不存在什麽“德意誌猶太人”了,隻有還“在德國中的猶太人”!當“德意誌猶太人”這個稱謂消失掉的時候,也就意味著必須立即將這些“外來的異類”趕出國境線。這就是為什麽當德意誌猶太人的自我組織消失掉後會出現納粹統治時代最大的一次移民潮的深層次原因,它隻可能發生在德意誌猶太人被強製性地與“德意誌”這個文化概念徹底分離的時刻。短短10個月內,流亡出逃的德意誌猶太人就高達115000人之多,這是因為在猶太人心目中,“德意誌”這個他們曾生活了70多代人的精神家鄉已經再也不存在了!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導致了“在德國中的猶太人”出逃的可能性大大減少。還留在帝國境內的猶太人,已經迅速地變成了一群喪失任何社會權利、失去任何行動自由、生活一貧如洗、人口迅速老化並大量死亡、擁擠在狹小“隔都(Getto)”中的人。大多數家庭都妻離子散並分散在外國,少數身強力壯者還得承擔“強製勞動”的沉重義務。這種“強製勞動”隻不過是讓這些已被判處了“精神死刑”的人苟延殘喘幾天罷了。換句話說,這種“強製勞動”本身就意味著死亡。而當他們在1941年9月被迫帶上恥辱性的猶太標記“黃色六角星”徽章時,他們實際上已經成了“行屍走肉”。在對蘇聯發動侵略戰爭並迅速取得初期勝利後,1941年10月23日納粹當局頒布的《戰爭期間的移民禁令》(Emigrationsverbot für
die Dauer des Krieges),標誌著“清除”德意誌猶太人第三階段的來臨。這場“清除”已經走過了“社會死亡”、“精神死亡”的階段到達了“肉體死亡”的終點。這種“清除”政策上的階段性的變化絲毫不意味著納粹掌權人在意識形態上出現了什麽變化,在統治區域內盡快地“清除”猶太人,始終都是他們不斷追求的目標,隻不過,由於戰爭初期的勝利以及迅速擴張的勢力範圍,納粹掌權人此時麵臨的“猶太人問題”已不再是過去50萬的德意誌猶太人問題了,而是400萬、最後是600萬以上的整個歐洲的猶太人問題了。在與整個文明世界戰爭的情況下,納粹掌權人斷定,用驅逐的方法已經不可能解決這種規模的猶太人問題了,因此,他們在“瘋狂性的滅猶政策”中走向了屠殺所有歐洲猶太人的“最後解決”方案。在人類現代文明史上,再也沒有哪個民族的悲劇比猶太民族的這場悲劇更加慘烈的了。因為這場具有邏輯連貫性的毀滅行動,不僅帶來了德意誌猶太人共同體的毀滅,而且也同時帶來了整個歐洲的,無論是西歐猶太人的共同體、還是東歐猶太人的共同體的毀滅。
從上麵兩本材料來看,德國來的猶太人是美國猶太人中的主要富人集團.也是支持以色列的經費來源.在美猶太人在宣傳上和金融上占有極大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