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後林彪如何抓住時機打好政治仗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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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後林彪如何抓住時機打好政治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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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暉2013-11-08 07:40

 

1962年9月底袁中央軍委常委會議在廣州舉行。圖為與會成員合影。左起：羅瑞卿、陳毅、聶榮臻、劉伯承、徐向前、林彪、陶鑄、賀龍、葉劍英、羅榮桓

從1958年5月到1968年3月，軍內“地震”頻仍，被批評、批判、降職、撤職乃至批鬥的軍隊高級領導人一批又一批，軍內連年“異動”，“震級”之高、“震動”之烈，令人目瞪口呆。

林彪以軍隊為“領地”，“突出政治”、個人崇拜、打擊異己，三箭齊發，成為中國政壇炙手可熱的人物

從1958年到1968年，林彪在短短的十年間，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長。此時的林彪，在黨政軍內均任要職，在中共中央領導層內排名第六(1958年5月)，在軍內上升為僅次於毛澤東的排名第一的軍委副主席（1959年9月），軍內的地位與作用極為突出。在實現“登頂”的進程中，林彪以軍隊為“領地”，於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頻頻出手，大造聲勢，“突出政治”、個人崇拜、打擊異己，三箭齊發，成為中國政壇炙手可熱的人物，並終於在1966年8月取代劉少奇，成為中國第二號人物。

在這個進程中，林彪用一係列連續的“大動作”，在軍內、黨內，甚至在國內炸響。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在林彪的“力促”下，將“反教條主義”作為主要議題。林彪批評訓練總監部部長蕭克、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總參謀長粟裕：不要一說到外國的東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國的東西看作是土包子，“不能把黃金當作黃土甩掉了”。

1959年廬山會議進程過半，當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還是從批評的角度“拯救”彭德懷時，在“病中”被請上山的林彪一到會就語出驚人，給批彭定性，怒斥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第一個出來為即將召開的八中全會批彭定調子的，是林彪。”而誇讚彭德懷生活節儉，缺點是“有股傲氣”的朱德，則被毛澤東批為“隔靴搔癢”。

1959年9月30日，《人民日報》第二版整版發表林彪的《高舉黨的總路線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紅旗闊步前進》一文。該文有所指地說：“1958年以來的國民經濟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高潮顯示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無限光芒”，那些“抓住一些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而且是迅速克服了的缺點反對群眾運動，就是不要前進，不要革命”。這是林彪剛剛當上國防部長，便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身份發表的第一篇重頭文章，亦有人稱這是林彪“最具有關鍵性、政策性和鬥爭性的作品”。在毛澤東看來，彭德懷是反總路線並與他對抗的，而他所選定的林彪這名國防部長甫一上任，就旗幟鮮明擁護總路線、高舉毛澤東軍事思想大旗，與彭的質疑截然不同。

在其後幾年間，在“突出政治”的幌子下，林彪一係列新奇、新穎的術語和口號連番推出，“政治可以衝擊一切”由軍內而及於全國。這裏有“走捷徑”（林說馬列著作是低級的，毛主席著作是高級的，學習毛著，這是捷徑），“背警句”（學毛著，不要背那麽多，要挑選最好的，背上那麽幾十句，就差不多了），“四個第一”（政治工作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三十字方針”（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提出了“頂峰論”（毛澤東思想“站在現代思想的頂峰”）和“三八作風”（將毛澤東“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三句話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八個字，概括成“三八作風”）；倡導“四好連隊”（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訓練好、生活管理好）、“五好戰士”（政治思想好、軍事技術好、三八作風好、完成任務好、鍛煉身體好）；在《解放軍報》報頭刊登毛主席語錄，並編輯成冊發行。

在1960年9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將矛頭對準“不緊跟”自己的總政治部主任譚政，並以譚政工作“偏離方向”為由，高調痛批。

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黨內高層對幾年來的災難痛定思痛，沉浸在探討、反思、求索、自責與問責上。圍繞分散與集中問題，是“大躍進”還是大躍退，人民公社是不是辦早了，大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一向謙虛的周恩來很是自責；在一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則在錯誤與成績是一個指頭還是九個指頭、天災與人禍是七三開還是三七開上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彭真則說：毛主席也不是什麽錯誤都沒有……

此時，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審時度勢”，於1月29日石破天驚地發了一通言，一口氣兒講了三個多小時，不僅其侃侃而談的長篇大論令與會的7000人刮目相看，其談吐間的“精辟”詞句，同樣令人“耳目一新”，什麽“學費說”“幹擾說”“八九不離十說”，三說五說之後，就點到了核心：我們的工作搞得好時，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到不尊重或受到很大幹擾時，事情就要出毛病。“因此，在困難的時候，我們黨更需要團結，更需要跟著毛主席走。”

這個發言，正合毛澤東心意，說林彪這篇講話“很好、很有分量”。在毛澤東看來，中央政治局眾常委中，林彪“力挺”“力捧”的發言，不僅一語中的，而且很有分量。七千人大會，中央政治局各常委都講了話，毛澤東唯獨表揚了林彪的發言。在中央領導人的工作中，林彪在軍隊的做法，連續受到毛澤東的讚譽。

1965年9月3日，《人民日報》從頭版開始，接著第二、第三、第四版，用三個半版麵隆重刊登林彪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這種“造勢”，在那個年代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極為罕見。而此時，毛澤東批“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語氣日益升溫，毛澤東與劉少奇的不和已在中央會議上表麵化。

1965年12月、1968年3月，羅瑞卿、楊成武兩任總參謀長，在本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突然撤職、查辦，失去自由。在羅瑞卿被撤職的同時，賀龍亦被剝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權力。一年後，賀龍也被打倒。

有學者指出，林彪“最喜歡神秘化自己來突出自己”，“若幹年來，他都喜歡躲藏在幕後，不願多走出前台。可是，他在應當表現之時卻決不會放過”。

上述場合，林彪確實是找準並抓住了機會，沒有放過。

林彪的提法與主張，讓總參、總政的元帥、大將們難以理解，難以接受

新中國成立之初，林彪基本上是處於“半休眠”狀態，連1955年9月毛澤東頒授元帥軍銜、命令狀這種一生隻有一次的隆重時刻，也未出席。而他的“病體”並未嚴重到“臥床不起、閉門不出”的地步。

1959年8月廬山會議上，林彪高調亮相。然而，自9月主持軍委工作以後，林彪並未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以一個赫赫有名、打遍半個中國的軍事家所具有的魄力，在軍事領域和軍隊工作中大刀闊斧地施展一番。

主持軍委工作後，林彪在軍事工作中雖然“作為”不大，但是，在政治工作上倒是“出手不凡”“別出心裁”，投入的精力、開展的力度可以說是前所未有。

毛澤東十分注重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強調精神層麵的作用，提出“政治掛帥，思想領先”，對階級、階級鬥爭、上層建築、政治領域尤為關注。順著這個方向，林彪就在上層建築領域重拳出擊，在“突出政治”上大做文章：“走捷徑”“背警句”“登語錄”“三八作風”“四個第一”“四好連隊”“五好戰士”等等，紛紛出台。

林彪點子極多，花樣百出，不愧頭腦靈活，嗅覺靈敏，有常人所不及的“奇思妙想”，有軍事家刪繁就簡、一擊致命的特點，其語言的凝練，往往也是一語中的。打軍事仗，林彪靈活詭異、成竹在胸，自有別樣的風格與樣式；打政治仗，同樣不落窠臼，不循常規，在適當的時機、關鍵的場合說出與眾不同、別有深意之語。

“林彪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氣氛，被當時的許多人認為是一股撲麵而來的新風”，“林彪就是這樣帶著渾身熠熠的光彩，以一種原來鮮為人知的語言，在當時全黨沉浸於其中的灰暗環境中獨樹一幟，成功而迅速地塑造了自己毛澤東思想捍衛者的高大形象”，而“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更成為林彪傳遍全國、植根於人心的四句話。他那頗具張力的草書，使人們對“林氏書法”亦是“讚譽有加”。一時間，軍隊內充溢著濃烈的不正常的政治氣氛。羅榮桓、譚政兩任總政治部主任都難以接受這種反常的政治氛圍，對這種說教式的、空洞的、非理性的政治口號相當抵觸。總參謀長羅瑞卿同樣亦認為有些提法確實不妥，難以解釋亦難以理解。

譚政認為，對毛澤東思想“不能庸俗化”，毛主席著作有豐富的思想內容，單靠“背警句”就能掌握？“三八作風”的提法很不科學、很不準確，要斟酌，還有個“三八”婦女節呢，二者容易混淆。譚政鮮明地提出“理論還是要係統地學”，尤為注重幹部戰士整體文化素質的提高，並號召全軍部隊要加強科學文化的學習，全軍幹部爭取在10年內在專業知識方麵達到大專教育水平。為此，1959年1月譚政主持製定了《關於在幹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

羅榮桓則對林彪的“三十字方針”有異議，認為：“帶著問題學，就是要到毛選中去找答案，這樣提不適當。比如兩口子吵架，發生了問題，如何到毛選中找答案？”羅榮桓特別強調對毛著不能僅從字麵上理解，要結合中國共產黨曆史，毛著是中國革命實踐經驗的總結，要以黨史為線索學習毛著，即采取“一條線”的學習方法。對“頂峰論”，羅榮桓亦不讚同，說：“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當代思想的頂峰，那就沒有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是一樣的，馬列主義向前發展了，毛澤東的思想也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嘛！”對“背警句”，羅榮桓認為“背誦的辦法可以把毛澤東著作教條化”，“隻喊口號不行，不能各取所需”。羅榮桓還提醒“要防止借宣傳毛主席來突出自己”。

羅瑞卿對林彪的某些提法也提出了異議。羅說政治掛帥不是空頭的，是有具體內容的，政治也不能亂衝擊一氣。羅瑞卿對林彪的“頂峰論”“最高最活”等提法亦有異議，認為“頂峰”的提法不科學，到了頂峰了，難道毛澤東思想就不再發展了嗎？“最高最活”，難道還有次高次活嗎？但總體上說，羅瑞卿與林彪的關係還是密切的，羅瑞卿對林彪的一些做法亦是“不無欣賞”的。羅瑞卿就認為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比自己高明”，對林彪提出的“三八作風”“四個第一”，“不無欣賞”，還“把林彪的這一套做法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表示了很大的喜悅”。

毛澤東對林彪這一連串的講話、提法、做法是肯定的、欣賞的，讚揚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為高興”，“要發給黨內幹部學習”。在一封信中，毛澤東還有這樣的讚語：“自從林彪同誌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軍隊的軍事、政治工作都有一個新的發展，軍隊政治工作就更加理論化，也更加具體化了。”要知道，彭德懷主持軍隊工作時，毛澤東是有所不滿的。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批評道：“軍隊落後於形勢，落後於地方。”現在，毛澤東則表揚林彪：“最近林彪同誌下連隊作調查研究，了解到很多情況，發現了我們部隊建設中一些重要的問題，提出了幾個部隊建設的很好措施”，並特別肯定“四個第一好。我們從前也未想到過四個第一，這是個創造。誰說我們中國人沒有發明創造？四個第一就是個創造，是個發明”；“我們以前是靠解放軍，以後仍然要靠解放軍”。毛澤東號召：“全國學人民解放軍。”

1964年1月1日，《人民日報》在《乘勝前進》的元旦社論中，號召全國人民應當學習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經驗；2月1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社論《全國都要學習解放軍》。於是，一場全國學解放軍的熱潮由此開始。

有了毛澤東的肯定與支持，林彪在軍內自然是有恃無恐。自從排擠、打倒了蕭克、李達、粟裕、彭德懷、黃克誠等一批軍隊高級領導人後，林彪對軍內提出質疑的兩任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譚政，對“封鎖”自己的兩任總參謀長羅瑞卿、楊成武，或降職（譚政），或貶斥（羅榮桓），或撤職（羅瑞卿、楊成武），對1963年9月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也一同打倒。

“二羅與譚楊”，本是林彪的搭檔與下屬，卻成為其首先要攻擊的對象

“二羅與譚楊”，在與林彪的關係上，既是林之下軍委總部（總參、總政）最重要的領導人，是全軍軍事、政治工作兩大統率機關主將，又是戰爭年代與林彪從紅一軍團、抗大或四野，一同征戰、打拚的戰友與部屬。他們與林彪的關係是直接的（上下級）、密切的（有曆史淵源）、熟稔的（羅榮桓任過紅四軍政委、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一一五師政治部主任、政委，四野政委；譚政任過紅四軍軍委秘書長，紅一軍團師政委，四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羅瑞卿任過紅四軍師政委，紅一軍團保衛局局長，抗大教育長、副校長；楊成武在紅四軍、紅一軍團任過團級、師級的政委，在一一五師任獨立團團長。他們四人任職期間，林彪均是頂頭上司）。他們在戰爭年代的配合也堪稱典範。毛澤東就曾稱讚羅榮桓與林彪的合作，說：“羅榮桓在四軍，不是跟林彪團結得很好嗎？”

“整譚”“倒羅（瑞卿）”

林彪原本以為，在自己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以後，作為最為了解與信任的同事與部屬，“二羅與譚楊”分掌總參、總政兩大部門，應能成為自己號令全軍的重要幫手，可是，他卻打錯了算盤。林彪或許沒有想到正是“二羅一譚”首先成為質疑、抵製自己主張、做法的人。這三人對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政治可以衝擊一切”等的提法、主張，大膽提出了異議，不同程度地表示了某種抵製，並態度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和主張：譚政號召全軍指戰員積極開展科學文化教育，羅榮桓提出要聯係中國共產黨曆史係統、完整地學習毛澤東著作，羅瑞卿則積極推動全軍大比武運動的開展。

20世紀60年代初期，高舉“突出政治”大旗、大造個人崇拜聲勢的林彪，是不容許軍內有“異樣”聲音的，更不能容忍大權旁落的“越級”之舉。“整譚”“倒羅”，也就成為林彪主持軍委工作後首先采取的重大步驟。

在“整譚”“倒羅”的過程中，對譚、羅的指控雖然都提到了譚、羅二人反林彪的“罪名”（指責譚政“抵製新軍委和林彪同誌”；指責羅瑞卿封鎖、反對林彪，“越級”“伸手要權”等），但要以此來打倒譚、羅，還不足以有說服力，分量也不夠，隻有提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層麵上，二人的“反黨”甚至“篡軍”（指羅）的罪名才自然成立。於是，就有了譚政“自己不打毛澤東思想旗幟，也不準別人打毛澤東思想旗幟，他反對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的“反黨、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的罪名；也就有了對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指控。羅瑞卿對“最高最活”“頂峰論”的異議成為了證據，羅提倡全軍學習30本馬恩列斯著作（由陳伯達幫助開列，毛澤東審定），更成為其反對和衝擊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1960年9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和10月總政黨委擴大會議對揭批譚政及其“反黨宗派集團”定了調。最終，譚政被指責與總政組織部長劉其人、宣傳部長薑思毅、秘書長白文華和解放軍報社總編輯歐陽文一起結成了“反黨宗派集團”。譚政被撤銷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委員、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國防部副部長、總政治部主任職務，被降職為總政治部副主任。劉、薑、白、歐陽四人或被降職，或被調離總政治部。1964年，譚政亦被趕出軍隊，調到福建，成為排在第五位的副省長。

林彪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突然發起對譚政的攻擊，並於會後將譚政降職，羅榮桓對此甚感愕然：自己提名推薦的總政治部主任，林彪不通氣、不打招呼就突然拿掉，羅榮桓不解。他說：“他（指譚政）跟主席工作那麽多年了嘛，怎麽會發生反對毛主席的問題？”

“整譚”是突然一擊，“倒羅”同樣如出一轍。和譚政、羅榮桓略有不同的是，林彪對羅瑞卿的不滿，更多的是在於原本把羅當作“自己人”的林彪更在乎這位手下大將、軍委日常工作的總執行人種種“越級”的表現：中印邊界自衛作戰，羅瑞卿直接向毛澤東、周恩來負責；中緬勘界警衛作戰、打擊台灣國民黨軍竄擾大陸和中央專委組織導彈核武器的研製，又受周恩來指導；取消軍銜，直接聽命於毛澤東；大比武的組織，又向賀龍報告，與葉劍英聯手……凡此種種，使林彪有“閑雲野鶴”、被“冷落”的感覺。

雖然林彪曾表示自己身體不好，不能過問軍委的事，讓一線的同誌放手工作，“日常工作要各總部擋，較大的事辦公會議討論，再大的事軍委常委討論，更大的事情直接報告主席、中央”，雖然毛澤東也曾多次告訴羅瑞卿，要多向賀龍請示工作，但羅瑞卿真如毛澤東、林彪所說許多事情“就近”請示了賀龍，或直接報告毛澤東、周恩來後，這種“疏遠”與“跨越”之舉，林彪絕對是耿耿於懷。“誰個如果真的這樣做了，或者雖然並沒有這樣做而被林彪懷疑這樣做了，誰個就要倒黴。後來賀龍、羅瑞卿等被整，無不與此有關。”不管林彪是否有病，在不在北京，在他看來都“要加強通氣”。

然而，耿直的羅瑞卿忠實遵行了毛澤東的囑咐，按照林彪的指示“放手工作”，盡量不打擾“病中”的林彪，卻被林彪認定“不緊跟”，視為“異類”，而決意要清除之。在軍委辦事組（辦公會議），林彪是決意要用“自己人”的（以後“四大金剛”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即如是）。林彪是不容許部屬大捧、大跟別人的，即便是“緊跟”毛澤東也不行。

林彪出事後，毛澤東發現林彪如此用人，批評這是“跟人不跟黨”。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說：林彪“要的是父親對他的絕對服從，而絕不能摻雜另外任何別的因素”。

1965年12月8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指使葉群等人對羅瑞卿突然發難，指責羅為“野心家”“陰謀家”，羅被定性為“篡軍反黨”，連“降職”的待遇都沒有，被“一擼到底”“淨身出戶”，打入十八層地獄。羅榮桓能逃過一劫，是當時林彪想整他的時機尚不成熟，且羅榮桓身體又不好，逝世亦早（1963年12月16日）。但在“文革”爆發後，林彪、葉群還是沒有放過羅榮桓的夫人林月琴，稱她組織了一個“寡婦集團”而將其軟禁，林月琴的弟弟亦被迫害致死。

“什麽林羅，林羅要分開，林羅從來不是一起的。”林彪這句話為其與羅榮桓多年的搭檔關係畫上了句號。

軍內的三個人，羅榮桓去世，譚、羅兩位大將在“文革”中慘遭批鬥。譚、羅二人被關押，一個八年，一個七年，身心受到極大摧殘。巧合的是，譚、羅都曾被關押在北京衛戍區教導隊什坊院，在院內與彭德懷、黃克誠二人“毗鄰”。

罷免楊成武

“二羅與譚楊”中的楊成武，在林彪整羅瑞卿之時，是極受林彪信任的，因此，楊也由第一副總參謀長取代羅而為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在紅軍時期是林彪手下紅四團的團政委（團長耿飆），抗戰時期是一一五師獨立團團長。激戰湘江、突破烏江、飛奪瀘定橋和平型關大戰，楊成武都是作為林彪手下一員驍將，率部征戰。1936年，楊成武出任師長，林彪專門與楊有過一次長談。隨後，楊把談話內容整理成《林彪軍團長教我怎樣當師長》一文，在軍內頗有影響。1952年楊成武由朝鮮戰場回國後，擔任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軍區司令員，還兼過防空軍司令員。1958年後任常務副總參謀長、第一副總參謀長，後又任軍委副秘書長兼軍委辦公廳主任，代總參謀長，一個時期內深受林彪信任，是林十分屬望的羅瑞卿的接班人。1965年林彪冷落羅瑞卿，對前去匯報的楊成武總是來者不拒，而往往以種種理由拒絕羅的造訪。

然而，林彪對楊成武的“熱度”僅僅維持了不過兩年，就徹底失望了。林彪是要在老部下中找一個“貼心的忠誠者”來為他在軍委“值班”。但他發現，楊成武不是，原因是楊也不與自己“過心”。

從幾件事的考察中，林彪確定楊成武不是“自己人”。原因至少有三：1967年武漢“七二○”事件後，毛澤東要楊單獨向周恩來一人轉告處理王力、關鋒意見，楊照辦，沒有先向林報告；林彪出麵要楊出具葉群曆史清白的證明，楊婉拒；“文革”開始後，楊陪同毛澤東視察外地，未將毛談話內容“如實匯報”。

楊成武說：林彪這個人疑心特別大，我跟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期間，他總懷疑毛澤東會說他一些什麽話（毛確實有含蓄批評林的言辭），又懷疑我在毛澤東麵前講了他什麽話。林彪“到處散布說：‘楊成武從上海回來以後驕傲了，目中無人了，看不起我了’”，“楊成武封鎖我，他跟主席視察大江南北三個月不向我匯報”。

1965年秋，林彪決意“拿掉”羅瑞卿時，也有如是說法：“1960年，羅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從1961年起，便開始疏遠我，封鎖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對我了。”

林彪罷免楊成武，與解決譚政、羅瑞卿頗有些相似：先將要“拿掉”的人及其“理由”報告毛澤東，在毛“兩者必擇其一”表態同意後，林立即行動，同時宣布“罪名”、解職查辦，被處理者根本沒有思想準備，連申辯的機會都沒有。譚政就在1960年9、10月間的軍委、總政會議上，被整得“神魂顛倒，蒙頭轉向”；羅瑞卿在上海，則是“背對背”，連“露臉”的機會都沒有，更別說申辯；楊成武在家中睡覺，半夜就被突然而至的全副武裝軍人押走，在林彪宣讀中央決定後，根本不容楊要“說幾句”，即把他押上飛機，趕出北京。

對於譚政、羅瑞卿、楊成武來說，如果說有相似的，那就是毛澤東總是在“兩者必擇其一”時，站到了林彪一邊。“林彪在毛澤東麵前已表明了同楊成武勢不兩立、不能共存的態度。”楊成武1974年被釋放後，周恩來曾告訴他：“林彪在毛主席麵前一再揭發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應。”至於林彪死後，毛澤東談到這些事例（包括當年批“二月逆流”）時，說：“我是聽了林彪一麵之詞……有幾次聽一麵之詞，就是不好呢，向同誌們作點自我批評呢”，“所謂的‘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事件’是林彪搞的，我聽了一麵之詞，所以犯了錯誤”。

據楊成武回憶，自己平反後回到北京，毛澤東握著兩個拳頭擺來擺去對他講：“一邊是副統帥，一邊是代總長，兩者必擇其一，讓我怎麽辦呢？當時我還沒有充分的理由不要這個副統帥，無法向全國人民交代呀！”

楊成武曾說，林彪“是極聰明的”，他“可以算作是一位‘常勝將軍’。在戰場上，搞‘突然襲擊’是他慣用的戰術；在政治鬥爭中，在權勢爭奪中，也是他慣用的伎倆”。“他不僅是一位‘常勝將軍’，還是一位‘常勝政客’”，“他的每次‘逼宮’，選擇的時機都恰到好處，使用的力度也恰到好處，所以他取勝了”。

林彪一連串的“組合拳”讓人感到驚異與驚悚

應該說，在“文革”發動前後的幾年間，在黨內高層領導人中，林彪是比較準確地摸準毛澤東脈搏的一個。毛澤東注重政治、階級、精神層麵，林彪就圍繞這些大做文章，提出“政治掛帥”“政治可以衝擊一切”；毛澤東強調鬥爭，林彪就狠批彭德懷，別人還在“隔靴搔癢”，林彪就把“野心家”“陰謀家”的帽子扣到了彭德懷頭上；別人還在算“七三開”與“三七開”、“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賬時，林彪的“學費說”“八九不離十說”……隱然突出了“聖者無責、常人有錯”，毛澤東超然世外的形象。

也是在“突出政治”、階級鬥爭、個人崇拜的幌子下，當上國防部長前，林彪借力發力，以“反教條主義”為名，將蕭克、劉伯承、粟裕等批了一通，廬山會議上又將彭德懷痛斥一番；當上國防部長後，哪個在軍委、各總部主持工作的人敢不聽他的話，不跟他的調，哪個就被以種種罪名遭受打擊，撤職查辦，譚政、羅瑞卿、楊成武、賀龍莫不如此。

林批彭，而自己“就位”掌軍；批譚、羅，而將分掌總參、總政的兩位大將掃地出門。於是，林在軍內一馬平川，再也無人敢“造次”了，“四大金剛”成了林彪的“辦事員”。“文革”中，解放軍由林彪“直接指揮”的提法，也就“自然”產生了（這種“冒犯”引起毛澤東的不安與不快，埋下了林彪自取滅亡的伏筆）。

不管怎麽說，從1958年到1968年的十年間，林彪在軍內推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清除異己行為，使一大批重要崗位上的軍隊領導人被撤職、降職，被趕出軍隊，被批鬥關押。林彪連續的幾次大動作，對軍委、各總部身居要職的領導人，或“旁敲側擊”（1958年對蕭克、李達等），或直接猛轟（1959年對彭德懷），或親自主持批鬥（對譚政、羅瑞卿、楊成武、賀龍等）。

“反教條主義”中的劉伯承、葉劍英、粟裕、蕭克、李達、郭天民、陳伯鈞、宋時輪等，“軍事俱樂部”中彭德懷、黃克誠、鄧華、萬毅、洪學智、鍾偉等，“反黨宗派集團”中的譚政、劉其人、薑思毅、白文華、歐陽文（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鍾、甘泗淇也被“捎帶”批判），還有“孤軍奮戰”的“大軍閥”羅瑞卿，搞“山頭、宗派主義”的“楊、餘、傅”，被誣“蓄謀‘二月兵變’”的賀龍等等，他們中的許多人被批評，被批判，被趕出了軍隊，不少人還慘遭迫害，身陷囹圄。

在這一連串“組合拳”中，“雷厲風行”的林彪所展現的政治頭腦、政治眼光、政治嗅覺、政治手腕，讓人驚異與驚悚，真如另一麵孔的林彪，完全不是戰爭年代那個盯著地圖、一心專注於作戰、隻會打仗的“林總”了。林彪的這幾次高調亮相，確實非同小可。他的政治仗，打得同樣另類。

林彪手持“突出政治”和個人崇拜兩杆大旗，著實在軍內刮起了一股“林旋風”，並席卷全國。這一過程，是曆史的教訓，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