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與陝北肅反 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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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理治與陝北肅反

朱理治與陝北肅反

——讀《朱理治傳》劄記

? 李良明

    1965年9月，我開始係統學習中國共產黨曆史，便記住了朱理治的名字。不過，當時他是作為“反麵教員”的形象留在我記憶中的。我那時接受的相關知識，是從《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得到的。“決議”指出：“1935年秋，犯‘左’傾錯誤的朱理治同誌以中央代表名義到達陝北革命根據地（包括陝甘邊和陝北），同原在那裏的犯‘左’傾錯誤的郭洪濤同誌結合，將‘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貫徹到政治、軍事、組織各方麵工作中去，並排斥執行正確路線的、創造了陝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劉誌丹等同誌。接著又在肅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極端錯誤地逮捕了一大批執行正確路線的幹部，造成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嚴重危機。十一月，黨中央經過長征到達陝北，糾正了‘左’傾錯誤，將劉誌丹等同誌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因而挽救了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危險局麵。”〔1〕（《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對這段話作了修訂，刪掉了朱理治、郭洪濤的名字。）                                                                                                                                                                                                                                                                                                                                                                                                                                                                                                                                                                                                        

    1989年，朱理治的名字再次進入我的視野。當年2月下旬，新四軍五師老戰士朱虹捧著安娥（田漢同誌夫人）遺著《五月榴花照眼明》找到我，請我審讀，並要求我幫助出版。這部著作是安娥於1940年初陪同史沫特萊克服重重困難，衝破層層阻力，分別以中國《廣西日報》記者和英國《曼徹斯特報》記者身份，訪問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和根據地人民群眾的真實記錄。這部湮沒了近半個世紀的著作，寫於1940年夏秋之交的“霧重慶”，作者為瞞過國民黨圖書審查官的眼睛，能夠在“大後方”出版，雖然將文中的部隊番號、稱謂、機構名稱、行軍路線、人名、地名等，都改換了相應的假番號、假人名、假地名及國民黨統治區的一般稱謂，但仍然遭到了國民黨文化專製主義的壓製，未能和讀者見麵。這是安娥解放前惟一一本沒有公開出版的著作，一直珍藏在自己的身邊。“史無前例”的十年動亂，這部書稿連同它的作者，都遭到空前的劫難。在極“左”路線迫害下，安娥於1976年含冤去世，書稿也弄得殘缺不全，兩百多頁的原稿隻幸存一百七十三頁。

    我懷著激動的心情一口氣讀完這部書稿，被安娥筆下的李先念、陳少敏、朱理治、陶鑄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形象深深感動，並經過努力，終於促成該書於當年五月由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次，朱理治留給我的印象，則完全是正麵的。

    盡管如此，我對朱理治畢竟知之甚少，了解甚淺。直到2010年春節，讀了吳殿堯、宋霖合著的《朱理治傳》後，才對朱理治有了一個比較全麵的了解。

    打開《朱理治傳》，我首先看的就是有關陝北肅反的相關章節。因為這是中共黨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是我一直比較關注而又很想弄清楚的一個問題。如前所述，因為《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此已有“論定”，所以長期以來，學者們不敢涉入其間，致使陝北肅反問題成了研究禁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黨史學界開始關注到這個問題。為協助李維漢同誌整理回憶錄，1981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王淇教授等專家進行過深入調查，寫了《關於陝北錯誤肅反的情況說明》，但未能公開發表。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對這個問題也進行了有益的研究，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中國共產黨陝西曆史大事記》、《中國共產黨在陝西》等著作中，雖都涉及這個問題，但比較簡略。

    那麽，《朱理治傳》能否在這個問題上有所突破、有所超越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作者本著“發現未知、檢驗已知，複原全相，揭示本質，闡發規律，資政育人”〔２〕，但使筆下留信史的精神，盡可能地深入發掘了前人沒有掌握的朱理治的相關曆史資料，從而基本上厘清了朱理治與陝北肅反的諸多懸疑，並對已有相關科研成果的不實表述，一一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評說，從而滿足了我的求知渴求，使我受益匪淺。我認為，陝北肅反問題，是閱讀該書最值得關注的問題。

    首先，作者以廣闊的研究視野，從宏觀上比較深入地研究了陝北肅反的國際、國內曆史背景，明確指出造成陝北肅反等一係列冤案的國際背景，“是斯大林領導聯共（布）從1929年開始在黨內開展了大反布哈林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並在黨內大搞‘清黨’和肅反運動。共產國際執委會發出指示，要求中國共產黨要堅決反對‘改組派’，並在黨內開展‘肅反鬥爭’”。國內背景則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領導者，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為主要手段，開展黨內鬥爭”。於是，從1930年5月開始，至1935年10月陝北肅反前，先後在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開展了肅反運動。陝北肅反正是在以上背景之下發生的。這種分析十分必要，它深刻地揭示了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從總的情況看，共產國際、聯共（布）指導中國革命是“兩頭好，中間差”，其中期的缺點和錯誤，“概括地說是：一般號召不與各國實踐相結合，具體布置代替了原則的指導，變成了幹涉各國黨的內部事務，使各國黨不能獨立自主，發揮自己的積極性、創造性”〔３〕。中國各革命根據地的肅反，正是發生在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中期階段。這就是說，共產國際、聯共（布）對中國各革命根據地的肅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中國共產黨嚴於律己，過去隻追究自己的責任，不算別人的賬。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一些重大的曆史問題很難說得清楚。隻有將共產國際、聯共（布）的錯誤指導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才能道明事實原委，厘清事實真相，不致單純墮入僅限於追究個人責任的迷霧，更好地科學總結曆史經驗。

    其次，作者又從微觀上具體而微地考察了陝北肅反醞釀、決定、開始、經過、停止的過程，著重考察了朱理治主持的陝北後方八天肅反情況，用排列法逐日詳考，具有比較強的說服力。

    1935年10月1日，陝北肅反開始，是日逮捕了陝甘邊特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蔡子偉等五人，由保衛局負責人進行審訊。２日，保衛局負責人隱瞞刑訊逼供真相，向朱理治謊報“未經用刑”，有人供出劉誌丹、高崗、張秀山等十三人為“右派反革命”。朱理治信疑參半。３日，朱理治和程子華旁觀了保衛局負責人審訊實況，當被審訊者吊起來打時供認劉誌丹、高崗是“右派反革命”，放下來後又否認。保衛局負責人主張立即逮捕劉誌丹、高崗。朱理治不同意，認為“材料尚不充實，須再收集以慎重處理，決定等劉、高回來再說”。保衛局負責人提出：“反革命氣焰高漲，要殺幾個人來鎮壓一下。”朱理治不同意，嚴令：“一個不準殺。從前方押回來的人一個也不準審。”４日，朱理治要保衛局負責人寫信給前方，要求把高崗調回後方來，並要求前方高度重視部隊穩定，“防止發生突然事變”。保衛局負責人以朱理治名義寫信，又未給朱理治看。信中說，“已確定劉為反動無疑，速調劉、高回來”。信中還憑逼供所得材料開列了逮捕原陝甘邊和紅二十六軍領導幹部的一批名單。５日，劉誌丹受命在回瓦窯堡的途中不意與奉保衛局負責人之命送信到前方的通信兵相遇。出於對劉誌丹的尊重與同情，通信兵不顧規定，將信給劉誌丹看了。劉誌丹心胸坦蕩，表現了極強的無產階級黨性，麵對誣陷，寧可犧牲自己，也不願意看到黨的分裂和紅軍的自相殘殺，連夜策馬飛奔，趕往瓦窯堡，請黨組織審查自己。６日淩晨，劉誌丹抵達瓦窯堡，對保衛局的負責人說，“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來”。保衛局負責人關押了劉誌丹後，向朱理治報告了劉誌丹在半路上看到了信的事。朱理治大覺驚詫：“反革命還會自己回來？”他更加感到事情不對頭了。在前方，高崗、楊森、習仲勳、劉景範等人被拘捕。７日，朱理治帶郭洪濤同審張秀山，用了刑。張秀山寧死不招供，並慷慨地說：“我死沒問題！二十六軍創造不易，它是許多同誌用頭顱換來的呀！”他還放聲痛哭並厲聲呼喊：“你們可憐可憐二十六軍罷！你們可憐可憐二十六軍罷！這裏邊的幹部，全都是好的呀！”朱理治受到極大的震撼，對郭洪濤說：“肯定是弄錯了！”他這時已不相信保衛局負責人了，並以省委名義寫了一份《自首條例》，發給被捕者，要求他們說老實話，結果全部翻供。當晚，朱理治準備將保衛局負責人調離。８日，朱理治要求前方停止捕人，並決定：“第一，後方不再捕人；第二，後方不再審訊被捕同誌。”還對程子華說：“後方沒有劉、高、張的反革命證據，如果前方也無證據，後方準備釋放他們。”朱理治趕到保衛局去會見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勳，對習說：“現在有六七個右派供出了劉、高和你們，我們一時搞不清楚，隻好暫時委屈你們一下，但是我保證黨一定會實事求是，不會冤枉好人的。”並送了棉被給他們，命令即將調離的保衛局負責人：“從前方押回來的人，一概不許審。”以上說明，在陝北肅反中，朱理治還是保持了務實、審慎、理性和冷靜的態度，這在當時“左”傾路線盛行的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

    以上就是陝北八天肅反的基本概況。通過這樣具體的考查研究，作者明確說：“進行了八天的陝北肅反，由於發動者自己發現錯誤而下令停止了。停止的標誌是：前後方皆停止捕人、停止審訊、停止殺人；後方始終沒殺過一個人，而且準備放人。肅反停止了，但是還未被糾正。”作者又將陝北肅反與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等地的肅反進行了比較，得出了陝北肅反的五個特點：“第一，持續時間最短；第二，損失最小；第三，由領導者自己發現錯誤並自行停止；第四，領導者從來不文過飾非；第五，整個肅反後方沒殺一個人，實為蘇區肅反史上絕無僅有的一例。”我認為，這樣的結論是比較實事求是，令人信服的。

    由於保衛局負責人反對停止肅反，他堅持認定劉誌丹、高崗等人是反革命，不肯放人。直到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機關抵達瓦窯堡後，由中央黨務委員會釋放了劉誌丹和高崗等人。

    再其次，作者對陝北肅反的糾正和處理，也做了詳盡的論述，並澄清了相關不實史料。

    10月19日，中央紅軍進抵陝西省保安縣吳起鎮（今吳旗縣城），在這裏停留了十一天。在這期間，毛澤東聽取了陝甘邊區遊擊隊第二路政委龔逢春關於西北紅軍和蘇區的情況匯報，同時龔還反映了陝北肅反問題，並認定劉誌丹等人不是反革命，不應該逮捕他們。22日，中央派賈拓夫攜帶無線電台，率一支紅軍先遣隊去尋找陝北紅軍，李維漢隨行。31日，在前方得知中央紅軍已到吳起鎮的程子華和郭洪濤，在趕去迎接的途中，在陝北甘泉縣下寺灣遇見賈拓夫和李維漢。程子華、郭洪濤向賈拓夫、李維漢匯報了陝北肅反情況。賈拓夫、李維漢當即電告中央，中央接電後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來解決！”11月2日，中共中央抵達下寺灣。張聞天、博古、毛澤東、周恩來會見程子華、聶洪鈞、郭洪濤。在聽了程子華、郭洪濤關於陝北肅反問題的匯報後，張聞天和毛澤東表示：陝北肅反搞錯了，要糾正，要立即釋放劉誌丹。並決定派王首道、賈拓夫等帶無線電台先去瓦窯堡，製止錯誤肅反，調查情況，等候中央處理。11月3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央常委會議。郭洪濤再次匯報陝北錯誤肅反情況。張聞天聽完匯報後說：“一般看來，在中央代表團方麵，黨的領導是正確的，現在問題是怎樣去徹底粉碎敵人三次‘圍剿’。”基本肯定了朱理治為首的中央代表團的工作。周恩來說：“肅反有問題，需要調查解決。”11月4日，朱理治趕到下寺灣。他向張聞天、博古、周恩來、李維漢匯報工作，坦言“這次肅反有錯誤。劉誌丹和高崗不是反革命”，並提出保衛局負責人肅反盲目，作風蠻橫，不宜做保衛工作，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見。11月5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央常委會議。朱理治列席了會議。會議決定將陝甘特委改為陝甘省委，朱理治任書記。會後，朱理治留在下寺灣，籌組陝甘省委，配合反“圍剿”戰爭。“他發現了陝北肅反的錯誤，並且下令停止了肅反，卻沒能參與糾正肅反錯誤和處理肅反的善後工作”。11月7日，中共中央機關到達瓦窯堡。在博古的領導下，中央黨務委員會於當日下午首批釋放了劉誌丹、高崗、張秀山等十八人。11月30日，張聞天在瓦窯堡主持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宣布為劉誌丹、高崗等人平反。中央黨務委員會保衛局長宣讀了《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決定”指出：“當時在地方黨內及紅色部隊中進行嚴厲的肅反工作是必要的，但有些領導肅反工作的同誌過分誇大了反革命的力量，而對革命力量估計不足，在反革命麵前表示恐慌，輕信犯人口供，把許多犯錯誤而沒犯罪實據的同誌逮捕起來，造成地方黨和部隊內的恐怖現象。”“決定”還指出，這種錯誤的主要責任，應由當時主持全部工作的前保衛局負責人及在前方主持肅反工作的負責人負責，並對他倆給予了紀律處分。

    這樣，陝北肅反的全過程就基本上一目了然了。

    作者本著求真務實的精神，還以極大的理論勇氣對影響深廣的“刀下留人，停止捕人”說進行了考證和比較研究，得出了如下結論：“第一，說毛澤東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即派王首道等到瓦窯堡釋放劉誌丹等一百餘名幹部”是不真實的；派王首道等人去瓦窯堡不是在吳起鎮，而是在十幾天之後在甘泉縣下寺灣。第二，作出此重要派遣的是張聞天、博古、毛澤東、周恩來中央常委領導集體。第三，說廣大幹部群眾“希望毛主席、黨中央公道處理”也是不真實的。當時在全黨負總責的是張聞天（洛甫），中央常委依次是“洛、博、毛、周”或“洛、博、周、毛”。第四，毛澤東在吳起鎮沒有說過“刀下留人”，到下寺灣後就更不可能說了。因為他在下寺灣聽取了詳細匯報，知道了在二十幾天之前就“停止了捕人、停止了審訊、在後方瓦窯堡從未殺人，並且準備放人了”。我認為，這樣的結論意義重大，對遏製以訛傳訛必將發揮深遠影響。

    最後，作者還如實敘述了傳主在被清算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忠誠正直、表裏如一的高尚政治品德和在受到不公正對待後，仍一如既往，忠於黨，忠於共產主義的高尚情操。

    陝北肅反，嚴重地影響了朱理治的一生。按理說，如前所述，1935年11月30日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宣讀的《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已對陝北肅反做出了比較實事求是的結論。但是，在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上，朱理治因七年前陝北肅反的錯誤而被重新審查，這次會議是延安整風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陝北肅反的延續。對這曆時八十八天的會議，作者運用大量翔實的原始記錄資料，向讀者再現了當時會議的場景，使讀者如身臨其境，既看到了朱理治誠懇承認，深刻檢討自己錯誤的情形，又看到了他堅決否認不實指控（如逮捕劉誌丹、高崗是朱理治陰謀陷害，朱理治反對迎接中央紅軍等），並且當場說明，甚至高聲抗辯，予以澄清，毫不含糊的風骨，充分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光明磊落的無產階級胸懷。他這種堅持實事求是和真誠坦蕩的情懷，“從1942年西北高幹會到他生命終了，都是一貫的，從來不因時勢的改變而改變”，使得許多曾在陝北肅反中受到委屈的同誌最終原諒了他，並為日後中央徹底查清陝北肅反中的問題省去了許多麻煩。

    朱理治在這次會上受到了嚴厲批評和處分。1942年12月12日，中央頒布《關於一九三五年陝北（包括陝甘邊及陝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決定”指出：“以朱理治、郭洪濤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這也是遵義會議前一個時期內在黨內曾占統治地位的路線——這種路線幾乎使陝北的蘇區和紅軍全部塌台。”朱理治、郭洪濤在陝北所執行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正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陝北的具體化，其所造成的錯誤肅反，則是這一路線的登峰造極的結果”。這個“決定”共四條，第一條寫道：“朱理治、郭洪濤兩同誌本應開除黨籍，考慮他們曾為黨作過一些工作，本著中央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各予以最後嚴重警告之處分”，並宣布撤銷他倆現任職務，“三年內不能擔負重要的黨的工作”。隨後，朱理治進中央黨校學習。從此，他的人生一度陷入低穀，並長期受到不公正對待。然而，這位二十歲（1927年3月）便在清華大學入黨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表現了對黨的無限忠誠和對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堅定信念，一直默默地在黨分配的工作崗位上競競業業地工作著。

    1958年8月19日，朱理治在承認陝北肅反中自己有錯誤的前提下，就逮捕劉誌丹、高崗等人是否有意陷害和“拒絕迎接中央和中央紅軍”這兩個問題，向中央提出了申訴。中央監委經過認真的複查，於1959年11月23日發出《中央監委關於朱理治同誌幾個曆史問題的審查意見》，明確指出：“朱理治同誌於1958年8月向中央提出的申訴，說他在1935年陝北肅反事件中，逮捕劉誌丹、高崗並非出於有意陷害，是符合事實的，朱理治同誌的這一申訴是對的。”“1942年《中央關於一九三五年陝北肅反重新審查的決定》中說朱理治等同誌拒絕前方同誌迎接中央和中央紅軍的提議的結論，與事實是不符合的，應該修改。”198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關於朱理治同誌幾個曆史問題的審查情況》的通報，再次重申了朱理治在陝北肅反的錯誤，“主要在於積極執行了王明的‘左’傾路線和上級對肅反的錯誤指示……不是出於個人對劉誌丹等同誌的陰謀陷害”。“朱理治同誌不存在拒絕迎接中央和中央紅軍的問題”。這就徹底推翻了長期以來強加上朱理治頭上的兩頂帽子，還了他曆史的清白。

    我也必須指出，在陝北肅反問題研究中，本書還是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第一，作者雖然從宏觀上對陝北肅反的國際國內背景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但征引曆史文獻不夠充分。我認為，研究陝北肅反，先從“富田事變”講起，這是正確的。“富田事變”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將富田事變的所謂經驗推廣到全國各地蘇區。先是在鄂、豫、皖蘇區，張國燾便是以《中央政治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和《中共中央關於同蘇區的反革命團體作鬥爭的決議》為依據，從1931年6月至1932年7月大搞“肅反”，無辜大肆屠殺紅四軍廣大指戰員和地方廣大黨員幹部的。張國燾又將他在鄂、豫、皖蘇區肅反“經驗”報告中共中央，鼓吹鄂、豫、皖的肅反“經驗”比反“富田事變”所得的經驗還大，“可以為全黨的教訓”，特別是各個“蘇區可以用鄂豫皖根據地的肅反經驗”〔4〕。張國燾的肅反“經驗”又被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推廣，從此以後，才給後來的湘鄂西蘇區、贛東北蘇區和陝北蘇區造成嚴重危害的。所以，研究陝北肅反問題中共中央的上述相關曆史文獻必須征引。用這些曆史文獻做證據，更能反映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

    第二，陝北肅反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加上本書篇幅所限，還是留下了些許不足。例如讀者普遍關注的陝北肅反究竟逮捕了多少人？錯殺了多少人？對這樣重大的問題書中還是沒有一個明確的交代。在講到逮捕人數時，作者取《子長縣誌》說，即“約六十餘人”。這條注釋共列了五種說法。為什麽取《子長縣誌》說，應該講明理由。至於錯殺情況，作者明確指出：“已有定論的是：陝北肅反全過程中，後方（包括永平和瓦窯堡）沒有殺過一個人，錯殺發生在前方。”而前方錯殺的情況，書中又沒有介紹。

    我希望，作者繼續將陝北肅反這個課題研究下去，並期盼在不久的將來，讀到新的陝北肅反專史。

    以上所言，乃個人讀書感想，也算一家之言吧，僅供《朱理治傳》作者與關心陝北肅反問題研究的同仁參考。

    （吳殿堯、宋霖：《朱理治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

注釋：
    〔1〕《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00頁。
    〔2〕宋霖：《李大釗家族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頁。
    〔3〕周恩來：《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周恩來選集》下卷，1984年版，第301頁。
    〔4〕張國燾：《給中央政治局的報告》，1931年11月15日，原件存湖北省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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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t.com.cn/news2007/News/jiangshan/2008/811/2HAJ_2.html

紀念朱理治同誌誕辰百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中紅網攝）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等領導和各界人士百餘人參加了今天的座談會（中紅網攝）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朱理治同誌家屬代表朱佳木在座談會上（中紅網攝）

陳列在座談會場上的朱理治生平事跡展板（中紅網攝） 

　　中紅網北京2007年7月21日電（江山）

今年7月25日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中國人民的忠誠戰士朱理治誕辰一百周年。為了紀念這位大革命時期入黨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和北京新四軍研究會五師分會今天在京聯合舉辦了紀念朱理治同誌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中共河南省委原書記陳奎元出席了座談會。

朱理治1907年生於江蘇省通州市， 1927年3月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曆任中共清華大學支部書記、北京西郊區委書記、北京市委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1928年在家鄉從事革命活動時被捕。在獄中組織中共臨時支部，任書記和同難會會長。

1930年出獄後，曆任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及該會中共黨團書記，共青團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省委書記，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部長、代理省委書記、省委副書記，北方局派駐陝北代表。

紅25軍長征到達後，任中央上海局和北方局駐西北代表團書記、陝甘晉省委書記。中央紅軍長征到達後，曆任陝甘省委書記及紅29軍政委、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西安事變前夕，任中央駐東北軍特派員。“七七事變”前夕，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

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員兼組織部長、豫南省委書記。

1939年3月代理中原局書記。同年10月任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政治委員、豫鄂邊區軍政委員會書記。

1941年3月任陝甘寧邊區銀行行長、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計劃委員會主任。抗日戰爭勝利後曆任中共洮南地委書記，北滿分局秘書長，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駐北朝鮮全權代表，東北軍區後勤部副部長兼秘書長，東北銀行總經理，東北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主任。

1951年調中央工作，曆任中財委計劃局副局長、物資分配局局長，國務院交通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中央財經小組成員和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兼計劃委員會主任等職。“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1975年初被安排到河北省工作，“四人幫”粉碎後任省革委會副主任。1978年4月9日於北京病逝。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政協第五屆常務委員會委員。


座談會由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安樹彥主持。朱理治家鄉及生前戰鬥、工作過的地方和部門的代表，朱理治的戰友及戰友的親屬，朱理治生平研究的學者，朱理治家屬的代表共12位同誌發了言。最後，北京新四軍研究會五師分會會長漆林講了話。

他們從不同角度回顧了朱理治的光輝一生，讚頌了他的豐功偉績和高風亮節。大家表示，在朱理治逝世後的近30年裏，我們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前正處在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紀念朱理治百年誕辰，緬懷他光輝戰鬥的一生，就要學習他對真理的執著追求，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堅定信念，對黨的無限忠誠，對工作的高度負責，對事業的勇於開拓，對同誌的真誠友善，對學習的勤奮刻苦，對自己和子女的嚴格要求等寶貴精神、優良作風和高尚品質，以他和其他老．．一代革命家為榜樣，在新的曆史起點上，繼續艱苦奮鬥，不斷學習，埋頭苦幹，開拓進取，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緊定不移地執行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努力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不斷促進社會和諧，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麵而奮鬥。

出席座談會的領導同誌還有：軍事科學院政委劉源，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陳昊蘇，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李捷，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張啟華等；老同誌及老同誌的夫人：原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袁寶華，原輕工業部部長楊波，原輕工業部副部長餘建亭，國家人事部原副部長焦善民，原商業部副部長高修，空軍原副司令王定烈，李先念同誌的夫人林佳楣等；已故黨和國家領導人及老一代革命家的子女：周恩來的侄女、全國政協委員周秉德，朱德的孫子、空軍指揮學院副院長朱和平，任弼時的女兒、全國政協委員任遠征，陳雲的女兒、北京市政協委員陳偉華，賀龍的女兒、全國政協委員賀捷生等共約一百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