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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私生活有多腐敗？道德敗壞已達極點 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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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私生活有多腐敗？"道德敗壞已達極點"
星島環球網 www.stnn.cc 2010-12-27
核心提示：除周恩來以外，還有好幾位領導同誌的報告和講話中，都講到高崗私生活的腐化。如：高崗的私生活腐爛透頂。高崗極端腐化的生活和無法無天的流氓惡霸行為，長期無人揭發。
很長時期以來，高崗的私生活是腐化的，進入城市以後，更采用各種卑鄙手段汙辱婦女，並且同不少政治麵目不清的婦女發生關係。在道德上極端墮落。
高崗誘奸、強奸婦女，揮霍無度、荒淫無恥、腐化透頂的私生活，簡直和軍閥官僚淫亂的生活同樣，道德敗壞已達極點。
本文摘自《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 作者：馬畏安（作者係湖北浠水人。中共黨員。1956年畢業於東北人民大學中文係。曆任中國人民大學語文係講師，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局副局級調研員，中國文化報社社長、總編輯、總支部書記，高級編輯。1956年開始發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
1971年夏天，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時說：
我們這個黨已經有50年的曆史了，大的路線鬥爭有10次。開頭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接著是瞿秋白犯路線錯誤……1928年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後，李立三神氣起來了。從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三個多月的立三路線。1930年到1931年，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沒有成功……
據說，羅章龍對毛澤東這些話，作過別出心裁的“注釋”：
陳獨秀有個“獨”字，成了第一個機會主義頭子；瞿秋白的“瞿”字上麵是兩個“目”字，也就成了第二個機會主義頭子；李立三有個“三”字，就是第三個機會主義頭子；我羅章龍的“羅”字，頭上頂著個“四”字，就成了第四個機會主義頭子。
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同中央負責同誌談話，講到所謂10次路線鬥爭。他說：
“過去常說10次路線鬥爭，現在應該怎麽看？
“彭德懷同誌那一次不能算了。劉少奇同誌這一次也不能算了。這就減去了兩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團。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誌、李立三同誌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的。羅章龍另立中央，分裂黨。張國燾是搞陰謀詭計的。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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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深圳新聞網 編輯：王誌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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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這些“路線鬥爭”，有些是完全搞錯了，不能算了；有的談不上有什麽“路線”，就是說，是一次“鬥爭”，進行這個鬥爭是正確的，但犯錯誤的人並沒有提出什麽路線。人們也都知道，在這些鬥爭中，對於那些代表人物的揭露和批判，都沒有涉及私生活問題。這似乎是中國黨內鬥爭的一個特點。
然而，唯獨對高崗是例外。
1954年2月，周恩來主持召開高崗問題座談會。周恩來於2月25日在座談會上作了總結發言。這個總結發言的提綱，後來送毛澤東審閱過。這個發言提綱中，就一再講到高崗私生活的腐化。
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高崗有其正確的有功於革命的一麵，因而博得了黨的信任，但他的個人主義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長期沒有得到糾正和製止，並且在全國勝利後更大的發展了，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麵。
高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違背共產主義者的道德標準。
除周恩來以外，還有好幾位領導同誌的報告和講話中，都講到高崗私生活的腐化。如：
高崗的私生活腐爛透頂。高崗極端腐化的生活和無法無天的流氓惡霸行為，長期無人揭發。
很長時期以來，高崗的私生活是腐化的，進入城市以後，更采用各種卑鄙手段汙辱婦女，並且同不少政治麵目不清的婦女發生關係。在道德上極端墮落。
高崗誘奸、強奸婦女，揮霍無度、荒淫無恥、腐化透頂的私生活，簡直和軍閥官僚淫亂的生活同樣，道德敗壞已達極點。
黨的領導人，在正式會議上，用這樣的語言，講到一位曾經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的私生活，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這是“獨一份兒”的。
其實，50年代初期的東北，在一般幹部和群眾中，對於高崗私生活的腐化墮落，如果不是盡人皆知，也是流傳極廣的。高崗喜歡跳舞，喜歡在女人中間混。高崗善於也敢於向女人調情。高崗對女人有一種特殊的敏感，他的桃色新聞很多。一見了女人，尤其是有幾分姿色的女人，高崗的眼睛就放射出淫邪的光芒，在她們身上的女性特殊部位掃來掃去。
俄國十月革命後，有不少地主資本家和沒落貴族，也就是所謂“白俄”，逃到我國東北。“白俄”中的一些年輕女性，實際上過著賣笑生涯。有一次，高崗在一個“白俄”女人那裏睡了一夜，沒有付錢。第二天，那女人打電話給高崗，向他討債。高崗放下電話，一個電話打到東北交際處，命令他們向這個“白俄”女人送去一筆不小的“交際費”。
還有一個名叫珍妮的外國女人，經常在公開場合活動。此人愛好男裝打扮，身穿皮夾克，頭戴禮帽，身材窈窕，風姿綽約。這個女人，是公安局掌握和注意的重點人物。
一個星期六的傍晚，她突然在舞廳門口出現了。便衣保衛人員立刻警覺起來，走上前去。正想對她進行盤問，發現她向舞廳門裏麵打招呼，便衣人員回頭一看，舞廳裏的那人正是高崗。
珍妮被高崗請進舞廳。頃刻之間，便摟著她纖細的腰身，翩翩起舞了。
保衛人員又緊張，又為難。這可怎麽辦？據內部掌握的情況，這個女人有一枚特殊的戒指，隻要這戒指在你身上劃上一道，見點血，你就甭想活命了。可是高崗居然把她請進舞廳，還同她跳舞！出了事可怎麽辦？他又不能直接去找高崗，更不能向高崗陳述這一切。
保衛人員隻好跑回公安局，找局領導反映。
幾位局領導經過研究，覺得事關重大，決定由主要領導人親自出麵，找到高崗，總算把這個女人打發走了。
高崗身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又是東北地區黨政軍第一把手，有權有勢，“炙手可熱”。想玩哪個女人，就把她調來；玩膩了，或者不順心了，就調走，都是易如反掌的事。這類事，不僅限於東北地區，到了外地，也一樣。有一次，高崗在南方一個大城市視察，看見一位漂亮的服務員，高崗越看越心動，就對一位負責人說：
“這姑娘很不錯嘛，調到我們東北局去吧！”
說辦就辦。第二天，高崗就又多了一個漂亮而年輕的情婦。
高崗在他的住地，經常舉辦家庭宴會和舞會。他的宴會，帶政治性的居多，而舞會，則完全是尋歡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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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深圳新聞網 編輯：王誌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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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
高崗在財經會議上暗中反對劉少奇的活動，毛澤東已有所覺察，他曾明確說過，少奇同誌是大公無私的，是正派的，他決不是那種搞宗派的人。周恩來在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上曾正式傳達毛澤東的話說:“不能把華北幾個同誌(按指薄一波等)說成宗派。”財經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在同參加會議的一些幹部談話時，又強調了黨內團結的重要;針對高、饒散布的所謂“圈圈”、“宗派”問題，他在向各大區負責同誌的講話中，回顧了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時期黨和軍隊幹部成長的情況，指出:中級幹部北方人多，高級幹部南方人多，是曆史形成的。這是因為，在早期南方革命運動發展較為普遍，後來革命運動轉到北方來了。現在，不管南方幹部、北方幹部，中級幹部、高級幹部，都不要“圈圈”，要消滅“圈圈”。大家都要重視黨的團結，消除山頭。
陳雲7月下旬由北戴河回到北京，看到高崗在會裏會外違反組織原則的言論和行動，顯然是針對劉少奇的。他決定把自己聽到的情況告訴劉少奇。9月初，劉少奇約陳雲談話，陳雲把聽到的對他的意見全部告訴了他。劉少奇出於善意，於11月約陳雲一起與高崗談話，並對自己作了嚴格的自我批評，也對某些問題作了充分的解釋。陳雲當即表示:同意劉少奇同誌所談的意見。並說:少奇同誌在黨內曆來是正確的，現在所談的缺點、錯誤屬個別性質;自己也有過很多錯誤。但高崗卻傲慢地一聲不吭，表明他的本意並不在這些問題，而是另有圖謀。
後來，有的同誌向陳雲反映說，高崗反對劉少奇的這些作法很危險，建議陳雲批評高崗，以製止他的錯誤。陳雲認為，高崗現已衝昏頭腦，這樣的話是聽不進去的。這次財經會議鬥了薄一波，下次就要輪到高崗自己了。
高饒“天機”泄露
高崗以為劉少奇找他談話並向他作自我批評，是他的一個“勝利”。在南下活動回到北京後，他以為推倒劉少奇更有把握了。因此，又利用彭德懷與他聯係工作之機，妄圖拉彭反劉。彭德懷後來揭發說，中央準備在1953年12月裏召開一次軍隊係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在一次中央討論為會議準備的報告草稿時，高崗說這個報告草稿沒有思想性。毛澤東當即指示:“以彭為主，請高加以修改。”隨後，彭為修改報告草稿去找高崗，高卻指著桌子上擺的劉少奇在天津的講話、華北土改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和在延安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的講話等記錄稿，問彭看過這些文件沒有。彭說，沒有看過，現在的文件實在太多了。高一再要彭看看這些文件。第二天，高到彭的住處，又向彭提起劉少奇。高說:“劉少奇這個攤攤在七大時就安排好了”，“說什麽劉為白區的領袖，這就是說毛主席隻是蘇區和紅軍的領袖，你看這樣還像話嗎?他把×××安在華北，×××安在華東，×××安在東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黨，取毛主席而代之。”彭說:“不會的，有毛主席在，誰也篡不了黨。”高說:“毛主席去重慶談判回延安後，身體很不好，那時真危險啊!”彭駁斥說:“少奇對毛主席是絕對忠誠的。”並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少奇同誌的可靠。高崗卻說:“此一時，彼一時，難道‘和平民主新階段’的話也是主席的意思嗎?”彭說那次講話，少奇同誌是“走了一點火”。高崗又繼續說:“天津講話站在資本家那邊去了，難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嗎?也是‘走了一點火’嗎?”彭德懷不同意高崗的意見，但因當時還未認識到高崗的不良居心，也就沒有再作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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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後來談到這個問題時說，當毛主席提出自己要退居“二線”的時候，高崗估計中央書記處將會對黨的總書記或中央副主席的人選進行討論，並估計劉少奇可能出任總書記或副主席，於是他匆匆忙忙來找我，提出他要擔任黨中央副主席。陳雲說，高崗為了找一個陪客，他對我說:“多搞幾個副主席，你也搞一個，我也搞一個。”陳雲認為，這件事情最本質地暴露了高崗反對劉少奇的目的。於是，他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事隔多年以後，鄧小平談到此事時說:毛澤東同誌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麽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誌。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誌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曆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誌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誌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誌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高崗在黨中央正式會議上站出來公開反對劉少奇，是1953年12月。當時毛澤東準備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在他休假期間委托劉少奇代理中央領導工作。這時，劉謙遜地提出，還是由書記處同誌輪流負責為好。正當大多數同誌表示還是由少奇同誌主持，不讚成搞輪流時，高崗立即出麵反對，主張要“輪流坐莊”。他一再堅持說:“輪流吧，搞輪流好。”高崗的意見理所當然地被否決。
這時，許多聽過高崗散布流言蜚語的同誌也陸續向中央談了高崗的一些情況。毛澤東也做了一些調查，找一些同誌了解了情況。他在同羅瑞卿的一次談話中，風趣地談到防止政治感冒和鼻子不靈的問題，意味深長地說:睡覺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睡在床上，一種是睡在鼓裏，若不是其他同誌向我反映高、饒的問題，我還蒙在鼓裏哩!
毛澤東笑談“秦滅楚”
在1953年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不指名地點了高崗的問題。他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叫做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門，還是政出多門?
毛澤東後來說，他對高、饒問題有一個逐漸認識的過程:一是從財經會議期間高崗、饒漱石的共同活動看出來的，當時，發現了他們的不正常活動，每次都給他們頂了回去。二是從組織會議期間饒漱石同張秀山配合進行反黨活動看出來的。三是從饒漱石的話裏看出來的，饒說今後中央組織部要以郭峰為核心。組織部是饒漱石的部長，高崗的心腹郭峰去做核心，那很好嘛!團結得很緊嘛!四是從高崗、饒漱石到處散布安子文私擬了一個政治局委員名單這件事看出來的。在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處分的。高崗、饒漱石等人把這個名單散布給所有參加組織工作會議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處這麽散布，居心何在?五是從高崗兩次向我表示要保護饒漱石，饒漱石則到最後還要保護高崗這件事看出來的。高崗說饒漱石現在不得了，要我來解圍。我說，你為什麽代表饒漱石說話?我在北京，饒漱石也在北京，他為什麽要你代表，不直接來找我呢?在西藏還可以打電話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腳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崗的前一天，高崗還表示要保護饒漱石。饒漱石直到最後還要保護高崗，他要給高崗申冤。總之，高崗、饒漱石的問題，是1953年秋冬才逐步發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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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深圳新聞網 編輯：王誌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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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高崗問題的性質，毛澤東繼“兩個司令部”一說之後，還曾說高崗是反他的。
1954年1月3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捷沃西安和駐華大使尤金。毛澤東與他們談話中，暗示了中國黨內將發生大的問題，並說問題的性質是，黨內有人要打倒他。據當年擔任翻譯的師哲回憶，毛澤東對他們說:我們黨內，或許也是國內要出亂子了。自然，我今天說的隻是一種可能性，將來情況如何變化，還要等等看。這個亂子的性質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們中國曆史上曾出現過秦滅六國，秦滅了楚。秦就是他們陝西(說著，毛澤東又用手指了指師哲)，楚就是湖南(說著，毛澤東又用手指了指自己)。這是曆史上的事實，那麽現在怎麽樣?還要等等看。
但是，即便毛澤東這樣說，他決定對高崗、饒漱石仍堅持團結的方針。
就在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議中央起草一個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得到政治局同誌的同意，並委托劉少奇主持起草。會議決定，由於毛澤東請假休息一個時期，在休息期內，由劉少奇代理毛澤東主持中央工作。當晚，毛澤東偕田家英等一行，乘火車南下去杭州休息，並主持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
12月29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定(草案)》。隨即派人送往杭州，請毛澤東審定。在毛澤東主持下，由跟他一起到杭州的同誌參加，又對決定草案作了大量的修改。據當年跟隨毛澤東到杭州的胡喬木後來回憶:“七屆四中全會的決議，毛主席花很大力量修改，有些觀點已經過時了，但代表當時的思想。特別是毛主席加了一段，說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個人野心家要分裂黨。認為高崗是貝利亞第二。有人看到這個修改馬上報告高崗。這是一個重要的事實。”
高崗亂了方寸
就在陳雲、鄧小平向毛澤東報告了高崗正在搞的非組織活動後，周恩來受毛澤東的委托，找了一些同誌談話，了解高崗背著黨中央搞的種種不正當活動。當12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上點了“北京有兩個司令部”後，高崗開始警覺起來，到處設法打聽中央的消息。他聽說周恩來找某人談過話後，當即打電話將某同誌找去問與周談了些什麽。某同誌希望高崗能就此回頭，因此將與周恩來談話的主要內容告訴了他，規勸高崗，隻要現在決心改，還來得及，不要一錯再錯。建議高崗找劉少奇談談，誠懇向中央交代自己的錯誤，或向毛主席寫一封信，檢討承認錯誤。高崗得知他的地下活動已為中央所了解，表現很慌張。他表示不能與劉少奇談，談也談不清，但想給毛澤東寫一封信。
高崗擬好給毛澤東的信以後，心裏很不踏實，半夜將他的秘書班子找去，要他們幫助修改。信的中心意思是想到杭州找毛澤東當麵談一次話。秘書們幫他在文字上作些斟酌，主要是把檢討的語氣略加重些，同時建議高將此信先送劉少奇，由劉轉毛。高認為不可，於是又寫了一封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的信，要楊著專人送杭州呈毛。希望毛澤東出麵，幫他在黨內轉圜。
中央政治局開會通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定(草案)以後，高崗開始精神沮喪，態度失常，甚至驚恐不安。他拿著決定(草案)對別人說，這個決定與他有關，要別人幫他看看，決定中哪些話是針對他說的。又說，他是受了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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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會的方針
1954年1月7日，毛澤東在對決定草案作了修改以後，給劉少奇和書記處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決議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據些和更明確些。參加修改的，有在這裏的幾位同誌。林彪同誌亦表示同意。接著，毛澤東建議:此決議似宜召開一次中央全會通過，以示慎重。他說:中委大多數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數，召集甚易，加上若幹負重要責任的同誌參加會議。此議是否可行，請你們考慮。如召開全會，時間以在一月下旬為宜。
關於全會的議程，毛澤東認為:議程可有三個:(一)批準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決定於本年內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討論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三)通過關於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毛澤東提議，報告請劉少奇做，事先寫好，有四五千字就夠了。關於報告的內容，他提出可分三段:第一段，略敘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恢複經濟，過渡時期總路線及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年的成績等事;第二段，為了討論和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綱要，有必要於本年內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並說代表已經選出，隻待文件準備好，即可召開;第三段，將關於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的要點加以敘述，請求全會討論和批準這個決議。毛說:此報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寫成，如時間許可，請用有線電發給我一看，如定於一月二十五日開會，則時間完全來得及。
關於四中全會的方針，毛澤東明確指出，討論加強黨內團結問題的決議時，不要對任何人開展批評。他在信末專門交代說:全會應發一簡單公報，將三項議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關於第三項議程，應盡可能做到隻作正麵說明，不對任何同誌展開批評。”
1月8日晨3時，毛又另寫一封信給劉少奇個人，內稱:楊尚昆同誌於七日下午十時由此返京，九日可到，帶有修改了的決議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的建議，請待尚昆到後會商酌定。
劉少奇接到毛澤東交楊尚昆帶回的信後，於1月12日晚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商議召開四中全會的有關問題，決定將經毛澤東在杭州修改後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提交全會討論。劉少奇於15日以中央書記處名義，簽發了定於1954年1月30日召開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通知。16日，劉少奇致電毛澤東，報告:四中全會決定在1月30日開會，通知今日已發出。向全會的報告正起草中，大約1月20日可送交主席。
就在此時，毛澤東收到了高崗寫給他的信。高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擁護和讚成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並說他犯了錯誤，擬在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想於會前來杭州，與毛商量此事。對此，毛澤東1月22日致電劉少奇，說明收到了高崗的來信。他認為:全會開會在即，高崗不宜來此，高所要商量的問題，請少奇和恩來同誌或再加小平同誌和他商量就可以了。為解除高崗的思想顧慮，毛再次交代四中全會的開會方針。他在給劉的電報中說:
“關於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除文件表示者外，對任何同誌的自我批評均表歡迎，但應盡可能避免對任何同誌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誌的覺悟。這一點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書記處各同誌的信中已說到了。如你們同意這個方針，就請你們據此和到會同誌事先商談，並和高崗同誌商談他所要談的問題。”
毛還專門交代說:此電請送高崗同誌一閱，我就不另複信了。
毛澤東在1月7日給劉少奇並書記處寫信建議召開四中全會的同日，又另給劉少奇個人寫了一封信，要他也在全會上作自我批評。毛說:如各同誌同意開全會，於你的報告稿宣讀完畢後，似宜接著讀你已有準備的自我批評稿，兩稿各有一小時左右即夠。毛交代說:自我批評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內容宜適當，不可承認並非錯誤者為錯誤。如可能，請一並電告我一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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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劉少奇在準備向四中全會作工作報告的同時，對自己在全會上要作的自我批評也進行認真準備。1月16日，他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除說明四中全會的開會通知已經發出外，對這兩項準備工作的情況專門向毛作了報告，內稱:向全會的報告正起草中，大約在1月20日可送交主席。現將我準備在全會上的檢討送上，請予審閱和修改。這個檢討已經周(恩來)、陳(雲)、彭(德懷)、鄧(小平)諸同誌審閱修改過。其中有幾處地方不是檢討，而是辯護，因為有人對這些地方進行過激烈的攻擊，稍加辯護，似有必要。但這樣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擊。如果有人要攻擊，就要讓人攻一下，似乎也沒有什麽不好。如何?請主席指示。
鑒於毛澤東確定的四中全會主要是正麵強調黨的團結，歡迎犯錯誤的同誌作自我批評，而不開展批評的方針，以及毛澤東交代與高崗談話的任務，劉少奇約周恩來、鄧小平一起於1月25日和2月5日，兩次找高崗談話;2月3日，又約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一起，找饒漱石談了話。向高、饒二人闡明毛澤東確定的四中全會的開會方針，希望他們對自己的錯誤向全會作徹底交代和深刻檢討。
在此期間，劉少奇再次對四中全會的各項文件進行修改，於1月下旬著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專程赴杭州送毛澤東定奪。1月27日，毛澤東對四中全會有關各項事宜最後拍板。他在當日寫給劉少奇及書記處的信中說:關於文件修改及我的一些意見，請尚昆同誌向你們作報告。1月29日，中央書記處舉行會議，聽取從杭州回到北京的楊尚昆介紹毛澤東召開四中全會的意見，以及對劉少奇在全會上的報告和《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的修改情況。這樣，召開全會的各項準備全部就緒。中央書記處決定四中全會於2月6日舉行。
七屆四中全會經過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全會的正式中央委員35人，候補中央委員26人，因病因事缺席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9人。列席全會的黨、政、軍和人民團體的負責人52人。毛澤東在杭州休假，未出席這次中央全會。
劉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的委托主持會議並向全會報告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接著就有關增強黨的團結問題作了長篇說明。他用階級鬥爭觀點和黨的曆史經驗論證說:對於黨最危險的，乃是敵人在我們黨內製造分裂，因為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他提出，應當用階級鬥爭的現實和曆史的教訓來提高警惕，使全黨處於清醒狀態，並且以增強黨的團結的實際行動來答複敵人的陰謀。
劉少奇指出:中央政治局在這個時候向全黨提出增強黨的團結的問題，絕不是無的放矢。黨內相當多的一部分幹部滋長著一種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他們因為工作中的若幹成績就衝昏了頭腦，忘記了共產黨員所必須具有的謙遜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誇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隻能聽別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製報複，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隻要這種人的個人主義情緒不受到黨的堅決的製止，他們就會一步一步地在黨內計較地位，爭權奪利，拉拉扯扯，發展小集團的活動，直至走上幫助敵人來破壞黨、分裂黨的罪惡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認為自己有絕對的責任，哪怕隻是發現了這種狀況的萌芽，也必須敲起警鍾，動員全黨來克服這種危險，並要求犯有這種錯誤的同誌迅速徹底改正自己的錯誤。
劉少奇最後說，為了增強黨的團結，必須堅決維護黨的民主集中製和黨的紀律。為此必須充分發展黨內民主，充分發展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全黨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要有充分的革命警惕性和政治敏感性。
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44人在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從不同角度對高崗、饒漱石的政治野心作了揭露，希望他們懸崖勒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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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批駁了高崗散布的所謂“黨是軍隊創造的”謬論，強調指出:軍隊是在黨的領導之下建設和發展起來的，是在黨的領導之下戰勝敵人的。黨是軍隊的領導者，軍隊是黨發展革命和鞏固革命勝利的工具。
周恩來指出:要反對把自己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當做獨立王國，反對把個人放在組織之上，反對分散主義、地方主義和本位主義等等。要特別著重地反對黨內一部分幹部首先是高級幹部中滋長著的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以避免這樣的幹部一步一步地發展成為資產階級的個人野心家，或被這種野心家所利用。
陳雲更是開門見山。他說:我們黨是經過幾次分裂的。張國燾等人都搞過分裂活動，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損失。但是，我們維護了黨的團結統一，取得了勝利。現在四中全會重新提出一個決議草案，號召增強黨的團結，這是什麽意思呢?這就是說，張國燾這樣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現的。在勝利了的國家裏頭，有電影，有照片，開會時熱烈鼓掌，閱兵時可威風啦。火車站歡迎的時候，送鮮花，夾道歡呼。物質享受是很具備的，很可以腐化。從前在瑞金、延安時，想腐化也很難，現在腐化很容易。我們對於執政以後黨內的狀況是不能盲目樂觀的。我們不能保證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們可以想方法使亂子不鬧大。這裏的關鍵是在幾百個高級領導人，首先是在座諸公。隻要這幾百個人頭腦十分清醒，革命勝利就會有保證。
全會經過認真討論，完全同意劉少奇的報告，一致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這樣，在七屆四中全會上，實際上就把高崗的問題端了出來，明確點出了高崗的問題的性質是分裂黨，是個人主義野心家。
會上，鄧小平特別針對高崗攻擊劉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語，作了尖銳的批評，對劉少奇為顧全大局在全會上所作的自我批評，說了一席公道話。他說:全國財經會議以來，對少奇同誌的議論較多，有些是很不適當的。我認為少奇同誌在這次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實事求是的，是恰當的，而我所聽到的一些傳說，就不大像是批評，有些是與事實不相符合的，或者是誇大其詞的，有的簡直是一些流言蜚語，無稽之談。比如少奇同誌在自我批評裏講到的關於資產階級的問題，就與我聽到的那些流言不同，雖然我沒有見到1949年初少奇同誌在天津講話的原文，但是據我所聽到的，少奇同誌都是根據黨中央的精神來講的。那些講話對我們當時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國的時候不犯錯誤，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雖然在講話中個別詞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很大很好作用的。當時我們剛進城，最怕的是“左”，而又確實已經發生了“左”的傾向，所以中央采取堅決的態度來糾“左”防“左”，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渡江後，就是本著中央的精神，抱著寧右勿“左”的態度去接管城市的，因為右充其量喪失幾個月的時間，而“左”就不曉得要受多大的損失，而且是難以糾正的。有些流言超過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限度，不但從組織方麵來說不應該，而且有些變成了無稽之談或隨意誇大，這種現象值得我們注意。
鄧小平在資產階級問題上為劉少奇說的這一席話，不隻是對高崗的揭露，在黨內主持了公道，更重要的是分清了黨內的重大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論是非，而且闡明了一條真理，即: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以後，各項政策的正確、錯誤，利弊得失，其基本立足點，就是看是否有利於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在當時，突出反映在是否有利於迅速恢複和發展城市工業生產的問題上。遺憾的是，這一點在當時並未在黨內形成共識。
揭發高、饒的座談會
就在毛澤東1月22日明確回絕高崗來杭州談話的要求後，高崗無奈於25日分別向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就自己的問題作檢討和解釋。在四中全會上，高崗、饒漱石雖然不得不作自我批評，但仍企圖應付過關。因此，四中全會結束以後，中央書記處決定分別召開高崗問題和饒漱石問題兩個座談會，進一步揭發他們的錯誤，繼續對他們進行教育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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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深圳新聞網 編輯：王誌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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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至25日，舉行了高崗問題座談會。會議由周恩來主持。15日首先由高崗作了檢討。16日，周恩來在會上轉達了劉少奇對高崗檢討的意見，並介紹了高崗進行分裂活動的有關事實。會上有43人發言，尤其是陳雲發言中證明高崗向他活動要當黨中央副主席一事，使高崗甚為驚恐。會議進行到第三天(17日)，高崗在住處觸電自殺(未遂)。
17日晚，劉少奇先後主持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周恩來報告高崗自殺未遂的情況和對高的緊急處置辦法。政治局會議批準了周恩來提出的各項辦法。
2月25日，周恩來在座談會上作了總結發言。他明確指出，高崗的極端個人主義錯誤已經發展到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以圖實現其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力的個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圖失敗以後，他就走上了自絕於黨和人民的自殺道路。
周恩來列舉了高崗分裂黨的活動的主要表現是:
一、在黨內散布所謂“槍杆子上出黨”、“黨是軍隊創造的”，以製造“軍黨論”的荒謬理論，作為分裂黨和奪取領導權力的工具。
二、進行宗派活動，反對中央領導同誌。從1949年起，高崗即將中央領導同誌的某些個別的缺點和錯誤有計劃地向不少人傳播，後來更將這些個別的一時的而且已經改正的缺點和錯誤說成是係統的錯誤，到處傳播，有的更抄成檔案，作為攻擊材料，同時加上種種無中生有的誹謗。
三、造謠挑撥，利用各種空隙，製造黨內不和。
四、實行派別性的幹部政策，破壞黨的團結，尤其是對幹部私自許願封官，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和企圖騙取別人的信任。
五、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看做個人資本和獨立王國。
六、假借中央名義，破壞中央威信。
七、剽竊別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領導。
八、在中蘇關係上撥弄是非，不利中蘇團結。
九、進行奪取黨和國家權位的陰謀活動。高崗假裝舉著毛澤東的旗幟，偽造毛澤東同誌的言談，積極反對兩個中央領導同誌(按指劉少奇、周恩來)，假裝推戴另外兩個中央領導同誌(按指陳雲、鄧小平)，同時提出自己做黨中央副主席的要求。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高崗一切陰謀的本質被最尖銳地暴露出來了。
另外，根據大家揭露，高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
周恩來分析說，高崗之所以進行分裂黨和企圖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高崗雖有其正確的有功於革命的一麵，因而博得了黨的信任，但他的個人主義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卻長期沒有得到糾正和製止，並且在全國勝利後更大大發展了。高崗的這種黑暗麵的發展，使他一步一步地變成為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實際代理人。高崗在最近時期的反黨行為，也就是資產階級在過渡時期企圖分裂、破壞和腐蝕我們黨的一種反映。他的嚴重的罪惡活動如非中央及時發覺和堅決有力地製止，就可能使黨和人民事業遭受重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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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這個發言，是經過毛澤東審閱並修改過的。毛在2月28日給劉少奇並書記處的信中說:周恩來同誌二月二十五日的發言提綱經胡喬木、陳伯達二同誌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這些修改，請你們考慮酌定。實際上，毛還親自作了一些修改，如“高崗的這種黑暗麵的發展……也就是資產階級在過渡時期企圖分裂、破壞和腐蝕我們黨的一種反映”一段，就是毛親筆加上的。
中央政治局於3月1日批準了周恩來的這個發言。3日，中共中央決定，將周恩來的《發言提綱》作為向地委書記和解放軍軍黨委以上作口頭傳達的材料。
3月26日，東北局召開東北地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周恩來受中央委托，在會上作了關於七屆四中全會決議和高崗、饒漱石問題以及初步結論的傳達報告。周恩來明確指出:高崗的錯誤已經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組織錯誤，也不是黨內嚴重的路線錯誤，他已走上分裂黨、反對黨的道路，變成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野心家。
東北地區高幹會議開了一個月，於4月25日結束。與會同誌表示堅決擁護七屆四中全會《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和劉少奇同誌的報告;嚴肅、尖銳地揭露和批判了高崗反黨反中央的活動。林楓同誌最後總結說:“高崗已經是黨的叛徒，人民的公敵，他的滔天罪行，實為黨紀國法所不容。”會議於4月24日通過了《關於擁護七屆四中全會和討論高崗、饒漱石問題的決議》。2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批準了這個決議。隨後於5月4日將這個決議和林楓、羅瑞卿在會上的發言批發各中央局和省、軍級以上黨委。
高崗在4月29日寫的《我的反省》中，雖然承認了他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的發言“有指桑罵槐說少奇同誌的意思”，目的就是“企圖把少奇同誌拉下來，使自己成為主席唯一的助手，準備自己將來作領袖”，但對四中全會的結論拒不接受。1954年8月17日，高崗在東交民巷8號他的住處吞服大量安眠藥，再次自殺。
在高崗問題座談會舉行的同時，中央委托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召開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座談會共開了七次。到會的有華東在京與調京幹部及中央各部內與饒工作有關的同誌26人。會議內容主要是對證饒所犯錯誤的事實;聽取饒的自我批評。
饒漱石在2月23日的檢討中，說自己隻是對劉少奇不夠尊重，並沒有反對劉少奇的問題;隻是客觀上與高崗反劉一致，並無實際上的聯係。他說:過去和現在，在方針、路線、思想、政策、組織原則等問題上，我對劉少奇從未有過任何懷疑或不同意見。隻有當我的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情緒向上發展的時候，在對個別同誌的看法上，我同劉少奇在一個時期內有過個別的不同的意見，如對彭真、薄一波及去年以來對安子文的看法。而恰恰在對這幾個同誌有宗派主義成見這一點上，我與高崗是一致的;我在處理組織部問題上曾經對劉少奇不尊重，在個別場合甚至發展到對劉少奇感情用事，蠻橫無理的地步，這又恰恰與高崗反對劉少奇的宗派活動不謀而合。由此而引起許多同誌對我的猜測，以為我是全麵反對劉少奇;以為我對劉少奇的態度與高崗反劉的宗派活動必然有其密切聯係;以為我為先鋒，高在幕後;甚至有個別同誌以為我在這個問題上存有什麽重大政治野心。我請求中央據實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結論。
陳毅在當天的發言中揭露說，在四中全會之前，我到饒漱石家和他談了七個多鍾頭，他親自對我講，他有兩種投機:一種是投主席之機，因為他錯誤地認為少奇的威望降低了，少奇跟主席的關係不好，他要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劉少奇的幹部，因此以種種行為和言論反對劉少奇;又一種是投高崗之機，他看到高崗的威望高，能力強，高反劉，因此就處處設法反劉，向高崗表示態度。陳毅說:如果饒能這樣檢討，三分鍾就解決了問題。但是他在四中全會不講了，把投機和野心安在一個次要問題上。在這次十天的座談會上，凡是接觸到這個本質的問題，就竭力辯護。陳毅指出，當高崗反對劉少奇時，饒忙於搶先，首先發難，進行投機，這是鐵的事實。
座談會對證了1953年2月饒調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以後，為了一步一步取得更高權位的目的，在黨內積極進行挑撥離間的事實。聯係饒曆史上多次在黨內爭權奪位的錯誤事實，座談會的結論是:饒漱石是一個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野心家，他的個人主義野心家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銳的罪惡，是1953年和高崗共同進行分裂黨的活動。並認為，饒在會上對自己的錯誤，仍采取不徹底承認的態度。座談會要求饒對自己的錯誤作深刻反省，並向中央作徹底交代。
3月1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批準了鄧小平、陳毅、譚震林關於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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