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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協會員、著《林彪畫傳》《開國紀事》等
高崗秘書為重新審查高崗冤案向中央的建議
(2012-06-27 19:30:31)標簽：
高崗秘書蘇丹給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
2000年8月17日
江澤民總書記
並政治局常委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李嵐清、尉健行：
日本投降後，我第一批由延安派往東北，曾任高崗第一任秘書。1946年5月，國民黨侵占四平、長春，即轉入東北野戰軍主力部隊。建國後，一直在外交部工作。離休後，先是為劉景範、張秀山、張邦英、張策四位老同誌執筆，請示中央解決陝北1935年的錯誤肅反問題。接著應聘陳雲同誌倡導的《遼沈決戰》一書首席編輯。所以對陝北和東北這兩個地區的曆史情況比較了解。
長期以來，特別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對“高饒”事件的背景、起因和處理，始終抱著懷疑態度。最近翻閱了鄧小平同誌1980年3月19日接見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的原始談話記錄，更感到這是我黨建國以來的第一個大冤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黨的實事求是原則，應當予以糾正，以還曆史的本來麵目。
鄧小平同誌說，過去常說十次路線鬥爭，現在看來，“彭德懷同誌那次不能算了，劉少奇這一次也不能算了，這就減去了兩次”。但是，又說“高饒問題還要肯定”。這不公正。因為，高崗的問題主要是反對劉少奇，他至死不承認反對敬愛的周總理。1959年廬山會議後，毛主席曾多次說過，高饒問題的頭子是彭德懷。最近出版的《陳雲年譜》，揭發“在高饒反黨陰謀中，林彪實際上是大後台”（參見該年譜1971年10月8日的談話）。既然彭德懷的問題能平反，林彪叛逃前還是黨的副主席和列入黨章的接班人，為什麽高崗的問題就不能加以正確對待？
據鄧小平同誌的原始談話記錄，高崗確實沒有什麽路線，所以當時指控他犯有“軍黨論”的錯誤也就不能成立了。按照鄧小平的原始談話記錄，高崗的罪狀是“想把少奇同誌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這點要加以實事求是的分析。因為鄧小平在同一份談話記錄中說：“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少奇同誌、總理有意見，而對高崗抬得比較高，組織“經濟內閣”，也就是計劃委員會，幾個大區的頭頭都是委員，權利很大，把政務院管理經濟的大權都拿出去了。高崗又從毛主席那裏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的支持，因此暈頭轉向”。另外，“高崗也確實抓住了少奇同誌的一些小辮子，高崗批評少奇同誌的東西，不是完全批評錯了，有批評對了的。……（少奇）天津講話，還是有缺點錯誤。最近報刊上好幾篇文章都說，天津講話沒錯誤，高崗誇大事實。但少奇同誌確有講得不妥當的地方，起碼語言不準確”。據以上看法，得出的結論應該是：
一、高崗的錯誤，作為黨的領袖的毛主席也有一定的責任。
二、高崗批評劉少奇，不是完全批評錯了，有批評對了的。作為時任政治局委員的高崗，在黨內對黨的第二號人物提出公開批評，屬於黨內的正常民主範圍，不能算是“搞陰謀詭計”。
鄧小平同誌在同一份談話記錄中還說，對高崗的問題，他知道的很清楚。當時毛主席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了彭德懷同誌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麽搞。那時候六個大區，他得到四個大區的支持，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西北是彭德懷。華北是高所反對的，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少奇同誌。我明確表示態度，這是曆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麵講，少奇同誌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曆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又轉過進行試探，說把恩來同誌推上來好不好？我說，恩來同誌我很熟悉，但兩個人比較還是少奇同誌合適。高崗也找陳雲同誌談判，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誌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毛主席的注意。”據此分析，高崗要把少奇同誌推倒，是代表了當年黨的高層和全國範圍內不少同誌的意見。根據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也不能說他：“搞陰謀詭計”。
從以上情況看，高崗要拱倒劉少奇，並推崇周恩來，要把周恩來同誌提到毛主席的主要助手位置，是為了解決黨的接班人的重要舉措，不能說他反黨，分裂黨中央。高崗死前曾一再表示，反對劉少奇本來是大家一致的意見，暗指毛主席也在內，最後卻要他一個人負責，他始終想不通。我認為這個問題必須慎重對待，否則黨內民主就很難貫徹。何況，毛主席在世時，接班人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好。
高崗為什麽要反對劉少奇，據我所知，是有深刻的曆史淵源的。
首先從解放戰爭說起。日本投降後，全國都需要和平。毛主席還親自應邀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取得豐碩成果。但是，另一方麵，由於受美蔣的和平宣傳的欺騙，劉少奇於1946年2月1日曾代表黨中央，起草了一份所謂“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文件，提倡裁軍和走議會鬥爭的道路，使各解放區的鞏固與發展受到損失。當時，東北局書記彭真，在這個文件指引下，提出“最後一戰”（即所謂“錦西會戰”）的口號，集中力量於南滿和大城市周圍，企圖“獨占中長路幹線和各大城市”，而忽視根據地建設，遭到高崗的幾次電報反對。陳雲1947年5月在給高崗的信中說，如果當時不避免錦西會戰，後來又成功的撤出四平保衛戰，就很難有以後的好形勢。而少奇是支持前者如錦西會戰的。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企圖軍事上冒險取勝，是個大錯誤。這個問題，彭真和陳雲之間的爭論，在編寫《遼沈決戰》一書時，官司打到鄧小平那裏，至今也沒有解決。不久前，在編寫《四野戰史》時，原四野作戰部長蘇靜中將，為正確表述那段曆史遭到否決，死時也不瞑目。這方麵的情況，我參加了以上工作，都是很清楚的。
其次，在土改問題上，東北是做得比較好的，否則群眾就不會出兵出糧，支前那麽踴躍，很快扭轉了劣勢，取得三大戰役的首先勝利。但是，少奇47年在平山縣西柏坡主持全國土地會議後，也出現過一些偏差。陳雲還把當時自己在遼東土改工作中的錯誤，引入自己的《文選》，實在難能可貴。在“平分土地”高潮之前，各根據地的土改進行得大致還可以。然而，少奇未經切實調查，加大反右傾的力度，結果普遍出現侵犯中農利益，破壞工商業政策和打殺過多等現象。後經中央和毛澤東同誌花了很大氣力，例如通過十二月在陝北米脂縣召開的會議，擬定劃分階級標準等具體措施，才把錯誤從“左”的角度糾正過來。這在當時參加過土改的同誌都很清楚；輿論上也對全國土地會議的失誤有一致看法。
根據以上這些，高崗說少奇政治上不成熟，缺乏指導戰爭和根據地建設的經驗，也不為過。
高崗進京後，反對劉少奇的言行表現比較顯著的，是他在中央主持的兩次會議上：前者即53年夏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會議成果中央還是肯定的；隨後主要是在同年8月中央召開的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上。
我黨對組織工作一向比較重視。從中央負責組織工作的人選看，曆屆都由黨的主席或書記處、政治局成員兼任。第六屆中組部部長先後是周恩來、康生、任弼時、博古、陳雲、彭真，第七屆是彭真，並由少奇分管中組部的工作。彭真派往東北後，由少奇遴選當時在太嶽區任黨委書記的安子文，進駐延安為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安子文1925年加入共青團，27年轉黨。他和劉少奇、彭真、薄一波、劉瀾濤等，都是從事白區工作的，先後在北方局工作過。他既不是中央委員，也不是候補委員。1950年9月又被任命為中央人事部長，掌握了幹部和人事大權。按照鄧小平同誌的分析，高崗要拱倒劉少奇，重點就是聯合五大區，孤立和反對華北行政區，對安子文等人自然不放心。
會議進行的情況，跟財經工作會議一樣，出現了反對劉少奇的局麵。財經會是“批薄射劉”，這次是“討劉倒安”。與會者根據劉少奇提出的“鞏固新民主主義製度”的論述，指責中組部有意保護富農，替資本家評功擺好，在建黨方針上有“敵我不分”的右傾現象。特別揪住安子文背著中央，背著毛主席，私擬政治局委員名單的錯誤不放。這樣就使得會議十分僵持，安子文隻好把劉少奇請出來做調解團結工作。
我認為私擬政治局委員名單是個大錯誤，過去羅章龍拉幫另立中央，被開除黨籍，安子文雖沒有另立中央，但僅給予“警告”處分也太輕。據知情者說，名單中確實“有薄無林”（即有薄一波，沒有林彪）。這樣就把亂子捅大了。消息傳出去，肯定會引起四野將領和有些人的不滿。而且更重要的是，據我所知，毛主席早就懷疑劉少奇1929年擔任滿州省委書記時，有出賣過組織和同誌的變節嫌疑，要高崗去查看敵偽檔案。高崗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張秀山（我也擔任過秀山秘書）。為了保持黨的隊伍的團結，組織工作長期掌握在某個山頭手裏，肯定不合適。與會者的爭論，也不能說高崗就是他們的後台，“陰謀分裂黨”。若說高崗在背後串連，從事非組織活動，其實對方在高崗參與主持的這兩次中央會議期間，遇到困難，不同樣互通聲氣，或如饒漱石講“打小報告”，尋求劉少奇的支持。一個黨如果沒有完備的民主製度，地下活動就難於完全避免。
現在看，處理高崗問題，是否有偏頗？
一、在鄧小平、陳雲揭露高崗的反黨言行後，主席已知道問題的嚴重和雙方對立的觀點。建國後，曆次中央全會都是毛主席親自主持，不久前的中央財經工作會議也是如此。唯獨這一次主席沒有親自出馬，要去杭州休養和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顯然他知道高崗的問題與自己有關，他有責任，是回避不了的。去杭州之前，於53年12月24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征求大家的意見：在他去杭州休養期間，由劉少奇主持日常工作？還是由書記處或幾個負責人輪流值班？周恩來、陳雲、鄧小平讚成由劉少奇主持；高崗、朱德主張可以大家輪流。最後議定，還是照慣例由劉少奇代理。這是一個大轉折，對高崗下一步命運很有關係。但其中也有力量對比的因素在起作用。高崗多次推崇林彪（例如向鄧小平和向陳雲），認為林彪是主持部長會議或國務院的最適合人選，顯露了高崗在政治上的幼稚。
二、建國後，主席對劉少奇的態度、距離日趨加大，而在許多問題上與高崗的看法基本一致，或不謀而合。對高崗主持的工作也十分滿意。像對第一個五年計劃，高崗來京不久就理出頭緒。抗美援朝，主要打後勤，除倚重彭德懷，也倚重高崗。高崗在東北主政，創造了一些成功經驗，被中央轉發，在全國範圍內產生了重大影響。像著名的“三反運動”，就起源於高崗。而劉少奇在建國方略上則失誤較多。像對待農村互助合作問題，對資本家利用改造問題，以及提出所謂“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等，當時都認為是違背中央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的。但高崗剛愎自用，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也需要敲打。因此主席離京前，提出要好好抓一下團結，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的團結，可以搞一個增強團結的決議，對全黨進行教育，這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
三、主席在杭州休養期間，七屆四中全會於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北京召開。會議議程有三項：1、批準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2、決定於本年內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討論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3、通過關於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關於第三項議題，少奇於一月初送給主席一份草案，據說該決議草案經主席身邊的秀才做了大量修改，原稿沒有保存下來。修改後的中央決議，也隻是一般性地強調團結的重要性，沒有指名批評任何人。並於1月7日和22日，主席兩次給劉少奇寫信，強調“關於第三項議程，應盡可能做到隻作正麵說明，不對任何同誌展開批評。”還說：“關於四中全會的開會方針，除文件表示者外，對任何同誌的自我批評均表歡迎，但應盡可能避免對任何同誌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誌的覺悟。”但在開會之前，即1月25日和2月3日，書記處先後分別召開對高崗和對饒漱石的座談會，以所謂“幫助”自我批評為名，追查他們的反黨言行，顯然也沒有很好領會主席的意圖。
四中全會閉幕不久，2月中旬周恩來作了高崗問題的總結發言。2月17日，高崗第一次自殺未遂。以後變成缺席批判。高崗始終不承認他反黨，反對劉少奇不等於反黨，更不是野心家，沒有搞陰謀。後來他用積攢下來的安眠藥，於8月17日服藥身亡。
高崗死後，主席曾自責：“是我把他耽誤了，這個人的性格過於剛烈，我曾給習仲勳講過，讓他回陝北工作，他也願意。”以後毛主席曾多次講過，如果高崗不死，“打算保留他的中央委員，”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並向中組部交代，“對高崗的子女，由組織上撫養。”高崗的遺孀李力群，後來被安排為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總算盡了一番師生和戰友之情。高崗死時49歲，是當時包括五中全會在內的政治局委員中最年輕的一個。
通觀高崗的曆史，1905年他生於陝西省橫山縣。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起初在西北地方部隊做兵運工作，1933年為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42師政委。作為劉誌丹的得力助手，創立陝北根據地的曆史，功不可沒。在延安時，他就受到毛主席的多次表揚。
1945年9月19日，高崗、李富春、張聞天一批人，與林彪、羅榮桓等經不同路線同時被派往東北。我就是在承德於蘇聯十月革命節日跟上高崗給他當秘書的。“七七決議”後，林彪在前方主管軍事，高崗在後方主管黨政工作。兩個人的合作，非常默契。當時的東北局在哈爾濱，“東總”在離哈爾濱不遠的雙城縣。每隔一段時間，林彪總要領著他身邊的幹將去看望高崗，說“我們去聽課去，”可見對高崗的信任與尊重。我認為東北解放戰爭之所以取得勝利那麽快，他們兩人的密切合作是重要因素之一。當然羅榮桓和陳雲起的作用也不小。但羅帥身體不好，常去養病，這時高崗就住總部，替代羅帥的工作，並兼任“東總”第一副司令員。陳雲主要在南滿，以後兼任財經方麵的工作。經查資料，東北人民解放軍在軍事上的最早突破與轉折是1947年的夏季攻勢。這個戰役的發起人和文件起草者就是高崗，他精確地分析了敵我形勢，從而使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反攻，提前了兩個月。
抗美援朝期間，東北對誌願軍的援助，可說傾巢而出。先後出了六個東北局委員、四個政府部長，專職赴朝從事誌願軍供應。還不包括軍區副司令員賀晉年，東北局副書記張明遠為首組織的中朝聯合鐵路運輸司令部，統一調動中、蘇、朝的鐵路運輸物資。至於高本人，曾兩次入朝，數次陪同彭德懷來往於北京、沈陽、安東之間，運籌帷幄，調兵遣將。凡彭總提出要辦的事，都鼎力相助。由於高崗的幹練、果斷和組織能力，深得彭德懷的欣賞，在高崗受批之前，彭還向毛主席舉薦高崗為我軍參謀總長，統抓軍委日常工作。
在批判高崗的反黨言行中，作為他的主要罪證之一，是高崗曾建議取消總書記製，提出多設幾個黨的副主席，揚言“你一個、我一個”，這就表露了他篡黨奪權的野心。但是當領導小組在會議上進行對證時，高崗立即予以堅決否認，說這不是他講的，是別人這樣說的。此事現在已死無對證。我認為看一個人有無野心，要從他曆史上去了解。高崗一向是搞五湖四海的。當他同林彪在沈陽第一次見麵時，林彪曾建議由他來當東北局第一書記，取代在位的彭真，遭到了高崗的堅決拒絕。以後，在北滿高崗對陳雲和洛甫也很尊重，彼此合作得很好。就是來京以後，主席任命他為計委主席，他仍堅持“一五計劃”由陳雲主持，他願做陳雲的助手。
根據以上這些，說高崗有野心，搞陰謀活動，企圖分裂黨、篡黨奪權，似乎材料還嫌不足。當然，高崗是有錯誤的，他出身一個農民幹部，學識程度不高，平時學習馬列不夠，特別來京不久，對情況並不了解，僅憑從主席那裏探聽到的一知半解，就二杆子脾氣發作，要拱倒黨的二號人物劉少奇曆史形成的職位，當然為黨的紀律所不容。這是一個曆史悲劇，應該一分為二地來看待。
現在的情況是，高崗的問題不搞清楚，陝北的曆史不好寫，東北的曆史不好寫，包括建國以後的某些曆史也不好寫。一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就這樣湮沒了。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講“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製國家”也不好解釋。
文化大革命是“打倒一切，全國內戰”的政治浩劫。其矛頭主要是針對劉少奇的。試比較文革中揭批劉少奇的那些事實，跟十多年前高崗講過的內容，何其相似！其實，高崗當時並非要打倒劉少奇，隻是想讓他挪一挪位置，例如去搞“議會”即後來的人大。如果按照高崗當時的意見辦理，或對高崗問題處理恰當，我們黨也許不會經受執政以來的那麽大的挫折，中國人民也將免去吃盡文革中的苦頭。這不僅是高崗的悲劇，也是毛主席晚年的悲劇。
為了黨的形象，為了共和國的形象，也為了那些因追隨或同情高崗而被打成反黨集團冤鬼的形象——他們都有子孫後代，今後也許會為此鳴不平。我建議中央盡快組織班子，重新審查高崗的問題。
我因離休已久，接觸不到內部檔案材料，其中失真之處是在所難免的。我今年已年過八十有二，來日無多，還是趁現在頭腦尚清楚之時，不得不向黨一吐積壓心頭的疑慮。如有錯誤，願接受組織的批評指正。
最後，特附上鄧小平同誌1980年3月19日談話記錄原始稿。
僅致新世紀的革命敬禮！
蘇丹
二○○○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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