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何家棟與迄今未了的小說《劉誌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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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棟與迄今未了的小說《劉誌丹》案(2013-01-31 14:50:30)轉載▼標簽： 雜談
何家棟與迄今未了的小說《劉誌丹》案 
   
                          ·高　瑜·
  
    〔小說《劉誌丹》的作者李建彤（劉誌丹胞弟劉景範的夫人）在一九七九年版的《劉誌丹》序言中說：一九六二年夏天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事情前因後果還沒有弄清楚，由理論權威（指康生）提出，就定了個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 《劉誌丹》小說自然成了習仲勳篡黨篡國的網領。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和工人出版社的同誌們以及我采訪過的老幹部們都進了黑名單，成了審查對象，這個黑名單有多長，據悉涉及到的將軍就有一百多名。文革開始後，審查變成關押揪鬥大批判，黑名單還繼續延長。地質部因劉景範、李建彤的關係揪出了部黨組書記何長工、工人出版社除了責任編輯、社長，還拉出了全國總工會主席馬純古。全總書記處書記張修竹說，“李建彤及陝甘寧老區的基層幹部和群眾，有上萬人被打成'彭、高、習反黨集團'，文革中賈拓夫被整死，莫名其妙把彭德懷又扯進《劉誌丹》案的黑爪牙，甚至我到陝北采訪時給我帶路的群眾也被打死了幾個。”——《開放》雜誌編者〕
  
◇　何家棟聲音被封堵
  
    我今天關注《劉誌丹》案，原因是我尊敬的師長、《經濟學周報》的老領導、總編輯何家棟先生，正是工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劉誌丹》上卷的編輯和參與寫作者。今年初我收到何先生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有關《劉誌丹》接受邢小群女士訪談的定稿。這篇訪談不僅是中共曆史上對這一重大事件詳實的紀錄，而且處處閃爍著先生思想批判的火花，到了訪談的結尾先生已收不住思想的洪流，打開閘門，對中共長期奉行的路線鬥爭和國家政治體製進行了酣暢淋漓的批判，有理不在聲高，先生的批判力度絕不在於言詞的尖銳，而在於他對曆史的徹悟，正因此先生最後一段話的每一句都值得我反複閱讀，那對於我就像吮吸一個成熟漿果甜蜜的濃汁。我曾給先生打了幾次電話，詢問訪談何時見報，先生總是回答“找不到地方”。
  
    非典過去，何先生又捎來《百年潮》今年第三期李原寫的“閻紅彥和小說《劉誌丹》”一文的複印件和先生讀後寫給邢小群女士的信，信的結尾先生寫下十分動感情的話：“至今還把告發《劉誌丹》小說當作功跡來炫耀，就未免太恬不知恥了。既然他們又發起挑戰，我隻好起而應戰。奉陪到底。即使他們采取製裁手段，用各種媒體上封堵我們的聲音，我們也要將真相公之於眾。”我注意到先生最後將“
我”改稱為“我們”，作為學生，我自願加入先生的行列來，才提筆寫作此文。
  
    何家棟是工人出版社的創始人。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後，他因為在地下黨時有辦報搞出版社的經驗，被調入工人日報，擔任工務科長兼報社工廠第一任廠長。
  
◇　何家棟和《劉誌丹》初稿關係甚大
  
    何家棟當年還列了一部傳紀文學選題，這就是《劉誌丹》。何家棟和劉誌丹在政治生命上有一段情感交流。何家棟入黨時，黨組織對新黨員進行黨性教育，第一次講的就是劉誌丹的故事。一九三二年左傾路線強迫劉誌丹領導的紅二十六軍走下終南山南下，全軍覆沒。劉誌丹死裏逃生，回到陝甘，重振旗鼓，陝西省軍委書記高崗也從西安跑來和劉誌丹一起重建紅二十六軍隊伍，後又發展起來，打到陝北，將陝北、陝甘聯成一片，全紅了。一九三五年徐海東、程子華的紅二十五軍，也從陝南轉移陝北，在陝南作戰時將楊虎城派去聯絡的張漢民團消滅了，團長張漢民是共產黨員，自稱認識劉誌丹也給殺了。他們不相信白軍團長是共產黨員，認為與之相勾結的紅軍裏的人也一定是反革命，陝北執行左傾路線，據此要把劉誌丹、高崗、習仲勳、劉景範全部抓起來。逮捕令送到劉誌丹手裏，他完全可以調兵自衛，先發製人，但他沒有。反而主動投案，與那些人講道理，結果這次肅反，殺了六七百人，把知識分子幾乎殺光，要不是中央紅軍及時趕到，連劉誌丹幾個人的命也保不住了。何家棟說：“從那時我就記住了劉誌丹，沒齒難忘。以後列入選題絕非偶然。我想，即使李建彤不寫，我也要寫的。”
  
    一九五六年，何家棟看到地質部副部長劉景範（劉誌丹之弟）給《星火燎原》寫的文章，他的夫人地質部研究院的黨委書記李建彤也與人合作寫了一本小書《劉誌丹在橋山》，於是決定由編輯王勉思前去組稿，並陪同采訪，一九五八年冬天，初稿寫出來了，工人出版社決定派何家棟去定稿。一九五五年審幹中，何家棟的曆史問題被查的一清二楚，從參加革命到解放，每一環節都找到證明人，黨支部的結論是：“調查結果，調查出了個好樣的。”過去的老戰友，都說他是“幹革命不要命。”但是五七年何家棟因出版了劉賓雁的《本報內部消息》被說成兩人“一拍即合”，也被打成右派。何家棟的情況向李建彤做了介紹，得到她的應允，同意何做《劉誌丹》的責任編輯。
  
    何家棟提出了一個方案，把主要事件串連起來，把次要人物合並起來，征得各方同意，他就幫助李建彤列出人物表，定出每章寫哪些事，還商量好，文字風格，要用口語。句子要短，少用或不用“但是、所以、並且”一類虛詞，根據擬定的大綱，整理出了《劉誌丹》初稿，有二十萬字，何與李又一邊商量一邊改，對人物評價和情節安排，常有不同看法，隻要李建彤堅持己見，何家棟就聽她的，因為她是作者。合並的人物都用假名，但都有原型，當事人一看便知從未瞎編過。
  
◇　閻紅彥向高崗爭奪陝北創建之功
  
    《劉誌丹》寫作中必須涉及兩個大活人，這就是高崗和閻紅彥。劉誌丹與閻發生關係在紅二十六軍被肅反之前，一九三一年閻在山西搞了個遊擊隊，在當地站不住腳，西渡黃河到陝北，隻有二十七個人。和楊琪（後任紅二十七軍軍長）的商販軍匯合到寶安縣找到劉誌丹。被領到南梁，和劉誌丹的隊伍匯合不久，閻紅彥??便在三甲來了一場火並，繳了劉誌丹隊伍的槍，把劉誌丹的人殺了一批，奪了劉誌丹的權，把劉景範也開除了。但閻紅彥收拾不了攤子，省委又把謝子長調來當總指揮。
  
    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西北局在延安召開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總結邊區的曆史問題。延安整風確定劉誌丹、高崗執行正確路線，並創造了陝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這一條寫進毛選三卷《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注釋之中。高崗倒台後被刪去名字，隻剩下劉誌丹等，看來延安整風並沒有解決西北高幹們的爭鬥。此時謝子長、劉誌丹都已犧牲，隻剩下高崗和閻紅彥，一九四二年是高崗贏了，十二年後（高饒事件）他又輸給了毛澤東。閻紅彥借高崗完蛋也沒打贏自己在陝甘的翻身仗，雖然屢戰屢敗，但是從來沒有服過氣，事隔七十年，閻也早已作古（在雲南文革中自殺），但是他的代理人李原竟然今年在《百年潮》上稱閻是“陝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造者。”也不怕擔當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罪名，看來無論生時死時打到陰間爭的也就是這個。
  
    《劉誌丹》寫了三甲火並，李建彤筆下留情書中沒有提路線鬥爭，隻提方法，“打傷了幾個，開除一批，嚇跑了一群，一來二去人員大減火，六七百人的隊伍，一下子降到二百來人。”小說中把閻紅彥還是當作英雄人物來寫的，他的事跡概括在陝甘遊擊隊總指揮戴鴻遠這個人物身上。但是因為把三甲源事件寫成錯誤的，閻紅彥仍要火冒三丈。
  
    何家棟編寫《劉誌丹》，曾經采訪過閻紅彥本人。閻擔任雲南省委書記到北京開會，住在前門飯店，他明確反對寫《劉誌丹》這本書，對陝北攪成一鍋粥的路線鬥爭說得吞吞吐吐，隻說：“寫劉誌丹不如寫謝子長。”他說，劉誌丹的隊伍全是土匪，搶東西，搶女人，吸大煙，打仗時拿毛驢馱著女人一塊跑。閻紅彥說他的隊伍成份好，紀律好，但是他說不清楚當年老百姓為什麽擁護“為害一方”的劉誌丹，反對他這個為民除害的閻紅彥。據說閻的隊伍當年也搶東西，搶女人，謝子長負傷，也用鴉片治，沒有別的藥品。何家棟采訪中對以上內容都沒有追問，但是閻紅彥說“把劉誌丹抓起來，沒有殺他就是好的。”引起何家棟的反感。毛澤東上井岡山，殺了土匪王佐、袁文才。什麽時候提起，都表示遺憾，閻紅彥隻是一個省委書記，竟然後悔沒有殺掉劉誌丹，胸懷和革命感情都到哪裏去了呢？
  
    何家棟一生受迫害三十年，其中十四年是為《劉誌丹》文字獄挨整，但到今天興起此文字大獄的當事人仍為害人者狡辯。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李建彤將《劉誌丹》校樣交給途經北京去北戴河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閻紅彥，閻時任中央候補委員，雲南省委書記，請閻提意見。
  
◇　是閻紅彥告的密
  
    閻接到樣書就發火了，立刻給李建彤回了一封信，隻有兩句話，“此書我不同意出版，應經過中央討論。”李建彤也火了，稿子你不看就不讓出版，豈有此理！
兩個人的力量當時是不對稱的。閻一封信就把《劉誌丹》告到中央，罪名是“為高崗翻案”，這封信是寫給康生的，還是楊尚昆的，如今已被攪成一段公案。八月二十四日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召開前夕，康生已通知出版社趕印《劉誌丹》，送中央委員會審查，要每個中央委員一本。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二十三日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在京召開，閻紅彥在小組會上大淌混水，給《劉誌丹》定性。他說：“這本書主要是利用宣傳劉誌丹的名義，把高崗在邊區高幹會上及七大前後的西北曆史會議上，為把自己說成是西北革命領袖，所篡改的邊區曆史結論重新加以宣傳和肯定。”明明是自己要推翻這兩個會議中央已作出的結論，為自己翻案。卻硬要誣陷小說劉誌丹為十年後才倒台的高崗翻案，如此淌混水腳法，不經過中共黨內長期不間斷數路線鬥爭的磨練，是練不出來的。
  
    八月二十四日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會上強調階級鬥爭時，康生遞上一張條子。毛澤東念了一下：“利用小說進行反黨，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作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這就變成毛澤東對小說《劉誌丹》的批語。據何家棟回憶，當天送審稿還沒有送到他們手裏。不但毛澤東沒有看，康生也沒有看。就在這次全會上定了“習賈劉反黨集團”，《劉誌丹》成了習仲勳篡黨奪權的綱領。
  
    八屆十中全會剛結束，中宣部就向工人出版社派進工作組，讓全社交待，聽過習仲勳談話的主編呂寧，編輯周培林和領導何家棟的杜映都要檢查交待，全社壓力最大的還是何家棟，他六十年代才摘掉右派帽子，現在馬上要戴上反黨帽子，和顧準一樣變成了“雙料人物”。就這樣，一張網絡全國的文字獄開始了。
  
    據說毛澤東後來說過，利用小說反黨是康生發明的，但是文革開始時，對《劉誌丹》的批示成了最具殺傷力的語錄，它念到哪裏，廣播到哪裏，寫到哪裏，哪裏就要變成殺人的地獄，受盡淩辱的生命就要被奪去，人類創造的精神文明就被摧毀，被消滅。看來毛澤東已接受了批語的版權。
  
◇　滴淌著鮮血的曆史
  
    一九六五年，康生發話，工人日報有壞人，組織不純，《劉誌丹》編輯是個右派。報社不敢怠慢，立即采取行動。全總的對口單位是山東，何家棟孩子的媽媽幾年前因為右派問題已經下放到山東西南的威武縣，工人日報社就把何家棟也弄到那裏。
  
    文革時康生還到地質部給群眾講話：“你們為什麽不揪劉景範？他老婆寫了一本反黨小說劉誌丹，不批他們，你們就還算革命？”全國各地，立刻都貼滿批判小說《劉誌丹》的大字報。項目組還把沒收的李建彤的采訪記錄交給紅衛兵，讓他們按記錄上的名字，到全國揪人，一九六七年賈拓夫被整死在郊外。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劉景範、馬文瑞和李建彤同時被抓起來，馬文瑞被關押了五年，習仲勳被關了八年，劉景範因反抗逼供揭了康生老底，便定為現行反革命，戴上手銬，逮捕入獄，坐了七年牢。李建彤被鎖在地下室，悄悄開除了黨籍，勞動改造。
  
    文革一開始，何家棟被電報叫回北京挨批鬥，和呂寧、周培林一起天天被拉出挨批，還挨打。批鬥風過去，何家棟又被關回山東。家已七零八落，剛去山東時，老母親一個人留在北京，因無人照料自己跑回漢南老家，山東的家裏被洗劫，一無所有。何家棟被編入黑幫隊種菜，連換洗的衣服都沒有，一件破棉襖，扣子都掉光了，就用繩子攔腰一束，像個叫花子。他十幾歲的大兒子被打成內傷，死在鄭州醫院裏，二兒子則長到十五歲在絕望之下自殺身亡。兩個最小的孩子在山東跟著當右派的媽媽，經常被打，還不讓上學，要不是老鄉藏著他們，也被打死了。
  
    一九七八年，工人日報複刊，何家棟才被調回北京，恢複黨籍，整整三十年都在挨整，因《劉誌丹》他在威武縣共呆了十四年，一個字也沒有寫過。
  
◇　《劉誌丹》一波三折
  
    文革一結束，李建彤就要求平反，習仲勳已經複出，還未分配工作。李建彤申訴，習夫人心有餘悸：人剛出來，怕又折騰進去。中央發出了五十八號文件為《劉誌丹》案平反。李建彤對稿子進行修改。何家棟也參加了，隻出了上卷，就是工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的版本。隻寫到終南山失敗。
  
    一九八零年代李建彤聽了一些老幹部建議，對《劉誌丹》又重寫了??一遍。她沒有再找何家棟，寫成三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據評論家評論，這一次路線鬥爭更突出了，之前有所顧慮的事，撕破臉，放手去寫了。閻紅彥已於一九六七年一月作古。但閻派人馬對三卷的《劉誌丹》又告了一狀，中央成立調查組，最後由胡耀邦決定停止發行，有關會議沒有讓李建彤參加答辯，與會人說了什麽，也未見公布，李建彤和一批陝北老幹部向負責此事的習仲勳當麵提出抗議，習息事寧人，始終以“團結為重”相勉。在處理《劉誌丹》三卷本的馮文彬，胡耀邦、習仲勳相繼謝世之後，閻紅彥的代理人李原（原為雲南省委副??秘書長、閻紅彥的秘書組長）撰文“閻
紅彥和小說《劉誌丹》”。文章一開始便說這本小說經曆了一個一九六二年被否定到一九八零年被肯定到一九八六年又被最後否定的過程。這是不實之詞。何家棟擔任責任編輯的工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劉誌丹》上卷與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相繼出版的《劉誌丹》三卷本根本不是同一個版本。閻紅彥當年告狀康生、毛澤東羅織出的文字獄就是工人出版社的《劉誌丹》。八十年代中共發出的五十八號文件說《劉誌丹》及作者和一切被牽??連的人平反，至今仍然有效，怎麽能瞪著眼睛胡說《劉誌丹》最終被否定掉呢？如果這樣，那場大文字獄也應被肯定。
  
    何家棟先生在給邢小群的信中，對李原做了如下回答：“李原的文章，一言以蔽之，是閻紅彥翻案活動的繼續。說它難得，是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當做光榮事跡宣揚的，不是別人強加的不實之詞。文章有兩個要點，撇清閻紅彥和康生的關係，同時又表明向中央告發檢舉小說《劉誌丹》，是經過楊尚昆，不是康生，完全符合原則，是他們的功績。並認定《劉誌丹》小說是為高崗翻案。關於這點，經誰手告發，無關緊要。我對閻紅彥和康生是否一夥毫無興趣，即使閻紅彥是反康英雄，也洗刷不掉他作為告密者的恥辱。”關於第二點，當初定《劉誌丹》為反黨小說，就是以為高崗翻案做根據的。這就是說中央為《劉誌丹》小說及所有人員平反是錯誤的，也就等於供認閻紅彥確是這牽連最廣，受害最深的第一大文字獄的製造者。李原要證明閻紅彥一貫正確，但是我懷疑他是被自己製造的謊言迷誤了。李原能指出《劉誌丹》哪一條是為高崗翻案的嗎，如果舉不出來，他是否應該承擔政治誣陷的責任？就是這次誣告，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稍有良知者，理應閉門思過，還有什麽臉麵拿《劉誌丹》小說人前說三道四。茲事體大，不得不辯，以正視聽。
  
    《劉誌丹》文字獄過去了四分之一世紀，害人者和受害者的話語權力仍然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甚至超過為人詬病的工農城鄉二元化差別。這也是當今中共傳媒和出版社“黃鍾毀棄，瓦釜雷鳴”可鄙現象的原因。
  
◇　何家棟與李慎之
  
    進入九十年代，兩位老共產黨員，同時“破門而出”寫起政治思想理論批判的文章，兩個人的文章都占領了自由主義的至高點。這兩個人就是李慎之和何家棟。
何老說：“《劉誌丹》給我最大的影響，是我對文學完全失去了興趣。寫個故事也說有什麽綱領，對一群瘋子說你沒瘋，怎麽扯得清！有什麽想法不如直接說出來，無非是變換下說話的方式。”
  
    非常巧，李慎之、何家棟同庚，今年都過八十華誕。李先生竟然在非典時期溘然病逝，但他是被學者公認的自由主義領軍人物，何先生對他的評價非常高，我想信凡是讀過《懷念李慎之》兩卷集的人（這也是當今找不到書號和出版社，隻能由寫者自己掏錢集資出的書）都會對何家棟的紀念文章《未了的心願》有卓然不群的評價，它即顯示出李慎之先生思想的份量。我真不知道何老哪來的那麽大的精力？一個患青光眼，隻有一隻眼保持微弱視力的老人，還有糖尿病，爬在小書桌上，用蠅頭小楷匯聚成思想的江河。他還聯係著那麽多人，六四之後所有敢於表明立場的學人或被壓迫得發不出吼聲的朋友都與他有思想聯係。何老與李慎之先生一樣，是思想者，又是組織者，李先生與何先生交往不過四五年時間，何老說：“是他李慎之硬把我拉進他們那個學術沙龍的，參加者大多是學界中堅，也有我一類的老弱。”我想這四五年，未來會證明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有著何等的作用，他們共同致力的“公民教育”如今在學界有口皆碑，中國未來人的現代化他們是共同的基石，又
是傳薪者。
  
    非典過後，中國這塊多災多難的上空仍然聚集著政治非典的烏雲，而且越集越厚。最近又從現行體製傳來對“輿論誤導”的指責，命令不準議論“政改、修憲和六四”並要媒體學界收斂和自律。對於如此思想強暴，我隻想引用何家棟先生的一段話：“一個國家裏沒有挑戰者是十分危險的，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明明是一條死路，怎麽無人大喊一聲？前人留下的遺憾！就要後人否定它。誰搞'凡是'墨守陳規陋習，就要連自己也被否定。可惜我們現在看到的事情，似乎還沒有向良性方麵發展而是向惡性發展，不是在進步而是在倒退。對輿論工具的管製比戰時還嚴密，禁忌還多。改革開放二十多年，越改言路越窄，越改越神經脆弱，越怕聽見不同聲音，竟改出一個文化恐怖主義，你說這個改革還有什麽盼頭？”
  
    這段話正是何先生對《劉誌丹》文字獄的總結。
  
□　原載《開放》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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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罪】
  
〔閻紅彥在文革前夕告發“反黨小說”《劉誌丹》，導致一係列冤案，僅“涉及到
的將軍就有一百多名”，自己也沒有逃過文革的劫難，真是千秋功罪，難與評說。
——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