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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原：小說《劉誌丹》的三次被禁
作者:李原
長篇曆史傳記小說《劉誌丹》經曆了一個1962年被否定一1979年被肯定一1986年被最終否定的過程。1979年至今30多年來，各種傳媒發表了不少有關這部小說的文字和談話，其中既有重要史料，也有事實性原則性的疏漏和差錯。特別是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從1962年被否定，講到1979年作為一部好小說得到平反為止，根本不提它公開出版發行後，因為“確實存在嚴重錯誤”而於1986年再次被中央否定的曆史事實。
1962年，時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的閻紅彥對這部小說提出批評意見。筆者當時是省委副秘書長兼閻紅彥的秘書組長，直接間接地接觸過有關的若幹曆史資料，並在2003年雲南出版的《隻唯實——閻紅彥上將往事追蹤》第十六章作了披露。本人現已年近九旬，作為一名老黨員，深感有必要、有責任再說說有關情況，主要是1979年、1986年及後來的一些情況。
1986年習仲勳主持否定小說《劉士丹》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大量的冤假錯案陸續得到平反糾正。中央組織部委托文化部文化藝術研究院的文藝工作者審讀小說《劉誌丹》後，向中央寫出報告，認為這部小說“是一部比較好的歌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描寫革命鬥爭曆史的小說”，這個案件是康生製造的一起大錯案。1979年8月，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為受牽連的習仲勳等同誌和小說作者以及所有有關人員平反。
於是，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劉誌丹》第一卷，後來文化藝術出版社陸續出版了三卷本《劉誌丹》。本來人們期待著看到一部可信之作；遺憾的是，作者未能正視1962年書稿本身確實存在的問題，未能正視有的西北老同誌提出的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應該符合曆史事實的意見，未能遵循黨史題材的傳記文學創作原則進行修改。雖然1962年批評過這部小說的閻紅彥早在1967年1月就被林彪、“四人幫”迫害致死，但是這部小說一麵世，仍然引起許多老幹部的不滿。一些老同誌紛紛給中央領導同誌寫信，要求按照黨的紀律嚴肅處理。中央委托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習仲勳主持處理此事。
1986年1月3日，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主任馮文彬主持召開座談會，討論幾位老幹部就這部小說的問題寫給中央領導人的信，習仲勳參加了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有關方麵負責人王首道、榮高棠、何載，以及西北老同誌馬文瑞、宋時輪和張秀山。與會同誌一致認為，這部小說確實存在嚴重的錯誤。主要是違背中央文件精神，同中央解決西北曆史爭論問題的方針相悖，對劉誌丹、謝子長兩位深受人們尊敬的業已故去的領導同誌任意褒貶，對被貶者的某些描寫也違背了黨的原則。5日，馮文彬遵照習仲勳的指示，向胡耀邦總書記就上述意見做出報告。
胡耀邦總書記所作的重要批示
1月12日，胡耀邦總書記對馮文彬的上述報告作了重要批示，批示指出：“這個報告是中央同誌審閱和批準了的文件。有關黨員同誌必須嚴格遵守。我們說過多次，作家創作以黨史為題材的文學作品，黨允許作家在風格和藝術上的自由選擇，不要幹預，但在這類作品中，特別是在文學傳記作品(包括小說、戲劇、電影、電視片)中不應虛構重大的黨史史實，對黨的曆史人物的描寫，更不能歪曲。因為遂不是什麽藝術領域內的是非問題，而是政治領域的是非問題，也是作家的社會責任和職業道德問題。對此，黨員作家必須模範遵行，不能含糊。”
隨後中央辦公廳轉發了這個報告和胡耀邦的批示。中央決定該書立即停止發行，並對作者進行嚴肅的批評幫助和適當的處理。
在《劉誌丹》一書被否定一肯定—最終否定的過程中，單就文學創作而言，涉及一個本來就十分明確的原則。這就是胡耀邦批示中所說，黨史題材作品特別是文學傳記作品，“不應虛構重大的黨史史實，對黨的曆史人物的描寫，更不能歪曲。”任何以風格和藝術上的自由選擇為由而否定這個原則的觀點，都是不可取的。
1962年，閻紅彥看了《劉誌丹》部分章節，特別是看完全書以及團中央書記胡耀邦等轉來的出版社提供的有關背景材料後，對《劉誌丹》提出的主要意見是：1.這部小說重新肯定和宣傳了被高崗篡改的西北革命曆史；2.把西北革命領袖劉誌丹寫成全國領袖；3.隨意貶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領袖謝子長及其他老同誌。其基本精神同上述1986年中央認為這部小說存在嚴重錯誤的內容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閻紅彥建議暫緩出版，並在9月3日致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信中，建議組織一次西北老同誌座談，以便於作者對小說進行修改。1986年中央則采取了小說停止發行和對作者進行批評、處理的組織措施。
薄一波對《劉誌丹》的述評作了修訂
1979年中央組織部關於為小說《劉誌丹》平反的報告把它認定為一部比較好的小說，還說小說問題是閻紅彥“報告了康生”。了解情況的有關同誌和一些西北老同誌對此很有意見。西北老同誌賀晉年向中組部部長宋任窮提出了意見，宋任窮說：我沒有注意這個就發表了，把閻紅彥和康生聯在一起不對，這是原則問題。
中央組織部1979年的報告，被一些文章和著作作為宣傳《劉誌丹》是一部好小說並指責閻紅彥的依據。有人還引用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有關這部小說原來的錯誤表述，而避開了作者很快就作了修訂的文字。當幾位西北老同誌委托賀晉年對最初的版本提出意見時，薄一波當即誠懇地說：“哎呀，犯了一個大錯誤！”他很快給賀送去修改稿，並請他把改稿給有意見的同誌都看看。改稿指出小說有錯誤，肯定了閻紅彥等同誌對樣書提出意見是很正常的。在1994年6月《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第1版第4次印刷時，刪去了有關閻紅彥的所有文字，改為“對小說《劉誌丹》(上冊送審樣書)當然可以進行批評”。明確指出，小說作者的創作態度是不夠嚴肅的，作品本身是有缺點或錯誤的。因此，曾參加過陝甘邊和陝北革命鬥爭的老同誌中，有的對它提出批評，這本來是很正常的。可是康生卻別有用心，製造了一起大錯案。至於1984年至1985年出版的三卷本《劉誌丹》涉及的政治領域中的是非問題，中央領導已明確指出，這裏就不再贅述了。
中央文獻研究室著，逄先知、金衝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2004年2月第1版第11次印刷時，也經過認真研究後，修訂了涉及小說《劉誌丹》的述評，明確指出“小說《劉誌丹》確有缺點或錯誤”。
閻紅彥被迫害致死20周年之際，薄一波為閻紅彥作了一個既有感情又有個性的題詞：“為人正直不阿為真理奮鬥不息”。1987年1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薄一波、陳錫聯、賀晉年題為《光明磊落耿直剛強》的文章。文章說：閻紅彥同誌是西北紅軍和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第一、二任總指揮是謝子長、劉誌丹，閻紅彥曾任第三任總指揮。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期間，閻紅彥堅持原則，沒有屈服於高崗的權勢，毫不妥協地與他進行了鬥爭。閻紅彥直到“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致死，可以說一生中都做到了立場堅定，愛憎分明，堅持真理，不畏權勢，而且曆史證明他是正確的。他為黨樹立了一個優秀共產黨員的光輝榜樣，永遠值得人們學習。
2009年，12月11日，《北京青年報》報道，小說《劉誌丹》三卷本近日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公開發售。中央領導同誌及時地發現並製止了這一事件。主管部門按照1986年中央文件精神作了嚴肅處理。
如果把小說《劉誌丹》被否定一肯定—最終否定的全過程聯係起來進行研究，或許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在我看來，有關黨史題材和黨史人物的研究和寫作，首先需要尊重事實，把事實搞清楚。因為尊重事實才能尊重曆史。尊重事實、尊重曆史，才能正確總結曆史，麵向未來。
來源: 《炎黃春秋》2011年第6期 | 責任編輯：程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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