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自殺的開國上將遺言：逼死我者，江青、陳伯達

唯一自殺的開國上將遺言：逼死我者，江青、陳伯達

2011年02月23日 08:35
來源：文史天地 作者：李紅義

核心提示：於是，在寫下了“逼死我者，江青、陳伯達”的遺言後，一代名將閻紅彥吞下了自己早已準備好的安眠藥，自殺身亡。閻紅彥成了在文革中唯一一個自殺的開國上將，也是第一個自殺身亡的省委書記。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10年第12期，作者：李紅義，原題：《“文革”中以死明誌的開國上將閻紅彥》

 

反對高崗

 

1955年，新中國為55名在民族解放與獨立戰爭中出生入死立下了不朽功勳的解放軍高級指揮員授予了上將軍銜，史稱“開國上將”。在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中，這五十多名開國將軍大都受到了衝擊。其中，有的人，為了自保，晚節不保，上了林彪江青的賊船，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麵；有的人，受了左傾思潮的影響，淪為打手，對自己治下無辜而又善良的人民群眾慘下毒手，製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但有一個人，不顧個人安危，對林彪、“四人幫”奮起抗爭，最後服毒自殺以死抗爭。這個人，就是與劉誌丹同為陝北革命根據地早期領導人，建國後先後任四川省委副書記、雲南省委書記的開國上將閻紅彥。

 

1909年10月，閻紅彥出生於陝西省安定縣瓦窯堡鎮。1924年入陝北軍閥井嶽秀部當兵，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10月隨部參加清澗起義。1931年參與創建中國工農紅軍晉西遊擊大隊，任大隊長。後率部西渡黃河，轉戰到陝北地區，與劉誌丹領導的南梁遊擊隊會合，參與創建陝甘工農紅軍和陝甘蘇區。

 

閻紅彥天生一副強脾氣，為人正派，剛正不阿，堅持正義，隻唯實，不唯上。不論是天王老子，不論對方官再大，隻要認為你說的話不在理，他都會加以反駁，據理力爭，不顧個人安危，不計後果。為此，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沒少吃虧。

 

1942年夏，閻紅彥在延安的中央黨校學習。那時，延安整風已經開始。有人揭露時任西北局書記的高崗偽造履曆，在戰鬥中貪生怕死臨陣脫逃。一天，高崗找到閻紅彥，要閻紅彥向組織作證，自己在陝甘遊擊隊剛組建時，就是遊擊隊隊委；臨鎮戰鬥中他臨陣脫逃是被人綁架走的。作證的交換條件，是讓閻紅彥擔任師長。但閻紅彥不為所動，實事求是一針見血地當麵向高指出：當年高崗隻是陝甘遊擊隊三支隊二大隊的政委，根本不是陝甘遊擊隊隊委。而且，在臨鎮戰鬥中，高崗臨陣脫逃，當了逃兵，當時隊委會決定開除他的黨籍，並對其進行通緝。後來，高崗自動回來了，隊裏就給了他個留黨察看的處分，讓他下去當了戰士。為此，二人大吵一架。之後，高崗就一直在中央高層領導麵前說閻紅彥的壞話。   

 

1945年黨的七大上，高崗被提名為中央委員並進入政治局。閻紅彥根據多年來對高崗的了解觀察，向劉少奇、任弼時提出了反對意見，指出高崗偽造曆史，臨陣脫逃，品質不好，詭計多端，不可信賴，但他的意見未被重視，還被誤解和批評。其後，閻紅彥受到了組織批判，康生代表黨中央宣布：“高崗是西北的革命領袖，今後不準任何人反對。閻紅彥反對高崗是錯誤的。”

 

直到1954年，高崗因同饒漱石進行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受到揭發和批判而自殺身亡，中央高層才知道當初是錯怪了閻紅彥。毛澤東公開向閻紅彥道歉說：“閻紅彥同誌，很對不起，把你冤枉了十多年，當時隻怪我看錯了人。”

 

解散公共食堂

 

1959年8月，閻紅彥走馬上任，去雲南做了省委書記，成了名符其實的封疆大吏。當時，神州大地正在大搞三麵紅旗，雲南和其他省份一樣，官僚主義、浮誇風盛行，群眾超長時間、超負荷勞動和糧食不夠吃，造成了雲南解放以來人為的群眾大規模死亡。而閻紅彥能接觸到的報紙上，隻是一味地宣傳我們的形勢大好。閻紅彥老家的親戚給他寫信，說那兒餓死了很多人。閻問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沒人敢向他說實話。閻紅彥就帶著自己的秘書李原一起下去微服私訪。閻紅彥一行走過了雲南很多縣份。一路上，他們看到了每個村子都是浮腫病蔓延，路邊有很多餓死倒斃的農民，成群結隊的邊民不得不外出要飯。閻紅彥流淚了，對李原說：“和平年代餓死這麽多人，一定是我們的政策出問題了。”

 

在麻栗坡，閻紅彥遇到了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婆婆在雨中手拄拐杖氣喘籲籲地趕路。老婆婆對閻紅彥說，自己是走了二十多裏山路去公共食堂吃飯的。老婆婆說：“過了這道梁，還要爬一個坡，吃頓飯真難啊。”路邊的群眾對閻說：“老婆婆還不算遠，最遠的人，要騎著毛驢去食堂吃飯，三十多裏路呢。吃完飯回家不久又得準備來吃下頓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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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紅彥十分難過，在省委幹部會議上說：“三十裏路騎毛驢吃飯，誰發明的？還把我們的群眾當人不？公共食堂根據群眾意願嘛，辦不好就散嘛。”

要知道，公共食堂是中央的既定方針，毛主席的指示，沒人敢反對。有很多相當級別的幹部因為對公共食堂有意見，被判刑，被關押，被下放勞動。但閻紅彥不顧個人安危，一定要為民請命。他說：“公共食堂再辦下去，老百姓都叫餓死完了。”

1961年5月，閻紅彥就放寬若幹農村經濟政策問題給毛澤東寫了6000多字的長信，提出解散公社食堂等建議。他的建議和調查方法得到了毛主席的讚揚，不久，雲南農村解散了公社食堂。

在1962年8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發表了講話，提出國家今後的工作重點是搞階級鬥爭，一切要以階級鬥爭為綱，要在全國農村開展一次全麵整頓的群眾運動。文件傳達下來後，閻紅彥不以為然，他在省委幹部會議上公開講：為什麽要老提階級鬥爭？我看雲南就不要再搞階級鬥爭了，經濟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提高了，才是道理。沒有飯吃，搞什麽階級鬥爭。

遵照閻紅彥的指示，雲南省委在下發全省的文件中提出：雲南不需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去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的群眾運動。這是迄今發現的全國唯一一份提出“不需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省委文件。文件下發後，很快就引起了西南局和中央的不滿。中央派出彭真來雲南調查事情真相。彭真理解閻紅彥，做了妥善處理，巧妙地保護了雲南省委和閻紅彥等人，使其順利過關，化險為夷。

雲南省在閻紅彥的主持下，經過一係列調整工作，經濟情況出現了良好的變化。三年後，雲南省的糧食產量超過了曆史最高水平，全省城鄉市場繁榮，肉食、主副食品敞開供應，物價穩定，一躍成為全國經濟狀況明顯好轉、人民生活改善幅度較大的省區之一。

勇鬥陳伯達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當年10月，閻紅彥被江青、陳伯達召集到北京參加揭發批判鄧小平的會議。會上，謝富治揭發鄧小平“在淮海戰役中動搖，企圖後撤，犯有逃跑主義的罪行”。在淮海戰役中擔任縱隊司令員的閻紅彥立即站起來反駁說：“根本沒有這種事。整個淮海戰役期間，中野總部一直是隨我們三縱行動的，鄧小平一直是和我們在一起的。”他又問原三縱作戰部長、時任昆明市委書記的趙增益：“你聽說過這件事沒？”趙回答說：“沒有。”閻紅彥反駁弄得江青、陳伯達和謝富治都漲紅了臉，氣急敗壞無話可說，此次揭發鄧小平的會議因此不歡而散。至此，閻紅彥被中央文革視為“走資派”，在之後的運動中飽受摧殘。

閻紅彥從北京回雲南沒幾天，雲南的造反派在江青、陳伯達的指使下，開始對雲南省委進行衝擊。造反派占據了省委辦公樓，還抄了閻紅彥的家。造反派對閻紅彥召開批鬥會，一場接一場，有時一開就是一天，不給他吃飯，不給他喝水。

為了保護閻紅彥，葉劍英元帥專門從北京打電話給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讓他一定要設法保證閻紅彥的人身安全。秦基偉召開昆明軍區黨委會議，責成副司令員王銀山專門負責閻紅彥全家的安全。王銀山安排部隊將閻紅彥和他的妻子接到雲南省軍區警衛團駐地小麥峪。

造反派找不到閻紅彥，連忙向江青和陳伯達匯報。江青在北京的文革會議上公開叫囂：“閻紅彥壓製造反小將，昆明現在是死水一潭。中央文革要派出力量，去昆明扭轉局勢。”於是，北京和昆明的街頭到處都出現了“炮轟閻紅彥”的大字報。

至此，閻紅彥已經被江青一夥列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劫難逃了。

1967年1月4日，雲南省造反派準備在昆明檢閱台廣場召開批判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由於找不到閻紅彥，造反派報告了中央文革。1月8日淩晨，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接通了閻紅彥的電話，對閻紅彥咆哮道：“為什麽要躲起來？為什麽不敢見革命群眾？鬥一兩次就怕了？我看鬥十次八次也沒問題。不要見不得風雨。你出去和造反派見麵！這是中央的決定！”

天不怕地不怕的閻紅彥立即對陳伯達反唇相罵：“你能代表中央嗎？我就不承認你是中央的代表！你坐在北京，不了解下麵的情況，隻知道亂發號令。我看你是想把雲南搞亂，把國家搞亂……”

二人在電話中大吵一通，各自狠狠地掛了電話。

放下電話，閻紅彥心亂如麻。他知道，自己和身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陳伯達發生了爭吵，對方肯定不會放過自己。他為中國的前程憂慮，他也知道造反派肯定很快就能找到小麥峪，將他和妻子抓去批鬥。他不願意忍受屈辱，不願意再看到江青、陳伯達在自己麵前頤指氣使。他要以死抗爭。

於是，在寫下了“逼死我者，江青、陳伯達”的遺言後，一代名將閻紅彥吞下了自己早已準備好的安眠藥，自殺身亡。閻紅彥成了在文革中唯一一個自殺的開國上將，也是第一個自殺身亡的省委書記。

閻紅彥死後，江青一夥下令不準開追悼會。可是昆明黨、政、軍機關幹部和群眾，自發地為閻紅彥舉行了莊嚴的追悼儀式。

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指出：“閻紅彥是個好同誌，我了解他，他在雲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錯，這個人正派，耿直剛強，要不是林彪、‘四人幫’迫害，他不會死。”

1978年1月24日，閻紅彥骨灰被移放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堂正廳中區。鄧小平等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及閻紅彥生前好友380餘人參加了儀式。2月15日，中共雲南省委、中共昆明軍區黨委聯合發出通知，為閻紅彥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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