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眼中的李仲公 收藏

子女眼中的李仲公

         李仲公是由貴陽走出去的國民政府軍政要員、共和國國務院參事，1978年在北京去世，198５年葬於家鄉貴陽白雲。筆者從上世紀80年代初參加地方史誌編 寫的時候，就注意搜集過他的史料，當時家鄉人對他知之甚少，不知其然。因他係貴州曆史名人，搞清他的經曆，也是筆者作為鄉人晚輩的一個責任吧。 
1998年7月底，筆者因公赴北京培訓，經朋友推薦住在北京公主墳貴鋁招待所。在去北京之前，筆者與李仲公的表弟顧乃衝電話聯係，已作好李仲公家的采訪 準備。顧乃衝是江蘇常州人，與李仲公之母同姓、李夫人吳澄華同鄉，他們故以“老表”相稱，早年就與李仲公家有往來，退休後住在北京車公莊西路，其老伴癱瘓 住院。筆者首先拜訪顧乃衝先生，經顧先生與李仲公女兒李紹華聯係，確定了往訪時間。 
8月1日上午，我從公主墳打的到車公莊顧先生家，邀顧老先 生一同前往北京西便門大街國務院宿舍，李仲公的女兒李紹華、女婿王樹珍在家中等待（李紹華、王樹珍的獨生女時在日本東京留學），李紹華夫婦做了一桌辣味很 濃的“貴州菜”熱情地招待我們。在交談中，我的普通話很“蹩腳”，說起來很累，也影響思路。李仲公的女婿王樹珍說：“你就說貴陽話吧，我們聽得懂，常聽老 頭子（指李仲公）說，也就懂了。” 
在李仲公家，我見到寫字台上放有一張李仲公與夫人吳澄華早年的合影照片，可能是結婚照吧，李仲公英俊瀟灑， 兩眼有神，吳澄華清秀漂亮，不愧是電影演員。我撰寫《李仲公簡年譜》同吳澄華通過兩封信，我到李仲公家時，李夫人吳澄華已去逝。我拿出李夫人給我寫的信， 王樹珍說是由他代筆寫的（吳澄華年老提不了筆）。吃過午飯後，我根據擬寫的采訪提綱，逐條詢問有關李仲公先生的曆史情況。在落實李仲公生年的時候，王樹珍 說：“老頭子說他是屬虎的。《年譜》上寫的生年為1887年，年份生肖不是虎，1890年才是虎年”。李紹華在旁補充說：“我父母親結婚時，父親就瞞了年 紀，父親曾給我奶奶打過招呼，不要說出他的真實年齡，是後來奶奶沒有注意時才說出來的。” 
在談到李仲公與早年到北京的貴陽人姚華的交往情況 時，王樹珍就拿出姚華1927年送給李仲公的一幅山水畫，上有“戊辰仲春蓮花庵主殘臂揮毫，仲公老兄雅正，姚華茫父”的題句，這是姚華的真跡。李仲公與龍 雲交往，李仲公家裏還有10對龍雲送給李仲公的象牙筷，上麵刻有“仲公同誌清玩，弟龍雲贈”字樣。李仲公與周恩來、蔣介石的交往，李紹華說：“我的父親在 東征、北伐時期就與周總理結識，周恩來是我父親最尊敬、最信任的人。父親的脾氣不好，人緣也不好，發起脾氣來，當年蔣介石都要讓他三分。在國務院參事室開 會，隻要他一捋頭發就要發脾氣了，沒有人敢接嘴”。 
“我父親當過蔣介石的秘書長，也給蔣介石出過不少主意。但他同情共產黨，最後參加反蔣活 動，軍統特務要殺他，請示蔣介石，蔣說：‘李仲公是個大炮，沒有我點頭，你們不要動他。’南京解放前夕，立法院命令立法委員遷離，飛機票都送來了，父親就 逃到蘇州鄉下藏匿起來，拒絕隨蔣逃走（父親逃離南京時，局麵很混亂，國民黨特務又盯得很緊，父親是化了妝，由幾個親近的人陪護，從火車的車窗中爬進去乘車 逃離的）。我五叔李俠公早年參加共產黨，父親是知道的，五叔從蘇聯回來，國民黨通緝在案，父親就把叔叔藏在蘇州，我母親還給他送過飯。在他們弟兄中，父親 和俠公叔的感情最深厚，雖然他們的觀點有時不盡一致，但絲毫不影響他們的感情。195０年７月，根據周總理的安排，已任政務院參事的五叔李俠公回西南工 作，父親到政務院任參事”。 
“我父親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與李大釗是同學好友。在東京，‘小日本’很壞，瞧不起中國人，父親和同學還整治過他們，讓‘小日本’當麵出醜取樂。 
“父親為官較為廉潔，他雖當國民黨的高官，配有專車，卻從來不準家裏人搭乘他的公事車，我母親出門，自己掏錢買票，享受不了特殊待遇。我小的時候穿的褲 子,個子長高了就接褲腳，繼續接著穿，沒有一點‘官家***’的氣息。我有一個哥哥,叫李紹荃,是父親的妾所生,我母親不認,幾十年沒有往來。有一個妹妹, 叫李幼華,現在德國”。 
“父親同周總理、郭沫若的關係很好。1957年5月參加反右鬥爭，維護共產黨的威信立有‘功勞’，《人民日報》曾有報道。因父親是無黨派人士，參事室有人動員他加入共產黨。在共產黨內，父親最信任的是周總理，與其他共產黨人沒有什麽過深的交情。” 
談及賀龍的情況時，李紹華說：“父親早年就同賀龍認識，1927年3月，他當蔣介石的秘書長時，在武漢還被賀龍師長抓捕過，說他是蔣介石的‘說客’，押 送唐生智總指揮部。解放初，我父親曾當著周恩來的麵與賀龍爭辯過，總理說‘好了，好了，你們不要再吵了，我知道了’。賀龍調到北京，曾送過一件皮大衣給父 親，兩人雖有陳見，時有往來。我父母喜歡下圍棋，曾與陳毅元帥下過，棋藝不相上下，陳毅的哥哥陳修和就住在樓下，隔壁就是何香凝的兒子廖承誌家。文化大革 命開始後，1968年初，北京到處都有‘打倒賀龍’的大字報。一天，有兩位穿軍裝的人，說是中央專案組的，一大早就來到我家坐著不走，逼迫父親交待賀龍的 問題，中午還是我煮麵條招待他們吃的，直到下午快吃晚飯才走。父親曾說賀龍1929年給他寫過信，意思是說‘落難了’，讓我父親給他找點事做，專案組的人 說‘快拿出來看看’，父親說‘現不知道放在哪裏了，要找一下’。專案組的人問及蔣介石、晏勳甫派遣熊貢卿‘招降’賀龍的情況，父親回答不知情。專案組的人 走後，父親在他的舊書堆裏麵找出了兩封署名‘賀雲卿’的信，第一封信寫得很長，主要是敘舊，說‘現在落難了’，求‘老朋友’找一點事做。第二封信寫得很簡 短，問我父親‘為什麽不回他’。信找出來後，父親很猶豫，讓我們找照相機來拍照，我們拿去衝洗時曝光了，沒有留下信的照片。父親把信交給了參事室，並指定 送給周總理，是參事室派了兩個人送到周總理辦公室的。當時，說他立了‘大功’。後來，在為賀龍平反的過程中,中央統戰部把父親喊去，說他偽造信件挾嫌陷害 賀龍，要他老實交待, 與統戰部的辦案人員發生激烈的爭辯，拒不承認對他的指控。周總理去世後，沒有人保護他。審查小組要處理他，父親生病住在北京北大醫院，審查組派人去醫院， 規定不準與外人接觸。父親曾對我們說，‘政治’這個東西，翻雲覆雨，以後你們幹什麽都可以，遠離這個東西。他臨終時，口裏還喊著‘老五’、‘俠公’……。 母親生病，一直堅持著不去醫院，害怕有人害他，最後死在家裏。” 
王樹珍還補充說：“最近，中央電視台播放賀龍的片子，其中有一個蔣介石的說客‘李仲’，就是指的是老頭子。” 
李紹華說：“前幾年，我曾到參事室去找過王海容（參事室副主任），王說過去的事就不要再問了，我們又沒有讓你們搬家，你母親我們還在發給生活費。” 李仲公去世後，參事室每月發給吳澄華生活費４0元，1988年3月又提高到６0元。其子女仍然居住國務院宿舍。 
王樹珍從家中找出一張小紙片，是撤銷李仲公參事職務，每月發給80元生活費, 交參事室監督的通知，上麵隻有幾行字，日期是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６日，蓋有參事室公章。並說：“這是老頭子死後，才把通知發到家中來的。”隨即，又拿出一張 北大醫院出具的“李仲公因肺炎醫治無效於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０日死亡”的通知書。李紹華說：“父親火化後，骨灰存放火葬場。遵父親遺囑，198５年清明我母 親把骨灰親自護送回貴陽，找我族中大哥李紹彝安埋的。我們都沒有去過老家，很想回去看一看。” 
李紹華拿出一個綠色的塑料皮筆記本交給我說： “這是父親過去寫交出去的東西，讓我抄下來留存的，不知道是否有用。”筆記本中抄有李仲公1953年寫交給中央統戰部的《我的曆史交待》、1966年寫的 《李仲公簡曆》、《吳澄華簡曆》。並拿出一張李仲公與李大釗的照片，照片背麵有李仲公對照正麵寫下的合影人名字，照片上寫有“民國五年與老友李大釗同攝於 北京中央公園”字樣。 
在李仲公家，因中午飯吃得太晚，臨近傍晚我才告辭，顧先生說還有點事交待，我先走。當天，我帶了相機，大家留了影。 
我仔細閱讀了李紹華給我的筆記本，是一份難得的史料，超出了我擬寫的提綱範圍。回到貴陽,我將《我的曆史交待》打印出來，作了一些簡單的校訂（因係李紹 華抄錄，許多字有明顯的錯漏），並附印一份，連同筆記本、照片原件寄還李紹華。我根據這些史料撰寫了《李大釗與貴陽人李仲公》、《李仲公事略》等文史資 料。 
時間已過去10年，李紹華已於2005年作古，北京顧乃衝、王樹珍仍健在，把當時的專訪情況追憶下來，作為曆史的一麵之詞罷了。同時，以示對逝者的深切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