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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龍的乞降信 李仲公事件
(2010-03-29 10:01:55) 李仲公事件
李仲公是一位近代史人物。他的履曆大致如下。
李仲公（1886-1978），貴州貴陽人，18歲考入北京政法學堂，1913年東渡日本求學，回國後在貴州參加護國、護法諸運動。1922年再次赴日，在早稻田大學完成學業，1924年回國參加國民革命，在東征之役中結識了周恩來。1926年7月，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長身份隨蔣中正出師北伐，曾參與收編賀龍部。後曆任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立法委員等職，參加“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的發起，從事反蔣愛國民主活動，1949年7月在蘇州起義。1950年以後，任政務院（後改國務院）參事。1978年因病去世。享年92歲。
事情發生在1929年。李仲公在南京交通部接待一位賀龍派來的密使，手持要求轉致“主座”的信件，要求回複。以後，賀龍又兩次派人送信。但是李仲公將所有信件扣下來，未送蔣，也未回信。此事遂無下文。兩信內容如下：
（一）仲公吾兄次長勳鑒：前此被嚴仁珊等之欺騙，既予兄之難堪，複陷龍於絕境，至終無以自解，至今每一思及恨痛交並，故去、今屢擬托熊賢卿、賀貴嚴諸兄代向中央解釋，藉明心跡，終以山河阻隔，音問無由，恂恨事也。近閱報章，始知馮逆叛狀益彰，全國聲討，弟亦為黨員一分子能不憤慨？甚願率所部萬餘健兒就近直搗逆巢，滅此朝食，以報黨國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為荷，餘不一一，諸希亮察，如能幫忙，即請設法示複，以便正式派人晉京麵候教益矣。手此。敬叩勳安。弟賀雲卿親筆上，五、十六。”
（二）仲公吾兄次長勳鑒：前函計達，十六年秋間之事，完全為奸人利用結果。雖促成寧漢統一，而弟一人之犧牲，其痛苦不可言狀。始知今日之政治須多受教訓方能漸得其中之奧妙矣，弟本武夫且生性忠實，何能快慰，應付當今千變萬化之時局耶？不能為天下人諒者理應然也。愛我如兄將何以教我？前言皆係至誠，務求敬代陳主席，請求一切為盼。臨穎神馳，不禁依依，此叩大安。弟賀雲卿親筆上，五月二十六日。”
李仲公為什麽將如此重要的事“留中不發”呢？我猜測，是他把這件事看作“燙手的山芋”，因為他在這類事上吃過虧。收編賀龍之後，寧漢對立期間，武漢方麵的徐謙、唐生智將其看作蔣的人，指使賀龍拘禁過他。前一信中開頭的道歉，即指拘禁李仲公事。現在這件事辦不好，會兩頭都得罪，致使自己引火燒身。當然他最後還是吃了這個事的虧。
幾十年過去了，到了文化大革命，賀龍被當作“大軍閥”打倒。專案組派人到李仲公家追索那兩封信。專案組怎麽知道有那樣兩封信？後來分析，可能是文革前，參事室編輯文史資料的時候，李仲公向參事室同事透露過此事。現在，參事室召開大會，號召揭發劉少奇，也提出了賀龍，形勢逼人。但是李仲公知道事非小可，推托說信已經銷毀。
專案組天天來，一直僵持了兩個月。他們開頭很客氣，後來就威脅要抄家了。
在這種情況下，李仲公和家人商量，找出了那兩封信，決定通過一些途徑交給周恩來，相信周會妥善處理。但周恩來是中央專案組總負責人，交周等於交專案組。
李仲公首先托人給周恩來一信：“久未謁見，時在念中。茲有一事，我手中有賀龍在1929年由湘西派人到南京要求我代幫助向蔣投誠的兩封親筆信，是這個大叛徒叛黨的鐵證。如由信內送上。慮交不到落入別人之手。擬請於萬機之時召見片時，當麵奉呈，並補陳有關情況，親聆教導。特此函達之予核裁。敬祝健康，並致革命的最後敬禮！1968年3月29日。” 信送出後，周辦公室派人取走兩信原件，再過幾天，又來人說已收到，感謝仲老對革命的支持。
這兩封信被專案組當作賀龍叛黨投敵的鐵證，也可能促使毛澤東最後作出打倒賀龍的決定。
後來，隨著形勢發展，賀龍被平反了。李仲公感到要大禍臨頭。
果然，李仲公被叫到統戰部，童小鵬叫他承認信是假的。李說，那不是承認我造假嗎？童小鵬給他一個台階，說也許是別人造假，派人送給你。李仲公不肯承認。
1978年，李仲公病重住院，漸不治。參事室交待家屬，如果他不行了，馬上通知參事室。
之後，參事室通知親屬在家聽取領導上宣讀重要文件《關於李仲公問題的處理決定》。決定說：“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兩封偽造信陷害賀龍同誌的問題，審查小組報經中央批準，認為是李仲公夥同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蓄意陷害賀龍的一起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嚴重，又不老實交代。根據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本應從嚴懲處，逮捕法辦。但考慮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況，不再捕辦，決定撤銷其國務院參事職務。每月發給生活費八十元，交國務院參事室監督。”
但由於本人病重，家屬未將這一決定告知，所以直至他去世也不知此事。
此事似已成定論。但是李仲公為什麽和林彪、四人幫成了一夥，蓄意陷害賀龍呢？
據賀龍夫人薛明回憶，五十年代李仲公曾見過賀龍，“李仲公見到賀龍以後很慌張，賀龍揭了李仲公的老底，李仲公灰頭土臉”，“自知無趣，趕緊告退。”遂懷恨在心，伺機報複。
那麽，賀龍揭了李仲公什麽“老底”呢？李仲公有什麽把柄在賀龍手裏攥著呢？李仲公已經死了，而且可以說是身敗名裂了，還有什麽不可以說的呢？然而薛明沒有說。
李仲公早年追隨蔣中正反共，在國民政府中擔任要職。這段曆史，不管如何評價，都是無法掩蓋的，也無所謂老底。共產黨也知道他這段曆史，所以叫他在參事室呆著，編寫文史資料。
李仲公是否有害賀龍之心，尚不能完全排除。當初他助蔣將賀收編，賀反而以怨報德，將其拘禁，他肯定後悔當初此舉。後來賀又有投蔣之意（我們暫且認為有此事），他肯定認為此人出爾反爾，故不願意幫助他。
但是，隻要李仲公交出的兩封信真的出自賀龍之手，不管李仲公怎麽想，他的行為都無可厚非，於黨，於社會，都澄清了曆史。
所以，要害問題是那兩封信是不是真的，是1929年賀龍的手跡還是幾十年後李仲公模仿賀筆跡假造的。這在今天的刑偵技術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在文革期間也不是難以解決的問題，因為李仲公不是摩薩德，他究竟沒那麽高的技術。
現在，在海外的李仲公之女已經提出這個問題，見李幼華《文史天地》2009年第11期上的文章（本文許多材料出自該文）。有關當局應該給家屬，給曆史一個交待。
問題是，那兩封信還在不在？
如果在，拿出來讓有公信力的單位鑒定一下。如果鑒定結果是假的，請李女士立即閉嘴。
但是，我擔心，該信已被銷毀。如果銷毀，成了曆史疑案，又怎麽辦呢？
前兩天看電視，說有一個案子，庭審時被告當場將重要紙質證據吞下銷毀。對於這一突發情況法官見怪不怪，他們有現成的處理方案，就是要被告，即銷毀證據一方提供相反的證據，如果沒有，原有證據仍有效，盡管已被銷毀。
這就是法律的智慧。
所以，如果該李仲公審查小組銷毀了這兩封信，而他們認為信是假造的，又舉不出證據來，那麽銷毀行為本身可以證明信是真的。
下麵的問題是，如果信是真的，又如何呢？
李幼華女士說，信是真的，也無礙賀龍作為偉大革命家的評價，他當初這樣做可能是一種“鬥爭策略”，假投降。而據我看，李女士還說得過於委婉。
我認為，即使賀在革命低潮年月真的想率部投蔣，也沒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他本是草莽英雄，沒什麽意識形態的背景，在1927年鹹與革命，在短期內有所動搖，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根據他以後幾十年的表現，仍是共產黨的忠臣。
當然，即使真損害了賀龍的形象，那也沒有辦法。曆史就是曆史。
出於政治的需要，把一個曆史人物或者說成是大英雄，沒一點毛病；要不然就是“大軍閥”，打倒砸爛。為此，不惜抹了良心，將汙血撥在一位毫無過失的九十歲老人身上。這不是罪孽嗎？
賀龍當年被打倒，除去根據李仲公提供的材料外，還有晏章炎的檢舉。
晏是武漢市二十中學教師。其父曆史上曾任南昌行營第三廳廳長，臨終前向晏章炎交代，說賀龍曾經和蔣介石的招撫大員熊貢卿來往密切，而且有乞降的表示。
文革中晏章炎提供了這一材料，成為賀龍罪狀之一。後
來賀平反時，說已查明，賀龍親自下令槍斃了誘降的熊貢卿，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曾經就此給中央寫了報告說明，報告的原件就存於中央檔案館。
仔細思考，這兩件事未必有矛盾。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也就罷了，還連累了普通教師晏章炎，他因為“誣陷賀龍”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他隻是將其父的話轉述而已，自己當然無法判別真假。我不知道這件事現在如何評價。
如果文革中有誣陷行為的都如此治罪，我也沒什麽意見。拿劉少奇來說，第一個誣陷他的是雷英夫將軍。他按照林彪的吩咐，第一個寫出誣陷材料（全文可見圖門、孔弟《共和國最大冤案》，法律出版社，1993），是真正“夥同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幹壞事。但是文革後，他未受到任何懲處，以離休善終，還寫了一本回憶錄，隻字不提他幹的壞事。不受懲處的原因據說是他的誣陷材料被毛澤東圈閱了。但是李仲公上繳的信不也是被毛認可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