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公交出賀龍“求降信”的真偽及其他 一、二、三 轉貼

龍溪思維：李仲公交出賀龍“求降信”的真偽及其他　一、二、三　轉貼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f3b9540100gvem.html

龍溪思維的BLOG

http://blog.sina.com.cn/lxsw1

李仲公交出賀龍“求降信”的真偽及其他（一）

(2009-12-15 00:00:00)

李仲公交出賀龍“求降信”的真偽及其他（一）

龍溪思維

現在已經可以明白，1968年3月前國務院參事李仲公先生交出的、所謂1929年賀龍元帥寫給李仲公要求向國民黨投降的兩封信，是導致賀龍元帥被迫害致死的主要原因。

但是，現在，這個問題仍然有三個方麵，是非常需要澄清的。

就是：

1、李仲公先生是怎麽交出這兩封信的？

2、這兩封信是真的嗎？

3、整個事件，可以反映各位主要當事人包括李仲公、賀龍、周總理的什麽問題？

下麵逐次看看這個問題的這三個方麵。

一、李仲公先生是怎麽交出這兩封信的？

這兩封信是怎麽交出的，直接關係後兩個方麵情況的判斷。

在大多數批評李仲公誣陷賀龍的文章中，都說這兩封信是偽造的，但都不能看出到底這兩封信是怎麽交出的。

所以，倒是李仲公的兩位女兒關於李仲公交出這兩封信的情況說明，具有了比較可能確實的性質。

先看看李仲公大女兒李紹華生前的說明：

李紹華說：“父親早年就同賀龍認識，1927年3月，他當蔣介石的秘書長時，在武漢還被賀龍師長抓捕過，說他是蔣介石的‘說客’，押送唐生智總指揮部。

解放初，我父親曾當著周恩來的麵與賀龍爭辯過，總理說‘好了，好了，你們不要再吵了，我知道了’。

賀龍調到北京，曾送過一件皮大衣給父親，兩人雖有陳見，時有往來。

我父母喜歡下圍棋，曾與陳毅元帥下過，棋藝不相上下，陳毅的哥哥陳修和就住在樓下，隔壁就是何香凝的兒子廖承誌家。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1968年初，北京到處都有‘打倒賀龍’的大字報。

一天，有兩位穿軍裝的人，說是中央專案組的，一大早就來到我家坐著不走，逼迫父親交待賀龍的問題，中午還是我煮麵條招待他們吃的，直到下午快吃晚飯才走。

父親曾說賀龍1929年給他寫過信，意思是說‘落難了’，讓我父親給他找點事做，專案組的人說‘快拿出來看看’，父親說‘現不知道放在哪裏了，要找一下’。

專案組的人問及蔣介石、晏勳甫派遣熊貢卿‘招降’賀龍的情況，父親回答不知情。

專案組的人走後，父親在他的舊書堆裏麵找出了兩封署名‘賀雲卿’的信，第一封信寫得很長，主要是敘舊，說‘現在落難了’，求‘老朋友’找一點事做。

第二封信寫得很簡短，問我父親‘為什麽不回他’。

信找出來後，父親很猶豫，讓我們找照相機來拍照，我們拿去衝洗時曝光了，沒有留下信的照片。

父親把信交給了參事室，並指定送給周總理，是參事室派了兩個人送到周總理辦公室的。

當時，說他立了‘大功’。

後來，在為賀龍平反的過程中,中央統戰部把父親喊去，說他偽造信件挾嫌陷害賀龍，要他老實交待, 與統戰部的辦案人員發生激烈的爭辯，拒不承認對他的指控。

周總理去世後，沒有人保護他。

審查小組要處理他，父親生病住在北京北大醫院，審查組派人去醫院，規定不準與外人接觸。

父親曾對我們說，‘政治’這個東西，翻雲覆雨，以後你們幹什麽都可以，遠離這個東西。

他臨終時，口裏還喊著‘老五’、‘俠公’……。

母親生病，一直堅持著不去醫院，害怕有人害他，最後死在家裏。”

（《子女眼中的李仲公》，貴州政協報網絡版2008-12-30）

李仲公交出賀龍“求降信”的真偽及其他（二）

龍溪思維

李紹華（已於2005年去世）關於她父親交出賀龍兩封信說明的要點，

一是此事具有被迫的性質，具體說是在“穿軍裝的”賀龍問題中央專案組人員逼迫下尋找、交出的；

二是交信前，李仲公曾讓子女試圖拍照留底；

三是交由參事室“兩個人”送周總理辦公室。

應該說，這幾個要點是說得很清楚的。

再看看

李仲公先生的另一位女兒李幼華（現為德籍華人）的說明：

根據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的《賀龍傳》記載，1967年1月20日，賀龍和夫人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地方，9月被正式立案審查了。北京城內到處都有“打倒走資派賀龍”等大字報。

1968年3月，參事室多次舉行座談會，號召參事們揭發所謂“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 ”，賀龍的曆史問題被重點提了出來。

從1968年2月29日起，中央專案組就派人到我家中向父親了解賀龍曆史上的問題。

專案組每次都是兩人一道來的，穿軍裝者為多。根據父親留下的參事室《調查證明材料介紹信》，來人有由學柱、周栓增、李德儒、劉士蘭、朱延忠等等。

專案組開始對父親很客氣，有禮貌，要求父親配合，後來的一批人對父親說話就不客氣了，威逼父親交代賀龍曆史上的“叛變”問題，並追逼賀龍的信。

父親一直都說“原件已被愛人吳澄華在蘇州燒掉了”，隻能告訴大概內容。

父親與專案組調查人員的談話是在我家客廳，有時從上午一直磨到下午，許多時候保持沉默，無話可說，相視而坐。

我的姐姐李紹華到中午還給他們煮過麵條吃，搞得家無寧日，這樣僵持了近兩個月的時間。

有一天中午，我放學回家吃飯，進門後我看見一根擀麵杖不知為何斜立在走廊牆邊，專案組的人和父親在客廳裏談話。

當時我因為聽見有客人在，馬上意識到他們又來了，就沒再去想。

專案組的人起身“告辭”，我和母親走在他們的後麵送到門口，回過頭來我看到走廊牆邊立著的擀麵杖已不見了。

我將此細節告訴母親吳澄華，全家都很緊張，認為專案組要對我們家下“死手”了。

同時，一位調查人員與父親對坐，另一位就到我家中每個房間查看，我母親隻得跟在他身後滿屋子亂轉。他們並對父親說“再不交出來，我們是有權力抄家的”，父親一直不清楚信到底還在不在，本來就沒想理睬這件事，所以也沒有去找。

　　這時，我們也不得不找了，否則抄家找到就很被動了。

於是我母親、姐姐和我三人翻箱倒櫃，把家中的各個角落都認真地翻了一遍，在父親的一堆舊文件書報中，終於翻出了署名“賀雲卿”的兩封信，全家都呆了。

賀龍的兩封信找出來後，我們叫父親馬上交出去，父親說：“你們不懂政治，再說交出去別人會認為我是在落井下石報複賀龍，讓我再想一想辦法。 ”

假如父親當時將找出來的信一把火燒掉，也不會出現最終“身敗名裂”的結局了。

我父母經過幾天的思量，決定交由周總理來處理是最好的選擇了，也認為總理是很了解父親的為人和賀龍的曆史的。

為防後患，母親叫我姐和姐夫王樹珍找來照相機把信拍照下來，因不懂照相技術，衝洗出來完全看不清楚，放在家中的書桌上好幾年。

如何才能將賀龍的兩封信送到總理的手中呢?父母想到了可以信任的參事室工作人員秦萍和張雲，認為他們一定有辦法萬元一失地將信送到總理的手中。

1968年3月29日，父親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由參事室送出。

　　賀龍的兩封信原件，最後由張雲、秦萍與周總理的聯絡員鄭凱取得聯係後送出去的。

後來，這兩封信被中央專案組認定為賀龍叛投國民黨的重要物證。

（李仲公之女談"李仲公誣陷賀龍"事件始末2009-12-14 07:24:15　來源: 網易曆史）

 

李仲公交出賀龍“求降信”的真偽及其他（三）

龍溪思維

李幼華的說明，大體上與李紹華類似。也就是說，在“被迫”、“拍照”、“送周總理”三個基點上，是基本相同的。

但是，因為李紹華說明是訪談記錄，而李幼華說明是經過一定研究的結果，不但有回憶，而且有研究材料的支持，所以，李幼華說明顯得更清楚一些。

比如，在李幼華說明中，以“父親留下的參事室《調查證明材料介紹信》”為依據，言之鑿鑿地把上門追要賀龍信件的中央專案組有關人員都一一列了出來，有力地證明賀龍信件交出的“被迫”性質，是難以否認的。

其實，這些當事人，當時多是青壯年，現在應當還有在世的，並且還有相對健全的記憶、思維能力。如果他們現身說法，不是可以澄清很多曆史迷霧嗎？

明智的公眾，仍然期待他們這樣做。

須知澄清曆史迷霧，掏空專製大廈的基座，是徹底從曆史文化上摧毀專製製度、專製思想、專製習慣的最重要工作之一，也是從專製的廢墟上清理挽救包括專製實行者的各種思想文化遺產的最重要工作之一。

我們和所有關心這些曆史問題的人，當然不是吃飽了沒事幹，正是出於對徹底摧毀專製文化和最大限度保存民族思想文化遺產的拳拳希望而關心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關心，就是反對專製；關心，就是締造民主。

專製，正是在這種關心中一絲一毫融為雪水的；民主，正是在這種關心中一寸一寸地長成參天大樹的。

當然，李幼華和李紹華所說的交出信件情況，還是有差別。李紹華說，信件，是李仲公自己找到的；李幼華說，信件是她母親和她們姐妹三人找到的。隻是，這種差別，並不能改變李仲公交出賀龍信件的被迫性質。

這樣，從李紹華姐妹說明的基本事實看，李仲公交出賀龍信件，確確實實具有被迫的性質。這就從根本上否定或動搖了李仲公主動誣陷賀龍的說辭：

其一，聯係到賀龍從1967年初就被迫害、失去自由，而李仲公在一年多後才交出賀龍信件，從邏輯上說，李仲公怎麽會是主動誣陷賀龍、牟取私利呢？

坦率說，即使是從1964年到1967年2月多次寫信、根據其父晏勳甫言述、主動舉報賀龍有接洽投降國民黨行為的晏章炎，也未必應該、能夠定其誣陷罪（晏章炎隻是道出其曆史所聞，而欲置賀龍元帥於死地的當然是在上麵另有其人），何況李仲公先生！

其二，更早一些，就是解放後前17年，李仲公與賀龍的關係並非如何惡化。如果真象某些文章形容，賀龍有被周總理所招、去擋李仲公求官的駕，而把李仲公奚落一番的事，那麽賀龍怎麽又會送李仲公那麽名貴的毛皮大衣呢？我們毋寧相信李仲公女兒的回憶，李仲公和賀龍在解放後是有某種爭論的，而賀龍送李仲公毛皮大衣，就具有平息爭論怒氣兼交代不為人所知的曆史欠債的雙重含義。這樣理解應該是比較合理的。如果賀龍真那樣奚落過李仲公，是犯不著、也不可能送李仲公毛皮大衣的。可見，並不存在所謂賀李有解放後17年之隙、導致李仲公挾嫌報複的事實。

其三，從曆史看，賀龍給李仲公的信，應該確有其事，而李仲公當時就沒有把信送給蔣介石，也沒有公開此事以羞辱賀龍，怎麽可能在解放後反而以此信對賀龍落井下石呢？應該說，從李仲公的曆史看，此人一貫追求進步，是那種與時俱進型的政治人物。他以反蔣的“進步思想”出發，扣住賀龍的信不向蔣轉達其意，是可以理解的；他從同樣的思想出發，既然不向蔣轉達賀龍之意，就不以這個問題攻擊賀龍，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沒有文革，李仲公斷無再提此事的緣由和可能，這不是非常清楚嗎？

諸如這些分析，李仲公交出賀龍信件的被迫性質，是可以基本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