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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07 14:26
五八至七八年甘、寧兩省宗教工作嚴重失誤的若幹記載
部分史書對五八至七八年甘寧兩省宗教工作嚴重失誤的若幹記載
寧夏社會科學院名譽院長楊懷中先生在《回族史論稿》中指出:在極左的年月裏,在'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鴉片煙''宗教消亡'的理論指導下,把消滅宗教視為回族地區的頭等任務來抓,好像隻有消滅了宗教,才能使回族人民幸福。
具體做法是拆除清真寺,禁止做禮拜,禁止封齋,強迫回民養豬等。
當時一些地方的口號是:黨員帶頭養,貧下中農說服養,四類分子強迫養。
那時固原地區的歌謠說:“先公糧,後購糧,留下洋芋喝糊湯。”“大姑娘沒辮子,老漢娃娃餓肚子。”“有本事上新疆,沒本事的下平涼,留下窩囊的吃救濟糧。”當時西海固回民在肌鋨中掙紮,數萬人外流到了新疆,國家不關心這些民生大事,卻把消滅宗教當頭等大事來抓。……
曾任寧夏宗教局局長,寧夏伊斯蘭研究會會長的勉維霖先生主編的《中國回族伊斯蘭宗教製度概論》一書中指出:
1958年到1959年,寧夏、甘肅、青海等省區在這場運動中,嚴重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以“反革命罪”、“反革命預謀叛亂罪”逮捕法辦了一大批阿訇和回族群眾,有許多回族幹部也受到了株連;混淆了封建壓迫剝削製度和宗教信仰方麵的界限,幹涉和限製了回族穆斯林的正常宗教活動;結合運動進行合坊並寺,各地保留下來的清真寺,隻有10%左右,而且有些也是名存實亡;強迫回民養豬、剃胡子、放辮子、不準給亡人裹“卡凡布”等,嚴重違反了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極大地傷害了回族穆斯林的感情,嚴重破壞了民族團結和黨群關係。
據《西北回族社會發展機製》一書記載:
1958年,僅在寧夏回族聚居地區,就平定了所謂“以清真寺為據點,以阿訇為骨幹”的“反革命預謀叛亂”57起。偵破中以“點頭就算,露頭就打”為方針,大搞神秘主義,大搞逼供信;全區逼出所謂“參叛人員”1萬多人,打擊處理5000餘人。
在回族的鎮反“補課”運動中,一些人被害致死,一些“叛屬”家中因無男性勞動力,在後來的三年災害時期生活悲慘。
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把群眾正常的宗教活動視為“階段鬥爭新動向”,是“封建迷信複辟”而嚴厲禁止;回族群眾被迫轉入地下的宗教活動,又被視為“反革命串聯”;群眾不得不在暗中舉行的民族宗教節慶活動與必需的集體性宗教儀式活動,則被定為“反革命陰謀叛亂”,大批回族幹部群眾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
有的純回族村莊,所謂“反革命分子”之多,甚至找不出一個“政治可靠”的人來擔任生產隊長或會計,隻好從漢民村遷入“幹部”來“摻沙子”。………
在將宗教問題上升為階級問題的政治氛圍中,清真寺便成了眾矢之的,寧夏原有清真寺1877座,1958年開始進行“合坊並寺”,到1961年隻剩下109座,農村的大多數清真寺被關閉,城市的清真寺則被占用。
文化大革命中,清真寺、拱北、回族伊斯蘭教經典與文物、回族穆斯林日常生活用品被作為“四舊”而毀壞殆盡。回族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被完全剝奪。
這一時期,在回族幹部進行“無神論”教育中,一些地方的工作組把回族幹部是否放棄自己民族的飲食習慣作為衡量這種教育效果的標準;有的工作組為了爭功,甚至強迫回族幹部吃豬肉,謂之“過關”,大多數機關取消了回民食堂……
2000年10月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固原回族》一書中記載:在反右鬥爭中,由於立案隨意性較大,導致破案的逼供信,固原地區即定所謂“反革命叛亂和預謀叛亂”180起,涉及民族宗教人士和群眾達一萬餘人,造成大批冤假錯案。
1958年10月22日至12月6日固原地區召開的有784名阿訇參加的曆時56天的阿訇會議。
1960年5月,一些陰謀家對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劉格平、寧夏軍區副司令員馬思義等十名回族負責幹部進行揭發批判,並定為所謂的“地方民族主義反黨集團”。……
把一些回族幹部正當的民族感情和回回民族風俗習慣作為地方民族主義情緒。反地方民族主義打擊株連了一大批回族幹部。
1960年以後,在“左”的思想指導下,將宗教製度和民族風俗習慣混淆起來,強迫回族群眾剃胡子、放辮子,改變回族的喪葬習俗。甚至不顧伊斯蘭教禁豬的習俗,斷章取義地以毛澤東的有關指示為借口,強迫回民養豬,並把這項工作看成是對宗教製度的一項大改革,在全區掀起了三次強迫回民養豬的高潮。
在社教運動中,個別地方把回民不食豬肉不養豬等錯誤地當作“四舊”破除。社教團在回民比較集中的社隊,發號召、定任務、按戶攤派。涇源縣的回民縣委書記被任命為養豬領導小組組長,全縣強迫養豬2678頭,有的隊已達到了每戶一豬,個別地區有的幹部還強迫回族群眾吃豬肉。並製定出了“黨團員帶頭養,貧下中農說服養,四類分子強迫養”的工作方針。嚴重地破壞了黨的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政策,廣大回族幹部群眾內心對此感到極大屈辱與傷害。
從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所謂“十年內亂”時期,黨的民族工作遭到了全麵破壞。
這個時期,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把“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一套理論和政策推到了極端。民族自治區被指責為“人為地製造分裂”“搞獨立王國”。
有人提出將寧夏回族自治區改為“六盤山省”,取消了民族宗教工作機構,解散了宗教團體,強行禁止信教群眾的正常宗教生活。把全地區民族宗教上層人士統統當作牛鬼蛇神進行人身侮辱和批鬥,實行封建法西斯“全麵專政”。
民族上層人士和全國各族人民一樣,在這場空前的浩劫中遭受了巨大的災難。在“破四舊”和“橫掃一切”的口號下,在回族幹部中繼續抓地方民族主義漏網分子。
固原地區的清真寺拱北都遭到拆毀,伊斯蘭教經典用品統統被視為“封建主義的殘餘和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
回族聚居的海原縣僅三四天時間全縣就拆除清真寺67座,拱北3處。致使固原地區的清真寺幾乎全部拆除,所剩下的少數幾個寺不是改為工廠、學校或辦公室,就是被關閉。
同時把回民相沿成習的習慣、文化傳統當作“四舊”破除。
強迫回民群眾剃胡子、剪辮子、揭蓋頭。
回族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湯瓶、吊罐等停止生產和銷售。
機關、學校、廠礦等清真灶被撤消。改為一堂兩灶。
竟置回民的風俗習慣不顧,生搬硬套漢族地區養豬積肥的經驗,再次提出了要回民養豬的口號,認為養豬是回族中一場“深刻的革命”,當作新事物宣傳推廣,從而掀起了固原地區回民養豬的第三次高潮。
有些地方競相召開養豬問題辯論會,提倡回民要“闖三關”(宗教關、家庭關、社會輿論關),把回民養豬作為進步與否的標誌,看作是民族地區的新氣象、新生事物,甚至提到兩條路線的高度來批判。
這種極左的做法,極大地傷害了回族人民的宗教感情,黨群關係日益緊張。
這時正常的宗教活動被視為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把被迫轉入地下的宗教活動當作反革命陰謀暴亂,把群眾散的“也貼”當作籌集反革命經費。
1968年6月11日海原縣革委會決定縣武裝糾察大隊到各公社巡回遊鬥“走資派”“壞頭頭”,19日遊鬥到紅羊公社時,把灰條溝群眾過“聖紀”的宗教活動當作反革命判亂,在抓宗教頭頭時,亂開槍造成致死群眾3人、傷1人的“619灰條溝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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