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美味 舌尖美食
天下美味 舌尖美食
正文
1966年8月，回族不吃豬肉的傳統被指為四舊，規定回民每戶每年上交兩頭豬，清真寺也有交購指標。
1966年8月，寧夏自治區奉命大拆清真寺，海原縣僅4天時間內就拆除清真寺67座、廟宇17座。回族不吃豬肉的傳統被指為“四舊”，為了迫使回民養成吃豬肉的習慣，青海省命令回民和清真寺養豬，還規定回民每戶每年上交兩頭豬，清真寺也有交購指標。
2012-02-05 17:01:17
“文化領域的專政”是毛澤東提出來的，內容是反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也就是反對中國古代文化、西方文化和其它共產黨國家的文化。目的是清除中國人的傳統價值觀，割斷中國人和傳統文化的聯係，把“炎黃子孫”變成“馬列兒女”，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要實行專政，就得先搞“革命”排除異已；“文化領域的專政”也不例外。1966年5月16日，他發出了“文化革命”的通知，由於“封、資、修”有些深奧、不利於推廣，1966年8月下達《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時，用“舊”替代了“封、資、修”，明確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等四舊是文革的重要目標。
按照部署，從1966年6月開始，全國所有的大學和中學停課搞“文化革命”，讓學生們外出串聯，可以白住白吃白坐車。年輕人閱曆少、膽子大，最容易被欺騙而作惡行凶。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首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以串聯學生為主的紅衛兵，鼓勵他們武鬥。當天，紅衛兵把北京一零一中學教師陳寶坤圍毆至死。從第二天開始，紅衛兵把北京城內外砸了個遍。8月22日，中央人民電台播報了紅衛兵在北京的“偉大功勳”。次日，人民日報對此發表了社論《好得很！》，全國各大均以頭版頭條報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 8月31日至11月26日，毛澤東又分七次接見了來自全國的一千三百多萬紅衛兵，用“個人崇拜”迷惑、鼓動學生投身文革。隨即紅衛兵成為文革先鋒，文革之風迅速刮遍全國。隨著不斷開會、下達鼓動文革的文件，越來越多的民眾被帶動，參與了這場運動。青年們頭腦發熱，以為“世界是他們的”，在文革中鑄成大錯。毛澤東達到目地後，1968年底，就把他們扔到山溝裏“上山下鄉”，連死活都沒人管了。
“文化革命”一直持續到1976年10月，成為中華文化曠古未聞之浩劫，對文化的摧毀在人類曆史上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佛教、道教和儒教是存在於中華大地的傳統文化，而藏傳佛教和回教則在邊疆地區流傳甚廣。中國人的很多道德觀念和做人的準則都來源於這些文化，比如來自佛家的善惡有報、儒家的尊老愛幼等都深入民心。文革中對傳統信仰的破除，導致人們無從分辨什麽是好的、什麽是壞的了。現在如果有人信神，在中國多半會被視為異類。
毛澤東一掌權，就開始在全國拆廟庵、趕僧尼。如浙江建德縣，“1949年有寺55座，庵51座。……建國初期，寺庵大部份被拆除或改作他用，僧尼相繼還俗。”1966年的“文化革命”，給尚存的佛道勝地帶來了滅頂之災。
1900年八國聯軍洗劫頤和園時，曾槍擊萬壽山頂的千尊琉璃浮雕佛像，使之部份損毀；但紅衛兵的作為更甚於八國聯軍：萬壽山頂幸存未毀而又夠得著的佛像，沒有一個幸免。位於洛陽城東的白馬寺建於東漢，相傳是佛教傳入中國後的第一座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在“破四舊”中，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砸了遼代的泥塑十八羅漢和稀世之寶玉馬，焚燒了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1966年9月，山西大學的學生到五台山掃蕩“四舊”，除了砸廟宇外，將大多數和尚、尼姑鬥爭了一通。學生走後，當地黨組織將289名僧、尼、喇嘛逐出山門，強製遣送回了原籍；湖南衡山縣長得知紅衛兵要去南嶽衡山“破四舊”，搶先趕到並跪在山下，哀求青年們不要破壞那些千年的文物古跡，但沒人聽他的。衡山一百多座寺廟裏的各種珍貴的雕塑品，除了劉備、關羽、張飛三尊恰在部隊施工範圍內，被苫布遮蓋而幸免外，全部被砸毀，那位縣長被活活氣死；唐代名僧鑒真東渡日本前，曾囑咐浙江湖州一個寺院主持鑄一尊鐵觀音，宋天聖三年，鐵觀音鑄成，900多年來它不蝕、不鏽、不裂，完好如新。近代化驗出它含有鈦、錳、鉻等元素，堪稱不鏽鋼，而建造時間遠在西方不鏽鋼誕生之前。紅衛兵用鐵錘敲、石塊砸、大火燒、鋼鋸鋸這尊鐵觀音，都未成功。後來“批孔”時，一個青年發現鐵觀音的雙手是另鑄成後裝上去的，將雙手搞下送到廢品收購站，換了幾塊錢。
宋朝末年，蒙古人打到四川，宋人在合川縣嘉陵江、涪江、渠江會合處建了釣魚城，作為全川防禦中心。釣魚城千佛岩上兩千七百多尊三寸高的佛像，文革中全部被毀。高近七十米的四川樂山大佛，無人砸得了。大佛背後烏尤寺的五百羅漢卻是泥塑的。紅衛兵一一去砸，堪稱雕塑精品的五百羅漢全變成了無頭佛。四川甚邡縣建於唐代的龍居寺，山口至寺前的山道，本來古柏參天。1951年，古柏悉數被砍去做枕木。及至“破四舊”，“寺內神像全被搗毀，門前大獅子被掀入溪澗中，所藏經書全部收繳，殿內器具無存，寺宅為之一空。”甚邡縣慧劍寺內，有宋代畫像和明代高手畫的五百羅漢像。文革中這些珍貴的古代壁畫均被灰漿塗抹而徹底毀掉。北魏時期修建的天台寺，位於山西代縣遠離縣城的山溝裏。“破四舊”者不畏艱險，前去將珍貴的塑像和壁畫一掃而空。山西絳縣華山腳下，建於唐代的太陰寺內的壁畫，“其繪畫藝術之高超可與永樂宮壁畫相媲美，可惜毀於十年內亂。”
湖南寧鄉縣密印寺，有唐宣宗禦題寺額“密印禪寺”。1934年重修時以“鎏金佛像磚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二塊嵌諸四壁。”“破四舊”時“遭到嚴重破壞”。湖北新洲縣建於唐朝初年占地百畝的報恩寺被毀。陝西省鎮巴縣建於宋代的篙坪寺，經曆代屢次修建，保存至今，毀於1966年。惟寺內的大鍾重達六噸，紅衛兵欲破不成，方得幸存，是中國現有最大的古鍾之一。位於陝西幹縣的唐高宗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陵園前六十一尊雙手合十的石像的頭顱均被敲壞。山東濟南市南郊玉函山佛峪有九十五尊隋代石窟佛像，除佛身尚完好外，麵部全都在文革中破壞。福建省南平市的明翠閣始建於南宋。四十年代，自空和尚到東南亞各國，一邊募緣，一邊博覽各國寺廟建築，歸來後將該閣修得獨具一格。時隔僅二十年，這座名閣就被毀殆盡了。後在八十年代重修。福建德化縣的千年古刹靈鷲岩寺，十六世紀重修後成福建的佛教中心，“破四舊”中被毀，八十年代海外華人捐款重修。
哈爾濱市最大的佛寺極樂寺，全部銅製、木製、泥塑佛像，還有漢白玉石獅子和古文物鐵鼎，通通被毀。“紅衛兵搗毀塔身羅漢浮雕八尊，塔內壁畫二十四幅，佛像七尊。”哈爾濱尼古拉大教堂的建築連同經卷、器皿，全部毀之一旦。陝西周至縣境內，有兩千五百年前老子講經並著《道德經》的樓觀台。樓觀台方圓十裏之內，散布著五十多處古跡和道觀。文革中樓觀台等古跡被毀壞，道士們全都被迫離開。山東嶗山是道家聖地。嶗山上的太平宮、上清宮、下清宮、鬥姆宮、華嚴庵、凝真觀、關帝廟中“神像、供器、經卷、文物、廟碑全被搗毀焚燒。”……
孔子傳授的“仁、義、禮、智、信”，被中國曆代明君所推崇。提出“均田地”等主張的清朝“農民起義家”洪秀全見到孔子牌位就砸，毛澤東坐了天下，文革前孔廟已屬被破之列。江西崇義縣孔廟由明代儒學家王陽明倡導修建，占地長40丈、寬29丈。後人在廟東側修建了王文成公祠。因王陽明平定過福建、江西的農民暴亂，被農民出身的毛澤東認為是“反動派”，孔廟和王文成公祠在1964年就被平毀。及至文革，1966年11月12日，“全國紅衛兵徹底砸爛孔家店樹立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革命造反聯絡站”宣告成立。隨後，北京學生譚厚蘭帶領紅衛兵們搗毀了孔子家鄉山東曲阜占地327畝的孔廟、24畝的孔府和300餘畝的孔林（孔氏墓園），將摔落在地上的至聖先賢們的頭顱像踢球一般地踢來踢去，對孔子後人曝屍批判。他們在孔廟、孔府和孔林“共毀壞文物6千餘件，燒毀古書2700百餘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曆代石碑1000餘座……。”安徽霍邱縣孔廟，雕梁畫棟、飛簷翹角，龍、虎、、像、鼇等粉彩浮雕皆為精美的藝術品。房飾、浮雕在文革中統統被砸毀。吉林市孔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破四舊”中嚴重受損，文革後曆時5年方修複。
藏傳佛教和回教都是對神的信仰，“文化專政”是容不下的。1958年，就捕殺了青海“為民族、保宗教”的藏民，“把當地寺院基本摧毀掃光”，兩萬多藏民冤死獄中，約占當時全國藏族人口的百分之一。1959年，又在各藏區大肆拆寺院、鬥喇嘛、毀佛像、燒經書。文革期間，“文化專政”對西藏的文化進行了徹底的清理，以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貴德縣為例，1966年8月，“摧毀了建築藝術水平較高的文昌廟、南海殿、貢巴寺等四十五座寺廟。燒毀宗教用品及經卷六十八萬部（件）……”。8月下旬，班禪喇嘛西藏日喀則的家和青海的舊居被抄光，中央民族學院召開萬人大會鬥班禪，會中強迫他吃屎。
西藏覺拉寺有藏王鬆讚幹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如今鬆讚幹布成了“大農奴主”，文成公主是唐朝皇帝的女兒，是“牛鬼蛇神”。於是那對有1200年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新疆吐魯番附近的火焰山上千佛洞內的壁畫是珍貴的藝術品，20世紀初俄、英、德國的商人曾盜割洞內壁畫，珍藏在博物館裏。中國人自己幹的“破四舊”，卻存心讓壁畫成為廢物：將壁畫中人物的眼睛挖空，或用黃泥水把壁畫塗死。1966年8月，寧夏自治區奉命大拆清真寺，海原縣僅4天時間內就拆除清真寺67座、廟宇17座。回族不吃豬肉的傳統被指為“四舊”，為了迫使回民養成吃豬肉的習慣，青海省命令回民和清真寺養豬，還規定回民每戶每年上交兩頭豬，清真寺也有交購指標。
“文化專政”還大肆毀壞中華文明古跡。湖南武岡縣有個9百年前磚砌的斜塔，該塔七級呈八麵角錐狀，各級簷下均畫有精細的飛禽走獸、亭台樓閣、樹木花草，不僅比意大利比薩斜塔更古老，塔身傾斜度也大於比薩斜塔。文革中被一百公斤烈性炸藥轟倒了。被《縣誌》形容為“高聳插天”的江西崇義縣文峰塔被拆毀。山東萊陽縣高約25米的文筆峰塔被拆除。安徽褒禪山上的大小二塔被炸毀。河南省延津縣的明代牌坊，四柱三孔，高大莊嚴。殿閣式屋頂，脊上蹲獸造型生動。梁柱板壁，浮雕花紋通體皆畫，或為飛天仙女、誦經立僧、演奏樂伎，或為鬧梅喜鵲、報曉晨雞、待露荷花。老百姓俗稱為花牌坊。這個被公認為“河朔諸縣石坊之冠”的牌坊，1966年“毀於紅衛兵之手。”上海寶山縣城內，宋抗金大將韓世忠駐節之參將署門前的“江南重鎮坊”，在“破四舊”聲中被拆除。浙江省臨海縣的六座牌坊全部被拆毀。北京體育學院的學生們，把頤和園內的三百米長廊及亭台樓閣上的人物畫全部用白漆覆蓋。
“文化專政”使得全國的獅子都遭了殃。運城是關羽的出生地，這裏的關帝廟修葺保存得特別完好，門前那對高達六米的石獅子可能是全國最大的。母獅身上還有五隻幼獅，是一件藝術珍品。“破四舊”中，那對獅子被砸得肢體斷裂，麵目全非；母獅身上的五隻幼獅都被砸成了碎石塊，扔進了臭水坑。大連星海公園一對漢白玉獅子被砸得腿斷身殘。沈陽遼寧省博物館門前的一對彩陶獅子被砸爛。湖南寧鄉縣鄉間，橋頭多有石獅子為飾物；那些石獅子在“破四舊”中絕大部份被毀。江西安遠縣宗祠，門前多立石獅，屋脊正中安放小石獅，門樓鑲嵌石雕門額，都被紅衛兵肆意毀壞。
馬克思的傳人不是“龍的傳人”，因此龍成了“四舊”。河南安陽縣明代的九龍壁被砸成了一堵頹壁。吉林省延吉縣龍井鎮有一眼“龍井”，寫著“龍井地名起源之井泉”的碑石被學生砸毀。龍是“四舊”，鳳亦受累。廣西南寧市邕江大橋的欄杆因有鳳凰浮雕而被毀。浙江建德縣把商標上有龍、鳳圖案的商品一概沒收，大批商品因而被堆放焚燒。戲裝道具中多有龍鳳，各地方劇團的戲裝道具均在被“破”之列，焚燒戲裝之風刮遍全國。北京戲曲學校的學生把龍袍戲衣、鳳冠、玉帶、朝靴等戲裝和各式道具集中到孔廟大院中，堆成一座大山，點起大火燒了個一幹二淨。湖南寧鄉縣花鼓戲劇團的戲裝道具，絕大部份被毀。
1966年10月，毛澤東表弟賀曉秋的兒子賀鳳生從湖南到北京向毛澤東告狀，告訴他湖南農村怎樣砸老祖宗積攢下來的古董：“毀了好多值錢的東西。接新娘子的花轎砸爛了，淩波床也打爛了，龍鳳朝陽、百鳥朝鳳的圖案打爛了，嶄新的雙鳳朝陽的絲綢被麵放火燒掉……繡花鞋裹腳布也當四舊之物展覽。注滋口還把花露水、雪花膏當資產階級用品倒在河裏……”“打爛了人家的神龕，撕下天地君師父母的神位……換上毛主席像，供上毛澤東選集……”。
“文化專政”甚至還使文人遺跡蒙難。東晉書聖王羲之曾作《蘭亭集序》，1600年間去浙江紹興瞻仰蘭亭的人從未間斷。因王羲之做過右軍將軍名列“帝王將相”，文革中墓地被砸不說，蘭亭亦被毀壞。明代文學家、畫家兼書法家徐文長在紹興的故居“青藤書屋”400年來完好如初，1955年屋主將它捐給國家；徐氏一生除做過浙閩總督的幕僚、為蕩平倭寇出謀劃策外，不曾當過官，也被指為“反動封建文人”，青藤書屋被砸，青藤砍去，“天池”用土填平，石欄被砸碎。宋代文豪歐陽修，在安徽滁縣的醉翁亭寫了名篇《醉翁亭記》，由蘇東坡手書刻石立碑於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紅衛兵認定歐、蘇都是“封建文人”，不僅將碑砸倒，還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一半。山東人挖了《聊齋誌異》作者蒲鬆齡的墓。掘開蒲氏古墓，除了一管旱煙筒、一迭書外，隻發現四枚私章，白忙了一場。
文革中，全國共有約1千萬戶人家被抄。其中北京市有11萬4千多戶；上海市“抄了十萬戶資本家”；在僻遠的雲南哈尼族彝族自治縣，就有五百六十五戶被抄。抄家落實到了農村公社，江蘇江寧縣祿口公社有308戶被抄。每家的藏書、字畫、工藝品都被銷毀殆盡。
前國務院交通部長章伯鈞喜歡藏書，他曾對周恩來說：“一生別無所好，就是喜歡買書藏書。我死後，這些書就歸國家。”1966年，一個中學征用他家作紅衛兵總部，他的近萬冊藏書成了紅衛兵頭頭夜裏烤火取暖的燃料。北京知名學者梁漱溟文革後回憶：“他們撕字畫、砸古玩，還一麵撕一麵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裏付之一炬。……當紅衛兵們抱出兩本大部頭洋裝書《辭源》和《辭海》時，……我說，這是兩部誰都用得著的工具書，……紅衛兵不理我，還是把這兩部書扔進了火海，還一邊說，我們革命的紅衛兵小將，有《新華字典》就夠了。”
紅學家俞平伯自1950年代被毛澤東批判後，便是欽定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者”，抄家者搜走了俞家幾世積存的藏書，一把火燒了《紅樓夢》的研究資料。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曆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裏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接著，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說》在內幾書架的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裏，一把火燒成了灰。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字畫，文革中被付之一炬。
國畫家幾乎都是“牛鬼蛇神”。紅衛兵將中國畫院畫家惠孝同的畫室砸得一塌糊塗，勒令惠孝同自書一幅大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貼於門窗，才揚長而去。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後，堆在當街焚燒。上海畫院畫家朱屺瞻收藏的名人字畫被搜羅一空，他保存的70多方齊白石刻的印章被抄得一個不剩。朱屺瞻能活著進“牛棚”已屬萬幸；其他上海畫院畫家，如白蕉、錢瘦鐵、陳小翠、吳湖帆都做了屈死鬼。北京紅衛兵砸了齊白石的墓和“白石畫屋”，又逼其子齊良遲刨平齊白石自題的匾上的字跡。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淩虛，五十年代曾手繪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被中國政府作為國寶贈送印尼總統蘇加諾；他花了幾十年的工夫、收集到的上千張各地古版畫，文革中被燒了個一幹二淨。上海首富、永安百貨公司原老板郭琳爽，是上海“愛國資本家”的代表人物，珍藏百餘件名貴玉器全部被砸毀。他表示“願將本人家私全部獻出”，但還是被鬥了無數次。
焚書燒畫，縣城也不例外。在陝西勉縣，“珍藏於人民群眾中數以萬計的古字、古畫和玉石珍品，大部丟失或毀壞。”四川蒲山縣鶴山鎮僅5千人，抄家銷毀的古書達兩千多本，古畫二百餘張。廣西防城縣，“文物館幾千部古典書籍、文物、資料和檔案全部被燒毀。”
國境邊陲也沒能幸免。在黑龍江省中蘇邊境上的嘉蔭縣，中學生衝進縣文化館，將戲裝、圖書搬到街上，全都燒成了灰。與老撾為鄰的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外，其他書籍都被列為‘四舊’，大量焚燒。”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報又發表《不準抹殺紅衛兵的功勳》，號召紅衛兵對“那些吸血鬼、寄生蟲動手，把他們的金銀財寶、殺人武器、變天帳拿出來展覽……”於是，全國大抄家之餘，又有了“大展覽”。中央民族學院教授吳文藻與妻子、女作家謝冰心的家被抄後，中央民族學院辦了個“修正主義生活展覽”，把從他們家抄出的物件、以及從別人家抄出的東西，一並算在他們二人的名下，對全校開放展覽。……
藏族英雄格薩爾降妖伏魔、統一嶺國的事跡，以藝人說唱和手抄本的形式流傳了一千多年。文革中，《格薩爾王傳》的說唱藝人被鬥爭、禁止說唱，手抄本被沒收銷毀。嶺國寺裏，格薩爾王用過的寶劍、長矛、弓箭、盔甲等兵器，以及幾十部用金字書寫的有關嶺國曆史人物的傳記全部被毀。文革前，青海省文聯已經把藏文的《格薩爾王傳》編譯了八百萬字，但尚未出版。文革中這些成了青海文聯“文藝黑線”的罪證，三十四本譯好的文稿全部被送進造紙廠。江格爾是蒙古族人的英雄，《江格爾傳》在蒙古族人中以說唱的形式流傳了幾千年。文革中《江格爾傳》中被抄盡，說唱藝人“江格爾齊”無一不被鬥爭，有的甚至被拔了牙，無法再唱！湖南江永縣有一種僅為婦女懂得的文字，人稱“女書”。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傳。文革中，許多本應成為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被劃為“砸爛單位”。1972年，民研會“十七年中經廣大群眾搜集的大量民間文學原稿，大都被送進造紙廠，幸存者很少。” 貴州文聯“已編印的貴州二十多個民族的三十四本民間文學資料，幾乎蕩然無存。”
家族宗譜也是“四舊”。湖北通城縣焚毀的十萬餘冊古書中，有一萬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間家族宗譜。京劇演員梅蘭芳的祖先定居北京已四代，1956年他到江蘇泰州演出並尋根。根據泰州梅氏族人保存的家譜中對北上支係失散一事的記載，梅蘭芳尋根成功，拜了祖墳。文革時梅蘭芳已去世五年，仍被指為“反動學術權威”，那本梅氏家譜也被紅衛兵燒成了灰。河南修武縣有個年近七旬的老獸醫李蔭香，從醫五十年，救治牲畜無數，有“活馬王爺”之稱。文革中他積幾十年心血總結、創製的驗方及親手抄錄的藥書都被付之一炬。李老氣得當場暈倒在地，一病不起，不久辭世。日本同行推崇中國科學史專家胡道靜為“當今中國研究《夢溪筆談》的第一人”，1966年春，胡道靜的新作《夢溪筆談補證》已寫成四十多萬字。未及出版，文革中書稿就被燒成了灰燼。做過紅軍總政宣傳部長的潘漢年，從1955年開始，他共經曆了16年的牢獄生涯；文革之初，潘漢年已經寫了幾十萬字的自傳，審訊者說那是“變天帳”，把他的文稿全部燒光。曾在國民政府任駐蘇聯大使的邵力子，家中尚未出版的《使蘇日記》的文稿被抄走。上麵記錄了當年國民政府與斯大林、蘇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等在外事交涉中的秘事，文稿就此消失。文革中，福建省文聯“花了三年多時間采集的可連續播放一百五十多小時的一式兩套民間音樂和地方戲曲唱段，全部被毀。”……
“文化專政”中，清除生活中的傳統文化，改名字席卷全國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時，元老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他佩戴了紅衛兵袖章。毛聽到她的名字後說道：“要武嘛！”她遂改名為宋要武，改名字比賽立即席卷全國。江青給出身“黑五類”的鋼琴家殷承宗改名為殷誠忠——從“繼承祖宗”改成“對黨忠誠”。“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中有個叫“一撮毛”的土匪，江青從“毛”字聯想到毛澤東，給“一撮毛”改名為“野狼嚎”。上海有個人以前是資本家，名字叫“養民”，似在說資本家養活了人民，全廠日批夜鬥他，勒令他將名字改成了“民養”。有位中學教師叫“念修”，“想念修正主義！”全校大會批鬥後，學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東”，“敬仰毛澤東”。
“王府井”百貨大樓，“東來順”涮羊肉，“全聚德”烤鴨，“瑞蚨祥” 綢布，還有乾隆題字的飯館“都一處”，店名都屬“封”；“亨得利”眼鏡店是“資”。紅兵們把這些門匾全部卸下、送進柴火堆。餘元芳在上海開了著名的“波緯”服裝店，周恩來在那裏裁製過七套西服。“波”意為寧波，不忘老家；“緯”表示行業，因服裝由縱線和橫線縫製而成。紅衛兵認為店名是“資”，改成“紅都”；抄了店、將餘元芳押送回老家。
“仁、義、禮、智、信”是儒家學說，哈爾濱市的五條街：光仁、光義、光禮、光智、光信，文革中被改成光明、光輝、光芒、光耀、光華。北京蘇州著著小學張貼《緊急通知》：“我們學校過去的校名‘蘇州著著小學’沒有革命的含義，我們堅決要求……改名為‘長征小學’……”。四川宣漢縣第一中學改成了“天兵戰校”，校長龐偉烈被“天兵”們打成重傷後，自殺而死。
長辮子有古人遺風。寧夏固原縣設了一個剪辮子站，趕集路過的姑娘凡留有長辮的全部強行剪掉。一些頭發留得稍長的海外華人、港澳人士回國訪回，一到廣州就挨了一剪子。外交部長陳毅接見他們時，反而說：“不要見怪，你們看到我們這樣好的後代應當高興”。寧夏自治區副主席黃治中一尺餘長的銀須已蓄留了幾十年，因被認為是“四舊”，隻得忍痛割愛。香水、尖頭皮鞋、窄腿褲均屬“資”，一經查出，立即實施革命製裁。頭部略呈尖型的皮鞋都遭了殃，高跟鞋在市麵銷聲匿跡。女演員、歌手、鋼琴家演出時穿的高跟鞋，都被扔進了垃圾堆。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在回憶錄中寫了天津“破四舊”的場麵：“我們遇到了紅衛兵設的路卡，正在檢查過往行人的著裝。……隻見那些紅衛兵的手裏拿著剪子、榔頭等工具，對那些著裝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著非常革命的行動：有的長辮子被剪沒了，有的‘怪發型’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鋸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盡管這些人在和紅衛兵講理、央求，反抗，可是在‘這是革命行動’一詞的壓力下，無一幸免。”
1966年9月9日，毛澤東主席號召外交部全體人員“來一個革命化，否則很危險。”駐外使館也進行了“破四舊”，出席宴會時，外交人員不準穿西裝、旗袍，坐進口小汽車。駐埃及大使館“大使官邸院子裏有二十多尊一人多高的白水泥塑造的希臘女神像”，一夜之間被使館人員砸碎，“開羅報紙還就此發表了幾條消息。”少數民族服飾也是“四舊”。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金銀首飾、銀幣被列為‘四舊’沒收。“強迫少數民族婦女改變民族服裝，交出首飾和服裝上的銀飾佩物，僅哈播一個鄉就收交了首飾、銀元八十多斤。”
毛澤東說過：“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據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張文才回憶：1966年上半年，周恩來到毛澤東住處，詫異室內室外都見不到花，毛回答周，他不喜歡養花，叫花工都搬走了。周恩來回家後，立即將兩間花房的花送到了植物園。朱德養植了一些蘭花。一天，他從外麵回到家裏，發現心愛的幾盆蘭花被孫子砸了，氣得舉起拐杖打去：“你們這些不肖子孫！”但這時舉國都在“破四舊”，他沒有辦法保住蘭花，便將剩下的送給了北京花木公司。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每座樓前原本都有個花圃。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等人各占了南區的一個樓，花圃得已保留；而北區的花草就被革了命。
長春很多人養植君子蘭，文革中被命令拔掉、毀成泥。少數人悄悄將君子蘭藏於下水道、廢品庫、動物園的老虎圈中，才沒有絕種。成都唐代古寺文殊院栽種的名貴蘭草，文革中全部被毀。不僅觀賞花木遭劫，種樹也有罪。杭州望江山療養院，到處是濃密的樹蔭。院長因此被指為不愛革命的“種樹院長”、關押批鬥致死。……
如今，文革已經過去了30多年，但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破壞，是難以恢複的，已經使中國禮崩樂壞、人心不古、文明倒退。盡管官媒為此進行了辯解，但這樣全方位、係統的破壞罪行，是無法因狡辯而推卸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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