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憶 - 地主與貧下中農
(2014-10-03 19: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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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共產黨把地主和貧農劃為勢不兩立的兩個階級,無計其數的憶苦思甜教育給這兩類人刻上了鮮明的階級烙印。一提起地主,就會聯想到惡霸劉文彩和黃世仁,一說起貧農,苦大仇深的楊白勞就會浮現出來。在城市長大的孩子,並沒有真正去過農村,對地主和貧下中農的認識完全來自於書本和學校的灌輸。
1975年高中畢業,響應“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插隊落戶到河南中部的一個小村莊。到農村後的頭一課,就是由村裏的革委會主任介紹村裏的階級鬥爭情況。我所在的小隊有4
戶地主,其他都是貧農或中農。農村的生活,讓我有機會近距離接觸農民,經過一段時間的勞動和相處,我對地主和貧下中農有了新的認識。很快我就發現貧下中農並沒有像宣傳的那樣苦大仇深,也沒有很高的思想覺悟,他們非常純樸和實在,踏踏實實地過日子, 平時最關心的是掙多少工分兒,分多少糧食,不關心政治。而地主,也不像宣傳的那樣好吃懶做,欺詐剝削人,相反, 地主是很勤勞,會過日子的, 也和貧下中農一樣,是很淳樸的農民。由於上麵階級鬥爭的政策,隊裏的地主們被監督,被分配最髒最累的活,飽受歧視,他們的子女不能參軍和上大學。
我發現,隊裏有一戶貧農和地主還是親兄弟, 很好奇,曾經問過這個貧農,為什麽哥哥是地主,而你卻是貧農,他很自豪的說:“多虧了我的小煙嘴”。怎麽回事, 我不解?他解釋說:“很早以前兄弟分家,他和哥哥分得一樣的家產。由於吸大煙,家道中落,解放前夕,地賣光了,正趕上土改,劃為貧農。否則,肯定就像他哥哥一樣劃為地主,那就慘了”。他很幸慶自己趕上了好時候,他的兒子,因是貧農出身而參了軍,跳出了農村。而他的哥哥,由於會過日子,守著幾十畝地,還雇的有長工,解放時就被劃為地主,他的哥哥為人厚道,對長工們很好,沒有結怨,所以土改時他的地和房子被分了,人沒有遭大罪。但是,哥哥家在解放後的境遇,就比弟弟家差多了。哥哥的孩子們,小學畢業就不讓再上了,參軍上大學更是白日做夢。平時在隊裏幹著最差最累的活,受人監督,一有風吹草動就被召集起來受教育。
有一個地主,引起了我的注意,派給他的活永遠是挑糞。他40、50歲的樣子,戴著一幅眼鏡,沉默寡言,基本不怎麽說話,如果視線碰上了,會點頭示意,但在他身上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東西,和普通農民就是不一樣,那種氣質是一種掩飾不住的書卷氣。隊裏的老鄉告訴我,他在城裏教書,是落網地主,幾年前被原單位遣送回老家勞動改造。他的妻子和女兒也隨他回鄉在隊裏勞動。她的女兒20出頭,婷婷玉立,像城裏姑娘,按當地的風俗,這麽大的女兒應該早就說好了婆家,但是他們拒絕所有的提親。我沒有機會和這家地主有更多的交流,但是我從心裏對他們抱有深深的同情。我相信他們一家一定是在苦苦等待著命運的轉機。
78年初上大學離開了插隊的小村莊,再也沒有回去過。30多年過去了,我沒有忘記這裏的人們,有時還會想起這個“沉默寡言的地主”。文革結束以後,很多冤假錯案都平了反,相信,這家人一定也回了城。
地主和貧下中農是在長期的農業生產中自然形成的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共產黨硬是把他們劃為對立的兩個階級,拔高一個,踩壓一個,讓貧下中農去鬥地主,激發出人性最惡的一麵,把個人恩怨誇大為階級矛盾,搞得人心惶惶。如果不是親身經曆,還真以為貧下中農就像楊白勞一樣苦大仇深,地主就像黃世仁那樣罪大惡極呢。這真是一段黑白顛倒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