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國中的殺戮（20）

二、“內人黨”冤案親曆記

哈斯格爾勒

   1967年，滕海清來內蒙古擔任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對內蒙古實行全麵軍管。1968年1月10日，根據由南方支邊來內蒙古大學的一位曆史教員捕風捉影的情報，在自治區革委會核心組幾個負責人的策劃下成立了挖新、老內人黨的工作小組。

　　1968年2月4日，滕海清帶著李樹德（內蒙古革委會副主任）向康生、江青匯報準備挖“內人黨”，得到首肯，並得到康生的指示：“內人黨至今還有地下活動，開始可能揪得寬點，不要怕！”

　　1968年4月14日—26日，在郭以青的指揮、策劃下，對時任內蒙古大學黨委副書記的巴圖進行“車輪戰”式的審判。酷刑下巴圖編造了假口供，指認鮑蔭紮布等16名廳、部、盟、市級幹部是內人黨骨幹。這16人立刻遭到秘密逮捕並分別設立專案進行突審。

　　在全內蒙古範圍內一場駭人聽聞的挖“新內人黨”運動就開始了。當時我在烏蘭察布盟GY縣中學工作。我是這場冤案的受害者之一。

　　1968年12月6日一早，突然通知我去縣委大禮堂開大會。禮堂的前門臉上掛的是“寬嚴大會”的會標。一會兒，縣軍管的首腦騰有幾宣布：今天是寬嚴大會，也是挖“內人黨”的動員大會。話音剛落，在一片有序、高昂的“打倒……！”聲中，原縣委正副書記、正副縣長等6人，每個人都被迫低頭、彎腰、噴氣式由兩個革命派同誌一人揪著一隻胳膊再用另一隻手分別壓著他們的左右肩，6個人在12個人的押送下魚貫出場。此時的口號聲響天震地，聲嘶力竭。看到了真正的“內人黨”，真正的階級敵人，群眾的情緒很是激憤。

　　宣布完這6個人的罪行，不斷有人上台批判聲討。

　　又是排山倒海的口號聲，這時又押上來一個人，這人是廣播站的孟克，蒙古族，我認識他。這麽忠厚老實的人也是“內人黨”？！這太可怕了！押上來的孟克沒有低頭、彎腰，還是穿著那件深咖啡色的中山裝。他被當場宣布因認罪態度好從寬處理，當場釋放，並立馬給他戴上了一個大大的毛主席像章，金光閃閃。他成了今天被從寬的樣板。

　　從12月6日下午至12月7日晚為“務虛階段”，說是在等待“內人黨”自覺登記。別人的感受是什麽我不知道，我是在難耐的惶遽中一分一秒挨過來的。這時在校內已形成了強大的挖“內人黨”攻勢，各類標語口號都直指“內人黨”。到處可見巨幅口號：“內人黨不投降，就叫它滅亡！”

7日下午，全體教職員工都迅速、主動地貼著各自的大字標語。我也跟在人群後麵假作鎮靜地努力參與著。高音喇叭裏反複宣讀著敦促“內人黨”投降書，《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和《南京政府向何處去》等文章。突然播了一篇校內文章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我校就有“內人黨”分子，在我校的“內人黨”中有老的，有小的；有蒙古族，有漢族；有男的，有女的……

那時我已是三口之家，丈夫也是老師，兒子兩歲半。

　　晚上7點整按組集合開會。會議的主題是：敦促“內人黨”自首投降。一直沒有一個人自首投降，但每一個人都在爭先恐後地朗讀《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和《南京政府向何處去》，以表自己的清白。

　　突然挖肅組長點我的名字，並大叫：“不要裝模作樣了，老實交代你的問題！”“站起來，站到中間去！”雖然我有思想準備，但我的第一感覺還是愕然、吃驚和羞辱。

　　我被勒令站到了中央。人的尊嚴就這樣被剝得精光。我好像被裸體放在了展台上，無處躲，無處藏。羞辱，憤怒，可憐巴巴的無奈。質問聲、勒令聲響成一片。往日的同事、好友馬上轉變了態度與平時判若兩人。火力越來越猛，從開始的“說清楚”逐步升級到“必須交代”，勒令、怒斥，一會兒又升級到人格侮辱和謾罵。

　　挖肅組長：交代你何時、何地、何人介紹加入了“內人黨！”

　　我不是“內人黨”。

　　挖肅組長：你是蒙古人，你能不是“內人黨”嗎？

　　我是蒙古人，但我決不是“內人黨”。

　　挖肅組長：拿出你不是“內人黨”的證明！

　　我無言以答，因為我無法拿出證據。

　　輪番批鬥、審問，狂呼口號說要打掉反革命氣焰。好笑，我都成了被捆著四個踢子放在祭壇前的豬羊，瞪著可憐的雙眼伸著脖子等著挨刀了，還談何氣焰。辱罵、恫嚇直到淩晨。工、軍宣隊的隊員一起都來了。由工宣隊S指導員出麵宣布了對我的隔離審查。馬上從外麵又進來幾個手提棍棒的學生押送我回家。他們推搡著，工宣隊W隊長、S指導員緊跟在後。我暗想，這是去取行李。到家後，我才明白他們是來抄家的，持棍棒者動作敏捷地跳上桌凳，扯開我家紙頂棚，拿著事先準備好的大號手電筒東照西照，大聲地嗬斥著。他們將我床上的鋪墊掀開時將我兩歲多的兒子驚醒，孩子被嚇得大聲地嚎叫要媽媽。

　　抄家大約進行了一個小時左右，他們很掃興，什麽也沒有找到。

　　我抱著兒子，兒子又睡了。他們宣布抄家結束；我請求我要帶兒子一起坐牢。工宣隊S指導員馬上轉過身來從我懷中奪過孩子扔在床上，並厲聲勒令我：走！同時將我強行推出門外。孩子在我身後撕心裂肝般地哭嚎著。手持棍棒的學生在工宣隊的陪同下將我押到校內原來的播音室，一間真正的黑屋：所有的門窗全用大字報紙糊得嚴嚴實實，頂棚上吊的是一隻可能是15瓦的燈泡。昏暗、陰冷、黴味。

　　第二天8點，工、軍宣隊的幾個頭頭和專案組組長來了。他們是來給我做“思想工作”，動員我主動承認、交代問題。這時我還是很有信心地希望我能向他們解釋清楚：我不是“內人黨”，抓我是一場誤會。然而，他們是眾口對我一人，每個人一張嘴，不是毛主席語錄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從12月8日一早我就開始了“噴氣式”——就是上身和下身要彎成90度角，兩隻手臂從後向上高高舉起。是他們七手八腳強行“幫助”我做好的這個姿勢。並交代說，隻要我不交代就一直這樣站下去。難熬的一天過去了，我還寄希望夜晚會休息，10點過了，12點也過了。這時我才被告知：這叫“噴氣式車輪戰”，什麽時候交代清楚了，什麽時候馬上休息。

　　他們是三班製。輪流值班的除兩名女老師外，還有紅衛兵學生、工宣隊、軍宣隊的人，已經是第四個晝夜了。這時的我頭腦反而清醒和冷靜了許多，我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了我已陷在一個冤案之中，而且我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不然不會在老百姓中第一個抓我。我麵對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但我能做到的隻能是不和他們爭論、解釋。因為我沒有任何問題可承認和交代，也決不會編假話騙人再亂咬亂供；我的良心和人格都不容許。

　　我無法回答他們的問題，我精疲力竭。這四晝夜我幾乎沒有吃東西，隻是在第四天被軍管的S連長灌了一茶缸子牛奶。從被抓的第一天起我就來了月經，血很多，而且越來越多，棉褲的兩條褲腿成了硬殼。在大學時我是速度滑冰運動員，無冰期的陸上訓練，其中有些練習基本上和“噴氣式”差不多。

　　第五天晚上我被叫到專案組。他們把我的丈夫叫來做我的思想工作，一看見他，自己的親人，我委屈的淚水怎麽也遏製不住了。抽噎中我隻說了一句話：“我不是‘內人黨’。”我看見他也哭了，我就更哭了，由抽泣變成了號啕大哭。無奈，他們隻好將我丈夫拉走了。

　　我又被押回了我的黑屋，依然還是那個“噴氣式”。為了能得到幾分鍾的喘息，我頻頻要求去廁所。輪班看我的紅衛兵小將是我教過的高中一年級學生。這次押送我去廁所的是小寧，廁所在操場的東北角上，離我的黑屋有二三百米左右；小寧是個胖乎乎的老實孩子，她母親在縣醫院工作，是一位很熱心的東北老太太，我們認識。小寧突然對我說：“我媽讓轉告你，不行就先承認了，外麵已經死人了。”我聽得清清楚楚，我也清清楚楚地告訴她：“我不能，說我是骨幹分子，我交代誰去？”

　　後來才知道，在下午的會上布置了下一步的戰略部署，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強調提出：“在挖‘內人黨’運動中，一定要穩準狠，其中要在‘狠’字上下功夫。”

　　第六天開始將看押我的人馬全部換了班，接班的是原初二的學生，我沒有教過。這些人已經是十七八歲的大小夥子了。

　　據說，在這次軍管會的會議上，學校的運動受到了批評。說來也就是，全縣第一個揪的老百姓“內人黨”，居然能始終抗拒不交代，下一步運動怎麽搞？據說，這次會上縣軍管會首領魏政委向中學的各路頭頭攤出了關於我的底牌，並下了死令：“哈斯格爾勒絕對是‘內人黨’，我們有百分之二百的把握，關起門來打狗絕不會錯。”

　　看守們全換成了新麵孔，武鬥也升了級。揪頭發，扇嘴巴，用拳頭打後枕部（因為是低頭彎腰狀態），用大頭鞋踢小腿，將本來就向後翹著的兩隻胳膊再使勁向上提，這叫“燕別翅”，工宣隊S指導員親自上陣，將我“別著翅”的手再使勁向裏掰，說這叫“吃豬蹄”。還有“冷靜思考”和“熱情招待”：先將你拉到外麵雪地裏凍，凍到一定程度，再把你拉回屋裏，讓你緊挨著燒得快紅的鐵火爐站立，並且頭要向著火爐上方。我真擔心我會跌倒在燒紅的火爐上麵，因為我已經是在搖搖晃晃中勉強站著，不斷地出現間斷性的意識不清。我常常不知道我是站在哪裏，有時覺得自己是在懸崖邊；或是在深深的穀底，上麵的一切都是旋轉狀向我壓來；又好像身處在農村長滿荊棘的田頭小路上，還清清楚楚聽到圍在我身邊的那幾隻猙獰的惡犬，不斷地向我狂吠。真的，我當時確實聽見了狗叫；但是不管我在哪裏，又總覺得我的兒子在我的身後不斷地哭叫著，不斷地拉扯著我的衣服。這時我已經不會思考，可是奇怪的是隻要他們對我動武，我馬上頭腦就清醒些。我那時思考的主要問題是：我怎樣才能死？觸電？菜園中有一口深井？割腕？沒有刀。吞金，沒有金。我滿腦子全是各種死亡的構圖。似乎我的全部存在隻是為了死亡。

　　　然而，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災難，我隻是整個冤案中的七十萬分之一；我隻是傷殘者中的十幾萬分之一。

　　後來他們對我降低了要求，說我是一般成員，隻要承認了，就可以馬上回到人民中來；說我沒有發展成員，也用不著揭發別人。顯然這是欺騙，因為從他們之間的談話中我知道，我校在我之後抓的那幾個人，有幾個都指認是我發展了他們。同時還拿來了一本黃顏色紙的32開的小冊子，說這是全縣已挖出的“內人黨”分子名單，共27人。好笑，裏麵居然有人指認我是他們的發展人，說隻要我在那上麵指認一個是我的“內人黨”發展人就行了。我拒絕了，還是唯一的那句話：“我不是‘內人黨’。”

　　對我加大了火力，拳打腳踢、辱罵、繼續“車輪戰”。工宣隊隊長，是一位煤礦工人，嗓音帶有磁性，說話流裏流氣，在我的記憶中他隻會背一段毛主席語錄：“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今天他親自出馬，又一次讀了那段語錄，大聲勒令我交代，見我沒反應，就衝上來用左手一把揪住我胸部的衣服，近近的逼視著我。他一隻手緊緊的提著我，又唾液四濺地狂吼：老實交代你的“內人黨”問題！

　　我說：我不是。

　　他說：我們有充分的證據。

　　我說：把證據拿出來。

　　他說：現在是等你主動交代，立功贖罪。到時候我們會拿出證據。

　　我強令他放開手，他還真的放開了手。

　　他說：還有5分鍾12點（夜裏），給你5分鍾時間好好想想；不交代12點整就槍斃。

　　我當時對“槍斃”一詞是深信不疑的，幾天來我在他們身上已經看不出一點點人性的東西。我從他們之間的談話中和審問我的過程中了解到：我是全縣老百姓中第一個被揪出來的；我在被揪出來的人中態度又極其不好，一直頑抗；我也得知了外麵有人被打死，我對我自己活著出去已不抱希望；更現實的是我被折磨得已經到了根本不想活的地步。我當時唯一痛心的一件事，我對不起我年邁的父母，他們始終掙紮在人間的最底層。父母生養了我，並在那樣困苦的條件下讓我念完了大學。我原本要改變他們處境的想法無法實現了，連養育之恩都不能報了……

　　工宣隊長說：5分鍾到了，你何去何從？

　　“你槍斃了我，也不是‘內人黨’。”

　　工宣隊長又一次將我從胸部提拉起來，那副猙獰的麵孔離我那麽近，細長的眼睛都變大了，漲紅著臉，咬著牙掄起胳膊狠狠地抽了我兩個大嘴巴。

　　我當時隻覺得我已經到了另一個世界。我兩眼不斷地冒著金星，一切都離我越來越遠了，我聽不到任何聲音了。過了多長時間我不知道，但我漸漸聽清楚了，幾個人在七嘴八舌說我在裝死。我努力睜開了眼睛，在天旋地轉中我尋找著打我的人，滿腔的怒火已使我到了無法呼吸的地步。我的正前方的小課桌上有一個外殼是孔眼鐵皮的熱水瓶。我企圖抄起熱水瓶去砸那個隊長。哪裏有我的行動自由？早有人大叫一聲將我按住。

　　打人的人更是惱羞成怒，暴跳如雷，那氣勢好像要將我一口吞下，或是兩把就把我扯得粉碎。他搓著雙手，大步走來走去，邊咆哮著：不要臉！給臉不要臉！敬酒不吃吃罰酒……他最後一句話竟是：“再給你5分鍾！”

　　“5分鍾也不要了。我絕不是‘內人黨’！我告訴你們：曆史總有一天會證明我是一個大好人！”

　　工宣隊長又一次餓虎撲食般地將我揪住，左右開弓打耳光……此後幾天的事情我一點記憶也沒有。

　　到底打了我多少耳光，我不得而知。但是當時有人見過我去廁所，見的人後來說：絕不敢認那就是我：頭腫得很大，形狀和顏色更像一個大番瓜，目光呆滯，兩個人架著，趔趄著移動著腳步……第二天工宣隊隊長在教工“內人黨”學習班上不無炫耀的惡狠狠地說：“連個小小的黃毛丫頭都拿不下來，笑話！讓她囂張，我一次打了她十六個嘴巴，不是也徹底老實了嗎？這就是不老實的榜樣！“

　　再後來又是怎麽打的？怎麽站的？誰動手打的？我一概不知。

　　我一覺醒來發現我躺在床上，還有被褥。看守看見我醒來了，也沒有人對我大喊大叫，也沒有再勒令我做“噴氣式”彎腰、低頭認罪。這時有人對我說：“承認了，就沒事了。看，現在多好。”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承認什麽了？

　　幾十年後，在呼和浩特的大街上邂逅一個原該中學的女學生，寒暄過後，她特別詳細地詢問我的身體狀況。我一一如實作答：眼底，腰椎，胸椎，尾椎，尾骶骨，神經係統都有問題，隻是我這個人不太在乎，不會輕易趴下。她看著我，笑了笑，猶豫了一下說：“老師，搞‘內人黨’時，搞你搞到第九晝夜時值班的有我一個，不過我先聲明我絕對沒有打過你。”我有些愕然，這是唯一的一個當時參與搞我“內人黨”的那麽多人中，敢於承認事實，當麵說出真相的人。她緊接著說：“老師，我真佩服你的堅強，同學們也都佩服你的為人和骨氣。最後幾天你已完全神智不清，開始胡說。總是反複說：小瑋回家（注：小瑋是我兒子，當時隻有兩歲多）……往哪兒拉我呀？槍斃我也是好人！但當工、軍宣隊審問時，隻要問是不是‘內人黨’，都堅決說：不是。而對其他一些問題的回答顯然都文不對題地胡說。後來人家就不再問‘是不是’這樣的問題了，而隻強調時間、地點、人。你的回答居然是1942年（注：我的出生年），這當然不行。反反複複，問來問去，突然他們就宣布說承認了。那種狀態下，話都不會說了，能承認啥？”

　　“那麽認罪書？……”我久久搞不清，是誰替我寫了“認罪書”。

　　學生說：是工宣隊W隊長寫的。你當時既不會正常說話，更不會寫字了。工宣隊W隊長自告奮勇說：“我替她寫吧，讓她休息。”短短的一頁東西，前後又都是套話，十分鍾不到就寫好了。那個隊長真流氓，因為你不會寫字了，隻好按手印，真就像拉楊白勞那樣按的手印。

　　我“承認”了，我承認了真好，不挨武鬥了，不用“車輪戰”了。但有時，不知道是他們高興了，還是他們不高興的時候，我還得低頭彎腰“噴氣式”。他們說，這是因為我態度始終不好，還沒有交代罪惡，因此還是一直關押著。

　　不要說夜裏，白天就出現幻視，幻聽。反反複複叨叨的就是我的兒子。不知是惻隱還是策略，真的有人把我兒子領來了。兒子真懂事，讓來就來，讓走就走，一點也不哭鬧。我估計在他那小小的心眼兒裏早已知道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厲害。還是在“車輪戰”期間，不知是哪位好心的老師做了點飯菜，放在飯盒裏讓隻有兩歲多的兒子給我送來，有半尺深的雪，兒子是怎麽走來的？從宿舍到關我的黑屋足有200米的距離。我聽到了是我兒子在喊我，突然工宣隊W隊長一邊大喊“去”一邊一腳踢開了門，門正好是向外開，門口的兩個小台階比門口大不了多少，兒子驚恐中被門一撞就滾下了台階，飯菜全撒了。

　　現在好了，能不時地見到兒子了。兒子的到來無疑對我是一劑最佳良藥，我的身體和精神狀態開始好轉。

　　有一天一大早來通知說，一會兒去參加“寬嚴大會”。馬上工宣隊W隊長進來嚴厲警告我：“隻準老老實實，不準亂說亂動。”我仍然是由幾個人押送著去了會場——學生大食堂。不知道為什麽讓我坐在最後。一會兒宣布“寬嚴大會”開始。隻見我丈夫走上了主席台，他要做啥？我眼睜睜地看著他開始了發言，用他那略帶南方調的普通話說，“我現在講一講，我是怎樣加入的‘內人黨’和如何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的”，我目瞪口呆，我無法理解他在說什麽；也不明白他在做什麽。當他說到他是怎樣受了我的騙，上了我的賊船時，我突然抑製不住，竟然哈哈大笑起來。

　　他被嚇壞了？是膽小？是自衛？還是習慣？

　　然而，不管怎麽說，當我看見一個人能如此輕易地放棄直立行走，而馬上順從地像狗一樣爬行，並且按著主人的意圖去表演一切時，我鄙視。

　　後來我才清楚，工、軍宣隊給他自由和寬大的條件是徹底揭發我，和我劃清界限；他按著工、軍宣隊的意圖，毫無羞色地承認，是我發展他加入了“內人黨”。他的出賣和背叛對我的傷害是致命的，比工、軍宣隊，比無產階級的鐵拳還要厲害！

　　我被抓起來時還隻有26歲，1964年大學畢業。沒有親曆過認真的政治運動。雖然不是紅旗下出生，卻是在共產黨的教育下長大的。對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也沒有懷疑過；對社會，對國家，對政治向來也沒有過認真的思考和分析，對存在的一切向來不會提出什麽懷疑和意見。

　　26歲的我，已成了重度傷殘。除了肉體上的傷殘及病痛外，更要命的是整個人完全處於麻木狀態：大腦，思想，心靈，也包括靈魂。

　　單獨在黑屋裏隔離關了43天，放我回家是因為我的孩子已病得生命垂危。而且當時軍管還有令：任何醫院不得收治“內人黨”及其家屬。兒子能活下來是偶遇一位好心醫生冒險伸出了援手緊急施救，兒子才得以逃生。救命之恩，感激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