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7 抓捕和審訊潘文博
潘文博：爸媽和弟弟妹妹們回去以後，我一看，北京呆不下去，也隻好回老家。
一回去，大隊就知道了。66年9月，我曾經給老家大隊領導寫了一個明信片，說他們關起門當皇帝，無法無天。從這以後，他們一直對我懷恨在心。他們聽說我回去了，也是晚上，我剛上床不久，還沒睡著，就聽見院子裏進來一夥人。四個人手裏拿著棒子和繩子，一進門就喊：
“潘文博，你起來！”
“你們有什麽事？我已經睡了。”
“你起來不起來？”其中一個就把棒子舉起來。
我一看，我要不起來，準吃虧。我馬上穿上衣服，下地穿上鞋。然後我退到牆角。心想，這夥無知無識的農村二杆子，他們什麽事幹不出來？這個社會已經亂到這種程度，哪裏還有法律和政策可言？心想，他們打死我，我隻能白死……他們見我站在牆角，就圍過來，抓得抓，扯得扯，我說：
“你們要幹什麽？”我一掙，把上衣都扯破了，“我沒犯法……你們憑什麽抓我？”
“到大隊再說。”薑子勤說。
我想，既然要去大隊，不是要害我，我就放心了。我就讓他們捆我。捆人有大綁和小綁，他們用的是小綁，也沒太用勁。出了門，我一看，一共來了十六個人。
路上我就考慮，來抓我上大隊，為什麽來這麽多人？莫非今天他們想整死我?在北京接待站，有人曾經告訴我，在北京大興縣和湖南一些地方，有些出身成分不好的，全家男女老少被造反派屠殺，想到這，我突然出了一身冷汗……
我邊走，邊望著遠處黑壓壓的山，心想：我高中畢業以後，參加高考，按說考得也不差，平日學習成績比我差的都考上了大學，我卻莫名其妙落了榜。雖然自己心裏不服氣，但我也沒什麽怨言，組織上讓我去教書，我就一心一意撲在教育事業上。
沒想到，連婚都沒結，就受迫害，災難不斷，到如今連容身之地都沒有，我究竟有何罪？今天不明不白死在這些人的手裏，我死不瞑目……
沒想到，由於消息閉塞，這些農村造反派可能還不知道北京大興縣和湖南大屠殺的事情，他們沒有帶我去村邊山腳，而是去大隊。顯然，他們不是要我的命。走到大隊，當時大隊連電燈也沒安，到了跟前，隻見院子裏黑壓壓的一片人影子。再一看，都是全大隊的地富反壞，四類分子。我想，莫非他們要殺雞給猴看？
他們把我抓到會場的主席台前，讓我麵對大家站著。然後就去給公社打電話。打完電話，一個大隊幹部問：
“潘文博，你回來幹什麽？”還沒等我回答，就露出了報複之心：“你到北京去，不是寫信說去告我們嗎？中央支持你沒有？現在不是你們的天下，是共產黨的天下，你明白不明白？”
我想，我現在隻能和他們進行說理鬥爭。我先背了兩條毛主席語錄，一條是我們要相信群眾相信黨，另一條是政策與策略是黨的生命。然後我說：
“我和家鄉眾位父老鄉親一無怨二無仇，我從小在北京長大，在學校裏受黨的培養和教育，運動初期，我受資反路線迫害，我們全家被遣返回來，房無一間，地無一畝，要吃沒吃，要穿沒穿，走投無路，才根據中央的政策，回北京去上訪告狀，要求落實政策。我一沒偷，二沒搶，住在上訪接待站，吃住完全由國家負責，我的所作所為，受到了國家法律的保護……”
他們聽我這麽一講，就啞了，沒有人再說什麽。
半天，大隊書記開口了：
“潘文博，你信裏寫，我們是關上門做皇帝，這是不是反動言論？這是不是誣蔑黨的幹部？是不是反黨？……”
我想，在這種情況下，我絕不能硬頂，因為山高皇帝遠，權在人家手裏，人家想怎麽整我，就怎麽整。因此我趕忙認錯：“我當時接到家裏的信，聽說我到北京去，大隊就把我父母拉到大隊裏來鬥。我一氣，心想我假若有問題，就鬥我，不能拿我父母來鬥。頭腦不冷靜，就寫了兩句不禮貌的話，我在這裏向大隊各位領導公開賠禮道歉！”說著我給他們鞠了一個躬……
大隊書記聽了，就揮了揮手，示意他們那夥人給我鬆綁。他們給我解開了繩子，我也不客氣，就把身邊的板凳拿過來，坐下，然後從大衣兜裏掏出煙，給隊上的頭頭腦腦，每人丟過一隻煙去，他們看書記沒拒絕，也就都把煙點上。
書記抽著煙，說：“你今天能認識自己的錯誤，這很好。今後你要再到哪兒去，要給大隊打個招呼。無產階級專政嘛，四類分子隻能規規距距，不能亂說亂動，這是黨的政策，你懂不懂？”
“好。”我說，“今後按書記說的辦。”
原來我以為他們要我的命，至少要往死裏整我，估計是公社領導在電話上不同意，所以，我認了個錯，他們也就沒再為難我，一場虛驚就這麽過去了。
事後不少親戚都說，那晚上可把我們嚇壞了！沒想到，你幾句話，就把他們的氣消了，你真像你爸爸當年那樣有膽量……
在家住些日子，我一看不行：全家六七口子，仍然是吃了上頓沒下頓，心想不能全家人在一起餓死，我決定還是到北京去闖一闖。和家裏一商量，大家也認為隻有如此，於是我帶著風琴又回到了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