絞肉機中的掙紮和脫險（6）

                10、繼續交代的問題

   不過，要處理我，必須要有過硬的材料。婁廣華揭發我的那條致命的反黨言論，我已經把事實真相通過寫信的方式告訴幹校一大隊負責人李部長，看來李部長已經弄清了事實真相。其次，我在大會檢查交代中，對這一條也做了說明，省文化局裏幹部畢竟不是生產隊的農民，他們都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所以，這條罪狀的性質無論如何也無法構成“反黨”和“惡毒攻擊”。其它幾條群眾揭發的罪狀，也無非屬於錯誤言論。所以，把我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條件不夠。那麽高玉升揭發我的幾句“反動言論”，則可以讓我失去公職，甚至送去勞改或勞教。領導班子中劉培華、婁廣華和周曉山希望我承認高玉升的揭發，做個深刻檢查，爭取從輕發落。指導員周曉山幾次提醒我，態度十分重要。他們所要求的態度好，就是大家揭發我的每一條罪狀，我都要低頭認罪；如果我堅持弄清事實真相，堅持實事求是，就是態度不端正，不老實，頑固不化，堅持反動立場等等。所以，領導班子現在把重點放在落實高玉升的揭發材料上，隻要我承認高玉升的揭發屬實，他們就可以定案了。但問題是，高玉升的揭發屬於憑空捏造，我能冤枉自己嗎？

   1970年9月11日下午，領導班子要求我在四連群眾大會上做專題交代。那天，秋日的陽光透過窗玻璃照進教室，教室裏仍然是局機關那些熟悉的麵孔，我已經由造反派骨幹變成被審查對象，而且在某些人眼裏可能已經成為階級敵人。不過，由於我對自己充滿信心，所以，每次向大家做檢查交代，我都是理直氣壯。

   我說，今天我重點向大家介紹高玉升與我的關係。

自從高玉升和我接觸幾次，發現我不僅不是他的同路人，而且還意識到我可能把他的言論向組織做了匯報，因此他便開始動腦筋來整治我。

他采取的第一個方案是挑撥康雲姍同學和我的關係，用他來摸底和報複。所謂摸底，就是看我到底把高玉升的反動言論向組織匯報沒有；所謂報複，就是讓康雲姍出麵辱罵我，替高玉升出氣。那是1962年9月份的一個晚上，康雲姍把我叫到學院操場的籃球架下，質問我為什麽向領導匯報說他康雲姍和高玉升還有郭春堂是“反黨小集團”？我看康雲姍怒不可遏的樣子，知道這一定是高玉升進行挑撥的結果。我告訴他，我從沒有向組織匯報說，你們三個人是反黨小集團，這是無中生有，是造謠。康雲姍仍然憤怒地說，你不要不敢承認，你要入團入黨，不能踩著別人的屍體往上爬！……總之，那天晚上，康雲姍對我說了許多難聽的話，使我感到非常莫名其妙。直到64年高玉升案發以後，康雲姍才弄清事情真相。

   第二個報複措施是，高玉升寫了一個劇本，裏麵有個富農子弟叫劉文鳴，他為了入團，千方百計拉攏團支部書記周明堂，請他去家裏吃吃喝喝……寫好之後，他以征求意見的名義，請班上一些同學看。凡是看了劇本的同學，一眼就看出這是寫潘文鳴和王明堂的事情，而裏麵的內容完全是高玉升的杜撰。

   第三個報複方式是，他在64年和劉誌群一起在北京昌平小湯山搞四清時，他知道劉誌群和他一樣出身貧農，而且是班上兩個黨員中的一個，他在和劉誌群閑談聊天中說，地富子女沒有一個好東西，如果他掌權，他會像希特勒殺猶太人一樣，把他們都殺光！這是劉誌群1964年6月8日給我寫信談到的內容。同時，信中還說，高玉升對我非常仇視。

    第四個報複方式是，在案件破獲以後，在64年8月21日上午的批鬥會上交代問題時，點了班上幾個同學的名，在提到潘文鳴時，他說，潘文鳴家的生活很苦，家裏賣了一些雞蛋才買一雙鞋穿。高玉升說，他認為蔣介石回不來，潘文鳴說，如果回來也不錯。高玉升的這些交代，完全是捏造。因為我們家當時從來沒有賣雞蛋買鞋的事情，我更沒有講過蔣介石回來也不錯的話。正像係黨支部委員王愛民在64年9月9日的對敵總結大會上所說，高玉升一方麵避重就輕，拒絕交代；另一方麵為了攪混水，分化大家的鬥爭力量，又千方百計把問題弄得似是而非，我們沒有上他的當。

   第五個報複方法，就是在1965年5月15日勞改期間寫的對我的所謂“揭發材料”。這份材料裏說我希望蔣介石回來；說我認為60年代困難時期是黨的政策造成的；說我認為赫魯曉夫搞的不一定是修正主義。這三條也完全是無中生有。因為我提供給領導班子的62年日記中，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我和高玉升接觸中，自己不關心政治，一心讀書，將來搞文藝。

  我的專題交代講完，剛剛坐下，指導員周曉山就說，潘文鳴今天又是這事實，那事實，第一點，第二點……我看都是你編的事實，你的反動思想和反動言論怎麽一條都沒有？莫非高玉升也和你一樣，編幾條來陷害你？我看你經過七鬥八鬥，始終頑固不化，繼續堅持你的反動立場，要和人民為敵到底……

   顯然，周曉山一直期待的坦白交代和低頭認罪場麵沒有出現，失望之下，再次重複他的老調。

   不過，劉培華終究要比周曉山有些頭腦，他向我提問:你和高玉升接觸幾次，他暴露了一些反動觀點，你為什麽聽到以後不及時向組織匯報？而是半個月以後才向王明堂匯報？

   我回答：因為高玉升出身貧農，喜歡開玩笑，所以最初以為他是在胡說八道，根本沒有想到他要組建什麽政黨。可是經過幾次談話，把他的談話內容聯係起來，就覺得有問題，才想到應該向組織匯報。

   劉培華又問，你日記裏說高玉升既狂妄又愚蠢，是什麽意思？

   我答：說他狂妄，是因為他說他要扭轉乾坤，要建立合理的製度。我當時認為他是蚍蜉撼樹，可笑不自量。說他愚蠢，是因為他對無產階級鐵打的江山缺乏認識，對共產黨領導革命幾十年的曆史缺乏了解，覺得他的頭腦十分幼稚可笑。

   這時，一位在曆次對我進行批鬥一直沉默的原計財處處長魏淑文同誌問：你上次好像說，高玉升在班上一共對7個同學進行試探和拉攏，他們的表現如何？

   我說，班上被高玉升拉下水的隻有一個同學叫郭春堂，他是河南人，家庭出身中農，進校以後給我的印象是學習不用功，比較貪玩。其次是上麵提到的康雲姍，他給我的印象是對高玉升的話比較相信，但沒有參加高玉升的反動組織。第三個是趙素春，她是59級的團支書，黨員，高玉升之所以拉她，是因為她在班上受到係領導的批評，有點抬不起頭。聽王明堂講，趙素春曾經到高玉升家吃過飯，顯然她和高玉升關係比較好，但她聽到高玉升講得那些話，覺得有問題，都及時向組織做了匯報。我估計，她可能是組織安排她去臥底。另外4個同學聽了高玉升的話，都覺得他是在開玩笑，或者是胡說八道，直到高案破獲以後，才意識到是高玉升有目的的試探和拉攏。就是說，高玉升在係裏進行試探和拉攏的7個同學裏，隻有趙素春和我及時向組織做了匯報。

   劉培華發現，這次專題交代會，完全是讓我介紹高玉升所采取的一係列打擊報複行為，用以證明高玉升65年對我的揭發仍然屬於報複的性質，無法成立。顯然，這完全出乎領導班子的意料，和領導班子的意圖完全相悖。於是，劉培華板著麵孔，宣布散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