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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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吳獲得編輯職稱以後，就開始正式編稿子。我這樣做，一是對辦好學報已經失去信心；二是對現存高校領導體製也不報任何希望；三是對自己存在的價值已經有了較清醒的認識。也就是說，我已經知道，自己這個編輯部主任和常務副主編連學院的派出所長及車隊隊長的地位都不如。這從中層幹部的電話補貼發放中，已經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有人替我鳴不平，說派出所長和車隊隊長滿街都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招聘到幾十上百；但一個合格的學術期刊的副主編，卻不是那麽容易招聘的。我想，在領導者看來，隻要不是文盲，隻要聽黨的話，具備這兩條的人都可以當副主編（一般主編都是由院長或書記來掛名兼任）。我何必自作多情，拿自己當寶貝？
不過，有許多事情心裏清楚就行了，在行動上還是不能走極端。具體來說，既然我還在常務副主編的位子上，對刊物辦得好壞，就不能采取撒手不管的態度。但我又不能像某高校主編那樣，每篇稿子都要自己親自過目把關。我也不願意當這種傻瓜。根據編輯部的實際情況，既然我們編輯部裏的四位編輯都具有中級以上職稱，那麽幹脆實行承包責任製。
具體做法是，我草擬了一個關於編輯工作製度建議的草案，上報主管編輯部工作的院領導薑院長和孫書記。經薑院長和孫書記審批後，交編輯部全體同誌討論執行。內容概要是：
一、 責任編輯在編發的稿子後麵一律屬名；
二、 四個編輯分為兩組，每組各負責兩期刊物。每期刊物印出來之後，不僅每篇文章後麵有責任編輯的屬名，而且在目錄頁上還有值班副主編及值班編輯的屬名。
三、 具體分工為：小吳與另一位兼職副主編阮教授一組，讓阮教授去給小吳把關。我與另一位編輯為一組，由我負責。
顯然，我這樣的用意，就是在大鍋飯的體製中，搞點承包責任製，讓每個人負起自己的職責。當然，這裏也有我的兩點私心：一、既然學院領導把我的地位擺在車隊隊長之下，那我何必為他們賣命？待遇低，我就少操心些，少幹點。聰明如鄧小平，經常打橋牌，不是也能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嗎？二、另一位兼職副主編姓阮，是寫作學教授，他每期有兼職費，又是老黨員；小吳是新黨員，在四個編輯中，兩位黨員都是私而忘公的人物。換句話說，他們兩人都是對個人的事認真，對辦刊物則采取應付的態度。將兩個這樣的人物組合在一起，豈不是最佳組合嗎？果然，不到半年，問題就出來了。
最初，有個別關心刊物的教師碰到我，說小吳編的稿子問題不少。我說，現在已經實行承包製了，各負其責。然而，到九八年底，事情發展到比較嚴重的地步，使我不能再漠然處之了。
那是在一天晚飯後，一位中文係的副教授告訴我，說你回去翻翻今年第四期學報，看看上麵那篇談《紅樓夢》的文章，可以說是錯誤百出，把學校和編輯部的臉都丟盡了！這位副教授是川大研究生畢業，專攻魏晉南北朝文學史。他一貫做事認真，在教學與科研上都很拔尖，他的學術論文拿到編輯部，幾乎一字不改，就可以原文照發。所以，在中文係的教師裏，我對他是很尊敬和很佩服的。正因為他是一個做學問的人，因此，他麵對學術期刊中的問題，才比較關注，看了我們刊物中出現的問題，話才說得不太客氣，批評得也非常直言不諱。
聽了這位副教授的批評，我一方麵覺得心裏不是滋味；另一方麵也早就預料到這種情況早晚必然會發生。考慮再三，我覺得是時候了，自己作為常務副主編，再沉默，就嚴重失職了。我想，第一步，我應該先了解一下情況，做到心中有數。回家後，馬上找出剛出版的第四期學報，把那位副教授提到的文章從頭到尾讀了一遍。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這篇題為《談<紅樓夢>中運用音樂塑造人物》的論文讀起來的確讓人無法平靜。
為什麽呢？
首先，讓人無法容忍的是錯別字。在一篇八千多字的論文中，竟有三十多處錯字和別字。如“涉及”寫成“設及”，“喜怒哀樂”寫成“喜怒衰樂”、“出身”寫成“出生”、“直露”寫成“真露”、“樸實”寫成“補實”、“男女受授不親”寫成“男女受受不親”、“偏愛”寫成“僻愛”、“神經活動”寫成“神情活動”等等。這些錯別字倘在編稿中沒看出來，校對時也應該發現，但小吳在編校中卻讓這些錯別字溜過自己的視線，在印好的刊物中暴露出來！
其次是有問題的句子。如“《紅樓夢》中音樂的處理，有的零散，有的集中”，應改為“《紅樓夢》中的音樂描寫……”。又如“妙玉隻不過是‘早年踏錯了一步腳’的關於個人生事的怨情”，此句含義不明。又如“林黛玉又在戲曲中寄托了她難以用言表的不可告人的情緒”，“曹雪芹獨辟蹊徑，以聽音樂的感受形式描繪了林黛玉懷春形象”，這類用詞不當，或文理不通的句子，每頁都有，叫人不堪卒讀。
再其次，是知識常識方麵的錯誤。文章開頭的第一句說：“洋洋灑灑近百萬言的《紅樓夢》”實際上，《紅樓夢》不是“近百萬言”，而是一百餘萬言，因為在《紅樓夢》書中的版權頁上，已經標明字數為110多萬字。另外，文中還有這樣一段文字：“記載斷弦一事，最早出自《漢書》：‘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也。博學有才辨，又妙通音律。’……”這裏提的蔡文姬，是與曹操同時代人，而曹操應為東漢人。《漢書》為東漢班固所著，書中所記，均為西漢時期史事，因此，關於蔡文姬的記載應出自南北朝時期產生的《後漢書》。這種常識性的硬傷，應該說是編輯的大忌。
最後，文章的標題也存在問題。表麵來看，題目《談<紅樓夢>中運用音樂塑造人物》，意思似乎可以讓人讀懂。但仔細推敲起來，《紅樓夢》是一部用文字寫成的文學作品，裏麵隻有音樂描寫，而不存在音樂。所以，說“《紅樓夢》中運用音樂塑造人物”是講不通的；隻能說“《紅樓夢》中運用音樂描寫來塑造人物”。另外，讀了論文之後，我們進一步了解到，文章作者主要講的是，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是如何運用音樂描寫來塑造賈母、林黛玉、妙玉等人物。因此，標題應改為《談<紅樓夢>中如何運用音樂描寫來塑造人物》才妥當。
在這裏應該指出的是，小吳此時已經獲得了高級職稱，成為副編審。我想，麵對刊物出現如此嚴重的事故，再不采取一些措施，恐怕我也要陷入被動之中。
我按組織程序，先向主編院黨委孫書記簡要說明召開一次業務學習會的必要性，（此時薑副院長已經調走），征得主管領導孫書記的同意，便把全體編輯部同誌，包括兼職副主編阮教授都一一請到編輯部。
會議開始，我先說明一下為什麽要開這樣一個會。我說，根據讀者最近對我們的刊物提出的意見，我們今天進行一次業務學習。具體內容是，以一篇讀者指出的文章為例，檢查一下我們在編輯、校對等方麵存在的問題，以便總結經驗，改進我們的工作。
按常規，似乎應該讓主編孫書記先講兩句，至少禮貌地讓一讓，但我卻先講了以上幾句開場白以後，才想到請孫主編講話。孫主編很精明，笑著擺了擺手，沒開口；然後請阮教授發言，他也沒講什麽。
我接著說，讀者指出《談<紅樓夢>中運用音樂塑造人物》一文存在一些問題。會前，我已經向編輯部的同誌提前打了招呼，希望大家在下邊翻一翻，看究竟是哪些問題。這篇稿子是小吳同誌編的，但今天不是追究哪個同誌的責任，目的是通過檢查，發現問題，分析問題，以便改進我們今後的編輯和校對工作。
接著，我請小吳先把自己檢查情況講一講。小吳隻查出了幾個錯別字，其它問題沒有發現。另一位從中學調來的呂老師比較細心，幾乎把所存在的標點符號、錯別字、語法修辭，以及常識性的錯誤等，都一一指出。我則針對文章中的一些病句以及標題存在的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因為這期刊物的值班副主編是阮教授，所以刊物中的問題，阮教授難辭其咎。阮教授是個非常聰明和敏感的人，估計他對這次業務學習，從心裏感到很不愉快，所以，一直板著麵孔，一言未發。
我心想，阮教授對自己的書稿編輯和校對是何等認真、仔細；為什麽對刊物把關卻如此粗心和不負責？莫非你不知道小吳的水平和能力？另外，作為副主編，除了為親朋好友的稿子開後門，除了到時領兼職編輯費、審稿費等等，你真正關心過刊物嗎？若幹年前，阮教授曾經在電話中提醒我，說他的副主編名子是排在我前麵，言下之意是：他介紹那些關係稿我不必按程序找人審閱和寫審稿意見，應一律開綠燈；還有就是要對他言聽計從，多請示、多匯報等等。這種願望我自然不能滿足他。
孫主編認真聽了大家的發言，似乎也感到問題的確嚴重。但他一貫是膽小怕事，怕得罪人，所以隻是淡淡地說，別人給我們指出問題，經過我們自查，也確實發現不少問題。通過今天的業務學習，今後大家工作要更細心些，更認真些，堅持把刊物辦好……話說得不痛不癢。
我看問題已經擺到明處，眾目睽睽，還有什麽好說？所以，我隻能按官場慣例，強調一下按孫主編的指示辦，而且今後還要繼續開展這種自查自糾的業務學習。
仔細想來，這種編輯事故絕非偶然。從小吳來說，文革十年受教育機會的喪失，社會弄虛作假風氣的盛行，教育水平的每況愈下，他自己生活之路選擇的失誤，職稱評定中的弄虛作假和不負責任，以及小吳性格上的粗枝大葉，一貫缺乏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再加上阮教授看破體製的弊端懶得把關，懶得負責……在這種背景下，產生這樣荒唐而嚴重的編輯事故，自然一點也不奇怪。
好在小吳虛榮心有餘而自尊自重之心不足，他對這種丟臉的事故，既沒有進行自我批評，也沒有絲毫不安，可以說，臉不紅，心不跳，處之泰然。在會上，他幾乎沒講一句自責的話，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何等有城府而又能夠處變不驚。不過，這件事至少明白無誤地說明他的副編審高級職稱的虛假和偽劣。
從孫書記的角度來說，作為學院的一把手，不知他是否意識到，在高校中，每年製造出多少像小吳這樣冒牌的“高級人才”？他是否能看出問題產生的根源，以及危害性？也就是說，像小吳這樣的人當了醫生，那不就要經常害死人嗎？當法官，豈不是經常製造冤假錯案？搞自然科學，其危害性更不能低估。問題在於，像小吳這樣的“高級人才”，在各行各業中已經不是少數。認真細想，這真是中國社會又一可悲之處。
自然，對阮教授的工作態度，我也不能表示責備。因為他是個聰明人，早看透這個社會的本質。因此，凡與自己的名利無關的事，凡國家的事情，無非是應付和搪塞而已。誰認真，誰傻幹，誰就是傻瓜，誰就是沒腦筋。因此，在他來看，我的認真，無非說明還沒看清形勢，還沒醒悟，也可以說是一種執迷不悟的愚蠢。
反省自我，在這種社會當中，對造就小吳這種假“高級人才”，我也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試想，倘若我在小吳申報中級和高級職稱的材料上，能夠實事求是，嚴格把關，不寫那些假話，第一關他肯定就過不去。學院的職改辦也好，院黨委也好，包括評委會成員也好，大家都不認真，也都不負責，所以，才造就出許許多多的偽教授、偽學者，以及類似小吳這樣的所謂“高級人才”。
當然，從根本上來講，這是體製和製度的產物，任何個人都無法改變這種現實的。我不知道，在西方發達國家，是否也有這種荒唐現象？
注：據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２日《南方周末》報道，在陝西省富平縣，一個隻有小學文化程度的舞女，名叫王愛茹，本是一個農民，長期與黑社會老大同居，後開辦舞廳，容留婦女賣淫，就這樣一個女人，於１９９７年竟當上了該縣美原法庭的法官。一位律師稱：“王愛茹辦案，連一個懂事理的農村老漢都不如，完全是憑感覺。她寫的判決書錯別字多、語句不順。她不知道適用的具體法律條文，常常空下來讓別人補上。”另外，該篇報道中還提到“１９９５年《法官法》頒布後，還有十多名與王愛茹一樣的社會閑雜人員違規進了法院。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富平法院近三年來未進一名正規政法院校的畢業生。”這些社會令閑雜人員中，有“一身流氓氣”的法院院長的司機，而且該人有案在身；還有某副院長的妻弟，該人是勞改釋放人員等等。據一位成姓律師講：“富平具法院經濟庭８名法官，真正夠法官水平的沒有一個，都很糟糕”。正由於該縣法院法官的業務素質極端低下，所以他們循私枉法，私設監牢，歐打律師，製造冤案假案，把富平縣弄成了一個無法無天和黑暗無比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像王亞光那樣秉公斷案的法官遭打擊報複，被逼上訪告狀，七年沒結果；像焦健本那樣的包工頭，光天化日之下被法院劫款９６萬；像朱繼耕那樣討說法的農民企業家則被抓進私牢，打得大小便失禁；而像成雄飛那樣依法辦案的律師，則被銬在司法辦門外的樹上，讓他在大雪中站了一上午。而且這位律師親眼目睹了縣法官是如何隨意抓人、打人、銬人、拘禁人，在他們私設的監牢牆上，濺著斑斑血跡……從這篇題為《“舞女”法官和她的同事們》的報道來看，揭露出來的僅僅是縣法院的問題，但根子則在縣委和縣政府的掌權者那裏。因為這些法官的任用，都是縣領導說了才算數。富平縣老百姓的順口溜稱：“舞女當法官，流氓任院長”。這都是縣委領導一手造成的。該文隻是富平舞台大幕拉開的一角，倘若把富平縣的蓋子全部揭開，把那些縣太爺的醜惡嘴臉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人們會更加認清楚當前的現實社會到底是個什麽樣的社會。
（2001年8月10日撰寫）
大爺的同事眼裏，大爺也不過是借題發揮玩政治，所以肯定不爽， 不會有什麽效果。 爛攤子，沒法收拾的，隻能做陶淵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