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5
80年代，大家都忙於自己的事業，親朋好友之間，一般沒什麽事情，也很少來往。對於徐婉麗的工作和生活情況，我幾乎很少打聽。
忽然有一天，老於來我家，說徐婉麗出事了，問我知不知道？我問出什麽事？他說，那個姓譚的和徐婉麗一起被公安局抓了！這對我和妻子簡直是如晴天霹靂。
“因為什麽？”我和妻子同時驚問。
“咳，說是犯了欺詐罪。”老於說。然後盯著我們問，“你們一點都不知道？高級法院大門前的宣傳欄上，連他們的漫畫都貼出來了。”
我當天抽時間，趕忙跑到老於說的高級法院大門前，隻見宣傳欄裏果然有徐婉麗和那個叫譚曉弟的案情介紹。從宣傳材料上來看，譚曉弟是個勞改逃跑犯，他認識徐婉麗以後，徐婉麗把自己的記者證借給他，經過塗改，譚曉弟冒充晚報記者，夥同徐婉麗，以給某單位供貨的名義，進行經濟詐騙活動。在案情介紹的文字旁邊，還配有徐婉麗和譚曉弟的漫畫。看來，如果材料不屬實，法院是不會這樣搞的。
站在宣傳欄前，我腦子幾乎成了空白。真沒想到，徐婉麗竟然會出這樣的事情！我不明白，徐婉麗怎麽會跌這麽大的跟頭？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一個40多歲已經兩個孩子的母親，怎麽會犯如此輕率的錯誤？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得如此天真和幼稚？看來她這次難逃牢獄之災了。
在回家的路上，想到徐婉麗的後半生，我不由的心情沉重起來：令人羨慕的工作失去了，在兒女麵前母親的起碼尊敬沒有了，老於的愛煙消雲散了，出獄以後的工作和生活沒有保證了，作為一個名牌大學畢業生的光環被勞改釋放犯取代了……也就是說，她的前景實在堪憂！
在她的問題上，我能做些什麽呢？作為老同學，我的確無能為力，一點辦法也沒有。
兩年多以後，我已經搬進單位分的新樓裏。老於找到我的新居，說他準備去看看徐婉麗，問我們去不去？據老於講，徐婉麗判刑三年，現在貴陽南郊的羊艾農場勞改。他已經辦好了探望的手續，聯係好一輛吉普車，如果我們夫妻有時間，可以一起去。
看來，老於內心深處對徐婉麗的感情是依然存在的，盡管他早已經和別的女人結婚。那是在頭幾年，老於見徐婉麗和那個所謂“小弟”形影不離時，一氣之下，他和一個喪夫的中學女老師結了婚。徐婉麗得到這個消息以後，在我家曾經和我妻子談笑風生地說：
“老於找了一個花果山上的……”說完兩個人都會心地笑起來。
“貴陽哪有一個花果山？”我莫名其妙地問。
“老憨，” 妻子說，“是說老於找的婆娘長得像花果山上的孫猴子，這都不懂？”後來我曾經見過這位女教師，的確黑黑的，長相與徐婉麗無法相比。
第二天是個星期天。早飯後，我們乘一輛半舊的吉普車，向花溪羊艾方向駛去。車上除了老於和我們夫妻外，還有老於的朋友穆經理。
啟程時，天氣還可以，太陽穿過陰雲，似乎要出來的樣子。可是走了半個多小時以後，天漸漸變得陰沉起來，太陽不再露臉。汽車走了兩個小時，才到了羊艾農場。我們找到場部，那裏人說星期天休息，讓我們直接到管教科去辦探望手續。在管教科我們辦了手續，說要去六隊，才能找到徐婉麗。汽車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又走了近二十分鍾，才到達六隊。
六隊大概是女犯的住地，那裏隻見路旁一排平房，上百的女犯就居住在裏麵。這些平房有的門敞著，有的還加著鎖，連一個女犯都沒有。顯然，她們已經出工下地，到田間幹活去了。
我們將介紹信遞給一位穿警服胖胖的幹部，他仔細看了看正文，以及上麵的公章和批字，然後說，你們等等。他走了大約十分鍾左右的樣子，隻見一位三十左右的女管教幹部，陪同徐婉麗從坡下緩緩走來。已是端午節前夕，天氣開始熱起來了，徐婉麗仍然穿著咖啡色的對襟薄棉衣，深色的褲子。她望見我們，仍然是一笑。愛笑，是她的習慣。然而，她這一笑，不知為什麽，卻令我想起托爾斯泰筆下瑪絲洛娃的笑，那是一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美麗女人的笑，一個命運十分悲慘的女人的笑。
徐婉麗逐漸走近了，發現她比沒入獄前要黑了許多，臉上和眼角的皺紋已經很明顯了，蓬鬆的頭發夾雜著不少白發。但精神狀態還不錯，一直是笑吟吟的。
穿警服的女管教幹部為我們打開會議室的門，拉開室內綠色窗簾，指了指桌子上的保溫瓶，說吃水自己倒，然後便走出去了。
徐婉麗坐在沙發上，很興奮，也很高興。她向我們介紹勞改隊的生活，說這裏的女犯主要勞動是采茶，每人每年的任務是兩千斤，隻要好好幹，多數都能完成任務。
“你也跟著采茶？”老於問她。
“我身體不好，考慮我是報社來的，又是大學生，就照顧我幹些輕鬆的工作，比如抄抄寫寫，填個表格什麽的……這裏女犯人對我都不錯，有些什麽活，她們都幫我幹……”徐婉麗說得很輕鬆，顯然這裏的日子她已經習慣了。
“這裏的女犯人是不是像電視劇《枯草青青》裏那樣？”我問。
徐婉麗笑了：“大家看的時候都說，茶葉！茶葉！”
貴州人把假貨一律稱作“茶葉”。她說，這裏的女犯人差不多天天吵架，什麽難聽的話都罵得出口。隻是不能動手打架，誰打架就關誰的禁閉，還要扣獎金。獎金雖然不多，幾塊錢，可是一扣，就惱火了：連肥皂、牙膏都沒錢買。另外，誰要是打架，誰要是不聽話，管教幹部動手就打，經常打得她們鬼哭狼嚎……所以，表現犯人生活的電視劇《枯草青青》太假，這裏勞改犯邊看邊笑，說這些文人吃飽了沒事幹，淨胡編……
“徐婉麗，再有三個月，你的刑期就滿了，回去準備幹什麽？”老於關心地問。
“我認為自己是受騙上當，我是冤枉的，我想繼續申訴。”
“那麽你自己就沒有責任？全是姓譚的問題？”老於有些氣。
“算了。”穆經理說，“車到山前必有路，也沒有過不去的河。搞文學的人，經曆一番坎坷，有時並不一定是壞事。你說張賢亮，他不經曆那麽多年的勞改生活，他能寫出那些表現勞改生活的作品？對不對？”他環視了大家一眼，然後注視著徐婉麗，接著說，“徐婉麗同誌注意身體，心放寬些，何去何從，出去以後再想辦法。”
穆經理是哈爾濱軍工電子專業的大學畢業生，在廣播電視廳器材公司當經理，我們乘的豐田雙排坐小車，就是他們公司的。顯然，他這一番話，說得非常得體，也很有水平，大家聽了都覺得很對，尤其對徐婉麗的安慰，也恰到好處。
臨走，徐婉麗一一和大家握手，我見她剛才臉上的笑意已經消失，變得有些傷感，在我們與她分手後，走了幾步，我又回頭和她招手，見她呆呆地站在那裏，用手在抹眼淚……
6
徐婉麗刑滿從勞改農場出來以後，曾經來過我家。她讓我陪她去找晚報社長李世同。李社長原是一個區進修學校的教師，因為他在報上發表幾篇文藝評論文章，這幾篇文章都是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此人又是黨員，就被提拔到報社當領導。我和他主要是在文藝評論工作者的聚會上，彼此見過麵，點過頭，握過手，彼此相互讀過對方在報刊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但彼此並沒什麽交情。
“李社長，”在一個小巷裏，我們找到他家，我說，“這是我的老同學徐婉麗，她的情況可能你清楚。她是一失足，跌了跟鬥，出了問題。根據黨的政策，能不能給她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就是說，讓她複職，在報社接著幹？”
李社長認真聽完我的話，態度很謙和地說：
“徐婉麗同誌的問題，是我來報社之前出的。由於這件事在報社引起很大震動，在社會上影響也比較大，所以我多少也知道一點。根據我對黨的政策的理解，徐婉麗同誌必須獲得甄別平反以後，才能考慮複職的問題。”他的這些話，自然是意料之中的，因為報社是共產黨的要害部門，對這個部門的工作人員，政審向來是很嚴格的。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一個勞改釋放犯，是無論如何也進不了這個衙門的。除非是過去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的受害者，並且獲得了平反。
“看來，李社長是不願意幫忙。”從李世同家裏出來，走在路上，徐婉麗沮喪地說。她不明白，任何在這個位子上的人，都會是這樣回答的。除非是有靠山和背景的人物。為了安慰她，我隻能說：
“人一旦當了官，說話自然要謹慎，自然要講原則。”
回到家裏，我和妻子問她，黎樹魁和她的兩個孩子情況如何？她說，黎樹魁肯定是幸災樂禍，他不僅自己沒到農場來看我，連兩個孩子他也沒讓他們來。那麽兩個孩子呢？她說，小婷在讀書，慶大不好好讀，不知道他在幹什麽……
顯然，徐婉麗和我一樣，在貴州並沒什麽背景，要把案子的性質翻過來，那是很難很難的。案子的性質不能改變，她的工作也就無法落實。
自從我陪她去找過晚報社長以後，她就再沒有來過我家。最初，我以為她知道我沒什麽門路，自然不會來找我。可是時間一長，她幾乎沒了消息。有時我想，她究竟住在哪裏？生活費怎麽解決？是否去看望過自己的兒子和女兒？和黎樹魁既然沒辦離婚手續，他們是否能破鏡重圓？……所有這些問題，一直在我腦子裏縈繞。然而，大家都在忙忙碌碌，都有自己的老婆孩子，一般沒什麽事情，彼此也就很少走動。
一兩年後，我聽人說，徐婉麗回山東老家了。她回山東老家，莫非在那裏憑親朋好友的關係能找到什麽工作？可是，有一天，我在公交車上，透過車窗的玻璃，看見馬路旁有個五十歲左右的婦女，樣子好像是徐婉麗。汽車很快一掠而過，我無法斷定那個女人就是徐婉麗，但她的個頭，她的身型，她的發型，卻非常非常像她。假若真的是她，她為什麽不再來我家？莫非我說錯了什麽話，傷了她的自尊心？或者我的神態、口氣流露出對她的歧視？
總之，一晃十幾年過去了，偶爾碰到老於，他也不再提徐婉麗，仿佛她已經從貴陽真的消失了。就在我退休以後，一天我院一位教授問我：
“你還記得陸曉梅嗎？她頭幾天來我家，還問到你。她說，你有個同學叫什麽麗？”
“徐婉麗吧？”
“對，徐婉麗。陸曉梅說她很可憐，和一個老者在一起，那個老者每個月隻給她五十塊錢，兒女也不管她……”看來，徐婉麗並沒有離開貴陽，她依然生活在這個城市，隻是她不願意讓人們知道她落魄的景況……
那麽黎樹魁的情況又如何呢？
八十年代中期，我曾經出差去赤天化，特意找到這個大型國有企業的工會辦公室，實際上這個辦公室也是黎樹魁的臥室，很寬敞，但十分簡陋。他見到我很高興，談笑風生，可是隻字不提徐婉麗。他說，他的工作很有意思，他雖然經常接觸一些性格活潑的女性，可是他在男女關係方麵要求自己很嚴，作風方麵過硬。又說，他已經過慣了單身生活，“一個人，快活得很！”他笑眯眯地說。
我想，也許他真的喜歡單身生活？然而，另外一種情況也是存在的，即人們常常不願意讓別人知道自己心中的煩惱，並且千方百計地用假笑來掩飾自己心中的愁苦。黎樹魁究竟是前者，還是後者？我弄不清楚。不過，他床底下擺滿了的空酒瓶子，卻使我想起“抽刀斷水水還流，以酒澆愁愁更愁”的詩句。我提醒他：煙和酒可不要過量嗬。另外，碰到合適的，找一個半路夫妻，好有個伴。他說：
“沒有老婆照樣過；沒有煙和酒不行。”根據我的體驗，一個中年男子過獨身生活是談不上快活的，正像一個年輕守寡的女人，那日子肯定是不好過的。因為常識告訴我們，人必須按人生規律生活，才能健康幸福。
九十年代中期，一天我有事去一家電腦公司，看到有一位顧客在買電腦外部設備，閑談中，知道他是從赤天化來的，我說：
“向你打聽一個人，他叫黎樹魁，在赤天化搞工會工作。”
“哦，是他嗬，快了，沒幾天了。”
“什麽沒幾天？”我有些摸不著頭腦。
“在醫院，快死了。”對方說的很平淡。
“他是什麽病？”我心跳好像加快了，急著問。
“什麽病？聽說是酒精中毒，肝硬化……”
這就是說，黎樹魁的人生路已經走到盡頭。掐指推算，黎樹魁當時大概不滿六十歲，應該說走得早了些。
想起徐婉麗和黎樹魁的婚姻，我不免感慨傷感。看來，一樁不幸的婚姻，對雙方無疑都是一場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