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rry和老公Nick打算在幾個月之內買下一家中餐館。他們選擇了東百老匯1號的一處店麵，那裏位於唐人街的中心位置，將來的生意應該很好做。現在，最令Sherry放心不下的是3歲多的兒子阿布。
在美國，法律規定幼兒不能獨自留在家中，而一直在中餐館打工的Sherry夫婦根本無暇照顧孩子。如果將孩子放在保姆家寄養，每個月需要增加近2000 美元的開支，這讓原本就不寬裕的家庭負擔更重。2011年底，阿布出生剛滿4個月時，Sherry做出決定，將兒子送回國內，交給遠在中國長樂老家的父母照顧。
3年過去了，Sherry和老公一直沒有時間回到中國，每天隻能在下班之後通過視頻跟兒子“交流”。今年年初，難以忍受思念之苦的Sherry和丈夫下定決心，一定要開一家自己的中餐館，盡快賺錢把兒子接到身邊。
Sherry夫婦的生活隻是眾多福州人偷渡到美國後的一個縮影。紐約是美國最繁華的城市，市區人口多達1800餘萬，其中華人40餘萬，而福州人占絕對數量。紐約市皇後區公共圖書館所公布的《紐約移民人口報告》稱，在紐約的華人移民者中，僅福州長樂人就有20餘萬。
“世界人民怕美國，美國人民怕長樂”
“男人就要有勇氣出國，隻有沒本事的人才在家裏吃苦受窮。”美國福建商會會長林慈飛說，在長樂，這樣的觀念已經深深地烙在當地人的思想之中，幾乎所有的鄉村都以是否有家人出國海外來衡量一戶家庭的身份和地位。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曾經做過調查，大批福州人奔赴美國主要集中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其中超過半數是經由非正式渠道出國，也就是所謂的“偷渡客”。他們在“蛇頭”的帶領下，一般都是以旅遊的方式“合法出境，非法拐道”，通過一些中轉國最終抵達美國。
Nick清楚地記得，15歲初中剛畢業那天，自己便有了去美國的想法。兩個月後，父母四處籌借到40萬元人民幣，作為Nick的偷渡費用。從踏上偷渡之路的那天算起，Nick與同行的老鄉整整花了7個月零9天才進入美國境內。
“我們中間走了十幾個國家，有莫桑比克、安哥拉、瑞士、西班牙、英國等等，可以說是繞了大半個地球才到達美國。”Nick說，“像我們這樣子的，直接通過簽證去美國基本不可能，必須要以第三方國家作為中轉站，以旅遊的名義在不同的國家飛來飛去，而且很多地方都是呆了一晚上就走，並沒有別人想象的那麽美好。”
“這種偷渡方式在長樂本地被稱為"換人頭"。比如他從中國飛到泰國時，用的是本人護照，到了泰國之後，他會換一本假護照飛到另一個國家，如此下去，直到最後飛到美國或美國的邊境國家。”Nick說。
在這大半年的路途中，Nick不僅與家人完全失去聯係，也曾經因此被關進監獄。“到了法國時，海關人員發現我的護照是假的，就把我扣留下來，然後一直盤問我有關假護照的問題。為了不被遣送回國，我隻能閉口不言，拒絕回答，後來就被他們關進了監獄。”Nick說，十幾天之後，“蛇頭”找到律師，才把他從監獄保釋出來。
在福建的偷渡史上，相比另外一些偷渡者來說，Nick是幸運的。1993年5月，一艘名為“金色冒險號”的貨輪，搭載著 200多名福建籍偷渡客穿越太平洋。在原定計劃裏，美國方麵的接頭人將在公海上接載這些偷渡客上岸，不料，那個接頭人在華人黑社會“福青幫”的仇殺中死亡。在公海上無助地等待了兩周之後，“蛇頭”料到接載無望，在一個清晨將船擱淺，讓偷渡客自己遊泳上岸。由於長時間的海上航行，一些偷渡客身體虛弱，再加上有人不會遊泳、水溫寒冷等原因，最終10人溺水身亡。
“金色冒險號”的悲劇並沒有結束。2000年6月18日，英國的多佛港口駛入一輛來自荷蘭的運載西紅柿的冷藏貨櫃車。在例行檢查中，海關警察在打開該車的後箱時，發現了一幕慘不忍睹的景象。車箱內部疊放著幾十個人，惡臭令人作嘔。看到很多人已經不省人事，警察立即采取搶救措施，可最後隻有2人幸存下來，其餘58人全部死亡。他們全都是福建籍的偷渡客，其中23人來自長樂，28人來自福清。這就是當年震驚中外的“多佛慘案”。
後來，幸存者向外界透露，他們從福建出發，經俄羅斯、捷克等國進入歐洲，曆經幾個月的長途路程，吃盡了苦頭，不幸最後大多數人還是在抵達英國的途中，被密閉的空間活活悶死。
2001年1月19日淩晨，時隔半年，運載著58名偷渡者遺體的專機在福州緩緩降落。濃濃夜色中，一具具棺木被抬上卡車，送往長樂、福清等鄉鎮。
自古以來，福建沿海居民就有出海謀生的傳統。有關資料顯示，大批福建人移民美國始於1992年，僅第二年便有2萬多人通過各種方式偷渡至美國，一直屢禁不止。在長樂地區，村民經曆重重磨難到達美國之後，會馬上開始帶下一批老鄉偷渡，他們就以這樣的方式，一代代相互引領，在美國形成了聞名海外的“長樂幫”。
“在美國的長樂人不僅相互扶持，他們也會向遠在國內的親友拋出橄欖枝，吸引他們趕赴美國。”林慈飛說，“現在，長樂人在美國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移民幫，他們不斷以集體遷徙的方式移民到美國，難免令美國政府有些無奈，於是便有了"世界人民怕美國，美國人民怕長樂"的說法。”
在美國的華裔群體中，有這樣一個說法：如果你會說福州話，就不可能餓死在紐約唐人街的街頭。通過偷渡或美國的親戚的引領到達美國之後，大批長樂人便開始陸續進入紐約唐人街。現在，長樂人已經成為紐約華裔群體中最大的族群，不僅如此，紐約唐人街的東百老匯街已經被稱為“福州街”。
還不完的債務
在Nick的老家，沿途可以看到一棟棟嶄新、豪華的洋房，據說，這些都是當地人偷渡異國之後寄錢回來蓋的。Nick說，長樂人很愛麵子，周邊的幾個華僑村也都在互相攀比，村裏的文化中心、公共設施很多都是由遠在海外的華人捐建。“很多人都隻看到出國的人表麵上風光無比，卻不知道他們在國外打工的血淚心酸。”
Nick剛到美國的時候，幾乎是兩手空空，身無分文。他寄宿在紐約唐人街的一個老鄉那裏，第二天一大早便被領進一家中餐館打工。從上午10點到晚上11點，Nick幾乎每天都處在“戰鬥模式”，對於他來說，在餐館打雜工就像在戰場上打仗一樣，不能有絲毫懈怠。
“剛到美國就被送到中餐館打雜，一做就是兩個月，中間沒有休息一天。工作一整天下來，有時候累得腿都腫了，晚上回到住處幾乎連洗澡的力氣都不想用。”Nick笑著說，自己當時也有累到不想幹的時候，但是一想到自己身上還欠著40萬元人民幣的債務，隻能硬著頭皮繼續做下去。
“很多人看到別人偷渡，也想方設法過來。結果發現遠不是那麽回事，後悔也沒有用了，隻能混一天算一天。”曾在美國《僑報》做過3年記者的張凱說，“這些年偷渡者越來越少了。”
在閩江口地區，偷渡客又被稱為“萬八客”，因為早期偷渡到美國的費用是1萬8千美元。後來，隨著偷渡人數的增加，偷渡費也趁勢不斷漲高，到了2000年前後，已經漲至五六萬美元。
“這種偷渡移民，用這麽多的錢去美國，那他在中國不是能夠享受到很好的生活嗎?其實並不是這樣，這筆錢並不是他們原本就有的，而是通過偷渡移民去獲得融資，獲得外部對他的人力資本的投資。”清華大學華商研究中心主任龍登高說。
“一般來說，10年以後，他就可以到紐約之外開一個餐館，買房買車，這個時候他就成為老板、成為企業家了。他們十年磨一劍，幾乎算是翻身了，而且他們的下一代也跟著翻身了。”龍登高說，“這對於中國的農民來說，不具備普遍性，隻有極個別的人才能夠這樣。你想啊，我們的農民到深圳、北京去打工，他要獲得北京戶口、深圳戶口，幾乎不可能，但是他偷渡到美國去，他就有可能獲得綠卡，甚至可以獲得美國國籍。”
也可以說，偷渡費就相當於一張入場門票，偷渡者們之所以不惜花費巨款買票，目的就是能讓自己有一個更好的將來。
現在，Nick和Sherry即將要擁有屬於自己的一家中餐館。從打工仔上升到老板，這意味著夫妻兩人將要進入更加繁忙的工作狀態，沒有個人空間、沒有朋友圈，全身心投入餐館的經營中。就像另一位偷渡者安琪所說的那樣，“我們一輩子都在還債：先還偷渡的債、律師費的債，再還買餐館的債，最後還買房子的債、子女的債。太累了。”
安琪今年27歲，是2個孩子的母親，也是一家名叫“長城”的餐館的老板娘。在紐約待了10年，安琪幾乎每天都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她沒有去看過自由女神像，也從沒有出州遊玩過。自從17歲離開福州至今，她從沒有回過一次老家，一天工作超過12小時，日日如此。
安琪說，2011年懷上二女兒樂樂時，很多人勸她不要再工作了，“我知道油煙對胎兒不好，但也沒辦法。”直到樂樂出生前的1個小時，她還在店裏忙著炸雞塊。現在，樂樂也被送回福建老家撫養。她說，現在的目標是多賺點錢，把中餐館轉手賣掉，做一種既能盡快還掉債務又能照顧女兒的工作，比如美容店。
槍口下謀生
在紐約，比起在家做飯來說，人們似乎更喜歡用電話叫外賣。從寫字樓到公寓，經常能看到一些華人外賣郎送餐的身影，尤其是遇到周末或是刮風下雨的壞天氣，有時候一部電梯裏甚至能同時遇到四五個送外賣的華人。曾經在紐約做過外賣郎的林慈飛說，目前紐約的中餐館90%以上是由福州人經營，這些外賣郎也多來自福州。
然而，近些年來，隨著中餐館走俏，紐約地區經常發生中餐館外賣人員被打、被搶甚至被殺害的惡性案件，過去幾年裏被害的外賣郎多是福州人。今年43歲的老王來自福州連江，他的工作就是在唐人街一家中餐館送外賣。老王說，由於自己沒有一技之長，到美國八九年來一直都在送外賣。“剛開始送外賣時，由於不懂英文，想找個人問路都找不到。好不容易把餐送到之後，顧客又說等得太久，不要了。有時候，我甚至不敢走進僻靜的地方，就怕遇到搶劫的。”
2014年2月25日，中新網發出一則報道：在美國馬裏蘭州一家中餐館工作的陳先生，在送餐途中???到一男一女持槍搶劫。子彈從他的後臉頰射入，最後醫生從他的耳後脖子部位取出彈頭。事情發生在2013年10月。當天晚上11點左右，陳先生接到一位顧客的訂餐電話後，便根據對方提供的地址送餐過去。到了送餐地點，他的送餐車還沒有停好，一個女人敲開右邊的車窗，問他送餐費多少，就在這時，另一名男子從左邊車窗朝陳先生開了槍。
後來，陳先生聽說，這對搶劫犯提供的送餐地址根本沒有人居住，警察告訴他，這兩個人已經不是第一次搶劫中餐館送餐人員。
中餐外賣店在紐約迅速增多，一些業主為了增強競爭力隻好延長營業時間，無形中為搶劫犯提供了便利。他們無奈地說：“誰願意拿生命開玩笑?還不是為了多賺些錢。”
在紐約，這些通過各種渠道來到美國的福州人，由於語言不通、債務繁重或是還沒取得合法身份，掙的錢一般都放在身上，而且大多數人即便被搶了也不敢聲張，使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機。近些年，福州人因送餐而遇害致死的案件不下於10起，這些受害人中，年齡最大的60多歲，最小的隻有18歲。
2004年2月，年僅18歲的福州長樂籍外賣郎陳煌在皇後區的一棟公寓裏慘遭殺害。當天晚上10點半左右，4名少年因無錢購買一雙價值100多美元的運動鞋，便興起了打劫中餐外賣郎的念頭。他們先用棒球將陳煌打暈，再用刀子將他捅死，隨後將屍體棄至幾公裏外的一個小池塘裏。負責驗屍的法醫在出庭作證時，做了2個小時左右的報告。報告中指出，陳煌全身共有25處傷口，4顆牙齒掉落、6顆碎裂或受損，這些都是由重物擊打所致;他麵部的顴骨、額頭都遭到外力重擊，很多傷口都是致命傷。媒體評論其為紐約近年來最殘忍的一起華人被害案。
農村“洋娃娃”
晚上11點下班之後，Sherry一洗完澡就迫不及待地和老公打開電腦，與遠在福州長樂的父母和兒子進行視頻通話。大洋兩岸的相隔，讓這些遠在異國打拚的父母嚐盡了思念之苦，隻能通過每天晚上的視頻聊天來緩解。
“我很想念在老家的兒子，說實話，天下沒有一位母親願意將自己剛出生的孩子送到其他地方，但是我也沒有辦法，這都是生活所迫。”提到兒子阿布，Sherry的眼淚不停地在眼中打轉。
在美國，不論父母是哪國國籍，隻要孩子出生在美國境內，就可以自動獲得美國公民身份。而在這些美籍嬰兒中，有一部分從出生起就意味著要開始一段長達四五年的“獨立生活”，他們就是被送回福建老家的美籍“洋娃娃”。
由於沒有時間照顧年幼的孩子，一般來說，在紐約唐人街打拚的福州父母，都會在孩子出生3~5個月後，委托回老家的親戚或是通過專門的渠道，將孩子送回老家。當然，在這之前得先拿到孩子的出生證明，並為他辦好美國護照和中國旅行證。這些幾個月大的嬰兒被寄養在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或其他親戚家裏，待5歲左右再回到遠在美國的父母身邊。
父母們選擇這兩個往返的時間點是有一定根據的。
嬰兒出生3個月後，耳膜的生長已經基本健全，不會因為越洋航班的氣壓對他們造成身體傷害，而從心理上來說，嬰兒待在母親的身邊越久，對母親的依賴也會越嚴重。
選擇讓孩子在5歲左右回到美國，首先是因為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剛開始學著與外界接觸，這個時候學習英語很容易，而且美國公立學校不收費，還有專門的校車接送，相比於孩子在國內接受教育，父母能省下很大的一筆費用。另外，幼兒的美國護照隻有5年有效期，這時候也正是他們更換護照的時間。
據福州市僑聯統計，目前寄養在福州的美國“洋娃娃”大約有1萬人，其中長樂市5000多人，連江縣琯頭鎮2500餘人，馬尾區亭江鎮2000人左右。長樂市潭頭鎮幼兒園老師羅善峰說，園內的孩子一共300多個，外籍的60多人，大概占了五分之一。“因為自己父母沒有在身邊，這些孩子一般會跟老師比較親近一點。”羅善峰說，“肯定也都想父母的。”
這些“洋娃娃”吃著從美國郵寄回來的奶粉和零食，卻十分缺少與父母的親密接觸與交流，所以常常對幼兒園的老師極為依戀，有些孩子甚至拉著老師的衣服，叫她們“媽媽”。
琯頭鎮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倪法林說，“洋娃娃”的父母遠在海外，為了彌補感情上對孩子的虧欠，隻能在物質上為孩子提供更好的條件。比如連江當地有種黃梅魚，一斤幾十塊錢，但是無論價格多貴，老人們都會買給他們吃。由於老人對孩子過於溺愛，而孩子們回到美國後與父母之間又存在著隔閡，很容易導致各種教育問題和家庭問題的出現。美國華文報紙經常出現因華人子女不服管教，父母對其進行體罰，最終導致監護權被剝奪的報道。
通過各種合法或非法渠道從福州進入美國的父母們，不惜欠下巨債，冒著生命危險來到美國，為的隻是將來能夠光宗耀祖、澤被後代，然而這樣的結果不禁讓人感到心酸與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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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沒有福州市內的？應該說偷渡的是福州郊縣比較準確，真正的福州市人是不願意離開福州的。
在一定意義上講，村落才是中國文化的核心。村落把中國人集體與個人的關係以最為具體的形勢加以體現。其價值體係的重點不在個體的感受如何，而在獲得集體的認可上。做一件事大家都伸大拇哥，甚而獲得了全村的羨慕，做人就有了榮譽和尊嚴。反之，就會遭集體所鄙視唾棄，使人無地自容。
村落文化的結果就是不計利害的從眾行為。一窩蜂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趕鴨子上架也要上。… …村落文化的支柱就是這樣一群毫無自主意識、沒有個體尊嚴的人們。
王小波曾說，村落文化是一種強製的力量，個人意誌不是它的對手。他錯了。個人意誌正是村落文化的死對頭。而缺乏意誌的個人，卻正是村落文化的群眾基礎。沒有自由意誌的個體在這個文化中無意識地扮演著SM遊戲裏施虐者與受虐者的雙重角色，不能自拔。每個人就這樣日複一日地醬在其中，永無休止。- 《十年前他們悲慘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