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房子非常現代化,抽水馬桶、自來水、中央供暖統統都有,中央供暖簡直是奢華生活的極致,那時候普通人家裏隻能睡炕。房子也很寬敞,上下兩層外加頂層閣樓,七個傭人都睡在閣樓上。爸爸把一樓改造成他的辦公室,他的職員們都在那裏辦公。我們一家和爺爺奶奶住在二樓。
爸爸買了一輛黑色的別克車,給奶奶買了一輛黑色的人力車,方便她去串門和打麻將。
姑爸爸常常從上海乘兩天的火車,去天津和家人團聚。爸爸媽媽總是開著別克去火車站接她,他們三個人會談談上海的奇聞異事。他們還會一起去高檔餐廳吃飯,去看電影和聽京劇。姑爸爸後來回憶說,那時光真是美好。
媽媽的產科醫生丁懋英就像是我們家的一員似的。她和姑祖母從小就認識,還是中西女中的同班同學。她也皈依了基督教,還在十五歲的時候勇敢逃離了一場包辦婚姻。她的婆家非常有錢,但是新郎常年臥病,還有很大的鴉片癮。所以在婚禮當天,她逃跑了,誰都找不著她。她的父母被新朗一家告上了衙門,最後賠了大筆的銀子了事。在叔叔的幫助下,丁醫生順利地逃去香港,並且在一所教會學校繼續學業,後來還拿到了美國密歇根大學醫學院的獎學金,專業是婦產科。學業完成,回到中國後,她選擇在天津定居,而不是給她帶來痛苦回憶的上海。很快,她便開設了一家女子醫院,並且迅速成為了全城最好的婦產科醫生。我的大姐和三個哥哥都是在丁醫生的醫院接生的。
我媽媽懷我的時候,已經是1937年,八年抗戰/中日之戰(Sino-Japanese War)很快就要開打了,局勢愈來愈劍拔弩張。
外國租界對勢態保持中立,租界外的天津到處都是帶著刺刀的囂張的日本兵。晚上,通常都會斷電,還有宵禁。此外,民眾如果出行,必須要出示特殊通行證,尤其是一些連接租界和日占區的道路和橋梁。
37年11月30日的早晨,媽媽開始陣痛。因為要途經日本崗哨,而爸爸沒有特殊通行證,所以不能開車送她去丁醫生的女子醫院。所幸丁醫生有通行證,所以她的司機常常在晚間開著她的插著美國國旗的黑色福特汽車,自由出入各地區,為病人出診。她車上的這麵美國國旗是美國領事館給她的。
所以她就是這樣來到了我家,給我媽媽接生。
在我順利出生後,丁醫生告訴爸爸,過幾天務必把我和媽媽送去她的醫院做個全麵檢查。爸爸卻謝絕了。因為他覺得沒必要,畢竟我是順產。
丁醫生又勸爸爸給媽媽雇一個專業護士,他也沒聽,因為專業護士很貴,而且他覺得在姑爸爸的幫助下,他完全可以照顧好媽媽——姑爸爸那時候碰巧在天津。他在媽媽枕頭邊放了個小鈴鐺,這樣她一旦有什麽需求,他可以隨叫隨到。
媽媽也很信任她的丈夫,覺得他什麽都懂,聽他的準沒錯。她產後非常虛弱,沒力氣起床上廁所,所以爸爸就在她身下放一個盆,等她解完手,爸爸還用自己的一雙沒消過毒的手給她清理下身。
三天後,媽媽就開始頭疼發熱,體溫高達103華氏度(39.5攝氏度),嘴唇都燒裂了,意識也開始模糊。丁醫生來給她診斷,是產褥熱。在那個沒有青黴素(盤尼西林)的年代,得了這樣的病基本是死路一條。
丁醫生很快把她轉入自己的女子醫院,給她吃流食,進行治療,可是媽媽的體溫還是持續升高到106華氏度(41攝氏度),她開始變得有些神誌不清,在醫院裏大鬧。最後丁醫生不得不放棄治療,讓她回家走完人生的終點。
她的情勢惡化得很快,家裏人都愁雲慘霧的,卻又無能為力。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她的意識終於清醒了些。爸爸在她的床邊哭泣,她和公婆、還有幾個大孩子一一告別。等姑爸爸來和她告別的時候,她雖然越來越虛弱,可是意識還是很清醒。她衝姑爸爸微笑了一下,說自己想吃“熱狗”。然後她傷心地告訴姑爸爸:“我不行了,等我走了以後,請你一定要替我照顧好我這個連親媽都沒見上一麵的苦命的小女兒。”
媽媽在我出生的兩周後去世,年僅30歲。
我一直不知道她長什麽樣,因為家裏連張她的照片也沒有。
(上麵的兩位女士照片皆為丁懋英醫生)
Disclaimer: 這是我利用業餘時間翻譯整理的,圖片大多來自於網絡,為了尊重作者的版權,我將隻翻譯書的前半部分,並且在翻譯的地方刪改重寫了一些。Most importantly,本人不是專業翻譯,就愛寫故事,強烈建議大家去讀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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