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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穹頂之下》沒有說服我?

(2015-03-03 09:39:20) 下一個

ZT

為什麽《穹頂之下》沒有說服我?

2015-03-02 老沈一說

老沈一說

 

 

 

首 先要聲明,這篇文章並不是來批判《穹頂之下》的。相反,柴靜的這部作品,無論從包裝的精美,文案敘事的設計,采訪對象的深入,還是數據的翔實程度來看,都 非常值得喝彩,甚至有可能成為整個中國科學傳播史上的經典之作。但是,跳出那些感情敘事的框架之後,我隻能說,《穹頂之下》雖然感動了我,卻沒有說服我。 從更理性的角度出發,如果不把霧霾當做“私人恩怨”,而作為一項公共政策來談論的話,似乎有更多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

霧霾的危害具體有多大?這在科學界其實並沒有確切的定論。柴靜在片中引用了前衛生部長陳竺的研究,認為每年因空氣汙染而早死的中國人約有50萬(其實陳的原文是35-50萬)。但是這隻是很粗略的估計,由於缺乏更詳細的研究數據,我們很難知道這樣的結論可靠度究竟有多少。

在整個科學界,對於PM2.5危害的研究也才剛剛有所進展。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其實並沒有發現大氣細顆粒漂浮物對於肺癌有什麽關係,2013年,當鍾南山宣稱空氣汙染導致肺癌增加的時候,還遭到了方舟子的批駁。直到2013年底,根據幾個最新的調查,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才首次把大氣汙染物列為一級致癌物。

不過,這些調查大多都是在西方國家做出的,而中國的PM2.5濃度往往是這些國家的幾倍甚至十幾倍。按照Turner等人的研究,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的PM2.5濃度,會導致肺癌死亡率上升15%-27%,按照這個算法,光是大氣汙染一項,就能導致中國的肺癌死亡率比歐美高出300%以上。但在實際情況中,中國的肺癌死亡率雖然略高,卻遠未達到如此誇張的程度。所以這些研究中發現的線性關係,能不能簡單地拷貝到中國,還是比較有疑問。

當然,很多人可能要說,知道PM2.5有害不就好了嗎?至於它每年究竟導致10萬人還是50萬人死亡,有多大意義嗎?

但 這恰恰是在公共決策層麵至關重要的一點。如果不把霧霾當做私人恩怨,我們必須知道我們為霧霾付出的具體成本大約是多少。因為社會的決策,它不是講溫馨講情 懷講故事,任何一個社會選擇的背後,往往都是冰冷的經濟學核算。很少有東西是無本萬利的,任何選擇都有得有失,我們要討論的,是它“值不值得”。

柴靜自己曾在博客裏寫過一篇關於DDT的故事:當年農藥DDT被發明出來,用來消滅蚊蟲,減少瘧疾。但是1962年,蕾切爾·卡遜發表了著名的《寂靜的春天》,指出DDT致癌,並汙染環境。《寂靜的春天》後來幾乎成了環保主義者的聖經,並最終導致了DDT的全麵停用。

聽上去棒極了,但可惜,DDT停用之後,又沒有同樣有效的藥物來對付蚊蟲,這使得非洲瘧疾的發病率飆升,僅南非的一次瘧疾大爆發,就導致了至少10萬人的死亡。因為DDT的禁用,到了2000年,世界上至少有3億瘧疾患者,每年導致超過100萬人死亡,相當於每天都有“7架坐滿兒童的波音747失事”。

為此,科學家們開始呼籲重新使用DDT,南非在2003年采納建議,並迅速把瘧疾死亡人數降到50%以下。後來,連世衛組織都開始號召非洲國家重新使用DDT

但此時,已經有大約2000多萬人死於瘧疾之下。後來著名作家邁克爾·克萊頓曾說,《寂靜的春天》一書所殺的人,大概比希特勒還多。


蕾切爾·卡遜著《寂靜的春天》


在這裏,我並不是要對環保黨進行什麽非議。把柴靜自己曾講過的這個故事拿出來,無非是想說明,當進行一項公共決策時,我們不能僅僅隻是訴諸感情。DDT汙染環境好不好?當然不好。但是如果汙染環境能夠拯救2000萬條生命呢?我們這裏要問的是“值不值”,而不是“好不好”。所以,光是大罵一樣東西“很壞”是不夠的。我們至少應該追問三個問題:它“具體有多壞?”,“有沒有更壞的?”,以及”沒有它會不會更壞?”

霧 霾問題也是一樣。但凡是個正常人的,恐怕沒有誰會喜歡霧霾,誰都知道霧霾對健康不好。但隻有定量地做出分析,我們才能搞明白,在公共資源投入上,如何分清 輕重緩急。比方說,如果要具體地應對空氣對人們的健康影響,我會建議更多地關注吸煙問題。從科學角度來說,吸煙對於健康的影響要遠比PM2.5來得明確,在所有的肺癌中,大約60-80%是由於吸煙所引起,而室外大氣汙染恐怕不到10%。實際上,吸煙也是產生PM2.5的過程,一支煙就能產生濃度相當於633微克/立方米的PM2.5。而中國每年因吸煙而致死的人數,在120萬以上。

有人說,吸煙是個人的自由選擇,不能和空氣汙染相比。但真的是這樣嗎?中國有88%的人在家裏被動吸煙,60%的人在公共場所被動吸煙,30%的人在工作場所被動吸煙。特別是在不吸煙的婦女當中,因為二手煙而患上肺癌的概率,恐怕還要高於大氣汙染。中國每年有約10萬人死於二手煙,光是這一點,就不比燃煤造成大氣汙染的危害小多少。


公共場合禁煙在中國難以徹底貫徹實施


可以說,在今天的中國,當你開始擔憂孩子的呼吸時,煙草是遠比霧霾更嚴重,也更緊迫的問題。很多人不知道,中國的PM2.5數值在過去的十年中,其實都是逐漸下降的(之所以最近才鬧得凶,隻不過大家以前不知道而已),但吸煙人數卻正好相反,它還在上升,尤其以青少年和女性為甚。

然而在媒體宣傳上,霧霾卻遠比控煙要更受重視。從2012年 開始,霧霾就是媒體最喜愛的話題之一,查查百度指數就知道,它受關注的程度遠高於控煙。誠然,煙草也是政府壟斷,且利益牽涉極廣的行業,在現實中也很難一 下子改變,但在媒體關注度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別,這不免會產生一些誤導作用。這裏並不是說不能關注霧霾,隻是說當我們把健康問題和霧霾掛鉤起來的時候,最好 有一些定量的概念,才能更客觀地進行相關的討論。

其次,真正關心公共問題的人應當能夠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非白即黑,有百利而無一害。就像DDT的問題上一樣,我們要討論的並不是DDT是否有危害,而應該是DDT帶來的好處是否能夠抵消,甚至超過它的危害。這就是所謂的tradeoff,或者叫做利害權衡。我們曆來的討論中太缺乏這種精神,一件事情要不就是百分百的偉大光榮正確,要不就是百分百的十惡不赦。我原本期待《穹頂之下》能夠更深入、更客觀地來比較在霧霾問題上的各種利弊,但是它似乎在這方麵並沒有做得太多。

在片中,我們反複看到對於環境問題單方麵的大幅渲染。柴靜把她的女兒關在屋子裏,麵對著外麵灰蒙蒙的天空:這個城市會傷害我嗎?答案是:會。但問題是,它更會在其它方麵補償你。就PM2.5的濃度而言,雲南是全國環境第二好的地方,而北京則是倒數第二。然而,北京和雲南的人均壽命卻恰好倒了個個:北京全國第二長壽,平均壽命80.18歲,雲南則倒數第二,平均壽命隻有69.54。這就是經濟發展,醫療資源的增長帶來的好處,它遠遠地抵消了環境帶來的危害。

如果我能夠選擇,我情願讓孩子出生在霧霾蒙蒙的北京,而不是山清水秀的雲南。這樣,如果運氣不是太壞的話,他能陪伴自己的家人多度過十個溫馨的年頭。

而很顯然,大批的人跟我做出了同樣的選擇。他們頂著霧霾,忍受著高房價,源源不斷地從各地向北京湧來,使得北京的總人口在十年內增加了一半。他們是不知道霧霾不好嗎?當然知道,隻不過他們做出了自己的tradeoff,他們認為相比於其他好處來說,忍受霧霾的代價是“值得付出”的。

我一直希望能看到公眾進行比較認真的討論,即從定量角度來看,霧霾到底值得用多少GDP去“換取”?而不是永遠單方麵的發泄,要不就不惜一切要發展GDP,要不就不惜一切要環保。在經濟學上,沒有什麽東西是值得“不惜一切”,或者以無窮大的代價去換取的,我們的決策也應當是兩種訴求的平衡。有人說,用健康來換取經濟的發展,又有什麽意義呢?但問題是,不發展經濟,這也是要用健康,甚至生命的代價來換的啊。

正如上麵說的,經濟水平是決定人均壽命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它對於“健康”的影響要遠遠超出了霧霾的汙染值。經濟不發達的省份,哪怕再“環保”,你的平均壽命也要比汙染大省低。在中國,東部省份平均每個人能比西部多活十幾歲。事實上,如果做回歸分析的話,各省的PM2.5濃度和人均壽命甚至是正相關的,也就是PM2.5越高的地方,人均壽命反而可能越長。這並不是說PM2.5對健康有好處,而是說在汙染高的地方,往往經濟也比較發達,它對你健康的“補償”要大於汙染帶來的損害。


在漫天霧霾的同時,北京也是全國人均壽命最高的地區之一


關於中國各省經濟和平均壽命的關係,有過一些粗略的分析。有人建立過線性模型,大約認為人均GDP每增長1000元,能換來當地0.3歲的壽命增長。而霧霾造成的健康損失呢?之前有科學家發表論文,認為北方因為供暖燒煤導致平均損失5.5年的壽命,但並未獲得廣泛認可。最近又有人做了推算,認為PM2.5導致了我國74個城市中的居民平均“減壽”1.48歲。

把這兩個數聯係起來,我們會得出很有意思的結論,就是如果我們能以不超過人均5000GDP的代價消滅“霧霾”的話,那就是劃算的(2014年我國人均GDP45)。而如果我們為了消滅霧霾,導致GDP的損失超過了人均5000元,那從“健康”角度來看,反而得不償失。因為大量的資源花在了環保上,或許會導致醫療衛生設施的不足,反而導致人均壽命降低。

當然,這隻是非常粗略的計算,其中的數字和邏輯顯然是不嚴密的。這裏隻是想說,霧霾治理問題應當是一個經濟學上的收益-損 失分析問題,而不是工業黨和環保小清新們的整天對罵。這裏的損失和收益不僅僅隻是錢,談錢也許太俗,我們來談命。霧霾會導致人早死,這是命。但是,如果為 了消除霧霾造成大麵積失業,就不會鬧出人命了嗎?最近《柳葉刀》的精神病學期刊上發表文章,認為失業率是影響自殺的重要因素之一,在63個國家的調查中,每年大約有45千人因為失業而自殺。我們願意以多少命來換多少命?這就是殘酷的現實決策的問題。

再比如,霧霾是中國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副產物之一,《穹頂之下》裏對如今城鎮化的規模進行了質疑,但是,中國真的已經過分城鎮化了嗎?顯然是沒有嘛。2014年,中國的城鎮化率才54.77%,還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城鎮化中涉及的也不僅僅是錢,也有大量的人命。20年前,中國農村女性的自殺率之高,一度引得全球矚目,而隨著快速的城鎮化,中國婦女的自殺率快速下降,從每十萬近30人下降到如今的每十萬不到10人,光這一項,每年就挽救了約6500條生命。當我們抱怨城市化帶來汙染的時候,也把這些人加到天平上吧。

還有嗎?有的。如今中國每年出生1600萬人口,而男女比例竟然達到了驚人的1.17:1,導致未來的“光棍”問題成為熱點話題。但在這背後,每年多少女嬰還未降生就離開了人世呢?假設正常的男女比例是1.06:1,很容易得出,每年因為“重男輕女”等觀念而導致的“被殺女嬰”大約有80萬之多(“被殺”也包括提前流產等)。這些人的命應該怎麽辦?慢慢等待觀念的改變和風俗的改變嗎?也許正如柴靜說的那樣,我們不應該再等待,不應該再推諉。城鎮化是最有效地解決男女歧視問題的方案,通過進一步的快速城鎮化,我們可以挽救這每年80萬無辜的女孩。如果這會進一步加深環境的汙染,這值不值得?



女嬰往往被提前打胎或拋棄

可能又有人要說了,《穹頂之下》正是在告訴我們,追求GDP不 一定代表汙染,追求經濟進步不一定會產生霧霾啊。但正是在這一點上,柴靜並沒有能夠說服我。因為這個口號太誘人了,太理想了,太完美了,太多的人都曾經許 諾過這樣的烏托邦,所以我不得不以極為警惕的心態來接受,以極為小心的態度來看待她的論證。曆史已經告訴我們,當極端的理想主義者影響國家決策時,最終會 導致什麽樣的結局。

但 在全片中,我所能歸納出的,無非是這樣幾條提議:首先是明確執法主體,加強環保部職權,有法必依,對此我舉雙手雙腳讚同。但這究竟會對經濟發展造成什麽樣 的影響,並不構成論證關係。從片中我所能得到的結論,無非是眾多小鋼鐵廠如今利潤極薄,再一加強環保就要紛紛倒閉了,所以幹脆停止補貼,把這些落後產業淘 汰,然後就能自動升級為既不汙染環境,又能保持經濟不倒退的高級產業了。至於新的產業是否能容納相同的就業人口,能在多久之內完成,是不是符合經濟需求, 這隻能靠自己想象。從歐美的轉型曆史來看,我對此是抱有懷疑態度的,當然這又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在此不詳細展開。

其 次,是能源轉型,這條就把我徹底驚住了。作為一個煤多油少的國家,柴靜居然建議中國放棄煤炭,而轉向需要嚴重依賴進口的石油和天然氣。但這需要多少成本 呢?可行性又如何?對此卻隻字未提。當然我承認,這樣龐大的問題不可能在一部短短的紀錄片裏說清楚,但《穹頂之下》隨後拋出的兩個說法卻有點匪夷所思。首 先是認為隻要打破“三桶油”的壟斷,石油產業就能自己進行創新,提高品質,減少成本。我在這裏不去揣摩這是不是適應當下形勢的又一盤“大棋”,我也不反對 打破石油行業的壟斷,但我強烈懷疑打破壟斷之後,行業就能自動創新的說法。柴靜似乎忘記了,她所反對的煤炭行業,正好是打破壟斷,充分競爭的呀,為什麽質 量越來越差,反而不見創新呢?


中國要從煤炭時代進入油氣時代?


其次,是說打破壟斷之後,我們很快就能探明更多的油氣儲量,天然氣產量很快就可以翻番。這番聽上去頗有些大躍進氣派的言論究竟有何根據,我無從得知。但《穹》片隨後用了英國作為論據,說英國自從1952年倫敦汙染事件之後,很快從煤炭轉型到了石油,並從此實現了環境的改造。事實本身我不否認,但《穹》片沒有提到的是,英國雖然在1956年通過了空氣清潔法,但直到70年代發現了北海油田之後,石油占能源的總比例才飛速上升。而要把我國的未來能源寄托在發現一個新的,未知的大油田或者大氣田之上,我總覺得有些不太可靠。所以不好意思,想要說服大家接受這一點,柴靜恐怕還得再舉出更多的證據才行。

實 際上,從現在的情況來看,用煤還是用石油,這並不對空氣汙染問題造成本質上的影響。我國的煤電廠,其環評標準本身是極為嚴苛的,隻要能夠徹底執行,並不對 環境產生大的壓力。事實上,今天在英國,煤炭占能源結構的比例反而又在逐漸上升。所以實際地說,要想治理霧霾,並不意味著一定要放棄煤炭。比較有效的辦法 反而是關停更多的小火電廠,留下少數易於監督管理的大電廠,實行嚴格的環保標準和監督。原則上,這仍然是一個成本的問題。至於《穹》片中未提到的更多清潔 能源,如水電、風電、核電、太陽能等,自然也都可以在考慮之列。

但 這些仍然並沒有解決我之前的疑問,也就是《穹》片中並沒有提出可靠的證據,來證明中國可以很快地邁入又發展經濟,又不產生汙染的階段。因此,作為一種呼 籲,我認同柴靜的努力,她讓更多人開始關注環保問題,這當然是極好的。但對於她的觀點,我仍然抱有懷疑的態度。作為一個公共政策的討論,我希望能看到更多 的,更詳細的關於霧霾治理的成本和收益討論,我希望大家能更多地來權衡其中的利和弊,而不要訴諸衝動,理所當然地把“霧霾應該不惜一切代價治理”作為默認 前提。

畢竟情感攻勢之後,理性才是實際解決問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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