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父母在鞍鋼同一家工廠工作,相識相戀。兩個年輕的大學畢業生,朝氣蓬勃,滿懷憧憬。但是母親不肯將關係進一步發展,原因很簡單,母親出身地主,她不想將這個沉重的政治抱負,讓看似前途較為光明的父親來分擔。
到了1951年母親患了重病——骨結核,生命垂危。禍不單行,這個時候從四川安嶽老家傳來了消息,我外公和兩個舅舅,母親家裏的全部成年男子在“鎮反運動”中同時遇難。我無法體會當時母親的感受和掙紮,但是父親再次向母親求婚。母親的回答是,隻要她能挺過來,就和父親共建明天。
像母親這種處境的人,當時的標準做法是,給組織寫一份思想匯報,說明家人被鎮壓是他們罪有應得,自己堅決擁護,並聲明和其他的有關親人劃清界限。母親並沒有寫這樣一份材料。她後來的解釋是,死了的人,陰陽兩界,不劃自清,活著的老人孩子需要幫助。
簡單交代一下母親的家庭。母親出生在四川安嶽的一個地主家庭,兩個哥哥,一個姐姐,母親在家裏最小。老爺子思想保守,重男輕女。隻容許女孩學到高小文化,然後嫁人。大姨為此抗婚,和一個後生私奔到成都。後來大姨夫成為四川大學的講師,大姨在一所中學任教。
母親有著同樣的經曆,高小畢業後,逃到成都投奔大姨。母親從中學一直到49年四川大學化學係畢業,都是在大姨夫婦資助下完成的。這裏要提一下的是,外祖母在家沒有發言權,但老人家曾偷偷地把私房錢和變賣的首飾錢托人捎給母親。
外祖父和兩個舅舅死後,老家裏剩下一個小腳的外婆(地主婆)和五個孫子孫女。母親不敢多問家中的具體情況,隻是定期寄錢回去,心中十分惦念好心的母親和侄子侄女。兩個舅媽領著年幼的孩子再嫁,各奔前程。1936年出生的大表哥和1937年出生的大表姐要自某生路,如何掙紮?容我下回再表。
該不該和反動家庭和親人劃清界限?(二)
1954年,母親身患骨結核大難不死,父母結婚,有情人終成眷屬。母親病愈又拖了兩年多才懷孕,因為醫生囑托骨結核患者不能生育,使母親猶豫不決。後來的理論又說,懷孕生育有助於鈣質吸收,有利恢複,母親這才釋懷。
母親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時時壓在心上,階級界限還是劃不清。老家的大表哥,大表姐步入成年,由於這樣的家庭成分和出身,前途茫茫。
父母認識的一個同事,在鞍山設計院工作,被安排到新疆公路學校(中專)教書兩年,也就是支邊吧。同事回鞍山探親,和我爸閑聊,說到教書困難,主要是生源問題,根本招不到好學生。我爸一聽眼前一亮,問那人招生政審是否嚴格,同事告訴父親,為了能使內地青年人將來能留在新疆修公路,政審大開綠燈!
父親眼前一亮,趕忙把大表哥的情況介紹給同事。連夜給大表哥寫了一封信,並寄去100元錢。從此,我家有了個“新疆大表哥”。大表哥的愛情,家庭,事業都很美滿,甚至有些精彩,我最後會有簡單交代。
1957年,父母調到塞外鋼城工作。有了我大哥,二哥的四口之家。老家又傳來了求救信。大表姐那年20歲,十分聰明,由於成份問題,無法升入高中,初中畢業在家務農。女大當嫁,村裏的幹部們給大表姐選中了一家貧苦農民當親家,開始逼婚。
母親接到信後,也沒了主意。想到自己當年的經曆,傷心落淚。父親想了兩天,做出一個決定。讓大表姐以探親名義先來我家,然後就在我家呆下來。幫我媽做點兒家務,我家就對外稱是鄉下來的保姆。她那邊村幹部雖然不高興,大概也鬧不到內蒙這麽遠。
大表姐在內蒙呆了5年。1963年國民經濟略有好轉,國家在甘肅金川上馬大型冶金項目。需要動員鋼城的工人幹部去那裏建設。動員工作比較困難,誰都知道甘肅比內蒙艱苦。上級給予了優惠政策,如果被動員到的工人幹部配偶沒有工作,隻要他們有初中文化,到甘肅後就給安排工作。
這件事本來和我家沒啥幹係,可事有湊巧。我家樓上的老於叔叔,是個東北來的老幹部,幾年前從東北老家帶出來一位晚輩,然後安排他當了一名翻砂鑄造工。這人忠厚老實,但沒啥文化。自從見了我大表姐後,就猛追不舍,可是進展緩慢。這次小夥子被動員去甘肅,他急急忙忙來找大表姐,把這個好Deal和自己的一顆紅心擺在桌子上。牽手成功,我又有了這個“甘肅大表姐”。
該不該和反動家庭和親人劃清界限?(三)
母親最掛念的無疑是鄉下無依無靠的小腳外婆。1960年在我出生前幾個星期,母親接到外婆的一封信,這是一封告別信。外婆在信中告訴母親,她實在是餓的受不了了,將不久於人世,隻是還想念這個20年未見的小女兒。父親讀過信後,決定把外婆接到內蒙家中養老送終。
外婆一共和我們一起生活了三年多就去世了。然而這三年卻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特殊的年份之一。加上大表姐和外婆,我家那時一共是7口人。父親為了照顧老人和孩子,自己患了浮腫和肝炎。我雖然年幼,但對外婆仍有印象。冬天室內氣溫也低,外婆把我的手放在胸前暖和,口中說著四川話,“毫砍,毫砍”(好看)就是誇讚孩子Cute。
外婆1963年底去世。去世前連說了兩遍,娃兒,我知足啊,我知足啊!母親多年後告訴我們哥仨,聽到外婆這句話時,經受的委屈和苦難都覺得值了。
1967年,時任山西醫學院教授的大伯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10年徒刑。大伯的家庭解體,大伯母和大伯劃清界限離了婚,帶著兩個年幼的女兒改嫁。該不該和反革命的大伯劃清界限的問題又一次擺在了眼前。6歲以上的孩子都知道選哪條路會更容易些。
1969年“九大”結束後,形勢稍有緩和,父母就積極托人到監獄去關照大伯。恰巧有一個和我爸關係好的當地軍代表,在山西監獄方麵有關係。具體的詳情我也不知道,我猜應該和水滸傳中的描述差不多,柴大官人的書信加上20兩銀子交給牢城的管營和撥差,免吃一頓“殺威棒”。印象中,父母為了這些事常常低聲商討到半夜。總之,大伯1977年出獄時,精神,身體都沒有垮掉。
文革的十年中,我家需要接濟照顧的落難親人有三家。我家按照人均收入原本比較寬裕的日子,過得緊巴巴的,我們哥仨的鞋襪都是補了又補的。穿母親為我們哥仨做的布鞋(運動球鞋放在書包裏,隻有體育運動時才換上)。我大哥還帶我們兩個弟弟撿過一陣子煤渣和菜葉,後來才被我爸給“取締”了。
我今天在這裏寫寫往事倒是輕鬆,其實我並不能切身地體會到父母當年承擔著怎樣的壓力和糾結。有個著名右派顧準,被打成右派後下放勞動改造。顧準有個在公安部當副部長的親妹夫,妹妹和妹夫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寫道,他們當時不敢和顧準來往,怕人說劃不清界限。公安部副部長尚且如此,我父母何來那麽大的勇氣和膽量。我有時會問自己,如果是我,我能做到嗎?
風雨過後是彩虹,簡單交代一下文中親人們的下落。
1.“新疆大表哥”新疆公路學校畢業後,分配到新疆喀什公路局工作了40年,副總工程師退休。幸福的婚姻,家庭美滿。一個68年出生的女兒86年考到北京上大學。結婚後在北京工作。孫女現在紐約州一所大學上二年級。
2. “甘肅大表姐”在金川的一所幼兒園工作了30多年退休,姐夫去年去世了。他們夫婦共有1兒2女,雖無大富大貴,成家立業,小康幸福。
3. 大伯退休住在北京,與我父親的養老院隻有2公裏距離。大伯1982年再婚,老伴是個著名眼科大夫,近90歲高齡還看病人。兩個女兒都在北京工作,一個搞技術,一個做官。
下個星期是我母親離世20周年,特寫此文紀念她。
2015年6月23日深夜,寫於加州家中。
加點兒補充:
母親家1951年三人同時遇難,人死不能複活,但冥冥之中也有命數。
外婆來內蒙我家之後,描述了家人當時的遇難細節,小腳外婆還預卜了家人將來命運。我媽在80年代後期和我們談起。。。
大舅被反綁雙手押往刑場的路上,在一座橋上(誰給說說安嶽有很多橋嗎?),突然縱身一躍跳下橋去,臉麵朝上而死。
外婆的預卜是,他的後代不會被壓製在很深的地獄裏,很快會有出頭之日。果然大表哥事事順利,自己專業/職業做到了最優秀,相親相愛的妻子,優秀成功的女兒女婿。聰明好學的孫女(美國名校留學)。
二舅身中2槍,麵朝下而亡。外婆說大表姐命運要坎坷許多。實際已經比預計的好了不少,但也有不盡人意之處。大表姐的3個孩子都沒有受到高等教育,這在父母兩邊的家族中是唯一的例外。
外婆在預卜自己和兩個女兒的命運時說,李家女人勤勞堅韌,會保佑蔭澤後代。但李家女人己經折了陽壽,怕不長久。結果是母親享年69歲,大姨,68歲,外婆64歲。到此為止,一一靈驗!
我和大表姐唯一的一張合影,攝於1962年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在某個關鍵的曆史時刻,都有能力有義務憑良心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一點兒小事,所謂人在做天在看也。那麽這個世界,這個中國必將越來越好
coach兄的父母,可以說是兩個大家庭的精神和經濟支柱,在那種人人為己不惜害人的時代,保持了人性中最重要的親情和良知。看似珍貴,其實這是我們古老民族傳承了兩千多年農業社會鄉紳自治人文精神之傳承和延續,正是這種精神使得中華民族曆經多次戰亂和磨難,始終屹立不倒。
----不深刻反思毛時代的荒謬和不幸,這樣的黑暗和痛苦的經曆還會在神州大地上換個麵目重演!
但嫉惡如仇的我,堅決不能容忍這種變色龍。
她也有自知之明,透過其他親屬試探能否利用我的關係把孩子孫子辦到國外。我跟親戚們說勸她死了那條心,我可不是我奶奶。
倒是養女的姑姑跟養父母也就是我的祖父母劃清界限,找到碼頭工人的親生父母,把自己的身份洗白。可是,到了文革結束後分家財的時候,這個養女姑姑第一個跳出來分我們的家產。我的奶奶大度,把自己的應得的一份給了這個養女姑姑。
我們要永遠記住那些經曆無以倫比的苦難,仍然保持人的良知,頑強的生活下去的人們